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论科学能够在相邻国家间，发挥整合各民族的力量
诸位刚才为我准备的热情接待，在我的生命历程里，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我一瞥见座无虚席的大礼堂，就感受到，这景象对我而言实在是全然新颖且极不寻常的，以致我必须要花费相当力气，才能从这第一印象的震撼中，重新聚精会神。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脑袋里准备、构思了要在这个时刻讲述的东西。而当这个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我看起来却好像完全没准备过，在我心里，好像也已经完全忘记原本要对诸位说的事情。当情况看起来是如此，当我仿佛已经完全记不起事前经过深思熟虑的话语，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只需要跟从这刹那间带来的灵感，也就是跟从因为诸位的热情接待而在我身上引起的震撼，以便再度找回我想说的话。当下的情势，自然地带领我讲出适当的内容。这是感恩的话语，是对诸位在此给我的热情接待方式的最诚挚感谢；这样的热情接待，在我看来就是信任感、善意的展现，也表现了诸位对我的重视，它为我所能够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担保。在这样的接待中，我还看清了另一件事：它不仅适用在我这个个体上，它同时也适用于德意志的科学，它是在奥地利这块土地上发出的诚挚欢迎。在诸位身上，其实存有这样的信念：德意志的科学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以往；除了我以外，最近还有四位德国学者，同时应聘至此开设讲演课程[1]——这样的应聘，对每个愿意仔细观察的人来说，都证实了一项事实，那就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现在发挥着主导作用的思潮大不相同于以往，它使得科学获得了自由出入的管道，它为科学敞开了大门，让科学轻易进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大门现在才首度开启，实际上它先前早已开启过，以便让某些个别人士进入——正好在本校法律系师资行列中，可以找出一整串显赫的人名，为此事提供见证。但是当前的开放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主要展现在“人们如何获准迈进大门”这一点上：他们是否得先通过仔细检查，是否必须出示护照并且战战兢兢地接受盘问，他们是否会遭受全身搜索以确定身上没有违禁物品（Contrebande），[2]抑或，他们能够自由而不受干扰地获准进入？从前，当我要通过边界进入奥地利的时候，等待入境的那一刻总是会让我直冒冷汗，我在那里遭受的盘查，让我觉得有被人当成危险嫌疑犯之虞；而且就在几年前的时候，倘若不是另一位同行的、来自奥地利且具有影响力的朋友，为我打点的话，我一定会遭拒绝入境，毫无转圜余地。而当我在几周前要通过同一个边界时，却不再有人要求我出示护照，我携带的物品也几乎没有被搜查，人们只要求我要像一位正直人士一样，保证自己没有携带应予抽税的物品。我几乎察觉不到自己进入了外国。第一种情况出现于奥地利仍然属于德意志邦联的时代，[3]第二种情况则出现在奥地利不再属于德意志邦联的时代。在第一种情况里，人们遭到的对待，就好像他们要进入敌国一样；而现在的情况则是，人们感觉像是待在自己的国家里。当我将同样的对比套用到奥地利与德意志科学之间的关系上时，是做了过度的引申吗？在先前的时代里，德意志的科学也能取得入境许可——是啊，只要它取得有效护照，只要人们能够相信，它没有随身携带任何违禁品。但是，诸位先生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就如同我在边界上受到的待遇，现在，在我接受聘任时，几乎也没被问到任何有关护照或者违禁品的事情；倘若旧的制度到现在仍被沿用，则人们要认定我的护照有效，会是如何的困难［肯定是这样的！］，甚至，光是从签证就已经可能推定，可以在我身上搜到许多违禁品，而以此拒绝让我入境。
这种旧的边境检查制度，在所有外国人身上都仿佛看到了一个会对国家造成危害的人。而现在在奥地利的科学里，也已经取消了这个制度。人们不再向学术研究者追问：你的取径是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人们不再缩减使科学能够入境的道路，也不再增加其困难度，相反地，人们现在展开双臂迎接科学。诸位先生，从官方事务的角度来说，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诸位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我要大声、满怀欣喜雀跃地宣告：在这里，我感觉置身于一所德意志大学中。
因为德意志大学[4]这个概念，并不是取决于大学的所在地——无论它是位在北德意志邦联、在德国南部、在瑞士或者在奥地利，而是取决于人们以何种精神来看待大学。科学性（Wissenschaflichkeit）为所有德意志大学提供了自由通行的护照。先前，我们在德国曾经基于此一意义，而将德国的与奥地利的大学区别开来；因为作为后者灵魂的精神力量，完全与我们的大学不同。然而，也是在这个意义下，我衷心向神祝祷，希望这样的区分越来越丧失其正当性与真实性。在这个意义下，当我接受聘请到奥地利来的时候，我相信我并不是到了外国，我相信在这里也可以找到使科学落地生根的土壤，就如同它在德国得到的土壤一样，这是属于自由研究活动的［der］土壤，[5]它不受任何警察式监督的训导，也不会成为此种督导的奴仆，它是一种真正尊崇科学的精神，这样的尊崇，绝不会将科学贬低到类似被买断的婢女的地位（在这个地位上，婢女只能自限于利用家长配置给她的装备），而是会将其视为一种力量，也就是一个即便当其走上了自己独立的道路时，也会为国家提供其最有效之支持的同盟者。让我们一起为在这个层面上出现于奥地利的、有力的转向欢欣鼓舞。这个转向，取代了曾经将奥地利与德国结合在一起但是现在已经消失的联系，而造成了一种将两者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联系、一个被更稳固缔结的盟约——与德意志科学的盟约；这个盟约是宣告新时代业已开启的征兆之一，这是一个由内在的动力与坚定还有认真的［确实如此！］追求所构成的时代。诸位先生，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诸位教授们，您应该让自己受真正科学的精神所充实；其他先进，您应该接受这样的精神，然后在当下就要清楚看到一个目标：您作为法学家，特别会受到召唤，为自己祖国的再生共同出力。倘若一项美好、崇高的任务，有能力唤醒沉睡中的人类力量，并且在人们身上将它带向完整的展开；倘若诗人所说的“人类随着其更伟大的目的而成长”[6]这件事情确实是真的，那么，诸位先生，在您心里，祖国就在召唤着您汇聚自己全部的力量。这个声音不仅不会无声无息地消逝，而且还会激发一种想法：奥地利的这个世代，正如同在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都被托付了比其他世代更为任重道远的、对未来进行全新塑造的使命。也就是说，历史的警讯已经点燃了这个世代的热情——我指的并不是那种只挂在嘴边而全无实际作为可言的热情，就好比着了火的稻草或者一些小火花，而是一股认真的、伦理的信念与能量所引爆的烈火，它不是以文字而是以实际作为当做自己的语言。[7](https://www.daowen.com)
原本我想要接着切入这一系列讲演课的正题，而且，依照我习惯采取的做法，我应该先阐述法学导论课程的目的与任务。倘若我实际上舍此不为，倘若我现在并没有选择直接面向那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会继续作为我的听众的诸位，倘若我反而请求您允许我在今天这个场合里，先把对您担负的责任放在一旁，而把心力先放在今天听众当中，基于我在本地高校讲演课程开课的这个当下的缘由，而被吸引到讲堂的那些先生们身上，那么，其实这样的做法并不需要什么背后的动机。虽然我自己原本没有意思要在这个场合里，进行一场真正的就职演说，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我意料之外，以致今天的讲演课竟然成了具有就职演说性质的场合。我相信，倘若我现在紧接着就开始为初学者讲学的话，那么肯定就是错认了今天的真正意义，也必定使您诸位当中原本满怀期望而出现在此的那些人大失所望。他们期待从我这里获得的是别的东西，他们期待的是一般惯称为所谓就职演说的内容。您就姑且让我称之为“主讲人的科学性信仰告白或纲领”，而且我不会回避这样的要求。这样的信仰宣示或纲领，其意义并不在于要说出某些新的东西，而是在于阐述主讲人如何设想科学的任务以及他与此任务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即将为诸位勾勒出，在我灵魂中仰赖法学而获得滋养的这个图像，而它同时也决定了我在法学领域中所从事活动的方向。恳请诸位耐心听我娓娓道来。我不会畏首畏尾、字斟句酌地向您进行阐述；在演说流畅迅速的开展过程中，我无法分神担忧是否每个用字都恰如其分，是否诸位当中有人会受恶意攻讦的思想（倘若这样的思想真的能在这个场合发挥审判的作用）所盘踞而不顾一切反对我的言论。当我接下来主要是以诸位为诉求对象而开始演说内容时，我知道您诸位绝非抱持恶意攻讦的态度，而是给了我善意的支持。为了这样的善意，以及您借着出席今天的场合而为我带来的荣耀，我谨在此致上最诚挚的谢意。我全心信赖这种善意的诠释，因为对于每个想要进行自由演说的演讲者而言这种善意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的演说内容，主要是关于法学的科学性格，以及对应于此性格所发展出来的、对法学进行理论性与实践性处理的方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