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的外交思想

尼赫鲁外交思想的形成既与他本人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同时也深受印度独特的历史、社会和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

在尼赫鲁执政时期，印度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尼赫鲁更注重在世界上树立道义上的大国形象，在追求国家自身利益的过程中理想主义色彩较为浓厚。

早在印度独立前夕，尼赫鲁就抱有极其强烈的大国理想，即把印度建成一个强大、统一、受到国际社会尊重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大国。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明确提出：“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21]而且，尼赫鲁还提出不能把印度与美国、苏联和中国相提并论，也不能与巴基斯坦画等号，强调：“由于历史的其他的许多因素，印度不可避免地要在亚洲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印度还是各种倾向和力量的交汇点，也不妨称其为东、西方之间的交汇点。”在尼赫鲁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一直致力于创造机会让印度在世界舞台上一展风采。尼赫鲁试图借助印度在文化和道义上的优势，通过发挥软实力的作用，促进印度复兴成为世界大国。尼赫鲁的“大国思想”一直作为印度外交战略的重要指导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冷战后的印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当年尼赫鲁外交思想的束缚，但其追求大国地位与身份的精髓却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印度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项国家战略，“不结盟”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所谓“消极的不结盟”和60—90年代的“积极的不结盟”两个阶段。自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印度失败后，印度调整了军事战略方针，开始奉行“积极的不结盟”政策，并逐步走上依靠大国扩军备战的道路。

尼赫鲁为印度制定的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主宰南亚次大陆；确立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争做世界大国。^[22](https://www.daowen.com)

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国大党政府在两极格局对立中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不参与任何军事集团，在两个超级大国间推行平衡外交，以保留自己的战略主动权；同时主张与摆脱殖民压迫的亚洲新兴国家和睦团结，以共同抗衡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的强权势力。

“中立、不结盟、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成为尼赫鲁时期最主要的三大外交政策。在这种外交政策的指导下，1947年印度倡导召开了亚洲关系会议；1955年与印度尼西亚共同召开了亚非会议。1954年印度与中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以“不结盟领袖”和“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身份周旋于国际舞台，在全球推行灵活而有效的不结盟外交政策。获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响应和支持，印度也因此获得了较高的国际声誉；不结盟政策维护了印度的独立地位，并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俄和西欧各大国得到了较多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

尼赫鲁为印度政治家们留下了“大国观”和独立自主思想两个宝贵遗产，尽管印度对外战略观不断演变，但尼赫鲁的“大国观”与独立自主思想始终成了印度制定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

印度的政治大国目标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尼赫鲁时期的外交战略是借助于独立于美苏阵营的不结盟外交来寻求政治大国地位；但是，自身国力的贫弱为印度的“大国目标”蒙上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后尼赫鲁时期的外交战略抛弃了不切实际的不结盟外交，转而依靠军事实力以谋取地区强国地位。然而，这一战略导致地区局势紧张，严重制约了印度走向世界政治大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