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在发展史上较早阶段之必要性］

对于我们而言，这些不同的阶段乃是历史所必需的个别推论环节，有了它们才能进行推论；而即便已经做出了推论，它们也不会就此被弃置，而是会继续在此推论中获得生命、发挥作用。[83]历史研究的真正任务，就是要认知到这些环节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不应仅指出个别环节之间的前后相连，好比珍珠项链上的珍珠，只是从外表看来彼此共同被串连在历史的链条上，而是更应该指出，某个环节如何构成了另一个环节的条件，以及一件在其所处时代中看起来并不完整的事情，为何不仅仅是正当的，而且还是完整的、真实的。

从我们今天法律的角度来看，或许会对诉诸自助行为、武力自卫（Faustrecht）、神意裁判的时代[84]提出谴责；然而这些制度在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代里，也具有相对的真理。对那些时代而言，它们不仅仅是必要之恶，更是正当合法的、最佳的途径，就好像春天的蓓蕾与花苞；在结出果实之前，必须先有它们的出现。[85]

当我们得知，在法律发展的某些阶段上，单纯的字词使用，是如何严苛而不留情面地被处理时，我们会感到惊讶。然而非得如此不可！对那些时代，相较于那种因为不采用这种方式而可能使它们步上毁灭的状态而言，这种恶害其实是一项善举。罗马法的伟大，有很重要的一部分须归功于此种形式主义。[86]

在法律当中，宗教曾具有支配力量——在当前的法律里，谁还能够忍受这件事？然而，倘若宗教不曾伸手为法律提供庇护，法律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https://www.daowen.com)

中世纪的教会，曾经对所有的法律领域发挥过裨益甚大的文化历史影响。难道我们仅因为当今的国家与当今的文化，已经走过这个必须仰赖教会监护（它不仅是必要的，甚至还可被认为是极高的裨益）的阶段，就能够认为这样的影响不那么正当？

即便是监护，也有其正当的理由，以及它的适当时期，在这里，它并非被认定为必要之恶，而须予容忍，而是被认为一项善行；唯有当各个民族与个人步入了成熟阶段后，它才会在他们身上激发反抗。人们处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可不用抱持着返回到中世纪的愿望，但却可以承认中世纪是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当阶段。那种以当代的标准去衡量中世纪的做法（例如在理性主义背景下对早期历史所为之书写，就犯了这样的毛病），以及如同那些在文学与政治领域中的浪漫主义者，试图把当代拉回到中世纪，并使其固定在那里的毫无成果可言的尝试，两者都可说是极为混淆视听。[87]

我在这里向诸位提出的直观，其实是今天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资产。但是，科学不允许我们单纯停留在这样的确信上，而是要求我们进一步将其付诸实践利用，也就是在个别细节上为其赋予真实（bewahrhei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