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译本传播与接受的因素
“翻译说服论”认为，翻译的本质是说服，因为翻译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和交际方式，最终还是以相互沟通和影响为目的，无论何种翻译，都希望被受众所接受，达到预期的交流效果，也就是实现成功的说服。说服力的强弱，是衡量译本得失优劣的重要标准。一个有说服力的译本，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被普遍地接受和认可，从而获得广泛的流传。根据“翻译说服论”，影响译本说服力的因素主要包括译者因素、受众因素、译本因素和译境因素等。（张晓雪，2016）
基于以上数据，无论是从世界范围内的馆藏、学界关注度还是海外销量来看，明清小品文译本总体热度不高，且被接受的主要还是林语堂译本，也就是说，明清小品文英译本对英语读者来说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未能被广大受众普遍接受，而林语堂译本较之《大中华文库》译本，相对更受欢迎。参考“翻译说服论”的相关启示，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究其原因：
1.译者角度
根据“翻译说服论”，译者的身份、威望、品格和翻译目的等都会影响译本的说服力。口碑好的专业译者或翻译界的权威人士，往往会给人天然的信赖感；品德正直、诚恳的译者会让人更为信任；翻译目的正义、高尚的译者，更能赢得关注和认可；译者的翻译能力当然也会影响译本的说服力，这一点会在译文中有具体体现，我们可以在译本环节进行讨论。
林语堂被誉为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的“文化大使”和“真正的世界公民”，是“20世纪的智慧人物”。他说自己“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典型个案。林语堂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会通，“对中国人讲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其作品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好评。林语堂也成为国际文坛上知名度极高的作家、学者和翻译家。他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并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林语堂的身份、名望和胸襟对受众来说是一种无声的引荐，其译作一度在西方非常畅销。
有学者曾指出，林语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既不像“西化派”那般自卑，又不像“国粹派”那般自大，他所持的是“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立场，肯定文化的多元形态，主张各种文化取长补短，形成互补与会通（冯智强，2002：34）。这种开明的文化态度使其翻译的目的更显正义，更为高尚，给受众非常积极、正面的印象。
对比而言，《大中华文库》的译者多为现当代学者和翻译家，虽在国内译界有一定地位，但在海外却没有太大知名度。其翻译行为更多是“任务式”的动因，而非由主观兴趣或文化责任感所驱使，因此这样的译者更多扮演着“工具式”的角色，很难对受众产生吸引力和说服力，甚至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
因此，从受众的角度来看，林语堂译本具有先天的优势。林语堂的身份与名声，在无形中给译本加分，使其作品更受信赖和关注，与统计结果相符。
2.受众因素
译本的接受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译者对受众的把握。林语堂的翻译针对的是西方读者，他们中很多人深受极端逻辑、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困扰。林语堂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近情”的文化，带有人文主义的本质，主张以审美的视阈使生活艺术化，这或许能成为拯救西方人精神危机的一剂良药。
在把握了当时受众的特点与需求的基础上，林语堂有选择性地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传统文化，以东方文化的人文主义情怀去感化和慰藉那些在工业社会中被束缚和奴役的灵魂。明清小品文主张性灵，文笔优美，文风闲适，抒情写意，意蕴无穷，非常适合拯救那些机械化的心，舒缓他们的彷徨与恐慌，带给他们安全感与稳定感。中国人独特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智慧，正是西方人所缺少的。
此外，林语堂的著译形式和风格，也充分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接受能力和审美趣味，获得了读者的认可与欢迎，从而实现了心灵的交流，达到“视域融合”的境界，保证了译本的接受。
反观当下，我们在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是否对受众进行过必要的分析和预判？是否真正了解他们的需求？一味主动甚至盲目的输出，与当前译本接受的整体颓势形成鲜明对比，对于受众和接受环节的忽视，缺乏良性的互动和有效的反馈，终使文化传播成为一厢情愿的单向行为，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点值得文化传播者深刻反思。
3.译本环节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论翻译》一文中，他在其中提出了“忠实、通顺、美”三条翻译标准。就“忠实”而言，林语堂认为忠实非字字对译，译者对原文有字字了解而无字字译出之责任，译文应求达意、传神。就“通顺”而言，译文应以句义为先，字义为后，未下笔之前，已有句义［即总意象（total concept）］酝酿在心，而后付诸笔端，如行云流水，文句自现。若就字字意义堆砌成句，其文必不雅。就“美”而言，林语堂论及风格应与内容并重。文章之美，不在质而在体。译者应尽力传达原作者之风度神韵，把翻译当作一种艺术来对待。（林语堂，1984：417-432）
林语堂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他的译法灵活变通，译文通顺潇洒。明清小品文多旷达，文辞清新真挚，林语堂的翻译亦非常随性，或通过增饰，对原文进行润色和补充，或通过删减，传达要旨，省去枝节，而对一些具有文化特色或抽象的表达，他则采用改写的方式，换成通俗易懂的概念，以激发西方读者的共鸣与认同感。林语堂的翻译是一种“写译”，是基于原文的创造性重写，如母语创作一般浑然天成，达到一种自成高格的境界。
作为“翻译艺术论”的支持者和践行者，林语堂揭示了翻译的艺术特质，并在这片自由的创作领地中潇洒恢弘。对他而言，翻译并无成规，这其实也是对一切科学主义倾向下的翻译教条和原则的否定。林语堂译明清小品文，通过信息重组与整合，使文本逻辑更为严密，文思更为清晰，文笔洗练明快，流畅隽永，读来朗朗上口，毫无晦涩生硬之感。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译本文辞优美精炼，写景、叙事、抒情均能曲尽其妙，从而带给读者愉悦的体验和享受，产生共情的效果。林语堂高超的翻译技法，大大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有助于译文顺利地传播到西方世界，并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
相比之下，《大中华文库》译本显得中规中矩，很难充分展现小品文的艺术魅力。很多参与“走出去”项目的译者会将中国经典视为一种历史，将其“博物馆化”，在翻译中做静态机械的复制，亦步亦趋，鲜少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时代和受众的差异对中国典籍进行创造性的二次开发及现代重构。当翻译成为了一种工作任务，译本往往刻板、单调，缺乏个性与风格。而归根到底，作为传播载体和媒介的译本，其质量仍然对其接受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流畅、优美、自然的译文才能够打动读者，获得认可，这也是译者对读者和对艺术的责任。
4.译境考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战后创伤使很多人开始关注东方文化和东方智慧。“美国人似乎又回忆起那个已经被遗忘很久的、充满智慧与和平精神的中国形象。”（周宁，2000：188）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与硝烟，使西方人所信奉的价值和信念幻灭。西方世界出现精神危机，亟需重新确立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而林语堂寻求中西融合与互补的文化观恰恰迎合了时代的召唤。林语堂相信，尊崇人性、强调和谐的中国智慧能够治愈西方文明的痼疾。这便成为了林语堂作品在西方畅销的时代背景和精神源头。
当下中国的经典外译事业，也面临大好的历史时机，一方面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扶植，成为了国家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西交流日益深入，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与日俱增。
另外，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两个译本的推出存在时间差，林语堂译本在半个多世纪前出版发行，早已成为海外受众推崇的“经典”，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了《大中华文库》译本接受的潜在障碍。后者出版时间还不足十年，或需更长时间的检验其成败，只是就目前情况来看，该译本尚未能形成良好的传播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