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翻译说服论”为汉语新词外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译者在应对此类翻译任务时，应以受众的接受度为主要考虑，在忠实、准确传递原旨的基础上，兼顾译文的艺术性，迎合读者的期待，以取得良好的交际效果。具体而言，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特有的新词，如“留守儿童”“医闹”“抢红包”“裸官”“大妈”等，应通过适当阐释，将概念的内涵清晰地表达。对于中西文化和语境中共有的现象，如“洪荒之力”“网红”“碰瓷”“吐槽”“女汉子”等，可采用对等概念直接转译的方式，使译文自然、晓畅，更易被理解和接受。有时，音译加注的方法也很受欢迎，因其能引导读者去了解源语言文化，亦不会造成很大的阅读和理解障碍。当然，鉴于新词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在翻译中，译者对文化差异和政治因素也须给予特别考虑，以摒除一些敏感话题和不恰切的表达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和消极影响。“翻译说服论”为汉语新词英译实践提供了指导，但在执行具体翻译任务时，译者还须综合考虑多方因素，灵活应变。多数译文是兼顾各种因素、权衡斟酌的结果。

当然，本书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缺乏对汉语新词英译在微观层面的具体策略指导，从说服论角度提出的建议大多比较宏观。其次，翻译说服力最终以读者的接受效果为考量依据，因此目的性比较强，具有一定的实用主义倾向。这对于层出不穷、短暂活跃的新词翻译也许适用，但对于经典的翻译未必合适。最后，这一理论是以受众接受效果为导向的，而译文面对的受众群体又颇为广泛，故研究应尽量顾及所有的潜在受众，并展开分类细化的讨论，结论或能更为全面、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