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自然法——未触及生活之需求与经验的抽象真理］
现在，在这样的基础上，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派；此学派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中，掌握了法学领域的思想上主控权。这个新学派就是自然法。很少有哪部学术著作，能够像荷兰的天才学者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在1654年出版（后来的再版次数，无以计数）的《论平时法》（de jure pacis）一样，产生如此深刻与持续的影响。[65]他决定了该时期的科学思潮，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人们很容易能理解这件事情。它就好比在沙漠中发现了绿洲。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科学能够满足那[66]对科学的渴求；不过这一次，要取得那能够被期待用来解渴的泉源，其实更容易得多了：胡果·格老秀斯将实证法——偶然与恣意的作品、暂时的与永恒的[67]法律——和那种跟我们一起诞生的法——其基础并非在于外在强制力，而是寓于真理的力量中，并且因此和真理一样，具有普遍而永久的效力——予以对置。我们的确会赞叹地发觉，所有在其自身当中感受到科学的推动力的事物，这时候都能够自由地呼吸，而且，人们也因为在其著作中，看到了拯救他们走出受实证制定法奴役的科学途径，而对其极为推崇。[68]
再一次，科学从实证法面前退缩了。这与注释法学派时代那种从生活前面逃开的做法，如出一辙，因为生活无法为科学的需求提供滋养。[69]只不过，那时候是躲避到罗马法里面，这一次则是躲避到自然法里面。当人们无法在自己家里获得舒适感时，他们就会在外面寻求慰藉。然而，注释法学派是立足于实证法的土地上，自然法却完全放弃了这个根基；科学与实证法之间的裂痕，现在竟无法弥补。因为自此以后，实证法遭到鄙视：自然法存在之单纯事实，就已经意味着对实证法做出谴责判断，也就是将“无用之物”这样的印记烙印在它身上。自然法被视为真理，实证法被视为谬误；自然法永远保持自身之同一，无论在何处均可主张其有效性，实证法则被视为反复无常的、偶然的、暂时的；自然法是科学，实证法则是手工艺。
从我们今天的科学立场出发，几乎无法理解，为何自然法以及那随着它而被设定的、理解实证法的方式，可以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历久不衰。
自然法被当做真理，实证法被视为谬误！也就是说，那种从现实世界前孤独地退隐的思考活动，有能力去看清关于法律亦即关于实际生活的诸多关系中的真理。然而，那些生活在世界中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那些懂得实际生活、知道并感受到其所需求之事的人们，那些凭借着财货、鲜血、肉身、生命而对真理感到兴趣的人们，[70]也就是那些其感受与思想、利益与需求最终为法律赋予形态的人们——难道他们的眼睛就受蒙蔽，无法认识到真理？谁能够否认，无论在什么时代，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总是超前于其所处之时代，就好比旭日东升之时，第一道光芒会先照射在那独自登上高峰、迎向朝阳的漫游者，而不会映入那些仍在山谷中熟睡的大众的眼帘。每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进步，都是在历史中的东升旭日，而用这样的比喻也可说明，那道光比较早照射到山顶而不是山谷，并且只会渐进地从顶端一直下降到低地。[71]然而倘若人们竟然相信，真理并不是要在生活中去追寻，而是要在学者的脑袋中追寻，因而，不是思想家发现生活（如果他们愿意寻找的话），而是生活要去搜寻到思想家——这样的想法不是很匪夷所思吗？[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