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解放
1944年东线战役是受到下述事实的控制：当红军前进时，正面的宽广一如过去，而德国人的兵力却正在缩小——因此，其自然的结果即为红军继续不断地前进，除了自己的补给问题以外，几乎很少受到其他的阻碍。此过程是一种最明显的证明，足以显示空间与兵力比例的重要性。此外，在进展中的停顿也是由红军补给线所要推进的距离来决定。
主要作战是由两次红军大攻势所组成，分别在两翼，彼此交替，每次攻势之后都要继之以一段长时间的休息。在南翼延长线上所发展的辅助性作战，其休息的间隔比较短——原因是因为德军在这一方面的兵力对空间而言，其密度比主战场上还要稀薄，所以当红军突破德军的每一道防线之后，也就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来集结其次一个行动所需要的兵力。
冬季攻势的开始行动与秋季攻势非常类似，而其所产生的效果也大致相同，其原因并非由于德国人的失算，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力不从心。1943年12月，科涅夫已经发起一个新迂回攻势前进，以克服当他第一次企图切断顿河湾时德军在克里沃罗格所作的阻挡。这次他从克列缅楚格的桥头阵地向西攻击，而不再向南攻击，他几乎穿透基洛夫格勒，但在那里又开始被阻不能前进。但是这一个推进，再加上另一个从切尔卡瑟（Cherkassy）桥头阵地配合所作的向心攻击，已经把德军微弱的预备队诱致了相当的部分。曼施泰因现在也就处于左右为难的情况，因为希特勒禁止他采取战略所要求的退后一大步的行动，所以他只好把兵力切碎，用来填塞在第聂伯河湾与基辅之间这一长段战线上所发生的裂口，但这样下去也就使他能够把瓦杜丁的部队限制在基辅突出地区之内的机会日益减低。在这个突出地区之内，红军的兵力就好像是由水坝所挡着的洪水一样，只要堤防一溃，其泛滥之势即将不可收拾。
瓦杜丁的新攻势是在圣诞节前夕发动的，在一层浓厚的晨雾掩护之下——几乎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每一个成功的攻击时一样。在雾幕帮助之下，红军第一天即攻入德军的阵地，一经突破之后，其部队便开始席卷，其范围是如此的宽广，使一切对抗措施都发生不了效力。在一星期之内，红军已经收复日托米尔（Zhitomir）和科罗斯田（Korosten），并同时向南发展，包围过去所从未触及的别尔季切夫（Berdichev）和别拉雅–泽尔科夫（Byelaya Tserkov）等德军据点。
1944年1月3日，红军机动部队向西前进，攻占科罗斯田50英里以外的诺沃格勒–沃伦斯基（Novigrad Volynsk）道路交汇点。次日即越过了战前波兰的国境。在南翼方面，德军现在自动放弃别尔季切夫和别拉雅–泽尔科夫两个据点，退向文尼察（Vinnitsa）和布格河（Bug）上——以掩护从敖德萨（Odessa）到华沙之间主要横行的铁路线。在这里曼施泰因调集了一些预备队，企图作另一次反击，但因为后援不继，而且瓦杜丁对于如何应付也已准备，所以虽能暂时阻止红军向布格河前进，但结果却不免顾此失彼，反而使红军在侧面上的前进一路畅通无阻。他们从别尔季切夫和日托米尔向西推进，绕过德军在谢佩托夫卡（Shepetovka）的一处阻塞阵地，而于2月5日攻占重要的波兰交通中心罗夫诺（Rovno）。同一天，另一个迂回运动攻占了卢茨克（Luck），那是在罗夫诺西北约50英里，已经超过苏联边界100英里。
洪流向南泛滥所产生的结果更具有迫切的危险性。因为在这里，瓦杜丁的左翼正在和科涅夫的右翼相会合，而使受到希特勒“不准撤退”命令所限制，尚留在苏联基辅和切尔卡瑟两个桥头阵地之间地带中的德军有受到包围的危险。这些部队仍紧抓着第聂伯河附近的前进阵地不放手，所以也就无异于坐待敌人的包围而不准躲避。当1月28日红军的钳头在它们的后方夹拢时，有6个师的部队遂被关入了口袋。由于第三和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努力，它们的突围行动终于获得成功。但在科尔松（Korsun）包围圈内的6万人，虽然有3万人被救出，却已经把装备丢光，另外1.8万人不是被俘便是负伤。第十一军的军长斯特默尔曼（Stemmermann）也是战死者中的一人。
为了救出被围的部队，德军遂又不能不在第聂伯河湾内放弃较南端的阵地。当马林诺夫斯基向德军尼科波尔（Nikopol）突出地的底线进攻时，德国人也就无法抵挡。于是尼科波尔在2月8日被迫放弃，虽然大多数守军都能安全撤出，但他们却从此不能再利用这个重要的锰矿来源。他们在克里沃罗格还继续守了14天，然后才在大包围的威胁之下撤出。
在普里皮亚特沼泽与黑海之间，红军在南线上已经造成许多深入的突出地区，结果也就使德军所需要掩护的正面大为延长，而希特勒的僵硬原则却不准它们作适合时机的撤退以拉直和缩短战线。损失的增加，尤其是在科尔松突围时为然，已经留下太多的缺口，使它们现在根本无法填补。希特勒的原则所付出的代价使得现在必须要作比两个月以前所要求的更大规模的撤退。
兵力的减弱和空间的增大使德军部队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红军数量的巨大，尤其是它们几乎没有补给问题的困扰，也就更增强了德军的畏惧心理。它们像洪水一样地奔流泛滥，又像游牧民族一样满山遍野地冲杀过来。在任何西方军队都要饿死的情况之下，苏联人还能继续活命；在任何人都会坐下来等待已毁的交通线修复的环境中，他们却仍能继续前进。德军机动部队经常尝试攻击红军的交通线以阻止其前进，但却发现很少有补给纵队可以作为攻击的目标。曼陀菲尔为德军著名勇将之一，他对于红军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曾经这样生动地描写如下：
“红军的前进是西方人很难想像的一种情况。在坦克矛头的后面就跟着一大群乌合之众，大部分都是骑马的。士兵们背上驮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的是干硬的面包和一路走一路随手捡来的蔬菜。马就吃屋顶上的稻草——除此以外几乎就没有什么可吃的。苏联人惯于过这种最原始的生活，他们可以这样的前进达3个星期之久。”
又因为曼施泰因由于眼疾之故已被免职，所以要想力挽狂澜的机会也就更形减少。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掩饰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他与希特勒的冲突——曼施泰因认为希特勒的战略简直是胡闹，而他用来和希特勒争论的语调也已经使后者无法容忍。所以自此以后，这位被德国军人所一致推崇的最佳战略家即再无出头的机会。经过了一次手术之后，曼施泰因的眼疾固然已经痊愈，但他却只能坐在家里看地图，并眼看着德军被盲目地引入失败的深渊。
1944年3月初，红军又发动一个更大规模的分进合击。首先引起德军注意的是一个在布格河源头附近，指向加里西亚东南角的攻击。这是由朱可夫元帅来执行的，他已经代替瓦杜丁指挥基辅以西的红军，因为后者受到反共游击队的狙击而伤重殒命。从谢佩托夫卡出击，朱可夫的部队一天之内突进了30英里，在3月7日即已在特尔诺波尔（Tarnopol）切断敖德萨与华沙之间的横行铁路线。这个攻势迂回了在布格河上的德军防线，使它们已经不可能再退守该线。
在南线的另一端，马林诺夫斯基早已利用德军在第聂伯河湾较下游部分的不稳形势——使用其在尼科波尔和克里沃罗格附近新近获得的地位来发动一个钳形运动。3月13日他攻占第聂伯河口的赫尔松（Khersen）港，并围困在这个地区的一部分德军。同时，其从北面进攻的部队也正接近在布格河口的尼古拉耶夫（Nikolayev）——不过那里的抵抗相当的顽强，直到3月28日才将其克服。但在此以前，夹在朱可夫和马林诺夫斯基两个方面军之间的中央地段内，却早已有很激烈的发展，足以使这两方面的成就都显得自愧不如。
在两端都有掩护的情况之下，科涅夫开始向乌曼（Uman）方向出击，并于3月12日到达布格河，很快就占稳了渡口。他的装甲部队一点也不耽搁，直趋德涅斯特河（Dniester）——在这个地区中，两河之间的距离不过70英里。现在坚冰已经解冻，德涅斯特河的水流湍急，两岸陡峻，本来很可以当作一道坚强的防线，但是德军方面却缺乏可以用来防守的部队。苏联装甲部队于18日进抵河岸，紧跟着撤退中的德军后面，在杨波尔（Yampol）及其附近用浮桥渡河。为什么会这样容易呢？其原因是一方面他们前进得非常的迅速，另一方面对方已经混乱不堪。这里又应归功于苏联的装甲兵，他们在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General Rotmistrov）的指导之下，采取一种新的战术，使对方感到束手无策。他们采取展开形式的前进，使敌人仅能在主要路线上坚守据点，却不能阻止他们的行动。
红军如此深入的突破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朱可夫的左翼又从特尔诺波尔向南发动新的攻势，足以牵制德军的兵力。这个攻势在时机上也配合得非常良好，正当德军在特尔诺波尔附近的反击为苏联的严密防御击败之余，它就利用德军的后退作迅速进攻，其目的也是为了配合科涅夫的攻击。在迅速前进到德涅斯特之线以后，朱可夫的左翼向下直趋东岸，席卷敌军的侧翼，而与科涅夫的右翼构成合围之势。这种分进合击的方式一方面可以保证防御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可以开拓攻势的前途。
当这些侧面的扫荡正在扩大缺口和切断一部分开始撤得太慢的德军之同时，红军的主流却仍继续向西推进。在3月底之前，科涅夫的矛头已经在雅西（Jassy）附近突穿到普鲁特河（Prut）之线，而朱可夫的矛头也已经攻占科洛梅亚（Kolomyja）和切尔诺夫策（Cernauti）等重要交通中心——并且从这些地方强渡上普鲁特河。这个前进使他们逼近喀尔巴阡（Carpathians）山脉的山麓，而这也就是匈牙利的屏障。
为了对这种威胁作立即的反应，德军遂占领匈牙利。很明显的，采取此种步骤的原因就是为了确保喀尔巴阡的山地防线。他们需要维持这一道防线，不仅是为了阻止红军冲入中欧平原，而且对于巴尔干的任何持续防御这也是一个枢纽。喀尔巴阡山脉，连同向南延伸的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Transylvanian Alps），构成一道具有伟大天然屏障的防线。从战略的观点上来看，其实际的长度是很短的，换言之，要设防的仅限于少数隘道——所以在兵力的部署上可以获得很大的节约。在黑海与福克夏尼（Focsani）附近的山脚之间有一段120英里宽的平原，但其东面的一半却受到多瑙河三角洲和一连串湖沼的阻塞，所以危险地区也就只剩下一个30英里宽的加拉茨缺口（Galatz Gap）。
4月初德国人似乎是马上就必须撤到这一道后方防线，而且在西北角上连它也都早已受到威胁，因为朱可夫的部队正从特尔诺波尔和切尔诺夫策之间切入，直趋雅布洛尼卡隘道（Yablonica Pass）——又名鞑靼隘道（Tartar Pass），这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名称。朱可夫似乎可以与直捣布达佩斯的速不台（Subedei Bahadur）媲美。后者曾率领蒙古西征的骑兵——近代装甲部队的先驱者——在1241年3月，横扫匈牙利平原，从喀尔巴阡山脉直达多瑙河——在3天之内前进了180英里的距离。
4月1日，朱可夫的矛头达到鞑靼隘道的入口处。这里的山地远比南面低缓，而隘道本身的高度也仅为2000英尺，所以其障碍作用也比较低。尽管如此，若能有顽强的防御，则隘道还是很难打通，因为它可以限制攻击者的迂回行动。结果是矛头未能突穿，而且后援不继也无力再举，因为补给早已赶不上如此长距离的前进。
相形之下，德军现在已经居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其后方有以利沃夫为辐射中心的交通网，而当退入加利西亚之后，其兵力也已经变得较为集中。在次一个星期，即复活节之前的一个星期，德军发动一个许久以来都不曾有过的较大规模的反击。那是具有双重目的——（1）瘫痪红军的前进；（2）营救第一装甲军团的18个（不足额的）师，它们是在德涅斯特河以东被陷在朱可夫和科涅夫两大兵力之间。这支德军部队正在尝试向西经过斯卡拉（Skala）和布查希（Buczacz）以达利沃夫。
德军的反击是沿着德涅斯特河的两岸进行，在右面深入切断红军在鞑靼隘道口上的部队，收复从科洛梅亚到隘道之间铁路线上的德拉蒂（Delatyn）车站。在左翼方面，德军收复了布查希，使被围困在斯卡拉附近的那些师能够撤出。当它们撤出之后，在普里皮亚特沼泽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波兰东南部的防线即稳定于利沃夫以东的一线上，从4月一直维持到7月。
科涅夫越过普鲁特河——这道河也构成罗马尼亚的国界——的攻势也是刚刚一过河就被阻止。他并不曾突入雅西，那是在普鲁特河以西只有10英里之处；不过再往北进一点，他却到达了塞列特河（Sereth）。但在此时，科涅夫又另有一个重要目的。他的左翼现在向南旋回，沿着德涅斯特河指向黑海附近德军的后方——那里大部分都是罗马尼亚的部队。科涅夫这支侧进的部队又与马林诺夫斯基从尼古拉耶夫向西直趋敖德萨的前进相配合。
此种联合的威胁对于舒奈尔（Schösner）和莫德尔（Model）形成一种非常困难的问题。前者已经代替克莱斯特出任前“A”集团军总司令（现在已改名为南乌克兰集团军）。后者则已代替曼施泰因接任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这个集团军本名为顿河集团军，以后曾改名为南面集团军）。其后方交通的恶劣和缺乏尤其增加了舒奈尔的困难。因为自从红军进至喀尔巴阡山脉之后，他与在波兰的德军已经被隔开，现在必须依赖通过巴尔干和匈牙利的迂回交通线。
同时，联军的重轰炸机也从意大利起飞对于主要的铁路瓶颈发动一连串的攻击，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内，对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和普洛耶什蒂（Ploesti）的轰炸为攻击的开端。此种后方的威胁虽不能产生立即的效果，但却获得阻滞的作用。
4月5日，马林诺夫斯基的部队到达腊兹杰耳纳亚（Razdelnaya），切断以敖德萨为终点的惟一一条未被切断的铁路线。4月10日，他们占领了这个大港。但大部分的敌军还是被逃脱。他们只后退了一段短距离——到下第聂伯河之线，战线就向雅西方面折回。因为科涅夫的南向攻击已在基什尼奥夫（Kishinev）地区受到阻碍。
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中，科涅夫在雅西以西发动一次大型的攻击，沿着塞列特河的两岸南下，并使用新型的“斯大林”式坦克。在这种坦克的协力之下，红军造成一个突破，不过舒奈尔手中却保有一支相当强大的装甲预备队，是在曼陀菲尔指挥之下。凭藉判断正确的防御战术，德军击败红军突破后的扩张行动。此种战术的基础是基于反击的天然优点及对机动性作巧妙的运用，以抵消红军在装甲和兵器上的优势。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坦克会战，双方所使用的坦克总数约达500辆之多，结果是红军被击败，而使战线再度趋于稳定。
这次的成功在3个月之后还是害了德国人。因为它鼓励着希特勒坚持应维持他们已经守住的地区，不仅是在雅西附近，而且还包括夹在普鲁特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地区的南部在内。换言之，那是在喀尔巴阡山脉和加拉茨缺口以东，德军仍将继续留在暴露地位上相当长久的时间。在这个中间阶段，由于罗马尼亚人民的厌战求和，所以其后方日益趋于不稳。
4月间红军收复了克里木。在克里木的占领军，德国和罗马尼亚的部队各占一半，由于从海上撤退，现在兵力已逐渐减少，但对于攻击者而言，问题还是相当困难，因为在两个狭窄的入口处并不需要太多的兵力即可以维持一种极坚强的防御。要想收复克里木，则红军必须发动一次大规模而有缜密准备的攻击。当红军的狂潮在大陆已前进了很远的时候，希特勒却仍继续命令其部队坚守这个半岛不许撤退。比起其他地区所作的类似决定，他这一次却应该说是比较有道理，因为这一部分少数兵力的牺牲，在这个紧要阶段中，的确是牵制全部红军中的大部分兵力。
4月8日，托尔布欣（Tolbukhin）开始发动对克里木的主力攻击，在此以前曾发动一次前奏攻击，其目的为使德军暴露其炮兵阵地的位置。当红军对彼列科普（Perekop）地岬发动正面攻击时，另外一个部队则越过其侧翼上的锡瓦什盐湖（Sivash Lagoon）以求达到德军防御阵地的后方。当这个内外夹击的行动打开了克里木的北方门户之后，叶廖缅科的部队也立即从刻赤东端顶点上所占据的立足点发动配合攻击。到了4月17日，两支部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郊外会合，并俘获了3.7万名德军。被俘人数如此之多，主要是因德军犯了重大的错误，它们遵照希特勒的僵硬原则，尝试在彼列科普地岬以南的防线上作固守的努力，而不立即撤退到塞瓦斯托波尔。这样才使托尔布欣有机会使用其坦克在这一道临时拼凑的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这是一道太长的防线，使德军无法加以固守——并切断大部分德军部队的退路使其不能够退回塞瓦斯托波尔。
为了要把重炮兵运来，所以红军停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对这个要塞发动攻击——但守军兵力已经不足，所以始终无法使防御达到合理的密度。尽管如此，希特勒却仍坚持应不惜一切牺牲据守塞瓦斯托波尔。红军于5月6日的夜间发动最后的攻击，很快地就在东南方面——因克尔曼（Inkerman）和巴拉克拉瓦（Balaclava）之间的地段内，完成一个决定性的突破。直到5月9日，希特勒才收回他的成命，准许用船只将那些守军撤出，但已经太迟。5月10日，守军放弃塞瓦斯托波尔，退入赫尔松半岛（Khersonese Peninsula）。5月13日差不多有3万人都在那里向红军投降，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海上撤出。大多数的战俘都是德国人。在攻势开始之前，德军指挥官决定宁愿让罗马尼亚部队先从海上撤走，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自己的部队是可靠的。假使不是防御计划具有致命的硬性规定，则这个政策也许能够延长防御的时间。
在东战场的另一翼（北翼）上，红军在1944年初的几个月内，也颇有收获，尽管其成就不足与南面的相比拟。在这一年开始时，德军仍严密地包围着列宁格勒。它们的战线延伸过这个城市达到其东面约60英里的一点，再转向南面，沿着沃尔霍夫河（Volkhov River）到伊尔门湖（Lake Ilmen）；在那个大湖的两边它们都据守着一个要塞城镇，即诺夫哥罗德和旧鲁萨（Staraya Russa）。在1月中旬，红军开始发展它们期待已久的攻势以期击破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包围。攻势从该城正西面的湖岸上发动，戈沃罗夫（Govorov）的部队向德军突出地区的左侧面上打开一个缺口，而梅雷茨可夫（Meretskov）的攻击则在诺夫哥罗德附近对敌军右翼作更深入的突破。最初给人一种熟悉的印象似乎是德军已经被包围，但它们却能作有秩序的分段撤退，到达其突出地区的底线。此种过分夸大的期望使苏联人不免失望，因此反而遮掩了他们已经获得的实利——即解放列宁格勒，打通其与莫斯科之间的铁路线，并孤立芬兰。
在德军撤退结束时，其所站住的一条防线是从纳尔瓦（Narva）附近的芬兰湾起到普斯科夫（Pskov）为止。由于战线的拉直和缩短，遂使德军的情况暂时获得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实际上所缩短的防线长度要比地图上所测量出来的还大。因为海岸与新的要塞城镇普斯科夫之间的防线虽长达120英里，但其间却夹着两个大湖，即派普斯湖（Peipus）和普斯科夫湖。2月底戈沃罗夫发动一次突击，在海岸与派普斯湖之间的纳尔瓦河上攻占了一个桥头阵地，但却被封锁在那里而未能突破。在两个大湖的南面，红军的前进将要达到普斯科夫时（距离日鲁萨120英里）也受到阻止不能再前进。这对于红军而言是相当的失望，因为它们都希望收复普斯科夫，为该城建城26周年纪念庆祝——这个城市是在1918年2月23日在对德国人的战争中所诞生的。
在北面，这次冬季攻势的军事结果没有其政治影响那样重要。因为受到其孤立感的动摇，芬兰政府在2月中旬开始与苏联谈判休战。在当时的环境之下，苏联人的条件是相当的宽厚——即以恢复1940年的基地和疆界为原则——但芬兰人却害怕在执行时又会节外生枝，所以要求苏联人能给予较明白的保证。此外，芬兰人又声明他们没有能力解除在芬兰北部德军的武装，而且又不愿意允许红军入境来完成此项工作。虽然这个谈判在3月间破裂，但很明显的那不过是多拖延一点时间而已。芬兰率先打开和平谈判之门，也就鼓励着其他的德国附庸国家都纷纷起而效尤，尽管它们所采取的方式是比较秘密的。至于罗马尼亚之所以采取此项行动，又多少受到斯大林声明的刺激——因为他说他主张应该把特兰西瓦尼亚归还给罗马尼亚。
所以在5月间，德军虽能使东线暂时获得稳定，但它们的情况改善却只是表面上的。它们兵力的消耗已经太厉害，所以虽能争取到一段时间，但对于它们而言，却已无太多的价值。反之，苏联人也正需要时间来准备发动下一个巨大的攻势，而谈判者则更需要时间来完成其和平努力——只有独裁者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他的方向。此时，由于联军在巴尔干的轰炸攻击正在日益增强，所以也增大了对敌方交通线的压力，并促使那些国家急于想要谋和。6月2日所谓“穿梭勤务”（Shuttle-Service）的办法开始实行，美国的“飞行堡垒”在苏联境内新近准备的基地上降落，在加油装弹之后，又飞回它们自己的地中海基地，并于返航途中作第二次的攻击。6月21日，在英俄两国之间也采取这种类似的安排，美国轰炸机在其飞行的全程中，又都受到远程战斗机的保护。
苏联人对于犹豫不决的芬兰人最初只不过是加以空中的压力，但到6月10日，即开始通过在拉多加湖（Lake Ladoga）与芬兰湾之间的卡累利阿地岬（Karelian Isthmus）作一个陆上的进攻以增强对该国的压力。在突破一连串的阵地之后，戈沃罗夫元帅的部队在6月20日攻占维堡（Viipuri），于是也就获得了地岬的出口。到此时，芬兰人才表示愿意接受其原先已经拒绝的俄方休战条件。但斯大林现在却又要求芬兰应举行一次象征性的投降仪式，而芬兰人则表示拒绝。正当此时，里宾特洛甫（德国外长）已经匆匆赶到赫尔辛基，利用芬兰的畏惧情绪，表示愿意给以德军的增援。红军自从进入1940年国境后方的湖沼地带之后，其前进就逐渐丧失冲力。这个事实对于里宾特洛甫任务的完成也颇有帮助。尽管战斗已经接近尾声，而俄芬之间的战争遂又继续延长下去，当时的后果为：（1）美国政府现在也对芬兰断绝外交关系，这种关系曾一直都维持不断达如此长久的时间；（2）在这个时候，德军自己的防线上到处都迫切需要预备队，但它们却不得不继续抽调兵力送往芬兰增援。
对于这种少量的利益，苏联人仍有理由感到满足。他们自己对德军的夏季攻势已在6月23日发动——到这个时候，英美联军已在诺曼底站定了它们的脚跟。再加上联军已经越过罗马向北推进，这一切都足以使德军在红军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已经在多方面感到严重的压迫。不过，最使红军获利的还是希特勒仍继续坚持其硬性的防御观念，而不肯采取任何弹性的措施。
虽然苏联人在表面上是沿着全线——从喀尔巴阡山到波罗的海——都在作发动攻势的准备，但其注意力的焦点却放在普里皮亚特沼泽以南的地段上。因为在这里红军早已深入到波兰境内，其春季攻势曾经使它们迫近利沃夫城，并曾一度攻入科韦耳（Kovel），所以在这一方面再度进攻似乎是很自然的。3个月的休息已经使朱可夫有充分的时间恢复其巨大突出地区后方的铁路交通。
不过，苏联人却选择其战线上最退后的“梯次”为发动攻势的起点——正像1942年德军统帅部所采取的办法完全一样。他们在普里皮亚特沼泽以北的白俄罗斯地区中首先发动攻势——在那里德军在苏联的领土上还占有一大片土地。
他们这种选择也是具有良好的计算。因为在北区中红军战线的位置是最退后的，所以其交通也就最便利，足以容许对攻势提供最初的冲力。又因为这个地段在1943年曾经证明其防御力量极为顽强，所以德军似乎也就不可能再从其他地段抽调兵力来增援，尤其是在科韦耳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阵地显然是更危险也更重要。虽然这个北面的主要地段在前一个秋季和冬季里曾经阻止所有一切的攻击，但红军在其两个侧面上，即在维帖布斯克（Vitebsk）和日洛宾（Zhlobin）的附近，曾经分别插入了两块楔子。对于其再发动新攻势时，也就可以构成一种有价值的发起点。进而言之，假使它们一旦能使敌人开始撤退，则它们从科韦耳附近较南面的突出地区还可以发动更大的侧击。因为那里正是把德军分开的沼泽地带的西端。
在攻势发动之前，红军对于夹在波罗的海与普里皮亚特沼泽之间的战线曾加以改组和增强。它现在由7个较小型的集团军或“方面军”（front）所据守着。最右端为戈沃罗夫的“列宁格勒方面军”，接着是马斯连尼科夫（Maslennikov）的“第三波罗的海方面军”和叶廖缅科的“第二波罗的海方面军”。这3个方面军目前都是处于休息的态势。其他4个方面军则正在进行攻势，它们从北到南，为巴格拉米扬（Bagramyan）的“第一波罗的海方面军”，它过去曾在维帖布斯克的北面造成那个楔子；“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其总司令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Chernyakhovsky）只有36岁，为红军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一位；在扎哈罗夫（Zakharov）指挥之下的“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由罗科索夫斯基所指挥的“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在日洛宾附近的楔子就是由他插入的。这4个方面军一共包括大约166个师。（译注：红军的一个师平均比较小，而且编制人数也无一定标准，其情形与战争后期的德军差不多。）
红军攻势的重量是落在德国中央集团军的头上，现在的总司令为布施（Busch），他是在克鲁格于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后才接替这个职务的。虽然红军在冬季中的攻击未能击破这个地段内的防御，但布施和他的主要部下都知道胜败之机简直是间不容发。所以他们对于夏季来临之后红军再发动攻势时是否仍能抵抗得住，深感没有把握，因为一切的条件都会变得对敌人更为有利。在期待对方攻击时，他们希望能够撤到具有历史意义的布列津纳河（Beresina）之线，那是在现有战线后方90英里的位置。若能采取这样一个适时的后退，则可以使红军的攻势脱节。但那却违反希特勒的原则，而且无论如何辩论也都不可能改变他的决定。
已经接替海因里希（Heinrici）充任德国第四军团司令的蒂佩尔斯基尔希（Tippelskirch）曾经在掩饰之下作一个短距离撤退，从其前进阵地上退到上第聂伯河之线，这样对于红军的攻击多少可以产生一点缓冲作用。但由于红军的计划是集中全力以扩张两面侧翼上的楔子，所以这种利益也就受到抵消。
在北面侧翼上，巴格拉米扬的部队从波洛次克（Polotsk）与维帖布斯克之间进攻，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部队从维帖布斯克与奥尔沙（Orsha）之间进攻，在如此夹击之下，维帖布斯克遂被夹碎。在攻势发动后的第4天，维帖布斯克即宣告失陷，于是在第三装甲军团的战线上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红军从此向南挺进，切断莫斯科—明斯克公路，并威胁第四军团的后方，该军团正在抵抗扎哈罗夫的正面压力。罗科索夫斯基在另外一个侧翼上的攻击更增强其所面临的危险，后者是在普里皮亚特沼泽的正北面，向德国第九军团进攻。日洛宾也是在第4天被攻陷，罗科索夫斯基从其附近突破，越过布列津纳河，并绕过德军在博勃鲁伊斯克（Bobruisk）可能已经建立的阻塞阵地。7月2日他的机动部队到达斯托尔勃策（Stolbtsy），那是在较大交通中心明斯克以西约40英里之处，于是也就切断由那里通往华沙的铁路及公路线。
在红军日益增大的机动能力之下，空间的运用已经使德军的一切阻止企图都变得无效——自从突破以来，红军在一个星期之内已经推进了150英里的距离。美援的价值由此也可以显示出来，因为现在红军方面已有大量的摩托化步兵，乘坐着美国的卡车，紧跟着坦克后面前进。此时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部队已经从北面趋向明斯克，同时也威胁通到维尔纳（Vilna）的道路。在这个分叉之间，一支由罗特米斯特罗夫（Rotmistrov）所率领的装甲预备队，沿着莫斯科—明斯克公路前进，于7月3日进入明斯克——这支部队在最后两天之内推进了约80英里的距离。
此种巨大的钳形运动与德军在3年前所使用的极为类似，只不过是方向相反而已。也像那次一样，被包围的部队中只有一部分能够逃出陷阱。在第一个星期之内，红军在北面俘获约3万人，在南面则为2.4万人。在明斯克被围的人数大约是10万人，虽然从明斯克向西的主要退路早已被切断，但第四军团的一部分仍从南面采取一条次要的道路勉强撤出——这一条路线过去是曾当作主要补给线使用，由于苏联游击队的活动才被放弃。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现在可以说实际上已被毁灭，损失总数超过20万人。
在明斯克以西，撤退中的德军曾经暂时停顿一下，但已无天险可守，而它们已经减弱的兵力也无法掩护如此巨大的空间——当红军的突出地区愈深入，战线也就变得愈长。红军几乎总是有办法绕过德军所坚守的城镇，并从其间的空隙中穿过。在它们前进时，其矛头分指若干目标，好像构成一个半圆形——包括德文斯克（Dvinsk）、维尔纳、格罗德诺（Grodno）、比亚威斯托克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都在内。红军于7月9日进抵维尔纳，在苏联机动部队从其两侧绕过之后，该城也于7月13日失守。同一天另一支矛头也到达格罗德诺。
到7月中旬，红军不仅已经把德军赶出白俄罗斯，而且也占领波兰东北部一半的地区。其最西面的部队已经深入到立陶宛（Lithuania），距离东普鲁士的边界已经没有多远。它们在这里已经超越德军北面集团军的侧翼约200英里——这个集团军在弗里斯纳（Friessner）指挥下，仍在掩护着进入波罗的海国家的前门。巴格拉米扬的矛头现在正向德文斯克进攻，距德军设在里加（Riga）基地的距离是要比弗里斯纳的前线还近。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已经越过维尔纳进抵涅曼河（Niemen）上，所以他距离波罗的海的海岸也是一样的接近——若沿着一条比较偏西的直线去测量的话。所以在弗里斯纳尚未撤退之前，红军似乎即已可能在其后方建立两道阻塞线。同时，红军又向北对普斯科夫地区继续发动攻势，因此也就使他的情况更为困难——在那一方面马斯连尼科夫的“第三波罗的海方面军”与叶廖缅科的“第二波罗的海方面军”正在作会师的攻击。
同时，一个更大的发展又使整个德军所受到的压力日益倍增。因为在7月14日，红军在普里皮亚特沼泽以南，介于特尔诺波尔和科韦耳之间的地区中，又开始发动期待已久的大攻势。其右翼部队越过布格河直趋卢布林（Lublin）和维斯瓦河，并与罗科索夫斯基在沼泽北面的攻击相会合——后者现在正绕过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南面。其左翼部队则从卢茨克附近穿过敌军的战线，并从北面迂回利沃夫。
这座名城于7月27日陷落在科涅夫的手中，到这个时候他的矛头早已越过利沃夫西面70英里的桑河（San）。下述事实可以戏剧化地表示红军攻势努力的范围是如何的巨大：位置在喀尔巴阡山麓上的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在波兰北部的比亚威斯托克；在拉脱维亚（Latvia）的德文斯克；在从里加到东普鲁士之间铁路线上的施亚乌里亚伊（Siauliai）交点——都是同一天被红军所攻占。上述最后一个攻击，是巴格拉米扬手下的一支装甲纵队的杰作，那几乎注定了德国在北面全部兵力的命运。
但是比起红军在中央方面所作的深入前进，以及其所带来的危险，则这个突击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在3天以前，7月24日，罗科索夫斯基的左翼已经攻入卢布林，那里到维斯瓦河仅有30英里，而到华沙也只有100英里。在这次攻击中，他曾经利用普里皮亚特河把德军分割成两部分，以及在其南面进攻所造成的混乱情况。26日，罗科索夫斯基的几支机动纵队到达维斯瓦河，而其他的部队则向北旋回，直趋华沙。次日，德军放弃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而在同一天，红军的一支纵队又早已绕过该城到达谢德耳策（Siedlce），在该城以西约50英里处，距离华沙不过40英里。
在谢德耳策德军使红军的进展暂时受到顿挫。而在维斯瓦河上，德军的抵抗也有加强的趋势，虽然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在29日夜间曾在该河上占据了5个渡口，但在次日上午却被德军消灭了4个。
但在7月30日，德军在迂回压力之下又被迫撤出谢德耳策，而罗科索夫斯基的一支纵队已经到达布拉加（Praga）的郊外。布拉加也就是华沙在维斯瓦河东岸的郊区。次日上午，德军开始越过桥梁退入城内；而在此时波兰的地下组织领袖们也受到鼓励，被呼吁发动起义的行动。
同一天在波罗的海附近也有惊人的发展。在巴格拉米扬的前线，由奥布霍夫（Obukhov）将军所率领的一支装甲纵队，一夜之间经过50英里的推进，到达里加湾（Gulf of Riga）上的图库姆斯（Tukkums），于是切断了德国北面集团军的退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占领立陶宛的首都考那斯（Kaunas），而他的前锋却早已在英斯德堡（Insterburg）附近直趋东普鲁士的边境。8月2日，科涅夫的部队已在华沙以南130英里靠近巴拉诺夫（Baranow）的地方（也就是在桑河流入维斯瓦河之点以上），在维斯瓦河上建立一个新的巨大桥头阵地。
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个时候到处都发生了危机。在西线方面，他们的诺曼底防线正在崩溃，而巴顿的坦克也正从阿弗朗什缺口中冲出。在德军前线的后方已经发生一次政治性的地震，其震动的余波还正在向各处传播。7月20日谋刺希特勒和推翻纳粹政权的行动不幸失败，而许多德军将领却受到牵连，最初是对于这种阴谋的结果感到不安，以后则是害怕自身难保，所以在许多司令部中都因此而产生了瘫痪性的混乱。
当炸弹在希特勒大本营中爆炸之后——那是位置在东普鲁士的腊斯登堡（Rastenburg）——立即就有电报从那里发出，告诉潜伏在各个集团军总部中的阴谋分子，说希特勒已被杀害。但德国无线电广播的报道却恰好相反，所以也就使人对于先前的电报感到怀疑，对于事实的真相自然也就感到困惑不解。此外，阴谋者对弗里斯纳总部所发来的电报，又附带着一个明确的训示，要他们把在北面的部队立即撤出不得延误，以免重蹈斯大林格勒的覆辙。在这里，也像在西线一样，7月20日事变是曾经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作用。
但在中央集团军方面，其影响则非常地有限。其主要原因是莫德尔最近已经接充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在红军一突破之后，他就代替了布施，而后者则因为承受不了苏联人在前和希特勒在后的双重压力而精神崩溃。当1941年德军发动侵苏战争时，莫德尔还不过是一个装甲师的师长，他现在也只有54岁，比大多数德军高级将领差不多要年轻10岁。（译注：他在1941年是古德里安的部下。古德里安是第二装甲军团司令，而莫德尔则为第三装甲师的中将师长。）在他一帆风顺的升迁过程中，他始终能够维持其在装甲师师长任内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和勇气。他也是少数敢和希特勒争辩的将领之一，而希特勒喜欢他的那种粗豪气质，而不喜欢曼施泰因的讥刺态度，所以也比较愿意容许他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凭藉希特勒所少有的容忍态度，莫德尔常能根据其自己的判断从恶劣地位上撤出，并且时常不理会其所受到的指示。他之所以能够救出危难中的部队，与其归功他对于撤退行动指导的高明，则毋宁归功他这种敢于不服从而自作主张的勇气。同时，他的地位再加上希特勒对于他的宠信，也就自然地提高他对于希特勒在誓言之下的效忠意识。在7月20日事变之后，在军事领袖中公开谴责阴谋和表示陆军继续效忠者，莫德尔是第一人。以后军事情况的发展更足以显示希特勒对于他的信任是一点都没有错。
从8月初起，德军的情况似乎又略有起色，而红军一直迟到来年才进入华沙。在8月1日入夜时，华沙全城的大部分都已落入波兰人民的手中。但当他们正在期待着红军越过维斯瓦河来援救他们的时候，炮声却逐渐消失，于是在这种预兆着不祥的沉寂中，感到彷徨无主。到了8月10日，此种沉寂又再度为空中和地面的巨大爆炸声所打破，这也就是德军企图恢复控制的开始。城市之内的波兰地下军，在波尔将军（General Bor）领导之下，战斗极为英勇，但不久他们即被孤立在3个狭小的地区中，而在河的那一面却始终不见有援兵到来。
很自然的，他们应该会感觉到苏联人是故意坐视不救。那也是很容易了解的，苏联政府并不希望看到波兰自己从德国人手中解放他们的首都，因为那将足以鼓励他们采取一种比较独立的态度。虽然事实真相如何很难获得一种肯定的结论，不过红军在此时到处都已受到阻止，似乎又足以暗示军事因素也许比政治考虑更具有决定性。
（原注：苏联人拒绝允许从西欧起飞的美国轰炸机在把补给空投给华沙的波兰人之后，再降落在苏联的飞机场上。关于这一点始终不曾有满意的解释。英国和波兰的驾驶员从意大利起飞，在执行这种任务之后，只好再飞回原有的基地。因为航程太远，所以尽管他们是英勇可嘉，但却很难对局势发生真正的影响作用。）
在华沙的前线上，最足以改变形势的因素为3个相当强大的党卫军装甲师的介入，它们是在7月29日才到达——2个师来自南线，1个师来自意大利。它们从北面侧翼上发动一个反击，切入红军的突出阵地并迫使其撤退。同时，红军又企图从维斯瓦河上的桥头阵地前进，但也被从德国调来的一些援兵所阻止。所以到8月第一个星期结束时，红军除了在喀尔巴阡山麓和立陶宛两地略有进展以外，其他各地都已停滞不前。红军此时已成强弩之末，当它们在最后阶段的前进中，所凭藉的就仅为机动部队的分批进攻。于是莫德尔运用其少量的预备队，在选择适当的地形之后，也就能够阻止它们的突进。在5个星期中前进了450英里之后——这是它们过去所从未有过的最远和最快的前进——红军也开始感到交通线拉得过长的自然影响，而必须要向那一条战略定律低头。它们在维斯瓦河上差不多停留过达6个月之久，才准备就绪，开始发动另一次大规模攻势。
8月的第二个星期内在许多点上都发生了激战，一面是德军猛烈的攻击，而一面是红军在寻找新的空隙，但双方都不曾获得显著的战果。于是维斯瓦河之线终于被稳定下来。在东普鲁士方面，红军向英斯德堡缺口的前进受到曼陀菲尔的阻止，他这个师刚从罗马尼亚方面调回，即能把红军从维尔卡维斯基斯（Vilkaviskis）道路中心上逐退。于是沿着充满湖泊和沼泽的战线上又恢复了僵持的局面。接着曼陀菲尔又被送往北方，在8月的下旬，他从陶拉格（Tauroggen）进到里加湾上的图库姆斯，替北面集团军打开一条退路。
如此一支小型装甲部队能够获得如此辉煌的战果，即可以充分显示情况的流动性，以及补给困难已经是如此限制红军巩固其收获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小群装甲部队要比一大堆步兵具有更大的重量，而战役的演变也就决定于双方有无在紧急点上产生这种小兵力的能力。大卫与歌利亚（David and Goliath）的故事曾经以其近代化的形式作了多次的重演。
在喀尔巴阡山脉与波罗的海之间，主战线的稳定虽曾使德国人可以略事喘息，但沿着较间接化的路线，又有一个较大的威胁正在发展，并足以产生抵消的作用。这就是在罗马尼亚方面，跟着政治行动已经帮助开路之后，红军又开始发动新的攻势。
8月20日，现在由马林诺夫斯基所指挥的“第二乌克兰方面军”从雅西向南沿着塞列特河两岸，向加拉茨的方向进攻。德军此时还有一大块舌形地区突入比萨拉比亚的南部，所以此一行动也就恰好威胁其侧翼和后方。现在由托尔布欣所指挥的“第三乌克兰方面军”则负责直接的攻击，从德涅斯特河下游向西前进。在开始时它们遭遇到激烈的抵抗，敌军只缓慢的撤退，但不久步调即逐渐加速。
8月23日，罗马尼亚的无线电台广播宣称罗马尼亚已经和同盟国媾和，并开始对德国作战。安东尼斯库元帅（Marshal Antonescu）已经被捕，其后任已经接受苏联的条件，包括立即参加作战在内。
利用这种全面混乱的情况，红军于27日攻入加拉茨，于30日占领普洛耶什蒂大油田，并于次日进入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苏联的坦克在12天之内已经越过250英里的距离。在以后6天之内，它们再度前进了200余英里，在多瑙河上的图尔努—塞韦林（Turnu-Severin）到达南斯拉夫的边境。一大部分德军在比萨拉比亚突出地带中受到围困，或是在逃走的途中被红军所追及。第六军团的全部，总计20个师，都损失殆尽。这次失败之惨几乎可与斯大林格勒相提并论。
（译注：自从保卢斯的第六军团在斯大林格勒全军覆没之后，希特勒为了重振声威起见，又组成一个新的第六军团，即为此次所再度损失者。）
罗马尼亚的投降遂又刺激保加利亚政府向英美两国求和。虽然该国并不曾参加侵俄的行动，但它却有理由相信苏联是不会尊重其中立地位。这种畏惧是完全合理的。由于保加利亚宁愿向西方同盟国投降，遂使苏联政府大感不满。它立即向保加利亚宣战，并接着从东北两个方向侵入该国。这种侵入简直是像阅兵一样，因为保加利亚政府命令其部队不作抵抗，并加速宣布对德宣战。
红军现在可以任意利用这个开放的侧面，其宽度是近代战争中所空前未有的。此种迂回运动主要的只是一个后勤问题，支配因素是运输和补给而不是敌人的抵抗。在罗马尼亚的陷阱中，已有10万名以上的德军被俘，由于西线的情况已十分紧急，所以这种空缺也就永无填补的可能。到9月底，在各个不同方面上被俘的德军总数已经超过50万人。
在这个秋天里，所看见的是红军的左翼通过东南欧和中欧的巨大空间，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车轮。德国人所能做到的就是在它的上面加装一个刹车而已，其方式即为尽量坚守一连串的交通中心，时间愈长愈好，而当被迫撤退时，则尽可能破坏一切的交通工具和路线。比起所要掩护的空间，他们所能运用的兵力实在是太微小，但所幸的是在这个区域中交通线也是同样的稀少，而天然障碍物却到处都是。所以威胁的逼进还是很慢，而德军则利用这段时间来撤出其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境内的部队。
若非红军乘着罗马尼亚发生混乱之际已经冲入该国的西北角，否则德军所能产生的迟滞作用一定还要更大。环绕着山地的南侧前进，红军的一支机械化部队已经进入罗马尼亚的这一块突出地带，于9月19日占领蒂米什瓦拉（Temesoara），又于22日占领阿拉德（Arad）。这也就使红军越过一些从贝尔格莱德往北的道路，并接近匈牙利的南疆，而距离布达佩斯只有100英里。仅当对方已经没有反击的实力时，然后才能冒险作这样勇敢的前进。尽管如此，还须等到在楔子之内已经集结足够的巨大兵力时，才能从事扩张的行动。这也是一种很慢的步骤，但却比通过山地进入特兰西瓦尼亚的直接前进还是要快一些。
直到10月11日，德军才被逐出了克鲁日（Cluj），也就是特兰西瓦尼亚的首府，要比阿拉德再向东前进130英里。但此时，马林诺夫斯基已在楔子之内增建其兵力，开始越过穆列什河（Mures）进入匈牙利平原，并越过从特兰西瓦尼亚进入匈牙利的道路。当其右翼部队攻陷克鲁日时，其左翼方面的先头纵队则进到该城西面170英里处，距离布达佩斯只有60英里。这条间接路线现在已经获得巨大的利益。
在次一个星期内又有了下述的进展：新改组的“第四乌克兰方面军”，在彼得罗夫（Petrov）率领之下，从北面冲过喀尔巴阡山脉中的隘道进入鲁塞尼亚（Ruthenia）——所经过的地区自鞑靼隘道到卢普科夫（Lupkov）之间，那也就是匈牙利第一军团所据守的地区。彼得罗夫于是再向西旋转，进入斯洛伐克（Slovakia）。在那个星期之内，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也已获得解放——这是托尔布欣从楔子的南面渡过多瑙河前进，并与铁托元帅（Marshal Tito）的游击队取得会合的结果。德国守军曾作顽强的抵抗，但在10月20日终于被逐出。这支部队能支持那么长久的时间是足以令人感到惊异的，而更奇怪的事实是还有相当数量的德军仍留在希腊的境内，并谨遵希特勒的不准撤退原则。直到11月的第一个星期，它们才开始离开希腊，企图通过长达600英里的荒凉而具有敌意的地区以作一次色诺芬式（Xenophonlike）的撤退。（译注：色诺芬为希腊的雇佣兵将领，曾在波斯服务，由于政变之故，亲率其部下退回希腊，即所谓“万人大撤退”。他本人在自传中曾作详细的记载，时间是在公元前401年。）
贝尔格莱德的解放和红军的进入匈牙利平原要算是这个大迂回的第一阶段的完成。
从索尔诺克（Szolnok）北面到塞格德（Szeged）之间80英里宽的正面上，红军已经逼近蒂萨河（Tisa）之线，于是马林诺夫斯基在10月30日对布达佩斯发动一个强大的攻势。他现在已经集结超过46个师的兵力，包括罗马尼亚的军队在内。他的部队只要前进50英里即可达目的地。红军的部分纵队把德国和匈牙利的部队逐步向后推送，11月4日时已到达布达佩斯的近郊。它们本想乘敌方防御尚未巩固之前，一鼓作气冲入该城，但由于受到恶劣气候的阻碍而未能如愿。像所有其他已有顽强防御的城市一样，布达佩斯被证明出来是一颗非常难以夹碎的胡桃。一直到月底，红军仍然还是顿兵于坚城之下，而迂回侧翼的努力也同样少有进展。
彼得罗夫本拟从鲁塞尼亚进入斯洛伐克，以援助那个地区中的游击队，但也受到阻止。斯洛伐克的险恶地形和走廊形状足以限制其兵力的运用。
由于在布达佩斯受阻，红军遂又开始在大轮回中发展一个小轮回。托尔布欣所指挥的全部兵力约35个师从南斯拉夫调来，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从布达佩斯南面约130英里处的多瑙河与德拉瓦河（Drava）会合点附近的一个桥头阵地中跃出，开始发动一个大迂回运动。12月4日，它们到达匈牙利首都后方侧面上的巴拉顿湖（Lake Balaton）。同时马林诺夫斯基也重新发动攻势，一方面指向布达佩斯的北面，另一方面则直扑该城。但这些联合努力又都未能生效，所以直到1944年底，布达佩斯城仍屹立无恙。甚至于在圣诞节红军再度发动包围攻击之后，它还是继续屹立不移——直到2月中旬为止。
在东线的那一端，即波罗的海方面，秋季战役的发展过程也大致类似——以崩溃为开始而以阻止为结束。德国在夏季中的失败曾经使芬兰不得不向无可避免的现实低头——几乎是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同时——芬兰于9月初接受苏联的休战条件。其内容包括到9月15日为止，任何德国部队若尚未退出芬兰领土，则芬兰将对其采取行动的规定在内。当德国人企图在芬兰湾内的霍格兰（Hogland）岛上登陆之后，芬兰即宣布已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中。
芬兰的投降使红军现在可以集中全力来解决德国的北面集团军——其总司令一职已由舒奈尔接充。戈沃罗夫和马斯连尼科夫的两个方面军进攻舒奈尔的正面，叶廖缅科迂回其翼侧，而巴格拉米扬则威胁其后方。德军要想从那样深的瓶底上逃出似乎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个瓶颈又是那样的狭窄。但在一星期之内，它们就退后约200英里，到达里加防线的庇护之下，而并未受到太大的损失，巴格拉米扬的部队切断瓶颈的努力并未能成功。这又是一次例证，可以证明当守军享有适当的密度时，在狭窄正面上的攻击是如何的困难。
为了挽回这个机会，红军统帅部又给予巴格拉米扬方面军以强大的增援，命令他在立陶宛的中部从施亚乌里亚伊的方向，向里加以南的波罗的海海岸进攻。这个新攻势是在10月5日发动的。利用宽广的正面和敌军仅集中在里加附近的事实，红军于10月11日，在梅梅尔（Memel）的南北两侧到达海岸线。两天之后，舒奈尔放弃了里加，并退往库尔兰（Courland）——拉脱维亚的“半岛”省区。在那里这一支孤军成功地作了长期的抵抗。在梅梅尔被围的守军也是如此。不过红军现在所剩余的兵力，可以用来围困这两处阵地而不至于影响其他方面的主要作战。它们的问题现在只有两个，即补给的能力和运动的空间。
在肃清波罗的海侧翼之后，红军现在就要解决东普鲁士，它们在10月中旬发动一个强大的攻势。但是由于正面狭窄，而前进路线又受到湖泊和沼泽的限制，所以直接攻击很易为防御者所击退。红军攻击的主力是指向英斯德堡的缺口，但它们在贡比宁（Gumbinnen）附近的一场大规模坦克战斗中却受到挫折——这也就是1914年红军首次获得胜利而终于遭到惨败的场所。（译注：此处即指坦嫩堡〔Tannenburg〕会战而言。）在邻近地段中的攻击都不能作深入的突穿，所以不足以使防御者发生动摇。到10月底攻势遂成尾声，双方之间又恢复僵持之局。
德国人在东西两面，以及中欧地区都已经暂时稳定其地位，这是由于他们的战线缩短和攻击者交通线拉长的联合效果——此外，同盟国的“无条件投降”政策也帮助希特勒增强德国的抵抗能力。进一步说，秋季作战的经过也可以显示出来，弹性防御若能作适当的运用，则很可以尽量地争取时间，以等待德国新兵器的准备完成。但希特勒仍执迷不悟，并不肯放弃其硬性防御的原则。
在这种固执的信念之下，他不仅拒绝允许其在西线方面的指挥官们从阿登突出地带作适时的撤退；而且还采取行动来增强布达佩斯的防御，甚至于因此而使其东线兵力受到致命的减弱也都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