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问题已成为印度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桎梏
自独立以来，印度逐步由一般性腐败发展到政治腐败，再到制度性腐败，说明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自动遏制腐败，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成为腐败的催化剂。民主制度若要遏制腐败，必须建立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73]在印度，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痼疾”，甚至成为“一种机制”，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74]比如：国家下拨给穷人的救济款以及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只有15%真正送到穷人手中或落到实处，其余的全都被截留了。[75]
印度独立至今，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腐败问题始终成为影响印度现代政治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印度司法资源的匮乏及司法体系的紊乱、拖沓，严重影响了反腐效率。从尼赫鲁时代以来，虽然司法系统是独立的，但是长期的拖延、对程序的操控以及有问题的司法任命，使作为反腐工具的司法系统严重失效。
第二，印度反贪机构对腐败案件查处受行政机关制约较大，不利于反腐工作的展开。由于中调局隶属联邦政府，它的一举一动无不受联邦政府的指挥和影响，因此常常带有某些政党的烙印和政治色彩。中调局成为执政党的御用工具。[76]中调局局长由总理任命，在首都和全国各邦都建立了工作部，实行垂直领导；独立行使职权，每个工作部都是封闭性的，与所驻地方不发生利益上的关系。
第三，宗教与种姓等传统文化限制了反腐工作的展开。植根于印度民众之中的传统价值观念至今仍影响深远，家族文化、村社文化与部落文化等影响着印度政治生态，尤其宗教影响更大。传统文化对反腐败的影响是“无形”的，其负面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
第四，印度公务员的薪酬体系和惩罚机制阻碍反腐工作的展开。印度公务员工资偏低，难以满足最低生活需要，往往成为公务员腐败的一个直接诱因。
第五，印度种姓制度也成为腐败蔓延的重要原因。种姓制度客观上影响着印度的政治发展和历史进程，也影响着印度民主制度的发展。但是，种姓制度所推崇的不平等，加剧了印度腐败的蔓延。
第六，印度式民主制度是造成腐败丛生的重要根源。国大党长期执政，在“国大党体制”下印度政治腐败主要集中在行政领域。如印度缺乏具有真正有效力的新闻自由保护机构，并且在新闻纸的分配方面受到政府干预等。尽管印度政坛上存在着众多的反对党派如印度共产党、人民同盟、人民社会党等，这些政党对国大党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抗争；但是由于力量悬殊，这些政党既无力挑战国大党的执政地位，[77]也无法以具体的反腐败行为抑制国大党的违法行为。
很显然，印度的政治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印度的反腐败没有真正形成合力。在现代政治发展中显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足，并成为印度“大国梦”的一个重要阻碍。印度政治制度化的水平很低，还称不上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政治制度。因此，印度的政治建构进程还远没有完成。[78]若不能妥善处理这些缺陷与漏洞，将直接阻碍和影响着印度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印度社会与西方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教分离的程度。印度既无法走教派主义的老路，也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西方民主制，只能维持一种受教派主义严重影响的畸形的民主制。长期以来，印度的政治宗教化现象十分严重。[79]印度的政党深受宗教的影响，不同政党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冲突。
印度不仅需要改变对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盲目推崇，而且需要对自身的政治传统进行必要的改造，并不断探索新的途径，使其更能适应印度的发展目标，并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印度政治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从而使印度真正迈入现代政治国家。
自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以来的70多年中，印度在政治上保持了基本的稳定，议会民主制已经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政治体制。但是，民主政治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矛盾也使当代印度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一些弊端，宗教、种姓的政治化现象阻碍了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当代印度政治制度的经验与教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长期以来，在一个充斥着错综复杂的种姓、民族、宗教于一体的国家，没有发生军事政变与军事独裁政权的现象，印度现代政治制度所体现出来的有利于国家稳定的功能以及形成与维护公共权力的功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功不可没。
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已经连续实践了70多年，它给当代国际政治演变带来了可贵的印度经验。即：低经济发展也能启动民主实践。不过，印度这种政治体制也导致了地方势力越来越强；而且，印度在经济上也没有长远的发展规划。
印度现有的政治构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参与度，拓宽了各种政治诉求的表达渠道，使得普通民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起到了调节矛盾、凝聚民心和维持国家统一与稳定的作用。印度国内长期存在的社会群体矛盾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印度社会虽“散”而不“乱”，整个国家保持了基本的稳定。其原因在于印度是一种“补贴政治”，每次选举，选民都能拿到补贴。而且，印度是通过血亲氏族的关系来稳定社会。
印度政治制度尚存一些问题，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博弈从未停止，由于地方性政党的发展而演变为“战国混战”，中央执政党与地方执政党的“万花筒”状态造成中央政府政令不畅，地方发展受到限制。政治腐败已经成为印度难以医治的顽疾，腐败现象无处不在。效率低下，大量的资源被用在无休止的争论和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上，[80]繁琐的手续和各级各类部门之间的推诿以及腐败都使得体制的效能大打折扣。
地方村社的内聚与牢固性严重妨碍了印度中央集权政权的建立与延续。[81]村社经济是一种生存经济，村社只为自身的生存而生产，无须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帮助加以维系。印度这种与外部联系不甚密切的社会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原因就在于村社的独立性和种姓制度能解决共同体内部的事务，无须中央政权。
【注释】
[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第86页。
[2]王红生：《论印度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
[3]同上，第142页。
[4]同上，第143页。
[5]洪共福：《印度政治变迁中的传统文化因素》，《红河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6]曾信凯：《印度发展中的传统文化因素刍议》，《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7]宋海啸：《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模式研究》，《南亚研究》2011年第2期。
[8]肖军：《论政治文化传统与印度外交思想的二元性》，《南亚研究》2012年第3期。
[9]同上。
[10]施雪华、朱宇新：《印度移植英国政治模式的困境、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
[11]李忠林：《印度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及其辩证关系》，《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2期。
[12]王红生：《论印度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3—84页。
[13]邱成岭：《印度联邦主义国家形成的路径依赖》，《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14]赵伯乐：《印度“大杂烩”民主：政治建构进行时》，《环球》2014年第4期。
[15]宋丽萍：《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与印度国大党的发展》，《当代世界》2013年第9期。
[16]俞博文：《国大党的特殊性及其优劣势分析》，《金田》2014年第4期。
[17]谢超：《印度政党政治碎片化的成因和历程》，《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4期。
[18]郑豪杰、李忠人：《试述独立后印度普选与政党政治现代化》，《社科纵横》2016年第2期。
[19]叶敏君：《印度地方政党》，《人间》2015年第36期。
[20]吕昭义、林延明：《印度国情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21]陈小萍：《从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战略看莫迪政府政策走向》，《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2期。
[22]吕昭义、林延明：《印度国情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23]王红生：《论印度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页。
[24]陈小萍：《印度古吉拉特邦经济增长之谜》，《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3期。
[25]陈小萍：《从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战略看莫迪政府政策走向》，《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2期。
[26]杜小林：《印度左中右三大党不同历史时期作为之比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
[27]常士訚：《国家性建设与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路径设计的反思》，《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
[28]张毅、曹海军：《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治理悖论——基于印度民主的反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4期。
[29]常晶、常士訚：《印度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制度经验与问题》，《世界民族》2015年第6期。
[30]马得汶：《印度建国后邦级区划变动中的两次重组浪潮探析》，《南亚研究季刊》2010年第1期。
[31]刘晓瑜：《印度议会通过建立第29邦决议 媒体称或引抗议》，人民网2014年2月21日。(https://www.daowen.com)
[32]邓晨曦：《印度大选第六阶段投票率高但未走出暴力事件阴影》，国际在线2014年4月25日。
[33]黄迎虹：《论当代印度选举的战略部署》，《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1期。
[34]赵伯乐：《印度“大杂烩”民主：政治建构进行时》，《环球》2014年第4期。
[35]李志鸿：《经济“调整”政策：印度人民党竞选获胜的重要筹码》，《当代世界》2010年第11期。
[36]施雪华、朱宇新：《印度移植英国政治模式的困境、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
[37]陈金英：《社会结构与政党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38]杨晓萍：《莫迪当选与转型印度》，《当代世界》2014年第7期。
[39]程同顺、高飞：《印度的混合式民主》，《学习论坛》2011年第10期。
[40]陈金英：《社会结构与政党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41]王红生：《论印度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197页。
[42]贺永红：《印度的基层自治》，《中国人大》2013年第1期。
[43]同上。
[44]王红生：《论印度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45]郑豪杰、李忠人：《试述独立后印度普选与政党政治现代化》，《社科纵横》2016年第2期。
[46]马加力：《发展中的巨象——关注印度》，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47]吴永年：《变化中的印度：21世纪印度国家新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48]毛四维：《2013年——印度政治发生变化的一年》，［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1月6日。
[49]毛四维：《印度民主的成败得失》，［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3月15日。
[50]王红生：《论印度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51]陈峰君：《印度特色民主甘苦自知》，《同舟共济》2008年第1期。
[52]Dwejendra Tripathi，Crisis of India Polity—A Historical Perspective，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March 11-17，2010.
[53]General.V.N.Sharma，National Security：More Threats from Within，Hindustan Times，18 December，2012.
[54]倪正春：《简析印度民主与现代化形成悖论的原因及解决途径》，《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1期。
[55]李忠林：《印度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及其辩证关系》，《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2期。
[56]杜小林：《印度左中右三大党不同历史时期作为之比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
[57]陈金英：《印度超大规模联合政府的稳定性分析——兼论对联合政府理论的评述》，《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58]王红生著：《论印度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59]于时语：《印度大选后的国家展望》，［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5月19日。
[60]刘筱：《基于教育公平视角下的印度“种姓保留政策”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年第3期。
[61]王红生：《论印度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页。
[62]肖军：《民主模式转型与印度外交政策趋向》，《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2期。
[63]王晓杰：《试析印度政府对弱势群体义务教育的管理》，《中国电力教育：上》2012年第4期。
[64]封嘉琪：《种姓制度对印度政治发展的消极影响》，《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2年第2期。
[65]邓乔：《印度人民党发展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分析》，《青年与社会（中）》2014年第11期。
[66]同上。
[67]王红生：《论印度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68]倪正春：《简析印度民主与现代化形成悖论的原因及解决途径》，《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1期。
[69]洪共福：《印度议会民主政体下的家族政治》，《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70]赵伯乐：《印度“大杂烩”民主：政治建构进行时》，《环球》2014年第4期。
[71]肖军：《民主模式转型与印度外交政策趋向》，《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2期。
[72]毛四维：《印度选出了一个政治强人》，［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5月20日。
[73]刘长江、周忠丽：《民主与腐败：以印度为个案的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74]［英］爱德华·卢斯：《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发展与发现》，张淑芳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75]Ludia Polgreen，Indian State Empowers Poor to Fight Corruption，The New York Times，24 December，2010.
[76]余忠剑：《印度反腐败机制及其效果》，《廉政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
[77]张树焕：《“国大党体制”与印度政治腐败的兴起》，《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1期。
[78]赵伯乐：《印度“大杂烩”民主：政治建构进行时》，《环球》2014年第4期。
[79]倪正春：《简析印度民主与现代化形成悖论的原因及解决途径》，《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1期。
[80]赵伯乐：《印度“大杂烩”民主：政治建构进行时》，《环球》2014年第4期。
[81]王红生著：《论印度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