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就职演说引言之第二份先行草稿

在其他地方，当我开始讲授现在这门课程时，我总是马上切入正题。当我今天要在此事上开一次例外的时候，我知道，您不仅会觉得这件事相当可以理解，您甚至还期待着这件事；而我若不这么做的话，您反而会失望。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能明白点出这项对比：在帝国（Reich）或者在德国，[20]一位教授从某所大学应聘到另一所大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以致应聘者没有必要借着一场导论式的谈话，向他的新听众介绍自己，或者，唯有当他在学术上追随一条特殊的取向时，人们才会认为他有理由要在第一堂演说课中，把这件事说个明白。在德国，从域外招募教职人员，早已成为大学中的家常便饭。某位教授离职，新的教授上任，不会有人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奇怪的。一直以来，我们德国的教授就拥有德意志民族运动者（Patriot）以其他方式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德意志祖国。血统出身上的差别以及地区特性的差别，对于学术而言完全无关紧要；在德国，凡是献身于学术的人，从一开始就要习惯于一种想法：要离开他的出生地，要把他心里面的祖国扩张到跟德语区的范围一样大。在德国，谁若是不愿离开自己原本的土地，就无法走上学术生涯。关于我们德国大学体制的这项特性，我可以举我自己的外在生涯作为例证。我出生在汉诺威。根据那时候在我祖国具有支配地位的体制，国家公职被视为某些特定社会阶级的禁脔，我也因而在未附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在报名国家考试时遭到拒绝，也就是说被剥夺了通过考试的权利。[21]后来，我就到柏林撰写教授资格论文，从那里又获聘到巴塞尔，然后到罗斯托克，接着又到基尔，最后到吉森，现在则是到了维也纳。我当时也可以选择待在我祖国黄白相间的边境界桩内——我当然可以这么做，然后等上一段漫长的时间，直到终于轮到我可以当律师的时候。但是这样一来，难道我就更好地保存了我的爱国热忱，难道我就为我的祖国尽了更多的心力吗？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相较于选择待在自己家乡的那种狭隘里，我走上了一条对祖国更有贡献的道路。凡是正确运用了自己力量的人，他也同时因此为祖国做了更多的贡献。或者，我应该要基于政治上的权衡，而让自己绑手绑脚，甚至强迫自己承担一项义务，那就是，每当应聘到各个邦的时候，都得使自己的政治信念认同于在当地具有支配地位的政治体制与政府形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巴塞尔的时候势必得做一名共和主义者，在罗斯托克的时候则要做旧的等级式君主体制的支持者，然后马上又在基尔成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独立运动的参与分子，最后才在黑森的达姆施塔特找到符合我政治信念的宪政形式——立宪君主制。[22]

不！诸位先生，我并没有受到边境界桩上的颜色也没有受到国家宪政体制之形式所困惑，相反地，我就跟许多其他德国教授一样，凡是所在地的政府对我的志业抱以信任时，我就会选择往那里去；我相信，相较于那些或者是自愿或者是被迫留在家乡的人，我这么做并不会使自己变成一位较差的德国人。

德意志科学具有这样的一种普遍性或政治上的中立性。在这一点上，各邦政府不会去追问，受聘者是汉诺威人或者是黑森人，是施威林人或者是梅克伦堡人；而是会追问，受聘者是不是一位致力于科学之人，是不是一位干练的教师。在这一点上，受聘者不会去追问，该大学是位于他狭小的祖国境内，或者位于境外，也不会追问当地的国家宪政体制是采取君主制或者共和制。这样的安排方式，对德意志科学而言，是无与伦比的守护神。因为，它借着外在的去留自由，同时为科学提供了内在的信念自由。我可以骄傲地宣称，这件事情让我所属的这个职业阶层获得了崇高声望（在德国大学的历史中，不乏能够确认此一信念的例证）从费希特（Fichte）[23]与德·韦特（de Wette）[24]，一直到哥廷根七君子[25]与基尔大学的诸位教师。[26]

这就是在我们德国过去与现在的情况。在您奥地利这儿，过去和现在也是这样吗？过去是这样吗？不！现在是这样吗？是！的确，在过去的时代里，不乏从德国大学招聘外籍教师至此任教的例子，而且本校法律系正好就展现出若干光彩夺目的著例。但是在德国的其他地方，却流传着这样的看法：德国大学的精神表现于，在招聘教授时，完全只注重其科学性，而这种精神在奥地利尚未取得完全的认可。这样的看法是否有理，我在此无法多做探讨。

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吗？或许从最近的应聘名单中，可以为各位提出回答。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四位教师，也同时从外地被聘请到本地大学执教，而且他们全都是新教徒。[27](https://www.daowen.com)

诸位先生，在这项事实上，隐含了比诸位所相信的事情还要更多的东西。它意味着，在奥地利，科学已经被推向正轨，已经走上完全正确的道路，因为科学之所以成其为科学就在于它无关信仰。这么说并不代表我个人对信仰这件事情敬谢不敏。我作为一位新教徒，完全坚定而忠实于我的信仰与教会，就跟任何一位天主教徒对他的教会所具有的态度一样，而我自己其实最不愿意跟那些在宗教上抱持漠然态度的人进行对话。但是，正如同我要求信仰要享有它的正当地位一样，我也以相同的能量要求，科学要享有其正当地位。我坚决相信，一旦两者间的界限混淆了，那么它们也会在相同程度上招致不幸与祸害。[28]

难道我们几位到您这边任教的外国人与新教徒，应该要变成本国人与天主教徒，您才会觉得比较舒服？在充分了解那充斥于本地学院青年人灵魂中的精神后，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予坚决的否定答案。我知道，当前在主流圈子中具有支配力量的精神，其实就是一种氛围之下的产物，它表达着广泛流传于奥地利人民中那些具有判断能力的阶层中的想法。对我而言，这样的状况保证着，此种精神是持续性的，而且它已经获得提升，而超脱于所有政治动荡所造成的情势变更。在奥地利，一种新的盟约业已形成，取代了德意志邦联，那就是与科学的盟约。您不再指派驻邦联使节到法兰克福上任，取而代之的是，德国现在会派遣德意志科学的代表人物到您这里。我们且默默观察，哪一种结盟能够为您的祖国带来更多的庇佑，哪些使节能够让奥地利与德国之间不断变换的（mutierend）连结方式更加紧密。我的信念是，就如同普鲁士在本世纪初的再生一样，奥地利的再生也必须从内在层面出发，才得以成就。

那时候，在普鲁士，人们对于具领导地位的政治家冯·施泰因（von Stein）男爵（Freiherr）是拿骚（Nassau）人这件事，并不心存疑虑；同样，像费希特与萨维尼这两位获聘前往刚创校的柏林大学教书的人，一位是黑森人，一位是法兰克福人，像布吕歇尔（Blücher）是梅克伦堡人，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是汉诺威人，格奈泽瑙（Gneisenau）是奥地利军官之子，这些都不会让人产生疑虑。人们无论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智识与力量，都会将它取为己用。因此，我向神祝祷，希望同样的情况也要出现在奥地利，希望人们在碰到他们急需的人才时，不要先追问他的出身贵贱、孕育他的摇篮在哪里，或者他是从天主教或基督教神职人员那儿受洗。诸位先生，人们宣称已与智识缔结了新的盟约，而前述问题则是检验此盟约是否确实为真的试金石。当我把这套衡量标准放在现在围绕着我的环境上时，那么我可以欢欣喜悦地说：在奥地利已经出现了一个不同的时代。这并不是人们在面对新时代的精神时所进行的退让，也不是人们为旧体制所开启的必要例外，而是体制本身的改变，是大范围的整体转向。在这个确信下，我来到奥地利；在这个确信下，我满怀欣喜走马上任，并且由衷相信，我在这里会获得能自由发挥影响的土壤，就如同在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所能获得的一样。

当我将科学置放在同样的发展线索中时，难道是过于狂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