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概念、逻辑与生活
在《精神》一书的倒数第二节（§59）中，耶林在“法学逻辑对于法律之参与”观点下，为其新的视野——规则背后的正义理念——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证。那是一个关于加工（Spezifikation）的例子，也就是属于第二个法学时期的古典时期罗马法学说。该学说认为，由他人材料加工制造出新物者，取得该物之所有权，无论其是否基于善意。这样的学说是古典学派严格概念性之下的产物，它是由物之新颖性导出其结论。然而，继受前古典时期自然法传统的萨宾（Sabinianer）法学派，则驳斥这样的理论；因其认为只有所有权人才有权对材料进行加工，而这样的法律命题不能因为物之外在形态改变，而失其效力。到了古典全盛期，关于加工的学说则出现折衷说，并且被广获采纳。该学说认为，当被加工的材料直接被包含在新物中，或者新物可以直接恢复到材料之状态时（如我们可以区分雕像与其黄金材料的关系，以及酿酒的葡萄与葡萄酒之间关系之不同），则材料所有人即便在新物被制造出来的情况下，仍保有其所有权。[38]
耶林在其前批判的阶段中，在所有点上都清楚认识到，加工理论是建立在纯粹科学性的演绎基础上，并且运用这项认知作为他当时所持之一项信念的证据：“体系”是一个“新素材的永不枯竭的来源”，它同时也被理解为“由那些被提升为法学上的概念形式的法律规定，所构成的整体”（可见诸§41脚注528a，亦即为下述引文所做的注）。
当法学单纯运用立法者所间接设定与给定的事物来进行论述时，我们在这里没办法真正地去谈论所谓的新素材；这些事物不仅是一种“生产”，也不是一种揭示（Enthüllung）。与此相对，还有一种最严格意义下的法学的制造过程，也就是一个带出绝对新颖素材的过程。只要是对罗马法学家的著作有那么一点点肤浅接触的人，必定都会认识到这样的生产过程；因为优士丁尼法典中的学说汇纂，每一页都为我们提供了证明。罗马法学创造出多少学说！而这些学说中许多都只能从实证法获得最微弱的支撑点，或者只能获得最轻微的推进力。……哪里可以找到关于透过加工或添附而取得所有权的论述呢？这些学说完完全全是法学上的生产过程，是纯粹在法学思辨（juristische Speculation）的途径上被获得。法学借以建立加工或添附学说的素材，其实就是关于同一性（Identität）的一般性逻辑概念，被套用在对于物的改造上（Umgestaltung einer Sache）。
Jhering，GeistⅡ2，4.Aufl.（1883），§41，S.386f.
耶林在此所做的讨论，大致上是恰当的。关于加工的学说，其实是辩证性技术学说（dialektische Kunstlehre）当中的概念工作产物，关于添附的学说亦同。[39]辩证性的技术学说——它一直到今天都还持续地发挥作用，对物之概念进行分类，并且随着该种划分，为一种依照标的特定原则（Spezialitätsprinzip）而被规整的物权法创造了前提。但是，耶林从他那时候的前批判性理论出发点出发，完全没有察觉到，在这里发挥作用的辩证术（ars dialectica）应该依其实际的历史上的前提而予以理解。因为辩证术完全不属于耶林所探究的法律原则的一部分——他所探究的，是罗马国族的、道德性的、透过其形式主义来保障自由的法律原则。它就像那后来取代了它的前古典时期学说一样，都可以说是已经变成罗马法学的希腊法律思想。(https://www.daowen.com)
在其批判阶段中，耶林开始针对此种辩证逻辑的形式主义进行论争，并且将其核心主旨——由于物之新颖性而形成其无主性并且也因此而使其可被先占，解释成一种外在的、蒙蔽了物之本质的归类方式。
其他法学家［第4版：“另一位罗马法学家”］可能是从物之无主性观点为背后动机，来讨论加工（脚注433：L.7§.7 de acq.dom.41.1.）。[40]谁若是能忍受这样的观点，其实他也就失去了深入认识加工之真正本质的机会。并非因为这个新构成的物，就其现在的形态而言，原本并不存在，并且没有支配者，所以它才归属于加工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单纯对物进行破坏，必然也会产生所有权［而蚕蛹也会成为无主的，因为它已经不同于蚕之幼虫］[41]，而是因为它是由两项因素［要素］所构成，从这两项因素［要素］的任何一项出发都可以［值得］提出一项提供保障的要求：素材与劳动。在一个经济上尚未发展的时代，也许会偏好在素材方面提供保障［对于这样的时代而言，萨宾学派的理论（Gaj.Ⅱ79）似乎会是自然的、正确的，但是在一个手工业、商业交易与工业日趋繁荣的时代，这样的论点就不再必然是正确的，除非它牺牲掉交易带来的利益，厂商、手工业者、商人必定会决定采用普罗库里亚的理论］，但是在一个手工业、商业交易与工业日趋繁荣的时代，这样的论点就不再必然是正确的，除非它牺牲掉交易带来的利益。在劳动不断发展其自身的同时，关于劳动的权力［对其之理解］也在相同的程度上发展起来。
Geist Ⅲ1，1.Aufl.，（1865），§59，S.304，
方括号内文字系第4版（1888年）所做之修正，S.323.
从那时开始，耶林将劳动原则解释成加工学说中的“真实”，也就是合乎正义的观点。德国民法的立法者对耶林的分析做出了反应，并且——相对于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将加工视为的适当价值（相较于素材价值）标举为取得“新”物所有权之进一步前提要件（§950 BGB）。在法政策学的层面上，耶林的论证具有绝对的重要性，但是在历史层面上则非如此。古典时期的加工学说，并未认识到劳动价值原则，而是只认识到形式的同一性原则，即使是折衷见解也必须被放在此一原则的规制下（因为可回复性至少必须蕴涵物质上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