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传教士译本的反思
翻译在一定意义上即是诠释。译者的教育背景、文化倾向、社会环境、价值取向以及翻译的目的、动机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这种诠释。译者参与构建文本并改写文本，既能填补空白、拓宽思路，也有可能造成误读和曲解。翻译《论语》这部年代久远、思想深刻、文字简约的文本，更是如此。这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也是典籍翻译和跨文化交流中的必然现象。
传教士英译《论语》，在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制约下，凸显出很多共性。他们的翻译含有颠覆、解构、去经典化的意味，将孔子和儒经拉下圣坛，为福音的传播廓清道路。译者作为传教士的身份使得其译本深受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翻译则成为传教的一种策略和手段。他们试图利用儒学证明基督教信念的合理性，并要将儒学改造、归一到更具普世性的基督教体系中去。从而，他们翻译的《论语》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色彩，这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可以隐性地操纵译者的翻译过程。究其缘由，多元系统论对翻译文学地位的阐释或有一定的启示性。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释。这些系统有其各自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多元系统”。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多元系统理论突破了以对单个文本静态的、孤立的共时研究方法衡量成败的早期翻译研究学派的局限，而将翻译研究放在更宠大的文化环境中加以动态的、系统的研究，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埃文-佐哈尔，2000）。
埃文-佐哈尔在他的多元系统理论里，对翻译文学（translated literature）这种“二度创作的文学”及模式，给予了与原创文学及模式同样的重视，并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指出：“翻译文学不独是任何文学多元系统内自成一体的系统，而且是非常活跃的系统。”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并非永远处于边缘位置，它有时也会占据中心位置，也就是说，“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埃文-佐哈尔，2000）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往往受译入语与源语文化之间相对地位强弱的影响。如源语比译入语文化地位高，译者往往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尽可能地接近原文，也就是说，译文在复制原文时，保留原汁原味的可能性更大。反之，如果源语比译入语的文化地位低，译者往往表现得更为保守，倾向于采取归化策略，以维护译入语的稳定性与纯洁性，此时，译者更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在传教士的《论语》英译本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察觉到，译者多倾向于归化的翻译策略，用西方的文化观念和基督教的教义原则来穿凿儒学的观点，随意地篡改曲解中国文化，甚至攻击和批判孔子，从而使儒学经典融入西方宗教和文化的思维模式中。这是由中西方地位悬殊和势力强弱所决定的。
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学翻译中的“充分性”（adequacy）问题。在中外翻译史上，都会有这样一个时期，其间译者的翻译往往很不“充分”，即对原作偏离较多，包括对原作随意肢解。譬如古罗马人对古希腊典籍的翻译，又譬如我国清末民初严复、林纾等人对西方社科、文学作品的翻译，等等。在埃文-佐哈尔看来，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埃文-佐哈尔，2002）在上述两例中，古罗马译者已经不再把古希腊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经典，清末民初的中国译者则胸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域外小说艺术价值的怀疑。因此，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中显然居于边缘位置，于是译者对所译作品或是随意删改，或是“削足适履”，把原作生硬地套入译入语文学中的现成模式中，如把西洋小说“翻译”成中国章回体小说的模样等，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翻译的“充分性”。西方人翻译中国儒学经典亦是如此。
从译者文化归属的角度来讲，传教士群体具有特殊性，属于数种文化重叠与交汇的部分，即交互文化的产物与代表，值得深入挖掘、细致研究。不论是高大卫、理雅阁，还是苏慧廉，翻译《论语》并不是真正地想要宣扬儒家思想，他们翻译时有着西方传教士的独特视角和切入点。作为有着深厚汉学功底的基督教教徒，译者受到宗教教义影响，或多或少地在译文中折射出基督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他者的”翻译。
传教士翻译《论语》往往从宗教立场出发，把基督教教义和理念作为准则，体现了基督教优越论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野蛮入侵和践踏，隐含了权力关系。在他们的著作中，完全看不到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赞美和惊叹，也没有对中国文化真实的介绍，而是勾勒了一个外力冲击下破落不堪的中国，需以西方为榜样来改造。怀着傲慢和鄙夷的心态，带着宗教的眼光来诠释儒学，其结果必然是归化的、偏激的译本。
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的《论语》曾长期被奉为西方的标准译本。理雅各认为，真正伟大的文化作品能够超越国界，给全人类带来启迪，因而他采取一种文化适应性策略，努力在基督教和儒家文化的共性中将中西文化结合在一起研究。但是理雅各的基督教背景使得他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儒家文化，其传教士的身份和翻译目的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对儒家文化概念的误读。他认为，儒家《四书》阐述的道德教诲与基督教《四福音》的教义惊人地相似。他把孔子当成一个“宗教祖师”和“上帝的信使”，把儒学当成中国古代的宗教，称“我们理解儒学与理解《旧约》和《新约》的基督教教义没有什么两样”。（Legge，1880：6-7）
理雅各曾经说过：“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迹的保存者，中国黄金时代箴言的诠注者和解释者。过去，它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现在正如所有人相信他那样，又以最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的理想。”（顾长声，2004：114）这段话似乎表明理雅各要以国际人文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思想来向西方诠释儒学传统。在他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的前言中，有长达15页的对孔子的评价，内容有些负面。有几条批评与其基督教视野直接相关：他批评孔子谈“天”而不言“上帝”，在宗教观上走下坡路；指责孔子提倡敬鬼神而远之，只重世俗而不关心来世，等等。可见，理雅各是以一个文化优越者的姿态自居，始终抱有些许傲慢的态度和利用儒学的目的，这也是当时中西文化势力强弱对比的一个缩影和反映。
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源语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地位与强弱差异依然存在，也势必会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造成一定的障碍。这是“逆流而上”的文化传播者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者的翻译策略趋于保守，倾向于关注译文的“可接受性”，翻译往往不够充分，对原文的忠实度低。国内在译介中国典籍和文学时，该选择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忠实传达原作思想为主要目标，还是更多地考虑受众的接受度，译者需要权衡一番。目前，虽然很多中国典籍译作在西方市场受到冷遇，但“翻译活动自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告诉我们，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不可能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地完成，翻译活动受社会文化语境中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这一基本事实与中西方文化接受的不平衡现状更表明，中国文学外译必然要经历漫长甚至曲折的发展过程”（刘云虹，2018：99）。文学移植和文化传播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翻译也是由不太完善逐渐走向成熟，译本接受同样具有阶段性的特征。认识到这一基本事实，坚定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才能在对外交流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从目前《论语》英译本海外接受的情况来看，传教士译本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大多已不再适应当下读者的需求，因其带有明显的偏见和局限。无论是从译者、译本、受众还是环境的角度来看，多数传教士译本已失去说服力，不会成为读者的首选。这也是经典需要不断被重译的原因之一。受众与环境都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译本接受也必然是一个适应性的过程。
从译者角度来看，西方传教士是从西方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他们的译文体现了西方文明的关怀，并带有明显的传教性。鉴于儒学在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把译介和研究儒家经典当作是其宗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更有针对性地教化其国人；另一方面是为了证明基督教的优越性和普世性，用基督教教义和思想取代儒学。译者的身份、翻译目的和立场，决定了译本的局限性，故其生命力也有限。
从译本角度来看，传教士为了证明中国典籍中预示了基督教神学，在翻译时倾向于用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概念来诠释中国思想，将西方哲学和神学假定引入到翻译中，并不加分析地套用渗透西方思想内涵的语言，使他们翻译的中国哲学思想充满了不属于中国世界观本身的内容。译本中充满了各种故意为之的曲解、挪用和附会，从根本上违背了翻译的忠实性原则，无法取得读者的广泛信任与认可。
从译境角度来看，近代传教士大多是在炮舰的护送下进入中国的，其传教事业一开始就与列强对华扩张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相信基督教是西方文明进步的原因，带着文化优越感和战胜者的姿态来改组中国文化，传播福音，归化中国。清末的中国处于政治、经济、军事弱势地位，译者的翻译策略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中西实力悬殊息息相关。而时至今日，历史境况和世界格局都发生了改变，传教士译本已不再适应现下的际遇。
从受众角度来看，不同时代的读者有不同的需求，其审美观、兴趣和阅读习惯都会发生改变。传教士译本在彼时可能迎合了部分受众，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变迁，受众群体发生了改变，也更加复杂和多元化，他们对文本有不同的期待，对东方文化的理解也更为全面、辩证，自身的认识能力同样有所提高。传教士译本也许对当代读者来说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中的问题和局限性也非常明显。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增强，很多西方学者开始意识到中西文化交流中存在的偏见和不平等现象，尝试用更为开放、豁达、公正、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中国文化，在尊重中西差异的基础上，选择更为妥善的方式处理中华典籍翻译中的各种问题。比如，安乐哲（Roger T.Ames）等人提倡用音译来表示中国哲学术语，将“仁”“天”“道”分别对应为ren、tian、dao。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几部较为忠实流畅而又通俗易懂的译作，受到读者的欢迎，如美国当代汉学家斯林格伦德（Edward Slingerland）于2003年出版的《论语》英译本，较为客观公正，学术性也很强。译者的主观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译本的说服力。
海内外华人参与《论语》英译为中国典籍翻译注入了活力，打破了长期以来外国人的垄断局面，为纠正中西方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并争取华人在中译外领域里的话语权助力。华人翻译《论语》多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回归孔子思想的本原，传达儒家思想的真谛，纠正西方译者的歪曲。他们能够直接阅读原著，并从自身的文化环境里认识和体验孔子思想，也就有望更加原汁原味地推介中华文化。他们对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保持敏感，也对西方汉学家翻译中的误读和偏见深感不满，因而带着文化传真的热情和使命感从事翻译。他们中很多人都有海外生活或留学的背景，一方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感染，从而中西贯通，更有可能创作忠实准确的译作。
但事实上，基于目前的调查和研究，华人的《论语》英译本中，除了刘殿爵译本，在海外影响力大的并不多。有学者指出：“中国译者大多是英语学者，很少是从事哲学、史学或文学等领域研究的专业人士，像刘殿爵那样中英文根基扎实而且还是研究型的译者太少。另外，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大陆学者不够重视翻译背后的文化研究，仅仅满足于完成一个汉英对照的译本，很少像国外学者那样提供详细的背景资料和独到的研究成果，如译本内的序言、介绍、评论、注释、索引以及译本外的有关论文、著作等等。而且还存在引用不注明出处、引文不够规范、参考文献偏少、学术创新缺失等问题。不难理解，这样的译本缺少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社会影响也有限，在海外更是难以受到欢迎。”（杨平，2009）
另一个重要的《论语》译者群体是西方汉学家和学者，他们往往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待典籍翻译工作，还特别重视义理、辞章、训诂和考据等研究工作。他们的译本不仅提供译文，而且有详细的注释和深刻的评论，另外还有导言、介绍、附录、索引等诸多背景材料。这类译者往往能产出高质量的译本，受到专业读者的欢迎与认可，对于客观详实地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传教士、华人译者和汉学家出于不同的目的，在翻译中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来传达儒家思想。不论何种翻译策略和方法，都有其适应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过于忠实、准确的翻译，可能会对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造成障碍，影响译作的接受效果。而通顺、透明的翻译，又有可能抹煞原作思想，不能充分传达源文化的内涵。因此，在考虑到双方语言、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恰当传递原文信息，促进跨文化交流，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是当下典籍外译和文化传播面临的重大挑战。中西方译者各有所长，若能意识到自身主体性在翻译中可能造成的问题，进而取长补短、互为借鉴，则有望实现理想的文化对外传译模式。无论如何，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有效沟通，译者应当始终将读者的需求放在心中，审时度势，将接受效果作为考量和选择翻译策略的首要因素，使主体性的发挥在促进译本接受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