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评述
理解是翻译的前提。但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词句的意义、情趣和韵味，无论译者多么费尽心思，如何小心翼翼，总难将它们恰到好处、地道地翻译出来，尤其对于经典作品来说，译文难免留下这样或那样的遗憾。
根据上文对苏慧廉《论语》译本中各类“讹”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归纳：第一种是无意性“讹”，由于译者或编者误解、疏漏造成的不应有的错误，比如简单概念的误译、句式关系的理解不当、语法或印刷错误等；二是权宜性“讹”，译者由于自身能力的局限，不得不采用一些权宜之法来处置翻译中的问题，比如对无法把握或确定的文化国别特色名词，就进行模糊的弱化处理或干脆略去不译，可谓是一种回避；三是策略性“讹”，受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功利性外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译者刻意地采用一些翻译手段，达到某种交际目的，比如苏慧廉采用宗教化翻译的做法，就属于这一类；四是关照性“讹”，译者为读者考虑，在翻译中采用适当的手段，营造读者熟知而感觉自然的语言环境，或将晦涩难解之处明晰化，使得阅读过程流畅欢愉，比如苏慧廉对《论语》中官名、称谓和某些文化特色词汇的处理，就采用了归化的手段，使其更利于英语读者接受；五是创造性“讹”，译者冲破源语的束缚，通过巧妙艺术的方式，获得“信达雅”兼顾的美文。比如苏慧廉对《论语》中涉及的古诗词的翻译，就可圈可点。他发挥个人创造性，提供给读者忠实又美妙的英译文。这样的“讹”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赞赏的。
总而言之，在这五类“讹”中，前三种属于不合理不可取的“讹”，是经典翻译要尽可能避免的；而后两种“讹”，如运用恰当，则可以增强表达效果，更好地实现交流目的。比如对《论语》中古诗词的翻译，苏慧廉的译文可供参详：
（1）“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上说，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先开料，再凿锉、细刻，然后磨光。译文Like cutting，then filing；Like chiselling，then grinding.（学而篇15，p.143）译文简洁明了，采用了与原文相似的句式。
（2）“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As she artfully smiles
What dimples appear！
Her bewitching eyes
Shew their colours so clear.
Ground spotless and candid
For tracery splendid！（八佾篇8，p.191）
此句采用对应的诗歌体翻译，符合英诗的格韵，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意义，值得借鉴。
（3）“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呀！谨慎呀！好像面临深深水坑之旁，好像行走薄薄冰层之上。
The Ode says：—
“Be anxious，be cautions，
As when near a deep gulf，
As when treading thin ice.”（泰伯篇3，p.385）
这里的翻译基本保留了原诗的句式结构，同样简单精练地通过两个比喻传达出原义。
（4）“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唐棣树的花，翩翩地摇摆。难道我不想念你？因为家住得太遥远。
“The blossoms on the cherry tree
Are changing and quivering，
Can I do aught but think of thee
In thy far-distant dwelling？”（子罕篇31，p.461）
此处特别应用古英语中的代词aught、thee、thy，体现诗歌的古体性，更能传达原诗的韵味。
另外，在称谓和官爵的翻译上，苏慧廉也尝试使用归化的手段，让读者更能接受。
他把《论语》中的“君”一律译为the prince（p.343，p.467，p.495，p.543，p.579，p.607，p.621，p.629，p.635，p.671，p.683，p.807，p.831），“天子”是the Emperor（p.785），“朝”是Court（p.257，p.479），“令尹”为the Prime Minister（p.269），“太宰”the Great Minister（p.425），“下大夫”Ministers of his own rank，“上大夫”the higher Ministers（p.465，p.466），而“公子”是a scion of the ducal House of（p.617），“诸侯”为Barons（p.673，p.675）或the nobles（p.785），“社稷之臣”sacrificial Minister of the Crown（p.777），“大夫”a noble's minister（p.785），“陪臣”a minister's minister（p.785），“公”则是用Duke（p.331，p.349，p.367，p.531，p.577，p.583，p.625，p.627，p.631，p.671，p.673，p.679，p.681，p.717，p.803，p.861，p.879），“士师”为Chief Criminal Judge（p.861，p.903）。
对一些包含文化内涵的表达，苏慧廉常采用意译的方法，让英语读者更易理解，避免阅读中的障碍，如：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At the quinquennial Sacrifice（in the Lu Ancestral Temple），after the libation has been sprinkled，I have no further wish to look on.禘，古代一种极为隆重的大祭之礼，只有天子才能举行，此处采取意译，五年一次的大祭。（八佾篇10，p.193）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朔，农历每月初一为朔日。告朔，古代制度，天子每年秋冬之际，把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告知每个月的初一日。饩，音xì。饩羊，祭祀用的活羊）：Tzu Kung wished to dispense with the live sheep presented in the Ducal Temple at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new moon.这也是意译。（八佾篇17，p.203）
还有一些简单的概念，如“哀公问社于宰我”：社，社主，the Altars to the tutelary deities of the land（八佾篇21，p.209）；“仪封人请见”：封人，大概是典守边疆的官，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frontier town of...（八佾篇24，p.215）；“何器也？曰瑚琏也”：瑚琏，古代祭祀时盛粮食的器皿，相当尊贵，a jeweled temple vessel，均采用了释义法翻译。（公冶长篇4，p.251）
对于《论语》中一些诗词、称谓与官爵以及文化特色词汇的英译，苏慧廉常常会选择归化的手段，显示了他对读者的关照，也展示出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这样的处理方法，使得译文更为流畅自然，消除了很多沟通的障碍，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是值得赞许的“讹”。
但因这里讨论的重点是前三种典籍翻译无法承受的“讹”，故对翻译中可取的关照性和创造性“讹”的示例从简。笔者认为，要避免翻译中那些不可取的“讹”，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就是要结合语境，强化对原文理解的准确性。很多误译曲解的产生都是源于译者对原作所处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的缺失。所谓语境，顾名思义，也就是产生语言活动的环境，包括时间、空间、语言交际参与者及语言活动的目的等。语境分析是准确把握原文含义、意境和气氛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古文来说，或许就需要译者去查阅大量的相关工具书和历史背景资料，以求身临其境，通其情而达其理。
其次，应当树立逻辑尺度，合乎自然情理。翻译中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文句的晦涩、难解。究其原因，部分是译者机械地套用原文所致，而更主要的是对原文缺乏分析思考，头脑中未能建立起一条逻辑的线索，因而造成译文不畅、词不达意，甚至牛头不对马嘴，令人费解。经典作品和古汉语的翻译亦是如此，翻译出来的一字一句、一事一物，都须合乎逻辑、合乎情理。
最后，译者需要尊崇职业道德，保持客观中立的心态。在翻译中要尽量避免受到过多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以确保翻译文本能更好地起到交流文化的作用，而不是受主体意志和观念操纵的一种文化渗透工具。苏慧廉在译《论语》的过程中，就没有做到这一点。作为一个传教士，他企图通过译作向读者宣扬基督教思想，因而在翻译中刻意曲解一些概念，以使中国儒家经典为其传教意图服务。这样的做法，对于一个专业译者和学者来说，亦算是一种“失德”吧。
诸如《论语》这样的经典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的宝贵财富。它们的传承与发扬，需要译者全身心的投入和支持。否则，翻译所承担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目的和意义将走向其反面。各式各类走样和失真的译本，必然使得经典的真谛被误读，最终不堪其罪，这也将是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