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理论之生活疏离性，所带来之危险］

虽然我自己身为一位理论家，但我仍然要毫无保留地提出一项指责，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理论在很多层面上，都在自身中隐含了一项不健康的特征。在民法大全（corp.juris）[98]当中许多精致的法律问题上，原作者的论述，刚好就在开始引起实务家兴趣时，戛然终止；因而在这里，对于今日的生活而言，教义学上的终局结果几乎可说付之阙如。那么对这些问题所进行的广泛探究，应何去何从？

不可分之债、[99]连带之债（Correalobligationen）、[100]债之更改（Novation）、[101]债之移转（Delegation）[102]以及许多其他素材，都是晚近获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对那些想要在个别案件中寻求咨询的实务家而言，在这些问题上要找到他所渴求的东西，是如何困难。然后，先前我们的司法裁判所获致的某些极具价值的成果，却在我们的时代里，遭到理论的质疑，甚至被理论弃而不顾，只因为它们无法在法源（Quellen）当中获得论理基础。这里所展现出来的情况是，仿佛我们现代的法律生活，只需从民法大全的典律（Kanon）中获得证实一样。

我的企图，并非在于要借着贬低他人而凸显自己。我反而是确切认知到，它们[103]在别人那里所激起的相同因素，也存在于我个人身上；而我则努力抗拒，以免自己受到它们的不利影响。不过，当人们意识到威胁着某人的危险时，这其实就已经是一项成果；而我相信，在我这边已经睁大了眼睛，注视着此一危险。我的态度，与实务家针对理论贡献所做的评断，亦即那种不承认理论贡献具有权威导引功能的轻率傲慢态度，大相径庭；就我所有的教义学著作而言，我总是乐意让它们受实务家的评断，而那些无法在实务家那边获得掌声的见解，从一开始就会被我认为是有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