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角度：紧抓历史机遇，加强谋划布局

纵观《论语》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大致可将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809至1895年，这一时期《论语》主要依靠传教士进行翻译和传播，他们往往从基督教角度对《论语》进行阐释，企图用东方哲学证明基督教教义的合理性与普适性；第二阶段，1898至1979年，翻译《论语》的目的发生了转变，主要在于文化交流，而不是宗教同化，在此阶段，有很多中国学者加入到《论语》英译的事业中来；第三阶段，1980年至20世纪末，这个时期是对《论语》重新审视和重新翻译的阶段，产生了很多新译本，尤其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译本开始流行和被研究；第四阶段，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中华文化开始面向国际传播，步入文化输出和向文化强国迈进的转型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一个国家最深沉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文化兴盛、文化繁荣”在历史转型中的作用与意义。民族复兴，需要文化兴盛、文化繁荣。文化复兴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和对外交流的重要任务。

据国内学者粗略统计，在整个20世纪，中国总计翻译、输入了约10万种西方图书，但是西方翻译、出版中国20世纪的著述还不到1000种（王岳川，2004）。这对新时期我国的文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论语》是中国经典文化的代表作品，其对外交流与传播应紧随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浪潮，并结合国家战略和文化政策，加强谋划，配合着国家经济输出、技术输出、文化输出的总体布局，充分利用教育培训、学术研究、对外援助等各种机遇，加大宣传与推广，以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为实现文化复兴梦、民族复兴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前，中国文化正面临对外传播的大好时机，一方面获得了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更多西方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化，西方读者的认识和接受能力也在逐步提高，且对异质文化呈现出越来越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文化传播者应把握这一历史机遇，顺应潮流，以开放、发展的眼光，基于文化平等交流的本质诉求，积极做好翻译出版和宣传推广工作。同时，文化传播必然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受众对作品的认识和接受也需要时间，故应摒弃典籍外译评价中的“唯接受论”“翻译焦虑症与市场决定论”等功利主义倾向（许钧，2017：2），客观辩证地看待作品和文化接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