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印度对国际政治体系的认知
冷战结束，宣告了以美、苏为两极的战略格局在南亚的彻底终结，而苏联的解体使印度失去了一位“牢固的”靠山，印度不可能再继续得到冷战期间苏联所给予的特殊军事援助；而俄罗斯也由于自身的困境，自顾不暇，难以在南亚地区继续与美国展开竞争，俄罗斯不会也不情愿再“友好”地向印度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世界格局结构性变革及印度国内局势的变化对印度对外战略观的演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必将给今后印度对外战略的调整带来某些不确定性因素。
（一）冷战后印度对“大国目标”的追求
长期以来，印度最基本的对外战略思想，而且已成为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就是追求世界大国地位。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在追求这一目标的战略思想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冷战时期，印度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主要以政治与外交为主，更注重在世界上树立道义上的大国形象；[7]而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对外战略的主流思想已逐步形成了以依靠军事实力实现世界大国地位的观念，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已成为印度国家能力与安全的基石。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国际体系出现了“一超多强”的新格局，经过几年的徘徊之后，印度政治家们调整了对外战略，积极改善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关系，全面恢复和发展了与俄罗斯的传统友谊，并改善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以求本国利益最大化。[8]印度对外战略的演变“以我为中心”，实行“全方位平衡”战略，以维护与大国关系为重点。
印度对外战略观的演变以确立亚洲“中心地位”为目的。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印度历届政府积极主动地改善与发展了同南亚各国的关系，主动发展并强化了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发挥其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主张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并努力争取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冷战结束以来，印度逐步形成了本国的亚太战略目标，即在维持其在南亚大陆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利用美国以及东亚国家对印度的战略与经济层面的需求，扩大印度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提升印度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为印度崛起营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逐步实现印度的全球性大国地位。而且印度的国际战略具有强烈的中国参照系意识，赶超中国是印度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因此，在此战略目标指引下，印度扩大了与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国家、澳大利亚、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战略合作，通过深化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以及军事交流等强化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印度积极主动地推行周边外交战略，重视经营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印度将中亚、东南亚、西亚和海湾国家视为“延伸的邻国”，对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推行“东向政策”，以期扩大能源进口渠道，拓展商品销售市场，稳定国内众多的穆斯林人口，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冷战后，印度的南亚外交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印度更强调睦邻外交、经济外交和平等协商外交。印度对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态度也有所转变，由过去的冷淡到积极推动直接促进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快速发展。但印度与邻国的经济互补性薄弱，导致南盟发展踟蹰而行。
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既有经济战略上的考虑，也含有地缘政治上的战略意图。印度与亚太国家的战略合作对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构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对中国以及中印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9]印度加强与亚太大国的合作意味着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将发生深远的变化，促使亚太地区多个战略三角关系的发展趋势成为可能。
印度为了实现其“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以获取更大的战略利益。印度对外战略观演变以大国外交为主轴而展开，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互利友好的双边关系，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战略环境，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地位。
印度人民党上台后，积极调整印度的外交战略，以促进信息技术发展来带动经济增长，通过大规模军备采购壮大军事力量，增强综合国力，与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重点，从而为实现大国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冷战后，印度对外战略观演变的核心是积极谋求大国地位，对世界大国地位的追求始终是印度最基本的对外战略思想，印度的“大国意识”根深蒂固。这既与它的历史密切相关，也与其本身的幅员、人口、曾经的外交辉煌等因素密切相关。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日益强劲、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外交工作的不断进取，印度的“大国”观进一步强化。在外交舞台上，印度开始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世界各主要国家竞相取悦于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处于历史较好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对自身成为世界大国的憧憬变得日益清晰。
在上述诸因素的大力推动下，印度争取大国地位的信心日趋加强。2001年，时任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在议会发表讲话时公开表示，力争在21世纪使印度成为“强大、繁荣和富裕的国家”。
印度“大国”战略观与发展趋势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6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而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把印度与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并列为世界上“主要的与活跃的地缘战略旗手”。塞缪尔·亨廷顿更强调冷战后的世界是由7个或8个主要文明构成，印度即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之一，“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https://www.daowen.com)
G.W.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即公开宣称“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国”，从而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印度的关注。
印度大国战略的目标是：[10]在政治上积极追求“大印度联邦”，以确立亚洲中心地位，争当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在经济上发展工农业，加速实现印度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冷战的结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印度的“大国化”意识，而苏联的解体直接推动了印度“大国思想”的发展，冷战后的印度历届政府都把实现“世界大国”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
20世纪90年代初期，印度政府实行经济改革开放的政策，20世纪最后10年印度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加上印度宣布拥有核武器，这两个内生于印度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决定性因素促使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认识印度。而美国在重新形成对印度的认识时，又将全球特别是南亚恐怖主义活动上升与中国在亚洲的崛起两个因素考虑进去，尽管这两个属于“外生”因素，但却影响到美印关系发展的质量。[11]由于印度的军事与技术能力，以及印度作为一个自由与世俗的民主国家在对抗教派主义和恐怖主义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决定了21世纪印度与美国及西方世界之间的双边关系，反过来又影响到美国对未来几十年内印度在全球地位的看法。
2012年2月，印度军方智库——新德里国防大学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了《不结盟2.0：印度21世纪对外和战略政策》，由印度外交与安全领域权威人士经过长时间讨论后形成，是迄今为止印度最为全面而深入的外交与战略政策报告，[12]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印度未来对外战略取向的可能性，反映了印度战略界对“回归不结盟”的期待，利用“不结盟”旗帜推动印度崛起，以形成印度在亚洲的中心地位。[13]新版的“不结盟”报告描绘了印度将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务实外交蓝图。
（二）冷战后印度对“入常”的追求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印度始终忠实于它的原则与目标，并积极参加了由联合国主持的各项活动，包括维和行动，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印度在联合国商议建立更为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就印度而言，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拥有核武器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其走向世界大国的“三部曲”。在成为G20峰会成员国之后，印度政府不断向中、美等国提出支持它的“入常”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年底访印时宣布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极大地刺激了印度“争常”的雄心。
2004年3月12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题为《未来印度：建设一个印度世纪》的演讲中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在世界事务中为印度赢得一席之地”。紧接着，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入常”问题上的表述则比较明确，认为印度要求“入常”，是印度发展的必然选择，并成为印度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
2004年9月23日，在联大第59届会议上印度与巴西、德国、日本一道，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示“巴西、德国、印度和日本是扩大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理候选国”。2005年，印度与日本决定在联合国改革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问题上加强合作，在“入常”问题上相互支持。近年来，“入常”已经成为印度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并成为实现大国战略的重要一环，印度为此积极展开了“入常”的外交努力。
2014年9月27日，印度总理莫迪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14]这是莫迪担任印度总理后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讲，提出联合国需要改革，包括改革联合国安理会，“使其更加民主和适合参与”。这无疑是莫迪在为以后印度继续申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埋下伏笔。
印度积极以东南亚地区为建立进入亚太的战略支点，获得更为广阔的外交空间，寻求对自身大国地位的承认。而事实上，印度已争取到东盟10国中越南、老挝、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支持其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
印度近期的外交战略目标就是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围绕印度“入常”而展开的“联合国外交”为印度对外战略增添了活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印度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与地位。
但印度“入常”自身仍存在诸多不利因素。长期以来，印度未能成为本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建设性力量和积极因素。与巴基斯坦的长期对抗和与邻国的领土纠纷更不利于印度大国形象的提升。此外，印度迄今拒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游离于国际防核扩散体系之外，这也成为许多国家在“争常”问题上不支持印度的理由之一。
印度认为现有的国际组织在应对不断增加的挑战方面非常不健全，全球治理面临着领导力危机，[15]印度必须面对全球治理中心不再限于正式机制，而且也在很多非正式网络扩散的现实。[16]而全球治理思潮与运动的兴起为印度的“入常”提供了机遇，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推动了印度的“入常”外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