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具典范性的法律史学家——集法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于一身］

关于法律的历史书写，为了要达到能真正理解其发展历程的阶段所走上的道路，会要求人们将史学家、法哲学家与法学家合为一体，来进行探讨活动。[89]谁若是缺少法学教育背景就来承担这样的任务，那么他总是会面临一项危险，亦即可能会忽略实际法律上的动机（praktisch-juristische Motive）所造成的影响。本身完全不懂法律的人，如何能够正确理解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法律？本身不熟悉过去时代中实际利益与专门法律（specifisch-juristisch）要素的人，如何能够正确评断这些利益与要素的实效？这一点是如此地不证自明，乃至于，倘若不是存在某种广为流传的偏见为上述谬误提供保护，我或许会对提及此事抱持犹豫态度。这种偏见在实务法学家的圈子里面并不少见。根据这种偏见，仿佛一个完全不了解实务法学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法律史学者。[90]

另一方面，史学家与法学家倘若不将法哲学当作辅助手段而援用之，则他们也有可能错认其所担负之任务。这样的危险并不会比较小。毕竟，法律的各种驱动力，并不完全存在于纯然的实务面向上；应该说，伦理的面向总是跟它衔接在一起。

倘若人们是在这个意义下来掌握法律史，也就是说，让法律史成为一种整合了历史性、实务法律性以及法哲学性的研究活动，并且在此意义下来进行探讨，那么谁还会怀疑，法律史其实是一个具有最高度科学性的吸引力的学科？当然，这边提到的假言判断——“倘若人们在这个意义下进行探讨”，与当前一般实际情况，相去何等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