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印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4世纪发展的孔雀王朝统一了印度，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治达到了鼎盛时期，疆域广阔，佛教兴盛并开始向外传播。公元前2世纪灭亡，陷入小国分立的局面。从公元4世纪开始，笈多王朝在印度统治了200多年。1526年莫卧儿帝国建立，成为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强国之一。1600年英国侵入，建立了东印度公司。1757年印度开始沦为英国殖民地，1849年全境被英国占领。1858年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1947年6月，英国通过“蒙巴顿方案”，将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1947年8月15日，印、巴分治，印度独立。1950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成立，印度正式颁布了宪法，标志着印度民主制度正式确立，[1]但仍为英联邦成员国。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的中心，是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沿岸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在地理、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印度国土正南方呈尖刀形，朝印度洋中部深入数千千米，使其海上兵力向远洋活动的航程大大缩短，为其控制印度洋提供了绝佳的地缘战略优势。
这种特殊的地缘环境使印度长期以南亚地区为战略依托，使印度具备了成为地区大国的地缘优势，有利于印度实现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一流大国的转型。而且，这种独特的地缘战略环境使印度成为世界上某些国家牵制亚洲新兴大国战略的一部分，更有益于印度与世界上主要大国发展紧密战略关系。同时，辽阔地域的版图，为印度政府追求“大印度”战略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印度文明从来就不是在国家形态下存在，而是在地域形态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直接导致了印度国民国家概念与领土意识的缺乏，使“印度的国家身份大部分都表现在文明或文化层次上”，印度现行的国家认同建构政策也存在着明显偏差与局限性。[2]在国家概念不明确的情况下，南亚次大陆的广大地区就天然地成了印度人心理上的“文化边界”。而英国征服印度后，对其进行了深刻的西方化改造，[3]印度传统文化思维受到严重冲击，印度文明也发生了异化性发展。
印度地缘环境非常独特而优越，地处南亚次大陆的中心地带，三面环海，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北部苏莱曼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等高山地貌与亚洲大陆主体相隔，这些山脉山高入云，成为绵延数千里的天然壁垒，阻碍了印度与亚洲其他地区的联系，为印度陆上设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这种封闭的天然地理屏障虽然减少了外敌入侵的可能性，但也制约了印度的陆权扩张，限制了印度对区域外的影响力，滋生了部分印度人不能客观看待世界、盲目自信的心态，也影响到印度的“大国目标”发展道路，从而使印度“大国战略”异常艰难而漫长。
南亚不仅是中亚的腹地，而且是印度洋北部边缘从红海到马六甲海峡这条弧形战略地带的核心。这个地理特征决定了印度对威胁的判断受两大地缘政治现实的影响：来自陆上的压力和来自海上的挑战，因而印度的战略视野，特别是国家安全被放在一个远大于南亚区域伸展开来的战略框架中去整体统筹。
南亚权力结构的不对称性、以印度为中心的区域地理特征、英属印度的战略传统、冷战的经验教训以及冷战后地缘政治的重大演变，使得印度主要依凭“自助”战略致力于“地区核心”这个目标。
因此，印度把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作为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指引下，印度在南亚、亚洲与全球体系三个层面积极推行“世界大国”战略：基于“地区核心国家”的身份定位，印度在南亚地区反对印、巴之间的均势政治；基于多中心国际体系构想，在亚洲积极推行对华均势政策；在全球体系上，就美国而言，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则有意无意地扮演着“有限的挑战者”角色。[4]基于历史经验和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印度在思考和制定安全战略时无不同时注意陆上与海上两大方向，但印度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所具有的天然缺陷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安全战略面临的困境，特别是其安全战略目标不能始终如一地定位于“地区核心”方面。
以印度为中心的区域地理特征，加之政治体制的不相融性，导致南亚国家在威胁判断上的重大歧异。南亚历史上就是一个地理上与其他地区有着明显区别的战略整体。从根本上来说，南亚区域内部问题远比外部环境更直接影响着印度的政策选择。
印度本土呈圆锥形楔入印度洋2 600多千米，扼亚、非、欧和大洋洲的海上交通要道，是通向海湾、非洲和经红海、苏伊士运河至地中海的必经之路。国土面积约为298万平方千米（不含中印边境印占区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等），居世界第七位。东北部与中国、尼泊尔和不丹接壤，孟加拉国夹在东北部国土之间，东部与缅甸为邻，东南部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西北部与巴基斯坦交界。东临孟加拉湾，西濒阿拉伯海，海岸线长达5 560千米。
印度洋作为连通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桥梁，扼守东、西方交通要冲，是当今最繁忙、最重要的海上贸易线路之一，其中印度洋上的石油贸易航线对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有着决定性的战略意义。而印度位于印度洋的中心，这种优越的地理战略环境为印度加强对印度洋的控制“如虎添翼”，[5]也有利于印度依靠海洋走向世界海洋强国。
由于印度独特的地理位置、经济地理和意识形态使其在当今国际关系格局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区，在文化、社会差异、政治以及宗教等方面与周围其他地区明显不同，它既不受任何大国控制，也不会被并入邻近的地缘政治框架，[6]从而具有典型的地缘特征。
在尼赫鲁“世界一流大国”思想主导下，印度曾试图在其辽阔的中间地带，建立一个以印度为核心的第三势力与美、苏并立称雄。1949年，尼赫鲁在给印度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指出，亚洲的未来将强烈地由印度的未来所决定，印度将越来越成为亚洲的中心。为此，印度与南斯拉夫、埃及和印度尼西亚于1956年发起了“不结盟”运动。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维持世界和平之举，但事实上是试图通过道义与政治力量，将新中国纳入其认为的“正确轨道”。
随着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印度极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争当世界新秩序之中的第四极。[7]
冷战后印度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印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增长成为印度作为一个“强国”重新发展的根本所在，大国地位正在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但印度的国家发展战略受地缘政治环境的限制，注定它只能以海权强国为最终发展方向。同时，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及官员腐败和低下的行政效率等严重影响了印度“大国形象”，阻碍了印度迈向世界大国的进程。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周边的大亚太地区（国际上有人亦称“印-太地区”，即：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正成长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区，并将引起亚太地缘政治格局激烈、复杂的调整。今后一个时期，大亚太地区将出现两种截然对立的地缘政治“范式”之争，相关各国将不得不在两种对立范式之间进行艰难选择。而美国一方面坚持与中国“接触、对话”，另一方面继续维持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尤其要继续加强美日、美韩同盟，拉拢印度等，以求减小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减小中日、中印、中俄之间出现“战略误判”的可能性。[8]事实上，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均处于重构态势，美国仍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格局的过渡性态势为印度在大国之间施展平衡外交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而且，从地缘战略环境来考量，印度正处于被美国称为“不稳定弧”的重点区域，这一区域活跃着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充斥着当今世界冲突表现形式最激烈的矛盾，印度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大国，成为西方主要国家插手这一区域事务的一个重要基点。
位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对印度的国家安全产生了更大压力，[9]处于全球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印度，在南亚谋求主导地位进程中遇到了巴基斯坦的强烈对抗，印、巴双边关系至今也没有走向正常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印度追求“世界一流大国”的战略目标，也使得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地缘战略环境更趋长期化和复杂化。克什米尔问题久拖不决，[10]长期与巴基斯坦对峙不仅耗费了印度的大部分精力，也延缓了印度全面发展的步伐。中、巴之间密切的军事合作使中国成为印度经济上和军事上长期的竞争者。而地理位置上的中心位置又使印度成为地缘政治安全斗争的中心。但是，印度的地缘优势日趋成为地缘困境，如何走出南亚困境成为印度外交不得不面临的现实挑战。
就语言来说，印度是全球使用语言种类最多的国家。1950年印度宪法规定，英语为印度官方语言，印地（Hindi）语为印度国语。在印度境内，约有180种语言、700多种方言。其中，宪法承认的正式语言就有15种，使用人口在百万以上的语言达33种，使用印地语的人占人口总数的40%。[11]印度的基本语言政策就是保持语言的多样性。多语系制约着印度的发展，但英语渐成主要语言，也有利于印度接受世界主流价值观，融入世界。
综观印度所处的重要战略环境，印度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展为世界大国的潜力：
第一，独特的地缘战略环境为其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战略屏障。印度是一个潜力很大的国家，但是印度只挖掘了表面的一些潜力。实际上，印度优越的地缘优势使印度雄踞南亚次大陆，为印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动力。
印度社会的内在动力、外在动力和殖民主义这一个特殊动力共同构成印度社会转型的“合力”，其要素组合与动力强度决定着印度社会转型的方式与特点。
第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政治观念意识深入全印人心，较为稳定的印度政治体制为其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治保障。尽管印度的民主体制效率低下，[12]但也为保持改革的公正性和限制政府的非理性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
独立70多年来，印度政坛风云变幻，危机感频发，但政府更迭较为平缓，实质上一方面体现了印度民主制度趋于成熟与巩固的态势，表明了印度人民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不断增强。[13]另一方面反映了印度民主制度尽管不是最有效率的，但却具有独特的内在基本稳定性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印度政治正在平缓地实现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转型。
第三，印度经济持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为印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印度社会自独立后从农业社会缓慢向工业社会过渡，并从宗教的、封建制的和殖民地半封建制社会向世俗的、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印度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种复合型的社会转型，逐步形成了印度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和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在经济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印度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发展迅速，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结构不断改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
第四，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与相互依赖，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为印度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动力。(https://www.daowen.com)
印度在其社会转型进程中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方式。印度社会转型具有殖民性、依附性、非平衡性和包容性等特点。印度独立前后社会转型较为成功地使印度基本上搭建了一个多元化的、包容性强的社会结构。
与此同时，印度社会的巨大差异也非常明显。纷繁复杂的政治、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组成了印度“大家庭”：语言复杂，语种繁多；宗教门类齐全，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教、锡克教、佛教和耆那教等为印度各党派和政治势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中争权夺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种姓制度、印度教与村社结构的存在对印度的政治和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知识精英在印度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14]但也为印度社会提供了产生新冲突的条件。尽管出现了诸多暴力冲突和各种矛盾，印度却没有经历过整个国家危在旦夕的阶段，印度也成为70多年来亚洲较为稳定的国家之一。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国际生存环境与发展空间优势较为明显。全球化呼唤并加强国际制度、国际制度规范和促进全球化。[15]也就是说，国际制度已经从全球化的一个政治结果，发展为全球化的一个政治动力。决定印度的国际形象与能力、战略地位和重要性以及国家安全的并不是经济增长本身，而是增长过程的本质特征与印度解决当前所面临挑战的方式。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印度国家能力与安全的基石。
印度具有发展为世界性大国的潜力，[16]主要在于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印度领导人的“大国雄心”以及不断提升的国家治理绩效等因素。
作为一个地区性新兴大国，印度或许是继中国之后又一个即将发展的国家，因为它拥有成为地区强国的基本条件。[17]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抱有成为世界大国的强烈雄心，较强的综合国力、主导亚洲的强烈欲望、良好的自然禀赋、较发达的软件业、成熟的金融体系，以及现存的国际秩序等为其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但印度的发展亦受诸多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尤其面临着国家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巨大压力等。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印度也在缓慢、被动地融入这一历史潮流之中。发达国家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最大受益者，决定着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国家，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印度既要利用全球化有利的一面不断发展本国经济，[18]又要利用“反全球化”运动以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
由于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存在给印度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合作带来了新的障碍与矛盾，加之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较中国更为强烈，其相当保守的文化传统、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印度的对外开放。如何在全球化发展中利用自身有利战略地位谋求最大利益，成为当代印度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尽管目前印度所处的地缘战略环境要好于冷战时期。但是，就印度国力而言，现阶段印度尚不具备发展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因此，印度发展将呈现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进程。
本书将当代印度发展纳入全球化大背景下，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以及社会发展等领域入手，深入探讨和分析当代印度发展的地缘政治环境，将印度客观定位为一个地区性新兴大国。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具体分析和论述影响印度政治发展、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利与不利因素，厘清当代印度政治发展的脉络与演变进程。作为一本研究当代国家关系的论著，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采用重点与一般分析的方式，旨在向读者揭示当代印度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宗教以及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历史背景、战略演变和国家关系的基本特征。最后，简要论述了全球化进程对印度的影响及印度所形成的对外战略观本质与特征及作用。
【注释】
[1]王红生：《论印度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
[2]左岫仙、吴天喜：《印度国家认同的建构措施、问题与启示》，《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5期。
[3]刘黎：《从文化角度看英国殖民统治后印度文明的异化》，《人民论坛》2014年第8期。
[4]宋德星、白俊：《新时期印度海洋安全战略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4期。
[5]刘新华：《论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期。
[6]［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
[7]［印］希亚姆·萨兰：《中国、欧洲、美国将形成三极，印度争当第四极》，《国际经济评论》2016年第1期。
[8]林利民：《未来5—10年亚太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
[9]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区域的大国政治——兼论印度与中国安全合作的战略互补意义》，《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3期。
[10]王海霞：《印巴之间：曙光难破陈冰》，《世界知识》2016年第3期。
[11]廖波：《世纪国语路：印度的国语问题》，《世界民族》2013年第1期。
[12]梅新育：《如何评价印度经济与体制表现？——与黄亚生教授商榷》，《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12期。
[13]王红生：《论印度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页。
[14]陈金英：《西方视角下的中印政治发展模式比较》，《国际观察》2014年第5期。
[15]苏长和：《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的国际制度》，《当代世界》2015年第11期。
[16]Swapna Banerjee Guha：Post-September 11 Indo-US Strategic Ties：Locating Power and Hegemony，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177，No.，3，2011.
[17]J·D·Pedersen：India as an Emerging Power in the Global Order:On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Palgrave Macmillan UK，2016，p.25.
[18]王业坤、宋惠：《中国与印度经贸合作发展现状比较分析》，《中国经贸》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