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角度：促进翻译理念更新
一部漫长而丰富的中外翻译史告诉我们，社会的进步推动着翻译实践的发展，而当翻译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必然会促使人们对新的翻译现象和翻译问题进行思考，继而催生出新的翻译理念和翻译认知。借此，一个时期的翻译实践便会展现新的范式、新的特点。
回首两千年，中国翻译史的主流基本是外译汉（endotropic translation）的历史，即引介外国的先进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作品等，以期为我所用。在这种翻译模式下也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翻译思想、理念与原则，如严复的“信、达、雅”标准、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的“神似重于形似”论等，对国内翻译界与翻译研究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些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翻译思想或理念在国际翻译界与翻译研究界的知晓度和影响力却非常有限。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翻译事业的繁荣展现出一种新的景观：汉译外的数量逐步超过外译汉的数量，而且汉译外的需求还在不断增长。除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煌煌典籍与文学作品要通过翻译向外宣介，中国的国情（包括历史、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等方面）、时讯（包括政治、经济、金融、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也都要通过翻译向外传递。这就意味着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汉译外（exotropic translation）时代的到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浪潮之下，各类颇具规模的汉译外项目纷纷上马，其中包括《大中华文库》等标志性的汉译外工程。那么，我们的对外翻译工程的效果究竟如何？我国从一个以外译汉为主的国度转变为一个以汉译外为主的国度后，之前的一些翻译理念、策略与方法是否仍适用于新时代的翻译任务呢？根据相关调查，大量的中华典籍、文学以及其他译作在海外读者中的接受效果并不理想。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从翻译层面来讲，或许译者的理念、策略与价值取向也需要一定的更新，才能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的特点。毕竟，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沟通，如果译文无法很好地被读者所接受，翻译就是徒劳。为了使中国的文化与讯息尽可能顺畅、有效地传递给国外的广大读者，我国的翻译工作者有必要重新思考：何种翻译方式更适应当下的新形势？
“译写”范式对于当代翻译理论的创新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同时能为新时代从事外译工作、“讲述中国故事”的翻译人员提供启示与策略建议。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而译写又是一种特殊的翻译。译写既不是纯粹的翻译，也不是纯粹的写作，而是翻译与写作的艺术性结合，是基于原文的重新构思与创作。相较于一些传统的翻译观，译写更注重翻译的实际效果，即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这对于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事实上，译写这种创作方式早就被国内众多著名翻译家所采用，比如林纾的翻译就是译写魅力的一种独特体现，而严复的译作也可视为译写的另一种典范。但直到2006年作家蔡骏对旅美作家谭恩美的小说《沉没之鱼》进行翻译再创作时，“译写”的概念才被正式提出，并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在如今的新形势下，译写，尤其是汉英译写范式，应受到译界和学界的更多关注与重视，因为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译写或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手段，对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以及译作在海外的接受或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知网检索结果，自2000年至今，国内公开发表的与“译写”相关的文献共167篇，剔除一些书评以及与这里所讨论的“译写”概念不相关的文献，其余有一定关联性的文章主要可分为三类：①应用类文本的译写实践探索（其中以公示语译写方面的居多），如“公示语文本译写探究”（余义兵等，《安庆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1年第2期），“对外传播视域下中国菜名在美国译写调查”（刘竹林，《英语广场》，2020年，第36期），“汉语公示语英文译写的语用阐释”（孙小春，《上海翻译》，2020年第3期），“科技论文英文摘要的译写探讨”（张健美等，《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2年第1期），“电视新闻中译英的译写策略”（范东升等，《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等。②文学翻译中的译写实践，如“林黛玉十二冷笑英译的嬗变——搬运·异化·译写”（翁林颖，《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1期），“译写与文化传播——从李彦的中、英文小说谈起”（李娜，《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从‘无韵诗’到‘散文诗’的译写实践——刘半农早期散文诗观念的形成”（赵薇，《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3期），“论加拿大双语作家李彦的自我译写”（赵庆庆，《华文文学》，2014年第5期），“简评蔡骏译作《沉没之鱼》的‘译写’”（高婧婷，《海外英语》，2012年，第19期）等。③关于译写的宏观性理论探讨，如“翻译中的译评与译写对比例析”（张永中，《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3期），“译写在翻译实践中应用的合理性”（刘爱玲，《文学教育（中）》，2013年第4期），“译写结合，以译促写”（郑玮，《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等。综上，国内近20年来对“译写”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十分有限，全面、系统的“译写”研究尚未展开，甚至没有发现与之相关的硕士、博士论文，外语类权威或核心期刊上的相关发文量也屈指可数。
为了解“译写”问题在海外的研究情况，我们在Web of Science、EBSCO、JSTOR等几个主要的外文数据库中，以“transwriting”及“translation，writing”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具有相关性的文献并不多，而将“译写”作为一种翻译和传播范式展开讨论的文章几乎没有。可见，目前“译写”（transwriting）课题还没有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更没有成为翻译领域的一个研究方向，被深入地剖析和充分地探讨。
新时代，汉英译写不能被简单地视作一个翻译的技术操作问题，而是预示着翻译观的鼎新：随着翻译背景的变化和翻译实践的不断丰富，我们需要对“翻译”的定义做出修正与更新，因为传统的、经典的、在权威辞书中所录的关于翻译的定义已不能完全反映当下翻译的现实。将译写的特征纳入翻译的定义范围是合理而必要的，在理论上对译写作出系统的描述与阐释，以确保译写活动有理可行，有据可依，也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对于汉译英实践，以及促进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具有积极而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