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苏联的退潮
1943年年初，德国在高加索的军队似乎将要遭遇到和在斯大林格勒的军队一样的命运。它们陷入重围的程度要比后者更深。但是当斯大林格勒已经被围困之后，他们却被留置在高加索达1个月以上，而天气日益寒冷，危险也日益增大。所以对于组成“A”集团军的第一装甲军团和第十七军团而言，其前途实在是异常的黑暗——克莱斯特将军已经接替李斯特元帅担任集团军总司令。
在1月的第一个星期内，由于受到多方包围的威胁，“A”集团军的情况已经显得险象环生。最直接感受威胁的是它的头部已经陷入高加索山脉之中。红军首先在莫兹多克（Mozdok）附近先打一记在它的左颊上，接着又在纳尔奇克（Nalchik）附近再打一记在它的右颊上，并且收复了这些地方。比较更危险的是，红军又同时越过在其左翼后方200英里以外的卡尔梅克大草原（Kalmuk Steppes）前进，以打击在该集团军与“顿河”集团军之间的交点上。在攻占厄利斯塔（Elista）之后，红军越过马内奇湖（Lake Manych）的下端，直趋阿尔马维尔（Armavir）——克莱斯特集团军与罗斯托夫之间的交通线即经过该地。最危险的还是红军又从斯大林格勒的方向，突然向南冲到顿河之线，直趋罗斯托夫城。红军的一支矛头距离该“瓶颈”已在50英里之内。
当克莱斯特获悉这个惊人的消息的同一天，他也接到希特勒发来的严令，告诉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都不得撤退。在那个时候，他的第一装甲军团在罗斯托夫的东面，其间相距差不多有400英里。次日，他又接到一道新的命令——要他连同所有一切的装备迅速撤出高加索地区。要达到这个要求，不仅要克服距离的障碍，而且还要和时间赛跑。
为了保留罗斯托夫的道路供第一装甲军团专用，所以第十七军团奉命向西沿着库班河撤回塔曼（Taman）半岛，必要时可以从那里越过刻赤海峡退入克里木。这一步撤退不能算长，而最近在土阿普谢（Tuapse）附近沿海地带中尚在围困中的苏联部队也不够强大，不足以对撤退中的第十七军团构成危险的压力。
两相对比，第一装甲军团的撤退却是充满了危险，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在内。最危险的阶段是从1月15日到2月1日，过了此时该军团的主力即已到达罗斯托夫。即令如此，其继续撤退的路线虽然已经不那么受到限制，但在200英里的全程上仍然到处都受到红军的威胁。
1月10日，在德军拒绝最后的招降之后，罗科索夫斯基将军（General Rokossovsky）即开始对围困在克莱斯特的德军发动一个向心的攻击。保卢斯的部队在饥寒交迫、弹尽援绝的状况下，根本已无能力作强烈的或长期的抵抗。要它们突围而出则更无可能。所以红军可以抽出一部分围攻的兵力前往南面增援，俾切断德军在高加索的部队。而且包围团愈缩小，则所能抽出的兵力也就愈多。
当斯大林格勒开始上演最后一幕时，克莱斯特的兵力已经从插入高加索的刀尖上撤回，正停留在库马河（Kuma River）上，位于皮亚季哥尔斯克（Pyatigorsk）和布迪诺夫斯克（Budenovsk）之间。10天之后，红军从厄利斯塔向南攻击，到达在库马河之线后方100余英里外的某一点。但到此时，克莱斯特的纵队已经退到阿尔马维尔附近，已经通过最危险之点。
尽管如此，由于较强大的红军兵力已从顿河的两岸直趋罗斯托夫，所以在遥远的后方正发生严重的危机。在东面的红军现在已经接近马内奇河和萨利斯克（Salsk）的铁路交点。在西面它们已经进至顿涅茨河上，距离该河与顿河之交汇点没有多远。克莱斯特的后卫距罗斯托夫的距离仍然要比红军远了3倍。而且，曼施泰因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为了要想掩护克莱斯特撤退走廊的侧面，已经受到严重的压力，几乎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
但是撤退的德军终于赢得这个竞赛，勉强地从陷阱中逃出。10天之后，克莱斯特的后卫已经接近罗斯托夫，而红军的拦截却完全落空。对于德国人而言可以说是很侥幸，大雪遍地使红军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所以当它们离开铁路线终点之后，也就不能够迅速集中强大的兵力来封锁陷阱。不过这次德军逃脱的机会也还是间不容发。曼施泰因的部队在那种暴露的位置上撑持得太久，以至于几乎断送它们自己撤退的机会——结果克莱斯特部队中的某几个师，又只好反转身来去救助它们脱险。
正当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崩溃之际，从高加索撤回的部队却已安全地在罗斯托夫渡过顿河。保卢斯和其部队的大部分则在1月31日投降。其最后的残部也在2月2日投降。自从3个星期以前开始攻击以来，红军收容的战俘共为9.2万人，但德军损失的总数却比这个数字几乎大了3倍。在投降者之中有24位将官。虽然在东战场上的德军将领随身都带有一小管的毒药，以便当他们一旦落入苏联人手中时可以自杀，但事实上似乎很少有人使用。仅当1944年7月20日谋刺希特勒的阴谋失败之后，德国将领才开始服毒自杀，以免遭落入“盖世太保”（Gestapo）手里的危险。但是“斯大林格勒”本身即为一种微妙的毒药，自此以后所有的德军指挥官的心灵都受到毒害，使他们对最高统帅部的战略丧失信心。精神力的损失比物质更为严重，第六军团和斯大林格勒所遭受到的劫难，对于整个德国陆军所产生的伤害是永远无法恢复的。
希特勒为了安抚起见，曾经宣称第六军团在斯大林格勒的牺牲，已经使最高统帅部获得时间来采取对策，这也正是整个东线命运之所系。这种说法却又不能说它没有理由。假使在被围后的头7个星期之内，该军团无论在任何时候投降，则其他的德国部队也就都会因此而遭遇远较巨大的灾难。因为曼施泰因那一点微弱的兵力是不可能阻挡从顿河向罗斯托夫奔来的红军洪流，于是在高加索的军队也就必然地会被切断。假使在斯大林格勒的军团能够成功地突围并向西撤退，则在高加索军队的命运也同样可能会因此而断送。此外，虽然在1月的最后两周内其抵抗力已日趋微弱，不再能阻止红军抽调大量兵力南下，但却依然能够牵制红军足够的兵力，否则高加索的德军也许就不能够逃过罗斯托夫“瓶颈”。
即令有这样的帮助，德军从高加索的撤退能够成功也还是非常侥幸。就时间、空间、兵力和天候等条件而论，它应算是一项惊人的成就——克莱斯特因此而晋升元帅。这次作战的技巧和坚忍，诚然是值得表扬，但其最大的意义是证明只要指挥官和部队保有冷静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则近代化的防御实蕴藏有异常强大的抵抗力。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又可以找到更进一步的证明。因为这些撤退中的德军在安全通过罗斯托夫“瓶颈”之后，它们仍然还是要继续应付在它们退路后方正在发展中的许多危险。1月中旬，瓦杜丁将军的左翼已经再度从顿河中段向南推进，到达罗斯托夫后面的顿涅茨河上。除了使德军在米列罗沃（Millerovo）的兵力崩溃以外，并且在绕过那顽强的障碍物之后，又在卡缅斯克及其东面渡过顿涅茨河。
在此同一星期之内，红军又发动两个新的攻势。一个是在遥远的列宁格勒地区。突破了德军17个月来对此一大城的包围，并解除围攻的压力。虽然还不能铲除德军越过该城后方一直伸到拉多加湖上的突入阵地，但却已切开一个缺口通到湖边的施吕尔塞堡（Schlüsselburg）——而此一战略性的气管切开手术也就树立了一条通风管，使该城的守军和人民可以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
另一个新攻势则威胁到德军在南面的呼吸空间。那是在1月12日由戈利科夫将军（General Golikov）所发动的，从沃罗涅什以下的顿河西段前进，突破了德国第二军团和匈牙利第二军团的战线。在一个星期之内，它已经突入100英里——越过从顿河到哈尔科夫间一半的距离。瓦杜丁将军的右翼，则向西对着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走廊地带发动一个集中的攻击。
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内，红军又再度大举进攻。当德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从东北方趋向哈尔科夫的攻击时，红军又从沃罗涅什向西以广正面前进，破坏了该地区德军所作的局部性撤退，而使其变成全面的崩溃。在仅仅3天之内，红军已经向库尔斯克前进了大约一半的路程——库尔斯克即为德军发动其夏季攻势的跳板。
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内，它们把右肩向前推送，越过库尔斯克和奥廖尔之间的铁路和公路，造成很深的楔入。接着又越过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之线，造成另外一个很深的楔入。从两侧迂回库尔斯克之后，红军遂于2月7日突然地跃进并攻占该城。同样的，它们第二次所造成的楔入，在两天之后又使别尔哥罗德城也随之陷落。这个收获又进一步对哈尔科夫的北面构成威胁。
此时，表面上向哈尔科夫的直接进攻已经发展成西南的偏向——趋向亚速海和罗斯托夫的退却线。2月5日瓦杜丁的部队攻克伊祖姆——在春季时德军曾在此发动其具有决定性的侧面攻击——并由此渡过顿涅茨河，对德军构成报复性的新威胁。在越过顿涅茨河以南的铁路线之后，它们又向西发展，并于11日攻占洛佐瓦亚（Lozovaya）重要的铁路交点。
这些新收获也就影响到哈尔科夫本身的情况，于是该城终于在16日落入戈利科夫的手里。这固然是一个胜利，但对于整个德军情况而言，其较迫切的威胁却还是红军从顿涅茨河继续向南直趋亚速海岸的前进。4天以前，一支红军的机动部队已经到达从罗斯托夫至第聂伯城之间主要道路上的红军城（Krasnoarmeisk），这样的发展对于刚刚从高加索陷阱中逃出的德军又构成切断退路的威胁。
红军攻势的交替形式和节奏，比之过去要变得更为明显，对于德军的抵抗力与其早已匮竭的资源，其所构成的压力是很容易想见的——它们的预备部队日益减少，而所要掩护的正面却日益加宽。红军现在已经懂得如何利用德军的弱点，这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表示它们的技术已经有了进步，而且也已经学会如何发挥它们自己的新优势。若对它们一连串攻占许多重要地点的过程加以观察，即可以发现一个城镇的攻占——即令它是跟随在邻近地区的前进之后——都是一种间接行动的后果，此种间接行动是以这个城镇根本无法再守，或其战略价值至少已经减低。从其作战的典型中，就可以明白地发现那一连串的间接威胁。红军的统帅部就好像是一位钢琴家，把他的指头在键盘上作上下移动一样。
红军攻势的此种交替节奏，虽然与福煦元帅在1918年所使用的颇为相似，但对于此种战略方法的运用，苏联人却比较微妙和迅速。其攻击点每次都比较诡诈，且在整个过程中也夹带着较短的间隔。其准备的行动从不直接指向其企图中所欲威胁的地点，而其完成阶段的行动则经常受到地略的影响——所以具有一种心理上的间接性，因为它们是来自期望最低的方向。
但在2月的最后两个星期中，战场上却又发生了一种激烈的变化。当红军向下旋转越过顿涅茨河直趋亚速海岸和第聂伯河湾，以图切断南面的德军时，它们的优势已超过顶点，遂开始变为强弩之末。红军在这里的目标太明显，这些目标使红军和德军进向同一地区之内。于是次一阶段即变成一种竞赛，问题的关键就要看红军能否在德军赶到和集中以阻止这个南下的攻击之前，先切断它的退路。
对于苏联人而言可以说是很不幸的，此时提早的解冻妨碍了他们的行动，再加上长久的作战使他们早已疲惫不堪。当他们在策划冬季攻势时，他们即已发现计划中的行政方面配合不上战略方面的进展，因为他们所有的运输车辆，对于如此长程的攻击来说，连运送燃料、弹药和粮食最低需要量一半的能力都没有。但是凭着他们所特有的勇气，却仍然决定不改变计划，而宁肯企图从敌方夺取大部分的补给品!这种政策居然获得成功，因为在每一次突破时，都曾经夺获大量的补给品。但等到敌军的抵抗增强时，所能虏获的数量也就随之减少，于是当红军的前进离开铁路终点愈远时，其运输上的困难也就愈大。所以过分伸展的法则（the law of overstretch）又开始再度发生作用；而这一次却变得对苏联人不利。在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走廊地带中只有极少数的铁路线，而且是和他们的西南前进方向成直角。反之，在顿涅茨河以南有相当多的东西向铁路线，足以帮助德军把它们的兵力迅速集中在危险点上。此外，战线的缩短也开始使德军获得利益——比起秋天里的情形已经缩短了600余英里。
这许多因素的结合遂阻止了红军的前进，并使其留在一种非常不利的阵线上。它们越过顿涅茨河向第聂伯河方向造成一个深入80英里的大楔形，但却停止在巴甫洛格勒（Pavlograd），距离第聂伯河尚有30英里。从顿涅茨河南下，越过该河与亚速海之间的走廊到达红军城，它们也造成一个深达70英里的狭窄楔形。德军集中一切可用的兵力，在曼施泰因指挥之下，迅速地发动一个三钳的反攻。其计划是利用红军突出部的不规则形状，尤其将攻势重点指向其两个尖端。一个左面的攻击从第聂伯河打击在西南的顶点上；一个右面的攻击指向东南面的顶点；一个中央的攻击则对着两者之间的凹入部分，而趋向洛佐瓦亚。两个尖端都被击断，于是德军的装甲矛头深入突出地区的内部。在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由于德军从罗斯托夫的西向撤退又带来较多的增援，所以这次反击遂发展成为全面的反攻。到3月初，德军又以广正面在伊祖姆附近进至顿涅茨河岸，红军的突出部几乎已经完全被铲除，而大部分的红军也被围困在哈尔科夫以南的地区中。
假使德军能迅速渡过顿涅茨河，切断西进中红军的后路，则它们也许即能使红军受到一次与斯大林格勒相当的惨败。但它们的企图却受到挫折，因为已经缺乏足够的重量，不能克服任何坚固的障碍物。经过此次挫折之后，重心遂移向西北，于是在3月15日，德军又再度把红军逐出哈尔科夫城。4天以后，德军又向哈尔科夫以北迅速进攻并收复别尔哥罗德。但这也就是德军成功的极限。在以后的一个星期内，它们的反攻遂销蚀在春季解冻后的泥泞中。
当德军在南面发动反攻时，它们在北面也就不能不向后撤退。这是一年多以来第一次重要的撤退。在1941年到1942年之间的冬季作战之后，德军面对着莫斯科的战线，在形状上就像一个握紧的拳头，红军却缠在手腕上——那也就是斯摩棱斯克所在的位置。8月间红军曾经狠狠地打击在左边的指节上，即尔热夫的中心要塞据点，其目的是想击溃德军的中央战线以分散其注意和兵力，藉以帮助斯大林格勒方面的作战。虽然它们已经从侧面切入，使这个指节留在暴露的位置上，但由于尔热夫据点的顽强抵抗，所以它们的攻击终未得逞。在11月间又作新的努力，遂使尔热夫变得像是一个半岛，只有一条狭窄的地岬尚可使联络不断。在1942年年底，红军从其本身在德军北面的巨大突出地区的顶点上发动攻击，攻占了大卢基（Velikye Luki）——在从莫斯科到里加的线上，也在尔热夫正面相距150英里。结果不仅使尔热夫受到威胁，而且显然连整个拳头也都处于危险的态势之中。
一个月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遂间接又使这个危险增强；同时在南面的战线还在继续崩溃之中，也可以显示勉强据守过分伸展的战线，其所付出的代价将是何等重大。在蔡茨勒（Zeitzler）任陆军参谋总长期内，他对希特勒的说服只有这一次算是获得重大的成功。希特勒痛恨任何撤退的观念，尤其是在莫斯科方面更是一步都不准移动，但他终于同意在那个地段内拉直战线，以避免崩溃和抽出预备队来。3月初，正当红军新攻势开始发动时，德军自动撤出尔热夫，而到3月12日，整个拳头也都予以放弃，包括重要交通中心维亚兹马在内。德军撤到掩护斯摩棱斯克一条较直的战线上。位于大卢基与伊尔门湖（Lake Ilmen）之间的杰姆扬斯克（Demyansk）一个小型突出据点也于3月初放弃。（原注：由于英美报纸把这里的战线画成一条直线，而把杰姆扬斯克画在红军战线之内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在这里的撤退所具有的意义也就不为西方人所了解。）
虽然在北面如此的缩短战线使德军颇有所获，但由于在南面反攻的成功又带来了新的伸展和诱惑，所以也就抵消此种收获而有余。德军将领们本以为希特勒也许会批准作一个长的后退，以便他们可以在红军所达不到的一线上去进行巩固和重组的工作。但这种成功却打消了一切的希望。希特勒这个人对于攻击具有一种直觉性的爱好，他始终相信攻击的赌博仍能使整个局势转败为胜，所以他感觉到这种成功已经替他的前途带来无限的希望。
这次反攻的成功也取消了撤离顿涅茨河盆地的迫切需要。希特勒守住他去年在塔甘罗格附近的顿涅茨河以南之线，不仅可以保存工业资源，而且还可以保留向高加索卷土重来的希望。由于最近已在哈尔科夫和伊祖姆之间回到更西面的顿涅茨河岸，所以希特勒认为可以在那里发动一次新的侧面攻击。虽然已经收复别尔哥罗德而又维持着奥廖尔，所以他对红军最近在库尔斯克周围所攻占的地区，实在是很便于发动一种钳形的侧面攻击。一旦把这一块巨大突出地切断之后，在红军战线上也就会产生一个大空洞，只要把他的装甲师从此投入，则任何结果都可能发生。苏联人的实力固然比他原先所估计的强大，但他们的损失也非常惨重。只有那些老将们才会认为他们的资源是用之不尽的。根据其天然的倾向，希特勒的思想遂朝着这条路线走，他似乎认为在库尔斯克的一个突破当能转败为胜，并对其一切的问题提供一个总解决。他又很容易自欺欺人，以为其一切困难都是由于苏联的冬季所致，只要夏天他就有办法。这也就变成他的仲夏夜之梦。
虽然希特勒的主要攻势预定在库尔斯克地区中发动，但其夏季计划同时又包括对列宁格勒的攻击，那是曾经两次被搁置——很奇怪的，他的计划中的一线一点都和1942年的典型非常近似。他现在已经组成一个下辖两个师的伞兵军，准备用在列宁格勒来替地面攻击担负开路的工作。当机会已经日益消失时，希特勒却反而变得比过去更敢于冒险，因为在一年以前，当施图登特将军向他建议对斯大林格勒发动一次空降攻击时，他却犹豫未予采纳。但在突尼斯崩溃之后，这个军遂又被调往法国南部，准备当联军在撒丁登陆时，好来作一次空降的反击。以后由于库尔斯克攻势的失败，遂完全放弃对列宁格勒的攻击。
对于库尔斯克的计划，将军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其中怀疑在东战场上能否获得胜利的人日益增多，而在这一年当中，连一向富有冲劲的克莱斯特也都投入怀疑者的阵营中。但这一次他和攻势却没有直接关系。在冬季作战的重组中，曼施泰因已被指派负责南战线的主要部分。在1943年年初，第一装甲军团已经调入他的那个集团军，而克莱斯特则被留下来专门负责克里木和库班桥头的防御。对于库尔斯克突出地区的攻势，则预定由曼施泰因的左翼攻击其南侧面，由克鲁格中央集团军的右翼攻击其北侧面。当这些指挥官们在事前讨论时，都表现出他们对成功的机会都颇具信心。通常职业上的机会总孕育这种希望。热衷的军人对于他们所负责任的冒险，也都有发展信心的天然趋势，自然也不愿表示怀疑以免减弱其上级对其能力的信任。
整个军事教育的趋势也有助于对抗怀疑论者。虽然许多将军现在都赞成伦德斯特在一年多以前所提倡的观念，即作一个长距离的退却以摆脱苏联人，但希特勒却禁止采取此种步骤。因为在冬季结束时，德军所站住的战线对于防御而言并不能算是有良好的选择，所以将军们也就自然有一种趋势，希望采取他们在教育中所学到的原则——“攻击为最佳的防御”。利用攻击他们也许可以设法补救态势上的弱点，并破坏敌方重新发动攻势的部署。所以一切的努力都集中于如何能够攻击成功，而不考虑其失败的后果——若把德国新近调集起来的预备队这样的用尽，则将会使任何尔后的防御都为之破产。
尽管德国的资本已经减少，但却有两个因素可以用来加以掩饰：（1）是极端严格的对内保密政策；（2）是对于单位和部队日益增大的缺额。师的个数仍始终维持其旧有的标准，使人不易发现其在数字上的虚实。到1943年的春季，平均每个师的人员和武器都只比编制数字的一半略多一点，但其中有许多师是任其降到比这个标准还要更低的程度，而另外有些师却几乎可以达到足额的标准。在保密政策之下，指挥官们被隔绝在他们的小天地之内，对于一般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被训练成最好是少管闲事。不过缺额的政策除了伪装的动机之外，又还有其他的原因。
希特勒对于数字不仅是着迷，而且已经是中毒。对于其诡异的心灵而言，数字的意义即为权力。因为师是衡量军事实力的标准单位，所以他认为师的个数是愈多愈好——尽管其在1940年的胜利，主要是依赖机械化部队的素质优势才能获得的。那种部队在其整个兵力中所占的比例，不过是一个零头而已。在他入侵苏联之前，他即已坚持采取此种“稀释”的政策以产生最大的师数，其目的是想吓唬苏联人，以后为了使此种冒充的总数不至于缩减，遂不得不再更进一步使之稀释，所以这种稀释的后果即为在军事经济的领域中，产生一种危险的“通货膨胀”现象。
在1943年，此种膨胀的程度已足以抵消德军装备方面一切素质上的改进，最显著的例证即为新式虎式和豹式坦克的生产。每当一个师遭受重大损失时，其刀锋部分也就会有缩小的趋势，变得和其他部分简直不成比例——因为主要的损失都是战斗部队。以一个装甲师而论，损失最重的通常都是坦克和坦克的乘员，其次则为步兵部分，而损失最轻的却是行政单位。所以把一个师，尤其是一个装甲师，维持在其足额编制的标准以下，就战斗力而言是完全不合于经济的原则。除非是这种消耗能够立即补充起来，否则一个师就会变得全是不能打仗的行政人员。
因为红军的素质和数量比起1942年已有所改进和增强，所以德军的形势也就更为不利。因为从乌拉尔山区新扩建的工厂，以及从西方同盟国中已有大量的装备源源而来，所以红军的表现也就日益进步。至少其坦克已和任何其他国家的一样好——大多数德国军官都认为苏联坦克比德国的还要好。虽然在某些辅助性的装备方面仍然感到缺乏，例如无线电通信器材，但在性能、耐力和兵器等方面却已具有高度的效率标准。苏联的火炮素质是颇为优良的，而且还大规模的发展火箭炮，那是一种具有显著威力的兵器。苏联的步枪也比德国的近代化，并具有较高的射速，至于其他的步兵重兵器也都大致是一样的精良。
红军的主要缺点在摩托化运输车辆方面，现在由于已有大量的美国载重车不断地运来，所以此种迫切需要也开始能够满足。此外，美国罐头食物的大量输入，对于红军的机动性同样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因为它们替红军解决了不少的补给问题，因为红军的数量是那样庞大，而交通工具又是那样缺乏，所以补给对其实力的发挥是一个最大的阻碍。假使不是苏联部队惯于刻苦耐劳，则问题也许就会更为严重，在远比任何西方陆军较低的补给水准上，他们还是照样能够生存和战斗。虽然红军永远不曾达到一种平等的机动水准，但以其技术工具而论，其机动性实已超出水准，因为他们可以在要求较低的情况之下作战，其原始性是利害参半的。在其他国家的军人可能要饿死的情况下，苏联军人却仍能继续生存。所以现在由于已经有了较充分的资源，其刀锋部分也就获得较深入的穿透力；而其大量的部队也都可以跟上，因为他们所需要的运输工具和食物是如此地渺小。
同时红军的战术能力也已经获得很大的改进。由于在1941年其训练最佳的部队损失颇重，所以在1942年红军的战术能力有低落的趋势，但到1943年由于战斗经验的累积，使这种弱点大体上都获得改善。以战前的训练而言，新单位也比旧单位能有较佳的基础。此种改进又是从上到下的。原有的将领们都彻底地予以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升迁得很快的青年将领，他们的年龄大部分都不到40岁，具有充沛的活力，而且比起他们的前辈则是职业性较重而政治性较轻。此时红军较高级指挥官的平均年龄已经变得比德军大约年轻20岁；而此种年龄水准的降低，也就同时带来较高度的效率和活力。从参谋作业和部队的战术能力上，都可以反映出此种较新锐的领导和较成熟的战斗经验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功效。
若非红军将领们由于害怕或争宠的原因，总是有不顾一切继续进攻的趋势，否则此种改进也许就可以发挥更多的效力。他们经常对着具有坚强抵抗之点作显然不利的攻击。而且在失败之后又还不肯认输，所以他们的部队时常一再地猛撞在坚硬的障碍物上，而付出重大的代价。在官僚制度与军事纪律结合之下，这种无益的攻击本是一种常有的现象，但由于受到苏联情况、俄罗斯传统和苏联资源的影响，其趋势也就自然地更形加强。在这种制度之下，只有地位最稳固的指挥官才敢冒险不做那些明知不可能的事情，反之，他们有的是大量人力可供挥霍无度的浪费。无情的牺牲人命比较容易，而冒险去触怒独夫则比较困难。
一般说来，巨大的空间对于这种猛冲的趋势也可以产生平衡作用，通常总是有运用的余地。而现在，红军高级指挥部对于在敌方绵长的战线上寻找弱点的工作也就要很内行。因为红军现在在数量上享有普遍的优势，所以在任何决定要加以集中攻击的地段中，其高级指挥部都可以有把握造成高于4比1的数量优势，而一经突破之后，则更有充分发挥此种优势的巨大空间。在北面地区上，由于德军的防御比较严密和坚固，所以红军作无益和浪费的重复正面攻击的机会也就比较多。在南方，红军不仅有他们最好的指挥官和部队，而且也有巨大的空间足以容许他们发挥其技巧。
尽管如此，面对着如此巨大的优势，而德军仍能屹立不动却是不争的事实——甚至于需再继续两年之久的苦战来给予证明——所以红军要想赶上德军那样的技术优势，似乎还要差一大段距离。此种对于专业优点的认识，在1943年春季曾使双方的观点都受到影响。它鼓励着希特勒，甚至于也包括其军事领袖们在内，希望只要不再犯过去的错误，则德军仍有获胜的可能。反之，它也使红军领袖们对于冬季作战的成功，仍然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们还记得上一个冬季里的成功，曾经受到夏季失败的抵消。现在第一个夏季又要来临，所以他们对前途并不那样具有信心。
因为苏联人是这样地感到没有把握，所以在新的战斗尚未展开之前，就先有一段重要的外交插曲。6月间，莫洛托夫曾与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在基洛夫格勒（Kirovograd）会晤（此时该城还在德军占领之下），双方讨论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依照当时以技术顾问身份列席的德国军官们所提供的证据，里宾特洛甫曾提出和平条件之一即为苏联未来的国界应以第聂伯河为限，而莫洛托夫则坚持必须恢复原有的界线。由于双方意见相距颇远，所以谈判遂无结果。接着消息泄漏使西方国家也有所风闻，于是才结束了这次会晤。双方遂又再度兵戎相见。
1943年夏季作战的开始，要比前两年迟得多。在冬季作战结束后已经暂时休息了3个月以上的时间。此种长期的延迟，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当德国人欲重整其实力，并集结必需的预备队以发动新攻势，现在已经变得日益困难。同时他们现在也比较希望让苏联人先攻，然后再乘机予以反击。但这种想法却落空了——这不仅是由于希特勒缺乏再继续等待的耐性，而且也因为苏联人这一次也采取类似的钓鱼战略。
照德军将领们事后的看法，他们的攻击部队若能早一点完成准备，使这次攻势得以提早6个星期发动，那么也许即能获得伟大的成功。当他们的钳形攻击被陷在一连串纵深的雷阵之中时，他们才发现苏联人早已把主力撤到较远的后方，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在准备阶段已被敌人获得风声，于是使红军能够事先作成适当的部署，所以才有此一失。这种解释乃忽视了库尔斯克突出部在作为一个目标时所具有的明显性。它对于德军的钳形攻势具有一种明显的吸引力，正好像奥廖尔周围的德军突出地之在于红军方面一样。所以双方对于打击的位置都很少有怀疑的余地，主要的问题不过是谁先动手而已。
在苏联方面也正在辩论之中。有人主张苏联人应该先动手攻击，其理由是在上两个夏季中，红军的防御都曾被德军的攻击所破坏；同时自从斯大林格勒之战以来，红军已经获得多项的攻击胜利，所以将领们也开始对攻击产生信心，而在这个夏季有跃跃欲试之意。在另一方面也有人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指出，在1942年就是由于铁木辛哥在5月发动对哈尔科夫的攻势，结果才会使红军于6月间在哈尔科夫与库尔斯克之间遭遇惨败。
在1943年5月底，英国军事代表团第一次和苏联参谋本部举行会议时，该团的新任团长马特耳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G.Le.Q.Martel）所获得的印象似乎是苏联人主张主动发动攻势的意见略占优势。他曾经很坦白地说，当德军更新后的装甲部队尚未消耗之前，他们若发动攻势实无异于自讨麻烦，假使苏联人要作这样的尝试，则几乎是必然会被击败。
几天之后，当苏联人要求他讲述英国人在北非的战术时，马特耳遂乘机向他们解释：“我们在阿拉曼的成功大部分应归功于下述的事实：我们总是设法让德军的装甲部队在我们的防御上撞毁，或至少使其刀锋被磨钝，当他们已经把兵力和锐气耗得相当厉害时，然后才是我们转守为攻的时候。”在下一次会议时，他感觉到苏联参谋本部已经有接受这种计划的倾向。于是他又乘机再使他们从英国人的经验中去学习另一种教训：当敌方坦克突入之后坚守两侧“腰部”的重要性，并使用一切可以动用的预备队来增强缺口两侧的防御，而不要面对冲破堤防的洪流斗水作坝。（原注：以上所说见马特耳的回忆录——书名为《一个出言无忌的军人》〔An Outspoken Soldier〕。）
在追溯任何计划的原始构想时，通常都很难断定它的影响力究竟是些什么因素，即令把所有的档案都拿出来公开研究，也不会有可靠的结果，因为一切文件也都很少记载真正的原始原因。它们并不能表现某些观念在实际计划作为者的心中，是如何的播种和生根。而某些思想的播种者，对于他们的那一颗特殊种子的效力又往往都有估计过高的趋势。至于接受某种观念的人，又往往故意不肯承认，即令其影响是非常巨大，但事后却会加以否认或掩饰。在官方的组织中更是如此，而尤以事关国家荣誉时为然。在同盟国之间，每个国家对于其所接受的援助，不管是有形的（物质）还是无形的（思想），通常都会尽量地宣传说它没有什么价值；而对于其所给予他国的援助，则又会尽量地予以夸张，说它的价值是如何的重大。所以历史对于1943年苏联的计划是如何决定的，也并不能提供任何更确定可靠的结论；不过历史却可以显示出，即令仅只从他们自己的作战中，苏联的战略计划作为者也一样可以获得充分的经验，使其作成必要的结论。
比较更值得重视的，为当他们采取这种攻势防御的方式后，其所获得的结果是如何地具有戏剧化的决定性。
德军的攻击在7月5日拂晓发动，以库尔斯克突出地区的两侧为目标。该突出地区的正面约近100英里宽，其南面的深度约50英里，而北面的深度则在150英里以上，它与从反方向突出的德军奥廖尔突出地区的侧面相接合。该地区的主要部分都是由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所据守，而瓦杜丁的右翼则包括在其南角内。
曼施泰因的南面钳子与克鲁格的北面钳子在实力上是大致相等，但曼施泰因保有较大比例的装甲部队。在这次攻势中一共动用了18个装甲步兵师，它们几乎构成全部兵力的一半——几乎也就是东线上所能动用的德国装甲兵力的全部。希特勒在这一场赌局中所下的赌注，实在是很大的。
南面的部队于最初几天内，在某些点上曾经突入约20英里——这不能算是一种迅速的突入。因为遭遇纵深的雷阵使得进度很慢，同时也发现敌军的主力已向后方撤退，所以他们的战俘人数是少得可怜。此外，他们所造成的楔形由于缺口两侧“腰部”都受到顽强的抵抗，所以也就很难扩大。克鲁格在北面的突入则更为有限，甚至于不曾突破红军的主要防御阵地。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装甲师的实力已大形减弱。克鲁格对其侧翼上已有威胁发生的征候深感惊惧，遂开始抽出其装甲师。
同时，在7月12日，红军也对奥廖尔突出地区的北侧面和鼻部发动攻势，北面的攻势在3天内突出了30英里，直趋奥廖尔的后方，至于另一支兵力则进展缓慢，但距离该城也已在15英里之内。因为克鲁格已经从库尔斯克方面抽回4个装甲师，所以才恰好赶上并阻止红军的北翼切断从奥廖尔至布良斯克之间的铁路线。此后红军的攻势遂变成一种硬向前推的行动，完全依赖优势的重量以压迫德军后退。那是一种代价很高的努力，但由罗科索夫斯基所指挥的部队也已经转守为攻，从库尔斯克突出地区向奥廖尔地区的南侧面上进攻，所以也就有了很大的帮助。8月5日德军遂终于被迫退出奥廖尔。自从1941年以来，奥廖尔不仅是德军战线上主要的和最坚强的堡垒之一，而且也是惟一留下来足以威胁莫斯科的据点。奥廖尔的战略价值以及其坚强的实力，早已联合起来使其成为一种军事性的象征——所以它的撤出一方面足以打击德军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足以鼓舞红军的士气。
此时，当德军从库尔斯克突出地区南面的缺口撤退之后，瓦杜丁的部队即跟踪进至原有的战线。8月4日瓦杜丁对那段已经减弱的德军防线发动攻势，并于次日攻占别尔哥罗德。他利用敌军已经匮竭的机会，在次一个星期内冲入了80英里的深度，转向哈尔科夫的后方，并威胁哈尔科夫与基辅间的交通线。此种镰刀式的打击使德军的整个南线都有崩溃的危险。10天以后，科涅夫（Koniev）的部队，在瓦杜丁的左边，渡过哈尔科夫东南方的顿涅茨河，而使该城受到完全包围的威胁，科涅夫的行动很大胆，他故意选择留博廷（Liubotin）沼泽作为其渡河点。
假使这两支部队中有一支能够到达波尔塔瓦（Poltava）的预定会师点，则不仅哈尔科夫的守军将会关入陷阱，而且沿着顿涅茨河向右伸展的全部德军也都有崩溃之虞，到那时候则只有第三装甲军是惟一尚有相当实力的预备队。它所有的3个党卫队装甲师，刚刚才送往塔甘罗格附近的米乌斯河，去应付那里所发生的威胁，现在又立即被召回，并且恰好刚刚赶上足以解除在波尔塔瓦周围的危险。这样才使在哈尔科夫的德军大部分得以在8月23日该城陷落之前安全地撤出。在其他的点上，那些已经残破的装甲师也都证明，尽管它们所残留的攻击力已经不多，但却仍能拘束大量红军的前进。这个危机终于是有惊无险地度过，情况已经变得稳定下来，但却并非静止的。红军仍继续获有进展，但速度极慢。自从他们发动攻势以来，在6个星期内一共只收容了2.5万人的战俘。对于这样一个包括广大地区在内的巨大会战，实在是一个很渺小的数字，而且也表示防御方面的任何崩溃，都不过是局部性的和有限性的而已。
在8月的下半个月内，红军的攻势比较扩大。当波波夫（Popov）的部队正逐步从奥廖尔向布良斯克前进时，在其右翼方面的叶廖缅科（Eremenko）的部队，也开始对斯摩棱斯克推进。在他们的左面，罗科索夫斯基也正在对基辅附近的第聂伯河岸作一个较深入的突击，而瓦杜丁也同样地向那里会合。在最远的南端，托尔布欣（Tolbukhin）已经渡过米乌斯河，并强迫德军放弃塔甘罗格。于是在9月初，马林诺夫斯基也渡过顿涅茨河，向南进攻斯大林诺，这样一个侧面的威胁，使德军向顿涅茨河以南伸出的“手臂”不得不迅速收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德军还是勉强地守住一些据点，以掩护其长距离退却的侧翼，直到其部队的极大部分都已安全脱险为止。在“腋下”位置的铁路交点洛佐瓦亚，则一直守到9月中旬才予以放弃。
红军作战的典型和节奏，似乎变得更像1918年福煦的全面攻势——一连串互相交替的攻击指向不同的点上，每当敌方抵抗增强使攻击的冲力减弱时，即暂时停顿下来，而把攻击的重量移到另一点上去。所以每一个行动都是以替次一行动铺路为目的，彼此之间始终互相呼应，循环不断。在1918年，福煦的攻势曾使德国人在搜刮预备队去抢救受攻击的某一点时，同时也限制其移动预备队以应付次一个攻击的能力。这样一方面瘫痪其行动自由，另一方面又逐渐消耗其预备队的储量。在1/4个世纪之后，苏联人重施故技，不过其条件更为有利，其形式也有了新的改进而已。
当一支军队的机动性比较有限，但却享有一般性的兵力优势时，这也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方法。尤其是当横的交通线异常缺乏，预备队难于从此一地区移到另一地区以扩张某一特殊战果时，则更为适用。因为其意义是每一次都要突破一个新的正面，所以这种“横宽”的扩张所付出的代价，要比“纵深”的扩张较高。同时它也比较难于发挥速决的效力，不过只要使用这种方法的部队拥有适当的物质优势，足以继续维持这种发展不中断，则其成功也就更确实可靠。
在攻击的过程中，红军的损失自然要比德军为重，但是德军在他们自己的攻势中已经受到惨重的失败，所以现在所付出的代价，也就使他们感到吃不消。对于他们而言，消耗的意义即为崩溃。希特勒不愿批准任何长距离的后退，也就更加速他们的衰竭。
在9月间，从红军前进步调的加速上，可以反映德军前线兵力的减弱和预备队的缩小。像瓦杜丁、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等，在红军将领中都要算是上驷之选，所以对德军宽广正面上的弱点也就都知道如何迅速地加以利用。由于美国载重车不断地大量运入苏联，所以对于他们动量的维持具有极大的贡献。在9月底以前，红军不仅又在第聂伯城附近的大东湾内到达第聂伯河岸，而且更沿着其河道的大部分一直进到基辅以北的普里皮亚特河（Pripet River为第聂伯河的支流）上。红军分别在许多点上迅速渡河，并建立了一连串的桥头阵地。德国军事发言人曾经不留意地指出，这一道宽广的河川障碍物是他们准备过冬的战线，但现在他们想要躲在它后面休息和重组的机会却显然已经不太大了。红军指挥官现在对于空间潜在价值的利用，已经非常巧妙而勇敢，所以他们渡过这一道大河似乎并不费力。在波尔塔瓦西南方的克列缅楚格（Kremenchug）附近所建立的一个重要桥头阵地，应归功于科涅夫的决定：他不把兵力集中在一线上，而分别在许多点作渡河的企图——在全长60英里的地段中，他一共选择了18个渡河点。又因为是在大雾掩护下实行渡河，所以更增强了此种有计算而分散的奇袭效力。瓦杜丁也使用类似的方法，在基辅以北获得一连串的立足点，后来又都连成一片。
不过在此种情况中的基本因素，却是德军已经不再有足够的部队来掩护其整个战线，甚至于不管兵力是如何的稀薄也还是不够，所以必须依赖反击的手段以阻止敌方立足点的扩大。因为他们自己的预备队是那样的稀少，而敌军的实力又那样雄厚，所以也就注定是一种极危险的政策。
在基辅以北300英里，德军于9月25日放弃斯摩棱斯克，而在一星期以前，又早已被挤出布良斯克。他们缓慢地向沿着上第聂伯河之线的一连串城镇堡垒撤退——日洛宾（Zhlobin）、罗加切夫（Rogachev）、莫吉廖夫（Mogilov）和奥尔沙（Orsha），直到德维纳河（Dvina）上的维帖布斯克（Vitebsk）为止。
在遥远的南方，德军已经撤出在库班河上的桥头阵地，越过刻赤海峡撤入克里木半岛，但这个半岛现在又已经陷入孤立的危险中。克莱斯特曾接到命令要他把兵力从库班河上撤回，以接替在亚速海与扎波罗热（Zaporozhye）第聂伯河湾之间的防务。但这个决定却已经迟了两个星期，等到他的部队在10月中旬到达新位置时，红军已经突破美利托波尔（Melitopol），于是整个地段都已处于流动的状况中。
在红军渡过第聂伯河之后，该地区在10月的上半月中算是相当平静无事，因为红军正在调集援兵，累积补给和修建桥梁以利前进。大多数的桥梁都是利用在渡口附近所砍伐的树木迅速赶建起来的便桥。苏联人对于这种临时便桥的架桥技术非常高明——正好像在美国内战时谢尔曼的部队从乔治亚州向南北卡罗来纳州前进时的情形一样。越过一条大河架座便桥平均只需4天的时间，而且还能供最重型的运输车辆使用。
当时注意力都集中在基辅，那是大家所期待风暴将要发作的地点，但是红军次一阶段的攻击却几乎是在第聂伯河湾与基辅之间的中点上。科涅夫突然从克列缅楚格桥头阵地冲出——那是在波尔塔瓦的西南方——越过这个大突出地区的底线，向南造成一个巨大的楔形。德军在那一方面最初只有极少量的部队，但曼施泰因却迅速调动预备队使其前进速度减低，以争取时间，好让困在河湾内的德军可以撤退。这些部队又被用在克里沃伊罗格（Krivoi Rog）城外，帮助阻止红军的进攻——那是在他们攻击发起线以南约70英里和越过突出地区的中途上。
但是在第聂伯河以南的崩溃却是所付出代价的一部分，因为在克莱斯特的部队尚未能赶到接防之前，曼施泰因即被迫不得不抽调该地段中的兵力。红军利用在美利托波尔的突破机会，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内，扫过诺加伊斯克大草原（Nogaisk Steppe）到达第聂伯河下游，于是切断了克里木的出口，并孤立还留在那里的敌方部队。
不过红军作战的结果，还是不能使其认为约100万人已经在第聂伯河以东被关入陷阱的乐观假想兑现。在追击最快的两天当中，也只俘获6000人，而德军的大部分——那数量远比苏联人所想像的要少——都有充裕的时间退过第聂伯河。自从作战开始以来，在全部4个月的时间内，苏联人宣称总共只俘获9.8万人，而其中半数以上是负伤的。但同时苏联人又宣称，在这个阶段内德军死亡的人数为90万人，负伤的人数为17万人。这两者之间有显著的矛盾之处，但西方同盟国的评论家对此似乎很少注意。因为在任何的突破中，通常负伤者的大部分都会落入攻击者的手中，而失败得愈惨重，则伤患能够撤出的比例也就愈低。更不可靠的是11月6日斯大林所发表的声明，他说在过去一年内德军已经损失400万人。假如这个数字是真的，甚至说有一半是真的，则战争应该早就已经结束。事实上还要拖延很久，不过是已经走向下坡而已。
在10月的下半月内，从基辅地区中没有什么消息传出，但苏联人却不断地扩大他们在该城以北的桥头阵地，直到它变成一块宽广的攻势基地为止——其宽度足够从那里发动一个强大的迂回攻击。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中，瓦杜丁开始发动这个攻击。在目前已经过度伸展的德军正面上，很容易找到一些弱点，红军从这些弱点上向西突穿，然后再向内旋转以切断基辅的道路，并从后方进攻该城。但德军还是再度逃出了陷阱，只留下6000名战俘落入苏联人的手中。不过他们已挡不住红军的猛冲，因为科涅夫在第聂伯河湾中的突击，已经把德军大多数的装甲部队吸引到南面去了。
在攻克基辅城后的第一天，红军装甲部队到达其西南方40英里的法斯托夫（Fastov）。那是一次以追击的速度来进行的攻击。击败敌军在该线的抵抗之后，他们又在以后的5天内奔驰60英里，占领了在普里皮亚特沼泽以东最后一条横行铁路上的交点日托米尔（Zhitomir）。然后他们再向北发展，于11月16日攻占另一铁路交点科罗斯田（Korosten）。那时候德军的抵抗已达崩溃的边缘，而且很可能使斯大林在11月6日所宣称的“胜利已经接近”的希望提早实现，因为曼施泰因手里已经完全没有预备队可用了。
在此种紧急情况之中，曼施泰因要求第七装甲师师长曼陀菲尔（General Hasso von Manteuffel），尽可能在其自己的残部中调集一切能用的单位，从别尔季切夫（Berdichev）向上发动一个反击。英勇无比的曼陀菲尔率领着这一点残兵，采取曲折的路线，作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闪击，刺入红军的侧面，并于19日作了一个夜间攻击夺回日托米尔城，然后又继续向科罗斯田挺进。他把部队分成许多小型装甲群，在行动时分散得很开，以帮助扩大敌人对于其实力的印象。他们从红军纵队之间钻过，然后切断他们的后方，攻击其司令部和通信中心，因此一路钻隙也一路造成瘫痪性的混乱。
曼施泰因为了扩大利用曼陀菲尔所造成的这个机会，就对着基辅以西的红军巨大突出地区发动一个真正的反攻。从西线调来的几个新装甲师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这仍然是一个钳形的攻势——用一支装甲部队从西北面进攻，以法斯托夫为目标，另有一支部队则从南面助攻。前者由巴尔克（Balck）的一个装甲军来负责执行，其兵力为3个师，包括曼陀菲尔的师在内。但是瓦杜丁的前进部队现在也已经获得增援，大量的炮兵、战防炮和预备队，都纷纷从第聂伯河的桥梁上通过。所以德军的反攻并未能获得像最初反击时一样卓越的战果。从地图上看来其威胁是很可怕的，但在实地却并不如此。因为德军已经丧失奇袭的优势，所以也就无法抵补其数量的劣势，而且更受到恶劣天气的阻碍。到12月初，这次反攻遂销蚀在泥泞之中。在以后一段沉寂的时间内，瓦杜丁又集结其兵力准备进一步的大举进攻。
希特勒曾于无意中对此次情况提供了最适当的评论。为了表示论功行赏起见，希特勒邀请曼陀菲尔到安格堡（Angerburg）和他共度圣诞节，并且向他说：“作为一个圣诞礼品，我将给你50辆坦克。”这可能是希特勒所能想到的最佳礼品，而且就他的资源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份厚赐。因为当时最强大和最得宠的装甲师的实力也都只有180辆坦克，而且很少有几个师能够超过此数的一半。
在秋季里，德军战线的北段也陷于长久的苦战之中。德军自从撤出斯摩棱斯克之后，就退守第聂伯河之线。红军虽然一再进攻，却始终不能突破这一道防线。红军之所以久攻不克，其原因有二：（1）是近代化防御所含有的内在潜力；（2）红军在北面没有像在南面那样的运动空间，而且也使他们的目标变得太明显。
在这些会战中，空军只扮演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因为其活动受到冰雪的限制。此种限制使守军可以解除头顶上的压力，否则将会使他们在地面的作战更为困难。但它也使守军不能利用空中的搜索，去发现红军攻击重点的可能方向，然后再用地面的搜索来加以证实。
攻击的重量是由海因里希（Heinrici）的第四军团来承受，它总共只有10个不完整的师，据守在奥尔沙到罗加切夫之间100英里长的战线。在10月到12月之间，红军一共对它发动了五次攻势，每次时间都长达五六天，而每一天要进攻好几次。他们在第一次攻势中差不多使用了20个师的兵力，而当时德军刚刚占领一道赶工筑成的阵地，只有一条单独的堑壕线。在第二次攻势中，他们用了30个师的兵力，但此时，德军已经完成其防御配置。在以后的几次攻势中，红军所使用的大致都为36个师的兵力。
红军攻击的重点为奥尔沙地段，那是一道跨越莫斯科到明斯克（Minsk）公路线的正面线，全长约12英里。作为一个攻击点，它具有便于补给和扩张的显著优点。但此种显著优点也促使德国人集中力量来应付它。他们在这里的防御方法是很值得研究的。海因里希把3个半师的兵力用在这个非常狭窄的地段上，而留下其余的6个半师掩护其他的绵长战线。所以他在这个要点上的兵力，对于空间而言是具有相当大的密度。他的炮兵几乎是完整无缺，于是他集中了380门火炮来掩护此一紧要地段。这些炮兵由军团部一位指挥官集中控制，所以他们可以迅速地把大量火力集中在任何感受威胁的点上。同时，这位军团司令又发明了一种“挤牛奶”的办法，即由驻在比较平静地段中的师，在会战期中，对担负激烈战斗的每一个师，每天提供一个营的生力军。这样通常即能补充前一天的损失，并使那个师还保有一个完整的局部预备队可供反击之用。又因为使用一种师内轮调的制度，所以部队混杂的毛病也可以减到最低限度——现在德军每一个师是3个团，而每个团为2个营。在会战的第二天，增援的营即为前一天的姊妹营，而且连团部也跟着过去；再过两天，第二个完整的团已加在战线上，而到第六天就完全换了一个师，至于原有的师则移驻在那个原来比较平静的阵地内。
面对着6比1以上的数量优势，此种一再的防御成功的确要算是一种惊人的成就。假使德军的防御战略与此种战术相配合，那么战争将可能无限地延长而使红军的实力消耗殆尽。但由于希特勒坚持未经他的许可绝对不准撤退的原则，而同时他又总是不愿意给予这样的许可，结果遂断送了德军的前途。军团司令敢于自作主张的就会受到军法审判的威胁，即令是从一个危险的孤立据点中只撤出一支小部队也照样是犯法的。这种否决权压迫得如此的厉害，使下级干部的行动完全瘫痪，甚至于有这样的说法，一位营长不敢把一个哨兵从窗口移到门前。像一只学舌的鹦鹉一样，德国统帅部总是一再背诵着“每个人都应站在原地死战到底”的咒语。
此种硬性的原则，在苏联的第一个冬天里固然曾经帮助德国陆军度过可使神经崩溃的危机，但从远程的观点来看，那却是具有致命的危险——德国部队虽然已经克服了他们对苏联冬季的严重畏惧心理，但是他们的兵力却日渐减少，不足以填满苏联的空间。它限制了在现场上的指挥官所需的弹性指挥，使他们不能脱离敌军所能到达的范围之外去重组部队，并实行“退后方能跳远”（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的原则。
1943年在南面战线上已经饱尝此种硬性原则的苦果。1944年这种同样的情形又将在北面战线上重演，并且所在的地段也就正是德军过去曾在那里证明他们的防御是如何难以克服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