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法学历史中的实证主义］
这种实证主义是法学的死敌。因为它将法学贬低为手工艺，故而法学须与其做殊死斗争。[43]倘若法学不能随时抱持警觉，那么实证主义所散播的杂草种子，就会迅速蔓生，使各种科学窒息于其下。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罗马；在公元4世纪，当法学中的科学性力量开始衰退时，实证主义马上就壮大了起来。那时候实行了一些措施：指定特定几个可以引用的学者、将各种引述堆积在一起，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Ⅲ）甚至还把这特别制定成一项规则，[44]一项关于早期文献摘录与汇集的规则：以剪刀而成就的文献编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晚近的时代，也就是在后注释法学家（Postglossatoren）的时代[45]以及后来在17世纪的时候，还有就是当代在普鲁士法与奥地利法的领域上。实证主义杂草在法学领域上的迅速蔓生，这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类似例证的；在法学中，高度的科学性与深沉的衰败这两个相互对立的事物，却是紧挨在彼此身旁，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是见不到的。在公元3世纪中期与末期的时候，[46]罗马的法学正处于登峰造极之时；100年后，实证主义的杂草却使其完全窒息。在上个世纪末，普鲁士的法学使自己脱离于普通法的法学；在本世纪初，奥地利的法学起而效尤。——这两者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是如何勉强地苟延残喘？人们不禁讶异地问道：在像萨维尼这样的学者执教的时代，在共同法的科学开花结果、处于具有最清新力量的时代，怎么在这里［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法律］完全嗅不到那赋予时代灵魂的精神力量的一丝气息，为何在那里［共同法］充满了清新的年轻活力，在这里却已老态龙钟（Marasmus sensilis）？[47]这怎么有可能？谢天谢地，现在无论是在普鲁士或奥地利的法律中，上述情况都已经有所改善。[48]
这些相同的事态，在法学的各个不同时期、各种不同的关系条件下，一再反复出现。这必定会使我们认识到，此处所涉及的并不是某种从外部而造成的意外，反而应该说，它们的产生基础，其实就蕴涵于法学自身的本质当中。法学必定会使我们认知到此一恶害的原因，也就是这些周期性瘫痪现象的出现地点。法学所隐含的这项根本之恶，[49]就叫做实证主义。[50]它必须随时对此保持警戒，否则就有可能受其扼杀。实证主义意味着逃避独立思考，献身于那作为无意志的工具的制定法。[51]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对抗实证主义；只要我在这里工作一天，这就会是我的任务，也理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