影响《论语》英译本说服效果的因素
根据以上调查统计的结果，我们将主要着眼于“接受效果”好的几个译本，结合“翻译说服论”，探讨影响《论语》英译本说服效果的因素，摸索经典文本外译和传播的理想途径，为扩大中华典籍的影响力、促进中西文化更好地交流出谋划策。
1.译者因素
“翻译说服论”强调说服效果与译者本体（包括其威望、成就、阅历、能力、诚信度、知名度等）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两者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译者素质越高，译作的说服力越强。译者的身份、权威性、品格和翻译目的会影响读者对译本的态度和判断。根据传播学研究，“同样的内容，由威望不同的人说来，效果全然不同”（张国良，2014：241）。在翻译领域，知名译者往往先声夺人，给受众带去心理上的信赖感。读者未读译本，就先入为主，有一种天然的青睐和倾向。因此，为了确保译作的质量和接受效果，委托人往往会选用有威望、高素质的译者去承担翻译任务。
本书研究发现的被引频次最高的三个《论语》英译本，其译者均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权威性。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中国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曾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理雅各的相关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也是儒莲翻译奖的第一个获得者。安乐哲（Roger T.Ames，1947— ）是国际知名汉学大师，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联副主席。他是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和诠释做出了很大贡献。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是美国马里兰圣玛丽学院的杰出教授，《亚洲社会与比较哲学论丛》主编，也是海外研究汉学的大家。而刘殿爵（D.C.Lau，1921-2010）是中国香港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和汉学家，伦敦大学中文讲座教授，也是英国有史以来首位出任中文讲座教授的华人。刘教授英译的《老子》《孟子》《论语》三本书，为西方学者研治中国哲学必读之经典，影响甚巨。可以看出，几位译者都具有很强的学术背景，对中国和中国哲学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相关领域内拥有权威性。他们的威望是其学识、阅历、知识结构、语言功底和翻译造诣的印证，也使他们成为读者眼中胜任的《论语》译者人选。
译者翻译的初衷也颇为重要。从“说服”的角度来说，当译者抱着积极、正义的目的，表现出中立、客观的立场时，更能向读者展现诚意，进而打动他们，取得良好的接受效果。理雅各是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虽然他翻译儒家经典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传教服务的，但同时也出于帮助传教士理解中国人的圣书，形成对儒学了解之同情，以及化解中国人排外情绪的目的。理雅各译文力求客观公允，减少个人偏见，被清代学者王韬誉为“西儒”“一代儒宗”。安乐哲想通过对中国哲学（主要是儒道思想）的解读和译介让更多西方人改变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因此他从哲学层面诠释《论语》，让读者能够以儒家之道的本来面目来对待它（Ames& Rosemont，1998：ⅸ）。很多人认为，安乐哲对中国哲学的独特理解和翻译方法改变了一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使中国经典的深刻含义越来越为西方人所理解。刘殿爵翻译《论语》，始终带着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基于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整体理解展开讨论，把读者带入译者心目中的中国哲学（儒学）世界。因此，几位译者的翻译目的都是正直而真诚的，且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文化交流、推动“东学西渐”的作用。
另外，译者的品格也会影响读者对译本的态度。在这方面，阿瑟·韦利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对中国及中国人民充满热爱和感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正义感表现得十分突出。1940年，韦利在《亚细亚评论》（Asiatic Review）上发表了题为“感激中国”（Our Debt to China）的文章（Waley，1940：554-557），表达了对处于战火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韦利还曾担任“全英援华运动总会”副会长，援助中国人民抗战。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韦利曾因翻译日本文学的突出贡献，在1959年被日本政府授予勋三等瑞宝章，然而出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立场，韦利并未去日本领奖。阿瑟·韦利的品格和人格魅力成为学术界的佳话，一直流传并影响着他的译本，让读者饱含深情地去阅读他的作品。
总之，翻译作品要达到理想的接受效果，获得“青睐”，从译者的角度来说，需要考虑到译者的身份、权威性、品格以及翻译态度等因素，因为这些方面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的判断和对作品的接受，也就是译作的“说服力”。
2.环境因素
作为一种语言文化的传播活动，翻译必然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发生的，因而必然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特殊的时代和历史因素也会促进或妨碍译本的传播与接受。
纵观《论语》对外传播的历史进程，大致可将其英译史分为以下几个阶段：①1809—1895年，在这个时期，《论语》主要依靠传教士（如理雅各、高大卫等）进行翻译和传播。他们往往从基督教角度对《论语》进行阐释，带有明显的传教性质。②1898-1979年，此时有更多的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加入到《论语》英译的事业中来，他们大多是出于文化交流的目的而进行翻译。在此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译者包括刘殿爵、庞德、白氏夫妇等。③1990年至今，新时期译者（如安乐哲、黄继忠、斯林格伦德、吴国珍等）对《论语》译本进行了重新审视和个性化诠释，译本呈现多样化趋势。
放眼世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低迷的社会状态、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薄弱的现代西方家庭制度等。追其根源，或与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观念被西方人所崇尚有关。安乐哲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不容小觑，应当通过中国文化来寻找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办法。《论语》中宣传的中国儒家文化和哲学也许是一剂“良药”，可根治美国这一根深蒂固的顽疾。孔子哲学始于孝道，家庭关系是道德发展的起点。孔子哲学最大的力量和最持久的价值在于寻求人类以家庭为背景的经验，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安乐哲指出，儒家哲学可能会改变人们对全球关系的认识，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将肩负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因此，在西方面临精神危机的大背景下，安乐哲翻译《论语》，受到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推动了中国哲学在西方国家的普及与传播。
聚焦国内，20世纪末21世纪初，伴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华文化开始走向国际化，中国步入文化输出阶段。这一大好形势，进一步激发了海外汉学家及翻译家对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的兴趣。国内译者和学者也纷纷紧随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政策指引，积极投身到典籍外译和传播的事业中，造就了此时良好的《论语》英译的时代环境。同时，也有大量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论语》英译本。这与我们的统计调查结果相符：近年来《论语》译本的引用率（即受关注度）普遍提高，且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3.译本因素
在翻译活动中，译文不仅是文本信息传达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种展示（display），是译者语言和翻译能力的直接表征。要达到预期的传播目的，就必须努力创造出色的译本，用信息内容去赢得读者的认可，用文字能力去征服读者。传播学也指出，高信誉的“信源”优势是会消失的。人们一开始重视信誉的“光环”，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注意力就转而集中于内容本身了。这可谓是理性的觉悟。因此，归根到底，传播的效果，还是取决于信息内容的质量（张国良，2014：242）。对于翻译而言，译者的声誉可能会在最初吸引读者去接近译本，外部环境或许会促进译本的传播，但如果翻译本身质量不高，存在信息缺失谬误，或者言辞生硬粗糙，最终还是会失去读者。事实上，译本作为“说服”的载体和工具，是整个说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仔细研读以上接受效果良好的译本，会发现它们在语言和风格方面各具特色，也正是这些特色，成功地吸引和征服了读者。
理雅各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他的译作属于早期的传教士译本。事实上，很多传教士在翻译《论语》时，出于传教的目的，会有意无意地用基督教教义和思想取代儒学，导致译文中出现对儒经曲解、挪用和附会的现象，但理雅各治经同清儒并无差别，从训诂、考据、词章入手，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发掘儒经义理，将儒经当作历史文献来研究，讲求穷本溯源，还其本来面目。他的译文很少有主观臆测的成分，而是译者在研读历代注疏后作出的审慎判断，言必有征。理雅各译本也为读者考虑，详加注释，内容包罗万象。因此理雅各译本在英语世界里的地位类似中文里的注疏，面世以来即成为汉学经典，整体价值和地位至今不受动摇。
刘殿爵的译作属于近现代译本，但它与理雅各译本存在相似之处。刘殿爵曾在新版《论语》的引言中说：“翻译如果必须在‘忠’与‘美’之间做出取舍，译者应当舍‘美’求‘真’。”[2]（王乐娜，2013：31）他试图基于原文本诠释孔子的本意，在翻译中尽量避免抽象、深奥的语言，力求原汁原味地传达哲学概念和圣哲观点，并增加了大量的连词和解释性材料，让孔子及其他讲话者具有一种庄严典雅的风格。刘殿爵追求的是还原和传达孔子思想的本真，其译本因准确详实的特点而广受关注。
结合环境因素，当前所处的时代，恰逢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得西方读者对这个古老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渴望通过各种途径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在这种形势下，理雅各与刘殿爵的译本能充分满足一部分西方读者的需求，因此成功地说服了大批读者，取得了比较好的接受效果。
如果说理雅各与刘殿爵的《论语》译本追求内涵上的精确详实，让西方读者能够更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文化，那么安乐哲和罗斯文译本则体现出新时期译本的另一种特色：既关注哲学层面的文本内涵，又重视语言的精致与严谨，在纵观中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深入寻求两者的契合点，在帮助西方理解中国哲学的同时，也宣扬中国的哲学思想。这与安乐哲当年翻译《论语》的初衷是一致的，即希望借助中国传统思想“说服”西方读者，影响和改变他们，从而用中国儒家文化和哲学解决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
安乐哲和罗思文对《论语》文本的哲学理解深刻影响了他们的翻译，他们的译作也体现了两位译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独特解读方式。可以说，大部分《论语》译者都倾向于将孔子描述成“真实”“保守”的形象，更注重其永久性，而不是多样性。安乐哲的译本却与众不同，力求突破常规思维，在解读和诠释圣哲的方式上独辟蹊径。
安乐哲还批评了现有的简单而常规的中国哲学文学翻译方法，即寻找西方的哲学词汇，并根据其文化倾向和经验选择相应的表达。因此，用于翻译中国哲学的词汇里充满了不属于中国世界观的内容，如“天”（heaven）、“命”（fate）和“仁”（benevolence）。他更从具有重要哲学意义的中文词汇中选出20个以上的关键字，并对其进行注释，在翻译文本中使用音译。这种方法对读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大大减少了翻译文本和评论中出现误译、滥译的概率，因此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这种方法具有其合理性。
基于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了解和认识，安乐哲更注重“差异”，而不是“认同”。例如，他建议用“character”表示“性”（nature），用“go beyond”表示“超越”（transcend），用“superlative”或“supreme”表示“绝对的”（absolute），用“core”或者“concentrated”表示“本质的”（essential），用“something”和“nothing”分别表示“存在”（being）和“非存在”（non-being），用“stuff”表示“物质”（matter）和“实体”（substance），等等，以显示中西哲学的差异。
安乐哲的“中国哲学观”及其对《论语》的哲学性诠释，建立了中国哲学的独特地位，并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传播到了西方，在哲学层面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其译本蕴含哲思，翻译方式与众不同，故而受到了读者的广泛赏识与认可。
4.受众与反馈
不同的读者对译本会有不同的期待和不同的反应。因此，在翻译时，译者须考虑读者的特点，在了解和掌握他们心理和需求的前提下，有意识地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才能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激发他们的共鸣。只有为读者带去愉悦的阅读体验，才能确保译本的传播效果。正如奈达所说，很多优秀的译者在翻译时会想象目标读者正端坐在旁，聆听他们的翻译，由此确保译文能满足读者的需求，而非简单的词句在双语间的对应转换[3]（Nida，2001：103）。
作为具有较高威望的学者，上述几位译者心中设想的目标读者群大致是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和哲学的西方学者，所以他们的译本，定位于还原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思想内涵，在内容上包含大量的注释和引用，文字上注重思辨性、学术性，非常适合西方汉学家及哲学学者研读与参考。然而，这些译本在普通读者中却未必受欢迎，因为它们不够通俗，不够接地气（但这并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调查手段，了解和掌握在非专业读者中接受度最佳的译本，进而展开另一个主题的讨论）。总之，接受效果也会受到读者因素的影响。译者在翻译中必须考虑目标读者的特征与需求，以确保译本的接受度和流行性。
根据“说服理论”，受众反馈是翻译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反馈的信息有助于广大译者了解翻译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通过反思和学习，调整翻译策略，改进译本，以符合读者的期盼，进而取得更好的接受效果，使译本“长存”。
以刘殿爵译本为例。刘殿爵根据别人提出的意见不断改进和完善译本，在第一个版本推出后，又陆续推出了三个修订版。每出一个新版本，他对原译作的措词、句式和内容理解都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Ames，1991）。根据不完全统计，与1979年版相比，1983年版在内容上有10处改动，形式上有21处变化，另有6处其他修改。2008年的版本变动较多，内容上达113处，形式上达189处，其他修改达54处，包括注释的修订。这正说明了反馈环节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不断的调整，刘殿爵译本具有了更强的“说服力”，从而能够在更长时期内和更广泛的读者群中被接受和认可，并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