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Genese）与连续性（Kontinuität）作为法律认识之范畴

前面我们以简短的几句话略为勾勒了耶林演化论之梗概［舍尔斯基（Schelsky）将这样的理论模式称为“透过法律而造成社会变迁之耶林模式”］，现在我们需要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还能归给此一理论何种价值？耶林最早是在第一次维也纳演讲中发展此理论，并且在其《论法感之产生》与《法律中之目的》当中进一步详述之。他主张，“实证法的文化”是产生于一独特的反馈过程（ein spezifisch rückgekoppelter Prozeß）。在此一过程中，人类与其所创造的法律进行辩难，并且借由自身之经验而学会对法律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法律史的纲领。这样的法律史将法律的起源回溯到一生产性的精神过程；该精神过程操控着人类，但是人类却也借助反馈而自己控制着此一过程，并且该精神过程也因此而获得客观的文化理论特征。

我相信，这样的模式可以被当做关于一种一般性的、注入到各个时期的当下法秩序中的法之历史的方法上可能性，并且具有重要价值，[1]无论是对法律史或者对现行法而言。该理论模式同时具有规范上的选择性（normativ-auswählend）以及促进连续性的功能。因为它超脱了各时代的因素，而承认法律任务（die rechtliche Aufgabe）所具有之相同性与持续性；另一方面它也允许我们去区分，哪些事物是具有典范性而获得承认并且被贯彻，哪些事物是失败的并且被摒弃。批判性的选择也属于该理论模式的方法。这种方法使我们有可能书写出关于法的一种在精神层次上活动的、内在性的传记。如果成功的话，它就能够借由凸显下述事项，而为我们指出在面对法律时所进行之专注观察（Achtung vor dem Recht），以及在法体系中活动者的自我专注观察（Selbstachtung）：哪些历史性的经验累积，能够在成功的、历经了漫长而不断变迁的各个历史时代之后，在诸秩序概念中被积存下来。(https://www.daowen.com)

对此我想略做进一步讨论，首先说明一些原则性的事物，然后举一些例证。不过此之前，我觉得最好应该先强调，耶林所提出的法律演化论“不”具备哪些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