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以学生为诉求对象的维也纳就职演说引言第一份先行草稿
从好些年以前，我就不曾在讲演课开课时，获得像今天这么高昂的兴致。倘若对我25年来的学院生涯做一回顾，那么，或许只有当我第一次作为讲师而开始在柏林的高等学府授课时，可与今天的感觉稍微相提并论。[9]但当时的感受与现在的感受，其实在本质上是大不相同的。当时充斥并盘踞在我心中的，只有一种感觉与一种思想，但是这种感觉与思想发展的程度却把我压在地上喘不过气来。我难道还需要多加描述这样的感受吗？当头一次公开授课的年轻人，理解到其所承担之任务的高度，以及己身力量之不足的时候，还有谁不能对他的感受抱持同情呢？任何人若是处在相同情况，而正确理解到其所承担之任务的高度，以及己身力量之不足时，都无法抗拒这样的想法。
诸位先生，今天盘踞在我心中并且刺激着我的东西，跟当时并不一样：它已经不是一种单一的感受，而是各种不同种类的感受与思想的汇流。这些感受与思想推动着我，而且把我推向一种极不寻常的惴惴不安的情绪当中。我相信我大可不用逃避，而坦率向诸位承认这些感受。因为它们是对我当前身处的独特态势的一种主观表达。它们其实也是针对当下情境加诸在我身上的负担，所形成的觉察。
当我重新回想起25年前跨出学术生涯的第一步时，曾经拥有的那份希望与期待，那么我首先必须向天意的安排表达最深刻的感激。因为，现实情况的发展使得这项安排大放异彩；慈悲的命运带领我走上一条美好道路；许多人经常会讲起学术道路上横生的荆棘，而这种说法也并非无据，但是在我身上，却很少有这样的体验，我反倒更常遇见道路上盛开的玫瑰，或许这主要得归功于下面这种处境：对学术与教学工作的爱好与热忱，长存我心，未曾稍减，在这个意义下我甚至觉得自己比当时更年轻有朝气。[10](https://www.daowen.com)
学术研究的生活，确实会带来思想上的清新与活力，也会使之开花结果；但是，如果外在的阻碍与失落，一直发挥着作用而侵蚀它们，那么要保持住这种清新与活力，或许就显得相当困难。然而，若幸运之神使某人免受这些磨难，那么他必定会同意我的赞叹，认为服务于学术以及做青年人的导师[11]这项志业，实在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志业之一。
受聘到维也纳高等学府来教书，其实对我而言又更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感觉。此次应聘为我开启了发挥广泛影响力的可能，这比任何其他德意志大学所能提供的都要大得多；而我到现在为止所能发挥的影响，简直可说微不足道。然而，诸位先生，即便我非常高兴，终于在有生之年能享受到对整座大礼堂的听众进行演说的乐趣，我也依然没有忘记，在我迄今为止献身于教学的生涯中，教学活动为我带来何等的内在满足。它使我能清楚地看到，我如何对听众造成影响，以及是什么事情造成了这些影响，并且借此让我更靠近听众；而在一所大规模的大学里，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这种亲近听众的可能性，对我而言不但是一种鼓励，也为无法造成大规模影响这件事情提供了补偿。虽然每当我回想起在吉森那段岁月时，我总是因为能够在当地充满人道善意的政府治理下执教，满怀感激，但是在那里我压根没想过能够碰到这么多杰出、上进的年轻人。不过，我仍然有幸在当时的听众中找到这样一些年轻人。在那里，我认识了众多学生，他们借着个人的热情与力量，沿着老师给他们的有限启发，继续追寻；这些学生让我不得不献上最高的敬意，也让我永生难忘。
诸位先生，这样的相识，在目前的情况中，大概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之间的了解注定只能是单向的。您会认识我，我却无法认识您。在您诸位这方面，我所面对的是一群听众，而不是个体；我既无法向各位展示，一旦您诸位献身于您的任务之后，会获得什么样的成就，同时我自己也无法看到这件事情。对我们双方而言，这样的喜悦都［不］会产生。[12]这正好是伴随着一所大规模的大学而会出现的弊端。[13]我因为放弃先前的教职所蒙受的损失，在我看来并不严重，而我也不否认，我因为这点损失而在另一方面赢得的利益：让我睁大了双眼，我满心欢喜地成就这里为我所开启的影响规模。我用不着否认，这广泛的影响规模就是我衷心期盼的最终目标。我要对您诸位说，教师这工作为我带来许多乐趣，也是我的最爱；而且我认为，没有什么事情要比把充实于自己心中并且推动自己向前的东西在口语演说中表达出来，能让人获得更多享受的了。在我看来，书面的阐述只能被认为是对口头演说的必要辅助与微弱补充。这时候，您就能了解到，当我展望到我终于能够实现多年来愿望的契机时，这份展望必定会为我带来极大冲击。
诸位先生，从前我不曾相信，维也纳竟然会是实现此一愿望的地方。如果是在几年前，我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诸位先生，您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吗？很好！我现在就能够公开回答这个问题。倘若我正确地对您祖国过去的情势做了正确判断的话，那么对我而言，过去曾有一段时间，我是无法在此出现的，但是现在我却可以在此出现。这反映了一件事：在这段期间里，奥地利出现了重大的转变，而这重大改变正好也反映在我个人生命的渺小世界里。至于我接受了邀请而来到奥地利这件事，则可以为诸位担保，我相信这项重大转变的严肃与真实。
在我接受任何一次聘任时，政治方面的考虑从来就不具有决定性；我从来不相信会因为接受一项聘任，就同时承担了背弃自己先前政治信念的义务，[14]而转向认同当下主政的政府体制。其实这对我本来也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当初从作为柏林的一位大学讲师转而应聘到巴塞尔的时候，我在那边就应该变成一位共和主义者；[15]我在罗斯托克就应该摇身一变，成为旧的等级式君主体制的支持者；[16]随即在基尔动乱之后不久，我又前往那里任教，那时候我就应该与动乱势力有所联系；[17]到最后，在黑森的达姆施塔特，我才终于能生活在我一生都忠实拥护的国家形式之下，也就是立宪君主制。[18]
我认为，对于一个学术取向的人而言，在接受聘任时，唯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个人的因素在此可略而不论），就是下列问题：在他要去应聘的地方，科学是否可找到土壤？也就是说，不需要考虑是否能占教授缺，而是要注意在那里科学是否被赋予开展的自由，因为这才是使科学存活与昌盛的条件；也要注意，人们是否只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容忍科学这样一股力量，抑或是欢欣地培养、提倡、尊重与推荐这股力量。
而这样的土壤——我要满心欢喜地宣告，这样的土壤现在已经为奥地利的科学所赢得了。我的到来，可以就此为诸位提供保证，我是如何全心信仰这样的信念；如果没有此一信念，我的作为将无异于道德上的自残。是的，诸位先生，现在科学已经在奥地利获得了土壤，对于奥地利的真正繁荣与稳定发展而言，在这简短几句话中表达出来的事情，影响至为深远，它远比赢得几场战役更为重要。当我在此同时说出原先的判断，亦即，在此之前科学并无法在这里获得土壤时，其实这样的看法在奥地利国内与国外，都得到相当的认同，而我也是主张此一见解的主要人物——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然，可以理解，这样的看法并不包含那长期以来在维也纳开出最鲜艳花朵的科学分支——医学与自然科学[19]以及那些可以直接在维也纳这里找到最有利发展条件的、不会受到思想氛围之不利影响所阻碍的科学。在前述看法中，我指的是那些可被称为精神的科学（Wissenschaft des Geistes），而与前述学门分庭抗礼的科学分支。研究的自由，以及与此密切相连而无法切割的批判，政治信念与宗教信念上的自由，还有就是即便当科学戮力追求的目标，看来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却仍然乐意给予支持——诸位先生，我认为这些条件就是科学所需要的土壤，而我相信在维也纳这里已经找到了它。获聘请而在此土壤上共同耕耘，为我带来了一种崇高的感觉。现在，德意志的科学在这里找到了跟在自己祖国一样的安身之处；在奥地利与德国之间的联系上，一种新的结合方式产生了，它取代了不久之前仍存在的，但徒具外表的结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