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发展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处于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在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占领和殖民统治，因而血统混杂，人种繁多，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印度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第二人口大国，2015年总人口达12.74亿，是独立初期的近4倍，尤其是80年代以来印度的人口仍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
同时，印度也是个发展中大国，全国经济发展并不平衡。近几十年来印度人口的过度增长，对其国家现今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并影响着印度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印度人口结构与区域分布等地理特征的不同，对印度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控制人口和大力发展经济成为印度解决人口问题的当务之急。
可持续发展显然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产物，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产物。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核心是资源。而综合国力不仅与经济、军事、人口、社会等硬条件有关，也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文化基础、民族精神等软条件有关。民族凝聚力问题正是这种软条件当中最核心、最重要、最集中的问题之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
印度本身缺乏产生民族意识的土壤，其民族主义是在英国殖民的冲击之下产生的，因而其民族国家意识显得相对脆弱。在印度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普遍通过宗教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这在当时有利于反英斗争，却深化了宗教认同，为以后的教派冲突埋下了伏笔。在印度，世俗主义原则更多体现的是宗教平等而不是政教分离，宗教对政治的渗透使得印度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困难重重。
印度是一个以民族主义立国的地区性大国，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代表印度上层利益的世俗民族主义、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印度教民族复兴主义和代表穆斯林利益的伊斯兰民族复兴主义三股流派。这三股流派分别具有较强的政治性特征、主体性特征和不协调性特征。各流派之间的相互矛盾和斗争不仅给印度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还给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带来复杂而深刻的影响。[1]
少数群体的权益保护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问题之一。印度政府制定了诸多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政策法规。但是，时至今日，印度境内仍存在着部分民族欲脱离印度中央政府的分离行为，严重影响了印度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
宗教思想贯穿于印度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对认识印度、了解印度、研究印度至关重要。印度宗教在世界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印度宗教最初发源于印度河文明，但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吠陀与奥义书时期的宗教形态。影响较大的宗教派别是婆罗门教及主要由其演化出来的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等宗教在印度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宗教成为印度人生活的最高理想。人的一切活动最终的目的是宗教职责的积累。在印度，超过99%的人口信仰宗教，其中80%以上的人口信仰印度教。
印度是一个主张政教分离的国家，世俗主义为其国策。贸易的扩大与财富的增加，在诸多方面刺激了印度宗教思想与艺术的发展。[2]
实际上，宗教对印度的政治、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宗教成为印度文化资源的主体内容，居于印度文化战略的工具性资源和理念性资源的核心地位，成为印度文化战略的内容主体与实施主体，[3]并对印度文化战略具有本质性的影响。
印度近现代的政治冲突与此地区的宗教对立及民族矛盾有着直接的关系。[4]
印度文化战略的宗教底蕴十分深厚，体现在印度本土文化的形成与实施等各个层面。就当代印度而言，其文化战略的本土宗教色彩尤为浓烈，具有印度中心意识、独立自主意识、宗教大家庭意识和非暴力意识等特点，并成为印度政府和印度民间的“共识”，[5]也成为印度凝聚国民情结、发展对外关系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印度自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以后，出现了一股空前的宗教热。这股宗教热主要是由中产阶级推动起来的。印度中产阶级是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迅速膨胀起来的社会群体，也是印度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宗教热情既来自传统的宗教价值观，又受到市场经济的推动。他们的思想行为直接影响到印度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深入了解印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群体。
不了解印度的宗教，可以说根本不可能认识印度。印度是一个有着多宗教、多民族、多语言、多种姓等复杂问题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以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著称。印度以世俗主义原则立国，但饱受教派主义之害，印度多元宗教信仰的基本状况，是深入研究其宗教问题的基础，也是把握印度社会政治的关键之一。
上层印度教徒在1980年占全印总人口的36%，1991年在全印总人口中的比例约为24%，到1998年基本上维持在25%；种姓印度教徒从1980年占全印总人口的28%，到1998年的36%；而穆斯林从1980年占全印总人口的10%，到1998年的11%。[6]
2004年9月初，印度政府公布了2001年人口普查的宗教方面的数据，印度教徒近8.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0.46%，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的信徒仅占总人口的13.43%，在人数上无法与印度教相提并论。[7]
从婆罗门教时代直到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度的教派主义和教派冲突本来并不是特别严重，各宗教之间基本上也能够做到相互共存与和平竞争。随着英国占领印度并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得印度的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逐步走向了相互猜疑、忌恨甚至恶意攻击的地步，并出现了最终导致巴基斯坦建国的穆斯林分离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穆斯林所特有的宗教认同自始至终起到了一种枢纽性的作用。
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世俗主义”被确立为印度建国的三大原则之一，但是由于印度宗教历史根深蒂固，种类繁多，因此印度世俗之路并不平坦。独立以来，印度世俗主义与印度教教派主义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博弈的不利状态。
甘地主义以非暴力主义为其思想核心。甘地通过对印度教的一些基本原理的重新阐释将民主和平等思想输入印度社会，而印度传统文化又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正是精英主义将种姓制度以及婆罗门在印度社会中的地位合法化。这种精英的印度教和大众的印度教的分野，使得它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共同点。大众的印度教具有强烈的世俗性，关注善行，具有道德和仪式取向，以其世俗意义将宗教性贬低；精英的印度教则是非世俗的，对仪式性和拜神等善行评价不高，呈现出强烈的精神性；精神的哲学的印度教则超越之。大众信奉的是多神教，而精英们试图建立的是一神教。[8]甘地主张不同宗教之间的团结，反对不可接触制度。
在印度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情感和国际形势等因素，使印度的宗教问题难以得到根除。印度的宗教问题主要表现为锡克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各教派主义的挑战与政党大打教派政治牌的负面影响。因此，现代印度政治发展历程表明：在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习惯、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基础上，才能促进印度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