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林立、一党独大成为印度政治的常态
独立以来,印度在政党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形成了“一党独大制”的局面,国大党占压倒性优势而“一统天下”,成为印度政党体制形成最重要的标记。多党林立、一党独大、三权分立成为这一时期印度政党政治发展的主要特点。作为执政党的国大党大权独揽,长期深刻影响了印度政治发展进程。
(一)独立以来,印度大小政党林立
独立以来,尽管印度实行了议会民主制度,在民主逐步扩大的同时,印度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政治混乱与社会的不稳定。多元主义的优点与局限性在印度表现得极为充分。其主要表现为印度大小政党众多,从而导致印度政治斗争不断。
印度多党制呈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数量多。据统计,印度正式登记的大小政党超过750个,堪称世界之冠:二是变换快。各政党不断发生分化、分裂和重新组合,政治阵线变幻莫测。这也是印度社会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一种客观反映。
1951年印度举行第一次大选时,全国政党总数仅为192个,到1991年第10次选举时全国政党已超过300个。2004年印度议会第14次选举中,有753个政党参选,选民人数近7亿。[51]在这些政党中,属于全国性的政党只有6个;属于邦一级的有42个;其他政党只是“注册性政党”,处于自发建党阶段,其政治目标多变、组织松散、行动无序、随意性和游移性很大。全国性政党都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系统较为严密。
2009年大选,除了7个全国性大党外,竟有多达1 000多个大小政党报名角逐,使得此次大选体现了选举民主性与群众性的一面。
印度各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随着国大党在中央政府中一党独大地位的衰落以及人民院中全国性政党实力的整体下降,联邦“悬浮议会”下的地方政党越来越成为印度政坛中的重要政治力量。从印度联邦的权力结构来看,地方政党改变了议会的权力结构,它瓜分了全国性政党的选票。
印度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民族、语言、宗教、种姓错综复杂,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争取和维护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势力,政治势力的多元化带来的结果就是政党的多元化。
印度独立以来,各政党、地方势力、民族、宗教、种姓之间的斗争包括暴力冲突和流血冲突不断,多位国家领导人惨遭暗杀,现代政治体制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矛盾一直无法消除,[52]导致印度政治发展艰难而曲折。印度议会体制对无法控制的腐败、种姓斗争等负有直接的责任。
印度的多党制打破了印度传统的政治权力平衡,使印度的政党政治逐步走向地方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未来“联邦—邦”的关系模式,使印度政党政治发展更趋复杂化和碎片化。
而且,印度地方政治势力过于强大。从历史上看,印度历代王朝都未在南亚次大陆实现过完全统一。长期以来,小国林立和地方政治势力割据分裂已成为印度的一种历史传统,不仅使印度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地区意识、种族意识和语言意识,而且也使印度的政治文化具有广泛的多元性和分散性。
印度独立后实行了联邦制,分权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地方性势力在一些地区几乎获得了垄断性的权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方政治势力的日益强大,而曾经的强势政党国大党却日趋衰弱。地方性政党势力的上升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而全国性政党影响力和支持率的日衰也将减弱国家的动员能力和凝聚力,甚至进而影响印度中央政府与各邦之间的关系协调,威胁着印度的政治稳定。
利益的差别和党派的斗争往往导致决策议而不决、政府频频更替、政局动荡不安以及政策前后不一致,从而延缓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
印度政府曾长期由国大党主政。印度人民党1998年开始执政到2004年,成为完成任期的第一个非国大党或其领导的联盟。因传统两党相争,第三势力偶有得利而能出线执政,但独立后印度政坛总体上体现了两党竞争的长期态势。
西方式政治制度移入印度后也发生了诸多变化。民主制度的许多美好理想与原则或者被破坏,或者与印度固有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相结合而变得面目全非。
印度现代化进程的速度不仅取决于印度能否最大化地利用各种优势,更在于能否把各种不利因素和消极影响最小化,同时还取决于印度政治精英们对全球化的认知态度和参与程度。
印度特殊的国情导致印度的民主政治只能是一种低层次、低水平循环的民主,这种民主使印度的民主体制缺乏效率。[53]在印度这个所谓的民主政体中,公正的选举也是令人怀疑的,因为犯罪化的政治利用金钱和暴力左右选民。
印度特殊的国情形成了政治宗教化的局面。政治宗教化、政治民族化与宗教政治化、民族政治化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
印度的民主制是一种建立在一个分裂的、受到教派主义严重影响的国家之上的制度。[54]众多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归属不同的种姓,信奉不同的宗教,效忠不同的政治势力,结交不同宗教、民族的国家,使政治上分裂更趋严重。
种族问题是印度面临的最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并与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长期成为危及印度政治稳定的隐患之一,从而导致印度在政治上分裂严重,[55]几乎所有的政党都代表一定宗教教派的利益,几乎所有的印度政党领导人及其成员都信仰宗教,而且各政党的宗教倾向也越来越严重。从民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到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深受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在民主制度下,政党出于狭隘的党派利益会相互攻击,为争取选票大肆煽动教派情绪、制造对立,造成宗教政治化。
因此,国大党元老莫提拉尔·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前曾说过:“只要种姓制度仍然存在,印度就不能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印度次大陆特有的夸夸其谈而少有实际行动的传统,也无形中一直影响着印度的政治进程,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印度的“负面形象”而遭国际社会的嘲弄。(https://www.daowen.com)
现代民主制度的缺陷是其本身固有而非印度特有,但在印度的政治生态发展下就具有了鲜明的印度特色,即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与分裂性。
在印度这种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下,印度的现代民主表现出了集中不足,分散有余。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多样性和一致性的统一,印度亦是如此,只是更加明显而已。在印度发展进程中,如何把有利的因素发挥到极致,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是摆在每一个新兴大国面前的课题。
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的发展,不能只陶醉于自己的人口数量优势,还要充分看到优势的对立面,并且要采取相关措施将其消极效应降至最低点。因此,良好的战略规划和领导能力才是印度发展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议题。
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其政党应该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及时调整政策方向,[56]尽可能地联合社会精英团体,重视党内建设,敢于突破与创新,才能为人民认可,促进自身发展与国家富强。
(二)国大党长期一党独大
在印度,独立以来所形成的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长期被看作有助于实现多元分裂结构之间的妥协和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印度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知识精英是印度社会变迁的重要阶层。在英国统治时期印度的知识精英逐渐成长为政治精英,如:国大党从阶级结构层面来说就是知识精英与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国大党得益于其在独立运动中的历史传统和兼容并蓄的路线,建立起了独大型的政党制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党之间的竞争逐渐从无序化状态转向妥协与合作。印度社会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政党制度从国大党一党独大的体制转向两大党制下的多党竞争格局。[57]随着两大党制下的多党竞争格局的确立,印度政党政治也逐渐走向稳定。
印度政党体制的转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国大党的衰落相一致。印度政党政治量变中出现部分质变,主要表现在反对党通过联合行动对执政党造成严重威胁,以及邦级政府呈现由多党联合掌权的趋势。
国大党作为印度政坛上一个强大的政党,在独立后的20年中,虽然也有几十个政党活跃在印度政坛上,但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挑战国大党的执政地位。国大党成为整个20世纪印度政坛上最有影响、最具实力的政党。除印度共产党在1957年的喀拉拉邦选举中获胜之外,国大党在其他所有的邦都取得了绝对多数席位并处于执政地位。
在印度政治发展进程中,现代政治制度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矛盾使印度的政治发展产生了诸多弊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印度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伴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印度政坛动荡、政府更替频繁。
国大党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在于它未能满足广大民众的利益要求,使国大党逐渐失去了人心和政治号召力;而且,由于国家严重干预经济活动,各级政府官员中“寻租”现象普遍,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广大选民深感失望与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大党的社会基础。
1991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遇刺之后,国大党内部人心涣散,民众支持率大幅下降,在1996年的大选中失败而沦为在野党。但是,在经过反思和调整本党选举策略后,在2004年的印度大选中,国大党获胜并为首组成了“团结进步联盟”联合政府。在2009年大选中,国大党再次胜出,获得了262个席位,其原因在于当时印度的经济、政治、族群政策等有利于国大党。新一届政府的内政、外交以继承前一届政府的政策为主。内政主打经济复苏和强化安全,外交则在体现延续性的基础上发生一些微妙变化。
独立后,印度确立了多党制。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大党独掌政权,形成了“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国大党一党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其他政党对政治大局的影响相对较小。在某种程度上国大党“一党独大”的体制促进了印度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为多党制的真正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党独大制有利于印度民族国家的整合,建立自治政府、安置难民、制止教派仇杀,独立后国大党迅速解决了分治带来的危机,实现了土邦的归并及行政区划的统一。
国大党政府通过实行政治非教派化和政治非种姓化政策推进了印度政治世俗化的发展,对印度政治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印度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且,国大党的党政制约机制促进了执政民主化的发展,推动了印度议会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印度政治民主化水平。
国大党在印度政坛上曾长期保持一党统治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民族运动的领导力量,国大党为赢得民族独立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使之在广大民众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和雄厚的政治资本。民族主义运动的遗产为国大党独立后掌握国家政权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二,提出了颇能吸引人心和鼓舞民众的国家意识形态等理念。印度独立以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政府提出了以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和民主政治为建国三原则的思想。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社会公正、经济平等和建立福利国家等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印度民众,获得了更多各个阶层选民的支持。
第三,国大党组织机构较为完善。在领导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国大党建立了从村、区、县市、邦直至中央的各级党组织。这些组织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发挥了与政府机构平行的作用,在客观上给国大党提供了管理社会的实践机会并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独立以后,国大党又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它的各级组织机构并使之在政权和民众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第四,国大党能较好地适应时代变化,尼赫鲁采取了避免极端与激进的“调和主义”政治,强调在制定重大国家政策时的意见一致。这种做法比较有效地抑制了党内的分裂和党外反对党势力的增长。在尼赫鲁总理执政时期,印度被普遍认为是非西方世界中少数几个政治稳定的民主国家。
但是,国大党这种政党体制也存在不少的缺点与弊端,容易产生个人专断,导致政策失误,破坏了政治的民主化;而且,国大党长期执政也滋生了腐败,引起人民的不满。
21世纪初期印度政坛经历的一系列大的变动,执政党的更替,国大党的沉浮,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印度发展进程中效率与公平和民心向背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