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转向苏联
当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侵入苏联时，战争的整个局势也就随之而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这恰好比1812年拿破仑侵俄纪念日要早一天。那个步骤被证明出来对于希特勒也正像对于拿破仑是同样具有致命的效果，尽管这一天的结束没有上一次那样的快。
拿破仑在年底之前就被迫从俄罗斯撤退，而俄罗斯人在其侵入后次年4月就进入了拿氏的首都（巴黎）。希特勒一直过了3年才被逐出苏联，而直到第4年4月苏联人才进入了希氏的首都（柏林）。他曾经侵入苏联达到拿破仑所曾经到达的深度的两倍，不过他却不曾进入莫斯科，未能重演拿破仑幻影式的成功。他之所以能够侵入较深，是由于有了较优越的机动工具。但这却还不足以达到其理想目的。空间使他受到了第一次挫折，于是也就造成了他的失败。
在侵略者自杀步骤的副作用方面，历史也是自动地重演，英国的情况从其岛国以外的多数人眼里看来似乎是早已绝望，但此一步骤对于英国却发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从大多数局外人眼里看来，这个挂在欧陆边缘上的小岛，其情况是如何的绝望实至为明显，而这一次比拿破仑时代还要更坏。由于空权的发达，海洋天堑的价值已经大为降低。这个岛国的工业化已使它必须依赖输入才能活命，于是也就增大了潜艇的威胁作用。因为拒绝了一切的和平试探，英国政府似乎也就已经把这个国家带上了一条死路——即令希特勒不想用侵入的手段来达到迅速征服的目的，从逻辑上看来，英国也还是注定了会油尽灯熄，而终于难逃灭亡的命运。不妥协的路线即无异于慢性自杀。
美国也许会“打气”使英国继续浮着不沉，但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并不能起死回生，尤其是丘吉尔在仲夏时所作的决定，又几乎引起了大祸。他决定要倾英国那一点渺小的全力去轰炸德国。这样的轰炸只能算是“针刺”（Pin-pricks），但却有阻止希特勒把注意力移向其他方面的效果。
英国人对于他们情况的真相却是漠不关心。他们在直觉上是顽固的，而在战略上则是无知的。丘吉尔那种慷慨激昂的演说帮助矫正了敦刻尔克所带来的沮丧心理，补充了那些岛国人民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他那种挑战性的口气使英国人如醉如狂，所以也就不会冷静地去考虑是否在战略上有根据。
比丘吉尔的影响更深的还有希特勒的影响。自从他征服法国和接近英国人的海岸之后，其所给予英国人的刺激也就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其过去的一切暴政和侵略等项证据所能构成的刺激比较说来只能算是渺乎其小。于是英国人也就再度产生了他们那种传统的心理反应——不惜付出任何成本来和希特勒拼命到底。英国人的集体民族性像一只“牛头狗”（Bull dog），若是给它咬着了就会宁死都不松口。此种不可及的“愚行”在此也就获得了最明显的表现。
这是第二次一位西欧的征服者碰到了一个不认为他们自己已经被击败了的民族。从《我的奋斗》这本书上显示出来，希特勒对于英国人的了解要比拿破仑深入，所以他曾经采取非常特殊的步骤以求避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但他却相信英国人具有现实感，所以当他看到英国人居然对于其前途的无望完全无动于衷时，也就感到大惑不解。同时他也认为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他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实在是异常的宽大，因此英国人的拒绝也实出其意料之外。在这种困惑之中，他对于所应该采取的次一步行动也就感到犹豫不决了，于是也就终于像拿破仑一样转向另一方向——想先征服苏联来作为最后解决英国的准备。
他的心理并非突然转向的，而是分了好几个阶段。其原因也极为复杂——比拿破仑的更为复杂——那不是任何一个单纯的因素或理由可解释的。比之1805年法国舰队在芬利斯特角（Cape Finisterre）的受阻，德国空军在英格兰南部上空的重大损失，在战略方面所具有的决定性比较小，尽管在战术方面所具有的决定性却较大。因为维尔纳夫（Villeneuve）的退却在拿破仑的心理上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戈林的失败却并不曾对希特勒的心理产生同样重大的影响。希特勒仍继续努力打击英国的意志，所改变的只是战术的形式而已——本来是企图毁灭英国的空中防御力量，现在就改为对工业城市的夜间轰炸。压力的间歇放松，除了天气的影响以外，就是由于希特勒内心里的举棋不定。假使他还可能说服英国人接受和平条件，则他似乎也就不愿意对英国人下毒手，但他虽然紧抓住这个希望不放，其追求目标时所采取的手段又显得很笨拙，不能得心应手。
同时，受到其经济需要、恐惧和偏见的影响，他心理又不断地向另外一个方向移动。虽然他和斯大林所签订的条件已经替他在西方的胜利作了铺路的贡献，他在那里的征服也大体都是此种环境的产物，但他却始终在想打倒苏联。对于他来说，思想并不是一种实现野心的工具，反共主义是他最诚挚的信仰。
此种东向的冲动受到英国抵抗的强烈影响，但在他内心里的复活却是从英国拒绝其和平试探之时起就已经开始了。
早在1940年6月，当希特勒正在忙于法国的战役时，斯大林就抓住这个机会占领了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个波罗的海小国家。希特勒固然已经同意这些波罗的海国家应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但却并未同意它们可由苏联实际占领，所以他感觉到他已受到斯大林的一次愚弄，尽管他的大多数顾问都很现实地认为苏联人的进入波罗的海国家是一种自然的预防措施，因为他们害怕希特勒在西方得胜之后就会转过头来对付他们。希特勒对于苏联具有一种深入的不信任心理，在西欧战役的过程中，因为他只留下10个师在东线，面对着100个师的红军，所以他经常感到不安，即为其一种明证。
于是到了6月26日，苏联人又事先未通知德国人，就向罗马尼亚提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它立即归还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并且还要再割让北布科维纳（Northern Bukovina）——其理由是因为罗马尼亚在1918年“抢去”了苏联的领土，所以要另外加上这一小块，以来作为“补偿”。苏联限罗马尼亚政府在24小时之内答复，当后者在此种威胁之下表示同意时，苏联部队就立即从地面和空中涌入这些地区。
对于希特勒而言，这比挨一记耳光还难过，因为那已经使苏联人非常地接近罗马尼亚的油田，现在因为海外补给线已被切断，这个油田也就被希特勒认为是他的惟一补给来源。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之内，他为了这件事一直神经都很紧张，并且忧虑其对英国空中攻势的影响。同时他对于斯大林的意图也很感到怀疑。7月29日，他曾经和约德尔谈到假使苏联尝试夺占罗马尼亚的油田时，德国就有和它开战的可能性。几个星期之后，作为是一种对抗行动，他又开始把2个装甲师和10个步兵师调往波兰。9月6日，他在给反情报机构的一项命令中指出：“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之内，对于东线的兵力要加强。但这种调整却又不可在苏联方面造成一种印象，使他们以为我们准备在东线发动攻势。”德国部队也应经常移动其驻地以伪装其实力。命令中指出：
“一方面，要让苏联人知道我们在波兰、德国东部各省和各保护国中都已驻有强大并训练有素的部队。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相信我们只想保护既得的利益，以防苏联的夺取，而尤以在巴尔干地区为然。”
这个命令的精神是以防御为主。它的目的只想吓阻苏联的侵略，而并非替德国的侵略作先声。因为德军的防线距离其所想要保护的油田太远，所以希特勒认为要给予直接的保护很困难，因此才考虑到在波兰方面作一种牵制性的攻势行动的姿态。此种观念不久就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的侵入战——为了预防某一特殊的冒险，反而使全体都面临危险。
9月中旬，从苏联传来的情报说苏联宣传机构已在红军组织之内采取反德的宣传路线。这表示苏联人对德国东线兵力的首次增加已经发生了疑惧的反应，所以开始使其部队作对德战争的心理准备，但从希特勒眼中看来，这也就是他们具有攻势野心的证据。于是他开始感觉到他已经不能再等待——也就是说不能等到完成和巩固其在西方的胜利之后再来对付苏联。他的畏惧、野心和偏见互相发生作用，促使他改变其思路。在这样的心理状况之下，他的疑心也就极易于激发。当他对于英国人的不认输感到大惑不解时，于是也就向苏联方面去寻求解释。在这个阶段中，他曾经一再地向约德尔等人说，英国人一定在希望苏联人的介入，否则他们早就应该投降了。他们之间可能早已有了秘密协定的存在。克里普斯爵士（Sir Strafford Cripps）的奉命访问莫斯科，他和斯大林的谈话都是证据。所以德国必须马上动手，否则就不免要两面受敌了。希特勒似乎不曾想到苏联人也同样可能是在害怕他的侵略。
当保卢斯将军（General Paulus）在9月初接任德国陆军副参谋总长时，对苏联的攻击计划即早已完成了其大纲。他奉命负责研究其可能性。所拟定的目标为：（1）首先击灭在西俄罗斯的红军；（2）然后向苏联内部推进，其深度以使德国能免于从东面受到空中攻击的危险为限，即大致为从阿尔汉格尔（Archangel）到伏尔加河（Volga）之线。
到了11月份，这个计划的细节即已完成，于是就作了两次兵棋演习来进行测验。希特勒现在对于来自苏联的攻击已经不那样着急，相反的，却对于向苏联发动攻击的问题愈来愈感兴趣，大型战略计划的准备和构想经常可以使他感到陶醉。当他发表他内心的想法时，每逢其将领们表示怀疑，结果就只会使他更坚定。过去当他们怀疑他是否有成功可能时，他不是每一次都证明了他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吗?他必须再度证明他自己是对的，而他们都是错的——因为他们的怀疑表示尽管他们表面上是恭顺有加，但内心里对于他这样一位业余者（外行）总还是不敢信任的。此外，他的海陆军将领对于渡海攻英的行动都颇感惊惧——但他却不能消极无为。他固然也曾计划假道西班牙以攻击直布罗陀（Gibraltar），并封锁地中海的西端，但这个行动却还是太小，不足以满足其伟大的雄心。
10月底的一项新发展对于他的决定也具有影响作用——而从其最后结果上来看，也是一种很大的影响。那就是墨索里尼并未先行通告，就突然发动了其对希腊的侵入行动。希特勒对于这件事深表震怒，其原因有三点：（1）痛恨他的二流伙伴不听他的指导；（2）这破坏了他自己的计划；（3）意大利有在他有所企图的地区中建立其本身势力范围的可能。虽然由于意大利人的无能和挫败而使最后那一种危险不久就完全消失了，但墨索里尼的轻举妄动却还是促使希特勒不得不加速其本身在巴尔干方面的行动。这也构成了一项新的向东移转的理由。当他在控制巴尔干的竞赛中，后来居上地胜过了墨索里尼之后，他也就决定第二步应先解决苏联问题，而把英国问题留待以后再谈。甚至于直到此时，那还不能算是一个明确的决定，不过这种想法却已在他内心里居于最重要的地位。
11月10日，莫洛托夫来到柏林讨论广泛的问题，包括德国要求苏联也应正式加入轴心组织的建议在内。在会谈结束时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其中有云：“意见的交换是在一种互信的气氛中进行，并且对于一切有关德苏两国利益的重要问题都已获得一种共同的谅解。”那些参加会谈的德国代表们，私下也表示对于结果感到相当满意，那是可以综述如下：
“就目前而言，暂不签订具体的条约。在几个更进一步的问题获得澄清之后，苏联似乎即将愿意加入三国公约……德国方面曾把将在巴尔干采取行动以支援意大利的计划告诉莫洛托夫，后者并未表示反对。他建议应为苏联在保加利亚的势力创造一种适当的条件，那正和德国在罗马尼亚的势力相似，但德国方面并未把此项建议列入记录。不过，德国方面却表示不赞成土耳其支配达达尼尔海峡，并同情苏联在那里寻求基地的愿望。……”
但是所谓“互信”者却是完全缺乏，而外交词令虽然冠冕堂皇，但毫无内容可言。12日，希特勒的第18号战争命令中曾经这样说：
“为了澄清苏联目前的态度，政治谈判已在进行。不论政治谈判结果如何，一切对东线的准备工作，仍应依照过去已经下达的命令继续进行。”
当外交家谈判的时候，军事计划仍继续进行。希特勒本人对于谈判的结果并不像其他的人那样感到满意。他认为苏联对三国公约所提出的进一步问题完全是一种遁词，他现在是一心想发动攻势。雷德尔曾在14日谒见他之后记载说：“领袖有向苏联挑战的倾向。”在莫洛托夫离去之后，希特勒曾召见一批高级执行人员，并向他们说明他是正在准备征苏。他们曾企图说服他放弃这种冒险，结果都是徒费口舌。他们说这个意义就是两面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证明了这种情况足以致德国的死命。希特勒就反驳说：除非英国的抵抗已经崩溃，否则不可能希望苏联永远按兵不动。而要击败英国则必须扩充海军和空军，于是也就必然的要削减陆军，但当苏联威胁仍然存在时，这种削减又是不可行的。在巴尔干国家中的证据已经显示出苏联的不可信赖，所以情况也就已经改变。因此“海狮作战”必须暂时搁置。
12月5日，希特勒接受了哈尔德对于东线计划所作的报告书，于是在18日就颁发了“第21号训令——巴巴罗萨案”（Directive No.21-Case Barbarossa）。这个训令一开始就采取了下述具有决定性的词句：
“德国武装部队应准备在对英战争结束之前，在一个快速的战役中击灭苏联。”
“为了这个目的，陆军将使用其所有一切可以调动的单位，惟一的保留就是在占领国家中仍应严防奇袭的攻击。海军的主力仍应集中对付英国!”
“假使机会到来，我将在开始行动之前8个星期命令集中部队以发动对苏联的攻击。准备需要较多的时间，若现在还没有开始，就应立即开始工作，并必须在1941年5月15日以前全部完成。（就适合的天气条件而言，这是被认为最早可能的日期。）必须非常地小心以免泄露攻击的企图……”
“在苏联西部的红军主力，准备由4个坦克深入突破所构成的勇敢作战来予以歼灭，并且应阻止敌方有战斗准备的部队退入苏联的广大空间。”
训令中又说假使这些结果还不足以打垮苏联，那么其在乌拉尔山（Ural）区的最后工业中心也可以用空军来予以消灭。红军舰队将由于波罗的海基地的攻占而瘫痪。罗马尼亚将协助牵制在南面的红军，并在后方提供辅助勤务——关于参加对苏攻击的问题，希特勒已在11月间向罗马尼亚的新独裁者安东尼斯库将军（General Antonescu）征询其同意。
“假使机会来到”（If Occasion arises）一语虽然具有一种不肯定的语气，但希特勒的意图是已经确定而不容置疑。这句话的解释可以在训令中的一段内找到。它说：“各高级指挥官根据这个训示所颁发的一切命令，都应说明这是一种预防措施，以备苏联改变其现有对我们的态度时之用。”为了掩蔽这个计划，又作了大规模的欺敌计划，很自然地，希特勒本人在这一方面扮演着一个领导的角色。
而且所欺骗的又不仅限于他的敌人，连自己人也在内。当他和他的部下讨论到这个问题时，其中许多人对于征苏的危险都很感到忧惧，而尤以两面战争的威胁为然，所以希特勒也就认为最好表面上装作尚未作最后决定，以免争论的麻烦。同时这样可赋予他们时间好来见风转舵，而且可以让他自己有时间来对苏联的敌对意图提供一些更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希特勒对于其将领们的“心不在焉”感到很焦急。虽然根据效忠的宣誓，那些人对于他是不能不服从，但这却不足以坚定他们的决心，而那却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因为他必须把他们当作一种职业性的工具来使用，所以也就有必须使他们心悦诚服的必要。
1月10日德苏之间签订了一项新的条约，那也把11月间莫洛托夫会谈中有关疆界和经济等问题的结论都包括在内。所以在表面上已经显得比较平静。但希特勒私下却批评斯大林是一个“冰冷的敲诈者”（Ice-Cold Blackmailer）。同时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所传来有关苏联人活动的报导也都是令人感到不安的。
19日墨索里尼来访问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希特勒曾谈到他与苏联人之间的困难。他并不会泄漏他自己的攻击计划，但他却很有意义地提到由于德国部队集中在罗马尼亚，他已经接到了苏联的强烈抗议。在下述的一段谈话中也可以暗示出他自己的想法：“在过去，苏联可以说是毫无危险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足以威胁我们；但在现在的空权时代中，从苏联对地中海所发动的空中攻击可以把罗马尼亚的油田变成废墟，而整个轴心的生命却是寄托在这些油田之上。”这同时也就是他用来驳斥那些将领们的理由之一。那些人曾认为即令苏联人有侵略的意图，德国人只要加强边界的防御即可以应付这种威胁，实无发动对俄攻击的必要。
在东线上的德国集团军
名称与指挥官的变换
1941年6月—1945年5月
2月3日，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山中别墅内召开军事会议，向他的高级将领宣布了其计划的概要，然后就对于“巴巴罗萨”计划的最后定稿作下正式的批准。凯特尔在会议中对于在西俄地区中敌军的实力发表了下述的估计：大约为100个步兵师，25个骑兵师和相当于30个机械化师的装甲兵力。这个估计相当地正确，因为当侵入战发动时，苏联人在西部所能动用的兵力实际上是88个步兵师、7个骑兵师和44个坦克及摩托化师。凯特尔接着就说，德国兵力数量没有这样大，但素质却较优越。实际上侵入军共有116个步兵师（其中14个为摩托化步兵师）、1个骑兵师和19个装甲师——此外还有9个交通线师（Lines-of-Communication divisions）。此种兵力的比较绝非设计用来安抚那些将领们的不安，因为它明白地指出在发动此一大攻势时，并无他们所一向喜欢的数量优势，而且更显示在决定性因素——装甲部队——方面是居于相当不利的劣势。很明显的，计划作为者是把很重要的赌注都押在素质优势之上。
凯特尔又继续说：“苏联人的作战意图是不可知的。在边界上无强大兵力。任何撤退都只会是小幅度的，因为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在补给方面对于苏联有极重大的价值。”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很合理的研判，但后来却证明出来实在是一种过分乐观的假定。
侵入军分为3个集团军，它们的作战任务也已概略的规定。北面集团军，由勒勃（Field-Marshal R.von Leeb）指挥，其任务为从东普鲁士，通过波罗的海国家，而攻入列宁格勒（Leningrad）。中央集团军，由包克指挥，以华沙地区为起点，沿着莫斯科公路，攻向明斯克（Minsk）和斯摩棱斯克（Smolensk）。南面集团军，由伦德斯特指挥，要从普里皮亚特沼地以南进攻，并向下伸入罗马尼亚，以第聂伯河（Dnieper）和基辅（Kiev）为其目标。主力是集中在中央集团军方面，所以也给予优势的兵力。预定在北面的实力以和敌人相等为原则，而在南面则将仅以劣势兵力为满足。
在他的报告中，凯特尔又指出匈牙利的态度颇有疑问，并强调说为了保密的原因，和那些国家之间的合作安排应该在最后五分钟才去完成。不过罗马尼亚对于这一条规则却是例外，因为该国的合作实在太重要。（希特勒最近曾与安东尼斯库再度会晤，要求他允许德军假道以支援在希腊的意大利军，但安东尼斯库仍然犹豫不决。他说这样一来可能会促使苏联人侵入罗马尼亚。在第三次会晤时，希特勒向他提出诺言，不仅要把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归还罗马尼亚，还让它占有南苏的土地直到第聂伯河之线为止，作为协助攻击的报酬。）
凯特尔又补充说明，直布罗陀的作战已经不再有可能性，因为德国炮兵的大部分都已送往东线。而“海狮作战”也必须暂时搁置，但却应尽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使“我们”部队认为对英作战仍在进一步的准备中。为了散布这种观念，在海峡海岸上和挪威的某些地区应突然宣布封闭，而作为一种双重的欺骗，向东线的集中应伪装为一种对英国登陆的演习。
与军事计划相配合的还有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计划：那个被称为“奥尔登堡计划”（Plan Oldenburg）的计划是以对征服后的苏联地区实施榨取为目的。另外成立了一个经济参谋本部，那是与军事参谋本部完全分开的。这个经济参谋本部在研究了它的问题之后，就在5月2日提出一份报告，一开头就这样说：“除非在战争的第3年所有一切的武装部队能由苏联供养，否则战争将无法继续。那是毫无疑问的，当我们从那个国家把我们需要的东西都拿走时，就一定有几百万苏联人民会饿死。”我们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仅为一种冷血的科学计划，抑或是故意想对于过分夸大的目标和要求提出一种暗示性的警告。该报告又接着说：“夺取和运走油籽和油饼最重要，谷物还在其次。”以前，OKW的战争经济处长托马斯将军（General Thomas），也曾提出一项报告。并曾指出只要运输问题能够解决，则征服了整个苏联，也许即可以解决德国的粮食问题，但其经济问题中的其他重要部分还是不能解决——像橡胶、钨、铜、铂、锡、石棉和马尼拉大麻等原料的补给，必须在与远东的交通可以有保障时然后才能解决，这些警告对于希特勒并不能产生任何约束作用。但另一个结论，即认为“高加索的燃料补给对于占领区的榨取是必不可少的”，这却对于希特勒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作用，遂促使他前冲到了丧失平衡的地步。
一个事先的挫折不仅产生了很大的延误，而且也使“巴巴罗萨”计划受到最重的扰乱。由于受到了英国的支持，希腊和南斯拉夫在外交上给予希特勒以双重的打击，这使他在心理上产生了严重的反应。
在尚未攻击苏联之前，希特勒希望他的右肩能够自由——不受英国的干涉。他希望不必经过严重的战斗即能确实获得对巴尔干的控制——即使用武装外交（Armed diplomacy）的手段也在所不顾。他感觉到在西欧获得了胜利之后，也就应该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容易成功。苏联人的侵略使罗马尼亚自动地投入希特勒的怀抱。第二步很容易，3月1日保加利亚政府接受了他的贿赂，自愿和德国签订一项条约，同意德军可以通过该国领土，并在对希腊的边界上建立阵地。苏联政府的广播指责这是破坏中立行为，但却不曾采取任何更强烈的措施，所以也就使希特勒更相信苏联对于战争尚无准备。
希腊政府对于希特勒的外交攻势反应就比较不合理想，自从希腊遭受其轴心伙伴（意大利）的侵略之后，这也是十分自然的趋势。希腊政府对于他的威胁也并不屈服。由于抵抗墨索里尼侵略的成功，希腊人民的精神已经大为振奋。在2月间又接受了英军增援的安排，后者在德军进入保加利亚之后几天内，也开始在希腊登陆。
这种挑战促使希特勒决定攻击希腊，那是在一个月后发动的。对于他的主要路线而言，这是一种不需要的耽搁。因为英国所能提供的兵力实在小得可怜，对于他的右肩最多也只能产生一点轻微的刺激，至于希腊人，则正在忙于应付意大利的攻击，所以更不足为患。
此种对其征苏计划的不利影响又因为南斯拉夫事件的发生而更形增强。在这里开头很顺利。在德国压力之下，南斯拉夫政府已经同意以一种折衷方式与轴心方面合作，即南斯拉夫可以免除军事上的义务，但根据秘密的条件允许德国的部队可以使用通往希腊国界的贝尔格莱德—尼希（Nish）铁路线。南斯拉夫的代表在3月25日签署了条约。两天之后，南斯拉夫空军总司令西莫维奇将军，率领着一批青年军官，在贝尔格莱德发动了一次军人政变。他们控制了无线台和电话中心，推翻了政府，在西莫维奇领导之下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并拒绝履行德国的要求。英国的特务人员曾经帮助制造这次阴谋，而当其成功的消息传到伦敦时，丘吉尔在其讲词中这样高兴地宣布说：“我有一个重大的新闻要告诉你们诸位和全国同胞，今天清晨南斯拉夫已经寻获了它的灵魂。”他接着就宣布南斯拉夫新政府将接受英国所提供的一切可能的救援和帮助。
这次政变使巴尔干的情况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希特勒不可能容忍这样一种侮辱，而丘吉尔的喝彩更使他恼怒。他立即决定侵入南斯拉夫和希腊两国。一切必要的准备进行得极为迅速，所以仅只在10天之后，即4月6日，他就已经能够发动攻势。
这次巴尔干反抗的直接结果非常地凄惨。在一个星期之内，南斯拉夫就遭到蹂躏，而它的首都在一开场的空中攻击之下即化为废墟。希腊一共只支持了3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英军经过了很少战斗的长距离退却，匆匆地逃上了它们的船只。在每一个退却阶段，它们都遭受到敌人的迂回。这种结果反映出丘吉尔判断的错误，而在当时还有许多人支持他，宣称这种军事介入行动有成功的可能。事实上，英国人不仅丧失了他们的信用，而且也更对不起南斯拉夫和希腊两国的人民。这种怨恨具有持久的效力。最后南斯拉夫竟以敌视丘吉尔所代表的一切的国家形式而复兴，这也是对历史的一大讽刺。
但是这个插曲的间接效果是尤其重要的，而它们却从希特勒的判断中反映出来，即令用数量乘质量来作为计算的标准，他所享有的优势也还是极为有限，所以当他进行巴尔干战役时，也就不可能同时再发动征俄之役。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坦克数量上比苏联人居于劣势。要迅速征服巴尔干，则势必要使用装甲师；所以他必须要等到每一个师都调回来之后，才敢冒险发动对苏联的攻势。因此，在4月1日不得不决定“巴巴罗萨”展期——从5月中旬延到6月半。
希特勒能够那样迅速征服南、希两国，使他可以赶上新定的侵俄日期，要算是一项惊人的军事成就。的确，他的将领们认为如果英国人能成功地守住希腊，则“巴巴罗萨”可能就根本上无法执行。事实上只延迟了5个星期，但使他丧失了击败苏联的机会，这却是重要因素之一。除此以外，他在8月间的犹豫不决和那年冬季来得特别早也都是重要因素。
到了5月1日，除了已被切断和俘虏的人员之外，所有的英军都已从希腊南部滩头上了船。在那同一天希特勒也确定了“巴巴罗萨”的日期。他的命令在综述了对方强弱形势之后，又这样补充说：
“对于作战过程的估计——在边界上将有猛烈的战斗，可能会长达4个星期。在以后的发展中，抵抗就会比较减弱。每一个苏联人会在其所指定的位置上死战到底。”
6月6日，凯特尔对于这次冒险行动颁发了详细的时间表，除了列举用于侵入战中的兵力以外，它也指出面对着英国，德国人在西欧还留下46个步兵师，但其中却只有1个是摩托化师，此外还有1个惟一的装甲旅。在接获命令10天之后，它们还可以有能力执行“阿提拉”（Attila）作战，即攻占法属北非；或“伊萨贝拉”（Isabella）作战，即对抗英国人在葡萄牙的可能行动——但二者却不能同时兼顾。第二航空队已经调往东线，对不列颠空战的执行现在就由第三航空队负其全责。
这些命令也暗示出来，为了寻求它们的合作，在5月25日已经开始和芬兰参谋本部谈判。罗马尼亚人的合作早已确定，预定在6月15日才把最后的安排通知他们。在6月16日也应暗示匈牙利人，要他们对于边界作较坚强的防御。次日在德国东部的一切学校都开始停课。德国商船应离开苏联，但都应尽量避免引起注意，至于准备前往的船只都应一律停驶。从6月18日起，攻击的企图就毋须再伪装了。因为到那时，苏联人即使想要采取大规模的增援措施也都会来不及。若欲取消攻击，最近的可能时间定为21日13点钟。取消的代字为“阿托拉”（Altona），而开始攻击的代字则为“多特蒙德”（Dortmund）。预定越过国界的时间为22日的上午3时30分。
尽管德国人使用一切预防措施，但英国的情报机构在很久以前对于希特勒的企图就已获得相当良好的情报资料，并且也已把它转送给苏联人。它甚至对于侵入的正确日期都能作精确的预测——那是比德国人在作最后决定时还早了一个星期。当苏联人接到这样一再的警告时，他们所表现的是一种根本不相信的态度，反之对于苏德条约则继续表示信任。英国人感到苏联人的不相信并非是假装的——从丘吉尔在希特勒发动攻势之后所作的广播中即曾反映出这种看法。所以当红军在初期遭到惨败时，英国人遂认为那是由于遭受了奇袭之故。
若把苏联的报纸和广播加以研究，即可以发现此种印象并不太正确。从4月开始，他们的报纸和广播中就经常包含着有预防措施的迹象，并且表示已经注意到德国军队的调动。同时他们又特别提到德国对于条约的严格遵守，并指责英国人和美国人正企图在德苏之间挑拨是非，尤其是故意散播德国准备攻击苏联的谣言。6月13日一项广播曾经以明显的斯大林语气这样说：“德国部队的调入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应假定是由于和苏联无关的动机。”这样一个声明也许又适足以鼓励希特勒假定他的欺敌计划已经相当地成功，足以在苏联人的心中产生理想的印象。对于外国记者所报导的苏联已在召集预备役人员的消息，这同一广播也有解释说，那仅是夏季演习惯例之前的教育召集而已。6月20日，莫斯科对于正在普里皮特沼地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曾作一种夸耀的报导，那也许是为了增强国内的信心。它同时也宣称莫斯科的防空组织在22日（星期天）要在“现实条件之下”接受测验。尽管如此，外电对于德国即将发动侵入战的报导又还是再度被指为“对苏联不友好的势力所故意散布的谣言”。
对于英国人警告苏联人的努力，德国人也都知道。事实上，在4月24日他们在莫斯科的海军武官曾经这样报告：“英国大使预测6月22日是战争爆发之日。”但这却并未使希特勒改变日期。他也许以为苏联人对于英国方面所供给的任何情报不会相信，但也更可能是感觉到实际的日期并无太大的关系。
究竟希特勒是否相信苏联人对于他的攻击毫无准备，这是很难断言的。谁都不知道希特勒内心里是怎样的想法，因为他对于亲信的人也都不肯说老实话。他派驻莫斯科的观察员曾经报告他，自从春季起苏联政府显然很消极而一心只想安抚他；所以只要斯大林还活着不死，就绝不会有苏联攻击德国的危险。迟到6月7日，德国驻苏大使还报告说：“一切的观察指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苏联外交政策完全由他们两人负责）正在倾全力以求避免和德国发生冲突。”苏联人对于贸易协定所规定的一切货物，都按期交付，并且又撤销了对南斯拉夫、比利时和挪威三国的外交承认——这都足以表示他们有讨好希特勒和避免冲突的决心。
相反的，希特勒却时常宣称纳粹德国派驻莫斯科的外交官是全世界最恶劣的情报人员。他同时又总是把性质相反的情报告诉他的将领们——苏联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所以必须先发制人。他也许自己并不相信这一类的情报，而是故意欺骗那些军人，因为他和他们一直都意见不一致，而他们也正在列举各种理由来反对他的侵俄计划。等到以后，希特勒终于认清了苏联人并非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毫无准备，于是遂又反转过来使他假定苏联人的企图也是和他自己的相似——即故意欺骗一切的人。在越过国界之后，那些将军们发现在战线的附近很少有苏联人作攻击准备的迹象，于是他们也就认清了希特勒已经把他们引入迷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