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巴尔干和克里特岛的蹂躏
有人说英国当局把威尔逊将军的兵力派往希腊，虽然结果只是匆忙的撤出，但这个行动却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已经使侵俄战役的发动延迟了6个月。许多熟悉地中海情况的军人——其中最显著的一位就是德甘冈将军，他后来做了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当时正在开罗的联合计划机构中工作——都反对这种说法，并且谴责这次冒险实为一种政治赌博。他们认为由于把不适当的兵力送往希腊，遂牺牲了一个“黄金”机会。英军本应乘意大利人在昔兰尼加惨败机会，一鼓作气在德国人的援兵尚未赶到之前，就把的黎波里攻占下来。但他们却坐失良机，反言之，在希腊方面他们根本就没有击败德国人和使该国免受侵入的可能。
事实的经过也可以证明后述的看法不错。不出3个星期，希腊就受到了蹂躏，英军也被逐出了巴尔干，同时留在昔兰尼加已经减弱的英国部队，在德国非洲军（Afrika Korps）在的黎波里登陆之后，也同样很快地被逐出了。这些失败对于英国的威望和前途都是重大的损失，并且也加速使希腊人民受到蹂躏的痛苦。即令后来发现希腊战役的确已经延缓了对苏联的侵入，但这也还是不足以证明英国政府的决定是合理的，因为当他们在作决定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那个问题。
不过为了历史的兴趣，此次战役是否真正已经产生那样的效果，却又还是值得研究的。足以支持这种说法的惟一最具体证据就是下述事实：希特勒本已命令对于攻击苏联的一切准备，都必须在5月15日以前完成，但到了3月底，这个预定的日期却又被顺延约一个月，然后才决定改为6月22日。伦德斯特元帅曾经说过，他那个集团军的准备是由于装甲师的迟到而发生了延误，那些装甲师都是巴尔干战役中所使用的，所以这也就是延误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又还要再加上天气的因素。
在伦德斯特之下，直接指挥装甲部队的克莱斯特所说的话就更为明显。他说：“诚然，那些用在巴尔干的兵力在我们的总兵力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以坦克的比例而言却很高。由我指挥准备在波兰南部向苏联发动攻击的装甲部队，大部分都是曾经参加巴尔干战役的。那些坦克需要大修，人员也需要休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是一路长驱南下，远达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现在也就必须把他们从原路撤回来。”
伦德斯特和克莱斯特两人的意见自然是受到他们自己地位的影响，因为他们所负责的方面是要依赖这些装甲师来发动攻势。其他的德国将领对于巴尔干战役的影响就比较不那样重视。他们强调指出，对俄攻势的主要任务是指派给在波兰北部的中央集团军，那是由包克元帅指挥，一切成败都是以这一方面的进展为关键。伦德斯特的南面集团军所担负的本是一种次要的任务，所以他的兵力即令减少一点，也还不会影响到胜负的决定，尤其是苏联方面的兵力部署一向缺乏弹性，是很不易调动的。甚至于这一方面的兵力较少还是一种好处，因为那可以阻止希特勒要在侵入的第二阶段把主力移向南面的想法——如我们所知的，德军未能在冬季来临之前，进入莫斯科，实深受他这种决定的影响。总之，不必等到伦德斯特集团军获得巴尔干方面所撤回的装甲师之前，就可以发动对苏联的作战。不过，地面是否够干燥，足以容许提早发动攻势，那的确是一个疑问。哈尔德认为在实际发动侵俄战役之前，天气的条件事实上都是不太适合的。
设若无巴尔干的并发症，则希特勒将作何种决定，仅凭德国将领们事后的看法，并不能获得一项确实的结论。不过若一旦为了这个原因而决定延期，则等到用在那一方面的兵力调回来之后再动手的观念也就自然是比较合理。
但是决定延期的原因却并不是希腊战役。当侵入希腊的观念被纳入1941年的计划中时，希特勒早已考虑到把它当作侵俄行动的一个序幕。改变时间表的决定性因素是3月27日所突然发生的南斯拉夫政变：西莫维奇将军（Gen.Simovich）和他的联邦党人推翻了不久以前刚刚和轴心国家签订了条约的政府。希特勒大为震怒，就在消息传来的同一天决定对南斯拉夫发动一个压倒性的攻势。为了要作这样一个打击，于是所需要的陆军和空军兵力，也就远超过原有的估计。（那是只以希腊为对象，而且假定南斯拉夫是可以假道的。）这样也就迫使希特勒不能不决定延迟其发动对俄攻势的日期。
促使希特勒侵入希腊的原因不是英军登陆的事实，而是他对于这种登陆的畏惧心理，必须把英军逐出他才放心。英军的登陆也并不能阻止南斯拉夫政府和希特勒签订条约，它却鼓励西莫维奇去发动政变，而终于使巴尔干人民饱受战祸的煎熬。
更具有启发性的是格赖芬贝格将军（General von Greiffenberg）对于巴尔干战役的作战概述。他是李斯特元帅的参谋长，而执行巴尔干战役的就是李斯特的第十二军团。
格赖芬贝格的记载强调说明，由于还记得联军在1915年占据萨洛尼卡之后，到1918年9月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打击，所以希特勒在1941年也就很害怕英国人会再度在萨洛尼卡或色雷斯（Thrace）的南岸登陆。那么当南面集团军向东攻入苏联的南部时，他们也就会居于足以威胁其侧翼的地位。希特勒假定英国人还是会像过去一样地尝试进入巴尔干——并且也回忆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联军在巴尔干的兵力对于胜负的决定是如何的具有实质贡献。
所以他决定在开始对俄作战之前，应首先占领在萨洛尼卡到泽泽阿加赫（Dedeagach）之间的那一段南色雷斯海岸。第十二军团被指派担负这个任务，并包括克莱斯特的装甲兵团在内。这支部队首先在罗马尼亚集中，越过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亚，然后从那里突破希腊的梅塔克萨斯防线（Metaxas Line）——其右翼指向萨洛尼卡，而左翼则指向泽泽阿加赫。（译注：泽泽阿加赫就是亚历山大城〔Alexandropolis〕。）一旦已经达到海岸线之后，留守的任务就交由保加利亚部队来接替，德国人将只留下极少量的兵力以作支援而已。于是第十二军团的大部分，尤其是克莱斯特的装甲兵团，就应向北撤回，经过罗马尼亚，去参加东战场南区的作战。原定计划并未考虑要占领希腊的主要部分。
当这个计划送给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King Boris）看的时候，他说他不敢信任南斯拉夫，它也许将会威胁第十二军团的右侧翼。德国代表遂向他保证说，由于南斯拉夫在1939年已与德国签订条约，所以他们认为在那一方面不会有危险发生。但他们所获得的印象是鲍里斯并不太相信这种看法。
他的想法被证明出来没有错。当第十二军团正要从保加利亚依照计划开始行动时，政变就突然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爆发，迫使南斯拉夫的摄政王保罗（Prince Paul）退位。
伦德斯特的作战官布鲁门特里特，曾经这样分析说：
“似乎在贝尔格莱德有某些人反对保罗摄政王的亲德政策，并想要加入西方国家那一边。这次政变是否事先曾获西方国家或苏联的支援，我们军人是无法猜度。但无论如何却绝不是希特勒所发动的!反之，那却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奇袭，并且几乎使在保加利亚的第十二军团的全部作战计划都受到破坏。”
举例来说，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现在必须从保加利亚向西北前进，以贝尔格莱德为目标。另外一个临时拼凑的行动就是组成一个第二军团，由魏克斯（Weichs）指挥，迅速集中以卡林西亚（Carinthia）和施蒂里亚（Styria）为基地的部队，向南攻入南斯拉夫。在巴尔干这一次突发的政变迫使俄罗斯战役展期，从5月延到6月。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贝尔格莱德的政变是的确影响了希特勒对苏联攻击的发动时间。
不过天气在1941年又还是一个重要因素，但那却是偶然性的。在布格河—桑河之线以东的波兰，直到5月为止，地面上的行动都极受限制，因为大部分的道路都是泥泞不堪，而整个地区则几乎是一个大泥潭。许多无规律的河川造成了广泛的泛滥。愈向东走则情况也就愈恶劣，尤其是以在普里皮亚特（Pripet）和别列津纳（Beresina）的沼泽森林区域中为然。即令在正常的时候，5月中旬以前的运动一向都是非常受限制的，但1941年却是一个很不正常的年头。冬季特别长，一直迟到6月初，布格河都是在泛滥的情况中。
在远北方面，情况也差不多。当时曼施泰因将军正在东普鲁士指挥一个充任矛头的装甲军，他说5月底到6月初之间，在那里是下着苦雨。所以若是提早发动攻击，其成功机会可能会更差，也许诚如哈尔德所说的，即令没有巴尔干的阻碍，也还是不可能提早的。1940年的天气太有利于对西方的侵入战，但1941年的天气却是对东方的侵入战大为不利。
当德军在1941年侵入希腊时，那是在一支小型英军在萨洛尼卡登陆之后。希腊陆军所防御的主要地区为从保加利亚进入希腊时所必经的山地隘道。但是德军从斯特鲁马河（Struma）下游的前进却正掩护另一个比较间接的行动。德国人的机械化纵队向西从斯特鲁马河上进到与国界平行的斯特鲁米察（Strumitza）河谷，然后越过山地进入南斯拉夫那一端的瓦达河（Vardar）谷。从那里就刺穿了希腊与南斯拉夫两军之间的交点，并用一个向萨洛尼卡的迅速猛冲以扩张战果。这也就切断了在色雷斯地区中希腊军的大部分。
接着在这个打击之后，德军又不采取从萨洛尼卡通过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直接向南的进攻路线，因为在那里英军设有防御阵地。它们另外转向，从远在西端的莫纳斯提尔（Monastir）缺口南下。这样沿着希腊西海岸的前进，就切断在阿尔巴尼亚境内的一部分希腊部队，迂回英军的侧翼，并截断所有一切残余联军的退却线，结果也就使希腊境内的一切抵抗都迅速地趋于崩溃。英军及其同盟国部队的残部都由海上撤到克里特岛（Crete）。
纯粹凭藉从空中侵入的兵力以来攻占克里特岛，可以算是战争中的一次最惊人和最大胆的表演。同时这也是大战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次空降作战。它是用英国人来作为表演中的牺牲品——这也留下了一种极有意义的警告，告诉未来的人类对于任何这一类奇袭的危险都绝不可以轻视。
1941年5月20日上午8点，差不多有3000名德国伞兵从天空降落在克里特岛上。这个岛是由28600名英国、澳洲和新西兰部队所据守，此外还要再加上两个师的希腊部队，其总数也几乎与上述者相等。
作为是德军征服巴尔干的尾声，这个攻击是在意料之中，而留在希腊的英国谍报人员对于其一切准备情形也都早已提供了良好的情报资料。但是对于空降的威胁却并不曾受到其应有的重视。在丘吉尔的指示之下，弗里堡将军（General Freyberg）已被指派为克里特岛的指挥官。据丘吉尔的记载，他在5月5日曾报告说：“大可不必神经紧张，对于空降攻击更是不必忧虑。”他表示比较可虑的还是海上的侵入——但英国海军却已能解除这种威胁。
丘吉尔对于“尤其是从空中来的威胁”却仍然很感忧虑，所以他力主至少应再加送一打“步兵”坦克去增援，因为在那里现有的数量只有一半。而更严重的基本弱点是完全缺乏空中支援——以来对抗俯冲轰炸机和拦截其空降部队。甚至于高射炮也都很缺乏。
到了第一天黄昏时，在岛上的德军人数已经增到不止一倍，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中——首先是利用降落伞和滑翔机，从第二天黄昏起，就开始使用载运部队的运输机了。这些飞机冒险在已经被攻占的马莱梅（Maleme）机场降落，尽管当时还仍受到守军火炮和迫击炮的扫射。最后由空中侵入的德军总数大约达到了22000人。许多人在降落时送命或负伤，但所留下来的都是最强悍的斗士，而他们的对手虽然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训练水准却差得很远，而且其中有许多人对于在希腊被逐出的经验尚有余悸。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装备方面的缺乏，尤以短程无线电通信工具为最。尽管如此，许多部队还是作了艰苦的奋斗，而他们的顽强抵抗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效果，那又是到了以后才被人发现的。
有一度，英国高阶层还是继续保持乐观的态度。根据其所接获的报告，丘吉尔在第二天还告诉英国下议院说空降的侵入者“大部分”都已被消灭。而在以后两天之内，中东英军总部仍继续在说是正在“扫荡”德军中。
但到了第7天，即5月26日，英军在克里特岛的指挥官却报告说：“照我看，在我指挥之下的部队已经达到了其耐力的极限……我们在这里的地位已经毫无希望了。”弗里堡是一位心如铁石的军人，这些话出于他的口中，也就表示此项判断是毫无疑问。撤出的行动从28日的夜间开始，到31日的夜间才结束——因为拼命地想尽可能多撤出一点部队，所以英国海军在敌人优势空军攻击之下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一共救出了16500人，包括大约2000名希腊人在内，其余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做了德军的战俘。海军死了2000多人。一共有3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被击沉。另外还有13艘其他的船只受到了重伤，包括2艘战斗舰和地中海舰队惟一的1艘航空母舰在内。
德军也大约死了4000人和伤了2000人。撇开希腊人和当地克里特岛的民兵不算，德军的真正损失大约还不到英军的三分之一。不过所损失的却大部分都是德国惟一伞兵师的精华，所以对于希特勒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心理影响，而那却又变得是对英国有利的。
不过就目前而言，克里特岛的惨败所产生的心理打击是异常的沉重。对于英国人民而言，因为它是紧跟在上两次惨败的后面，所以其打击也就显得更不好受。在4月间，英军已在10天之内被隆美尔赶出了昔兰尼加；而在希腊方面，从德军开始侵入之日算起，3个星期之内，英军也全部被逐出。韦维尔在冬季里虽曾从意大利人手中夺得昔兰尼加，但那个成功却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当在德国人手下这样再三地吃败仗之后，又加上德国空军在春季里已经对英格兰重新发动空中的“闪击”，所以前途的黑暗甚至于比1940年还有过无不及。
但是出乎英国方面的一切料想之外，希特勒对于其在地中海地区的第三次胜利却并不曾加以扩张——跃向塞浦路斯、叙利亚、苏伊士或马耳他。一个月之后他就发动了侵俄战役，而从那个时候起，他也就漠视一切可以轻松地把英国人逐出地中海和中东的大好机会。这固然是因为他专心致力于对苏联的作战，但他在克里特岛胜利之后的心理反应也是主因之一。由于所付出的成本太高，使他很感到伤心，于是他对于这次征服的成功也就不那样起劲，他过去的一切成功都是成本远较低廉而收获也远较丰富，所以在对比之下，他就感到相当的失望。
在南斯拉夫和希腊，他的装甲新军也还是像在波兰和法兰西平原上一样纵横无敌，尽管在那里它们曾经遭遇到山地的障碍。它们蹂躏了那两个国家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地顺利。
从以后的记录上显示出来，李斯特元帅的第十二军团一共俘获了9万南斯拉夫人、27万希腊人和13000英国人，而其所付出的成本是死伤总数尚不及5000人。当时英国的报纸估计德军损失在25万人以上，甚至于英国官方的声明也说“大约为75000人”。
希特勒在克里特岛胜利后的遗憾不仅是成本较高，而且也使其手中的这种新型陆上战斗兵力暂时严重地减弱。英国海军虽已受到重大的损失，但却仍继续控制着海洋，希特勒只有使用这种兵力，才能越过海面攻占陆地，而不害怕英国海军的拦截。所以希特勒在克里特岛已经扭伤了他的手腕。
战后德国空降部队司令施图登特将军曾经透露：很令人感到惊奇的，希特勒对于攻击克里特岛的计划本来就不愿意采用。施图登特说：
“在达到了希腊南部之后，他就想结束巴尔干战役。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飞往见戈林，并提出仅用空降兵力来攻占克里特岛的计划。戈林这个人是很容易说服的，而且他也很快认清了这种构想的可能性，于是要我去见希特勒。我在4月21日见到他。当我首次向他解释这个计划时，希特勒却说：‘那说起来是很有道理，但我认为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我终于还是把他说服了。”
“在这个作战中，我们用了一个伞兵师、一个滑翔机团和第五山地师，后者在过去并无空运的经验。”
空中支援由李希托芬（Richtofen）第八航空军（Air Corps）的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来负责，在1940年打开进入比利时和法兰西的门户时，它们也一再表现出其作为决定性工具的价值。施图登特又说：
“没有任何部队是海运过去的。但原来却有这样的打算，不过所能使用的海运工具就是一些希腊的小船。于是所安排的是把这些小船组成一个船队，载运较重的装备——高射炮、战防炮、其他火炮以及少许坦克——和第五山地师的两个营……据报英国舰队尚留在亚历山大港，但实际上它们是正在前往克里特岛的途中。当这支运输船队驶往克里特岛时，也就正好撞上英国舰队，于是全部都被击沉。德国空军也立即予以报复，使英国海军受到重创。但我们在克里特岛上的作战却因为缺乏重武器而遭到严重的障碍……”
“在5月20日这一天，我们并未能完全占领飞机场。在马莱梅机场上，最珍贵的突击团正在和新西兰的精锐部队苦战。5月20日到21日之间的夜晚对于德军指挥部是一个最紧急关头。我必须作下一个重大的决定，于是我决心使用手中仍控制着的伞兵预备队，去完成对马莱梅机场的攻占。假使敌军在这个夜间或次日的上午发动一个有组织的反击，那么突击团的残部在兵疲久战之余即可能会被击溃——尤其是他们对于弹药感到异常缺乏”。
“但是新西兰部队却只作了一些孤立的逆袭。事后我听说英军指挥部认为在空降攻击之外，一定还会有德军的主力从海上侵入，所以他们把大量的兵力都展开在马莱梅与干尼亚（Canea）之间的海岸线上。甚至于到这样危急的时候，英军指挥官都还不敢冒险把这些部队转用到马莱梅。21日，德军的预备队已经成功地占领马莱梅机场和村落。到了当天黄昏时，第一山地营，也就是第一批空运部队，已经在机场着陆了——于是德国人也就已经赢得这一场克里特岛之战。”
但是胜利的代价却比原先提倡这个计划的人所想像的要高得多——一部分是因为在岛上的英国兵力比所假定的数量多了3倍，但却也还有其他的原因。
“损失的大部分都是由于在恶劣状况下着陆——克里特岛上很少有适当的地点，而一般的风向都是由内地吹向海洋。因为害怕把部队投在海里，所以驾驶员也就有把他们向较深入内陆投下的趋势——有些实际上是落在英军战线之内。包装的兵器往往落在距离部队太远的地方，这只是造成过度伤亡的第一种障碍。在那里有少数的英国坦克，最初曾经把我们吓了一大跳——但很侥幸的，它们的数量并没有超过两打。步兵，大部分是新西兰人，虽然受到了奇袭，但却仍能作顽强的战斗。”
“元首对于伞兵单位所遭受的重大损失大感震惊，并且获得一个结论，以为他们的奇袭价值已经成为过去了。此后，他常常对我说：‘伞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当我说服希特勒采纳克里特岛计划时，我同时也曾建议在这个作战成功之后，就应继续从空中攻占塞浦路斯岛，然后再从那里向前跃进，以攻占苏伊士运河。希特勒似乎并不反对这个观念，但却不曾明确地批准这种计划——因为他内心里所盘算的大事还是即将发动的侵苏战役。自从克里特岛的惨重损失使他吃惊之后，他也就拒绝再企图作另一次大规模的空降作战。我虽然曾一再向他进言，结果却还是无效。”
所以英国人，澳洲人和新西兰人在克里特岛的损失也并非毫无代价的。除非隆美尔在非洲的装甲部队也已经获得强大的增援，否则施图登特的攻占苏伊士运河计划也许是不可能的，但马耳他（Malta）的攻占却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在一年以后，希特勒曾被说服采取这个计划，但后来又改变了他的决心而终于把它打消。施图登特说：“他感觉到假使英国舰队一出场，所有的意大利船只都会躲在它们的国内港口中不敢出头，于是将留下德国空降部队在那里孤掌难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