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沦陷

这个英国在远东的前哨沦陷得那样快，可以当作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来说明为了表面的威望，战略和常识会如何地受到徒然的牺牲。甚至于连日本人也都不曾像英国人这样的“死要面子”。香港是英国在战略形势上的一个弱点，就本质而言，远比新加坡更难防守。这个岛港和中国海岸相连接，与日本在台湾的空军基地相隔只有400英里，而距离英国在新加坡的海军基地则在1600英里以外。

（原注：1935年3月，狄尔将军被任命为“作战及情报处长”〔Director of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Intelligence〕，他要我到军政部来和他对于最近和未来的国防问题作一次谈话。这次讨论是以远东为焦点，而尤其是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时应否尝试据守香港的问题。依照我个人在那天夜间对于讨论所作的笔记：“我认为，而他也似乎同意，宁可让防御太轻而使它有丧失的危险，而不应对其作太重的增强，使其在精神上变成一个‘凡尔登’或‘旅顺港’，因为那样若再丧失了，则会使我们的威望丧失更大。”）

在1937年初所作的情况检讨中，英国参谋首长们把日本当作一个仅次于德国的假想敌，认为新加坡和不列颠本身一样的重要，是帝国存亡之所系，所以也就强调表示英国在地中海的任何安全利益都不应影响到派遣一支舰队前往新加坡的决定。在讨论香港问题时，他们认为香港必须要能支持90天的时间，才会有援军赶到，而即令增强后的守军能守住这个殖民地，但港埠本身仍可能会被从台湾飞来的日本飞机所中和。但是他们的结论却比较不现实的，认为基于威望的理由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应给以鼓励的需要，香港守军不应撤退。他们在文字上是这样说的：“香港应视为一个重要（Important）但却并非主要（Vital）的前哨据点，其防御时间应尽可能延长。”这样的结论也就注定了香港守军的命运。

2年以后，即1939年初，一次新的情况检讨还是产生了相同的概括结论，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即认为在优先次序上，地中海安全应放在远东前面。这也就自然地使香港的防御变得更无希望。尤其是此时，日本的远征军已经控制香港南北两面的中国大陆，所以也就使这个英国属地在形势上益陷于孤立，并暴露在陆上攻击之下。

1940年8月，在法国沦陷之后，新任的参谋首长们又对情况作再度的检讨——现在代表陆军的就是狄尔，他现在已经荣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新职。这一次他们承认香港无防守可能的事实，并建议撤退驻军。他们的意见也已为战时内阁所采纳，现在的首相已经是丘吉尔先生。但对于这个决定却并未加以执行。而且到了一年以后，他们又改变了态度，劝告丘吉尔接受加拿大政府愿意提供2营兵力以来增强香港守军（原为4营）的建议。此种建议以及政策的反转，是受到某一个人的乐观看法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加拿大籍的格拉塞特少将（Major-General A.E.Grasett），他最近曾任香港英军指挥官，当他返回英国时曾顺道谒见加拿大的参谋首长，告诉他说如能对兵力作这样的增加，即可以使香港的防务增强到足以对攻击作长久抵抗的程度。为了劝告丘吉尔接受这种建议，他们在表示意见时又说，即令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样也可以使守军对于该岛维持一种“比较有价值”（More Worthy）的防御——这又是另一种“威望性”的辩论。1941年10月27日，就把这2个加拿大营运往香港，于是也就使冤枉牺牲的人数凭空又增加了50％。

日本人从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攻击在12月8日清晨发动，所使用的兵力在1个师以上（12个营），不但训练精良，还享有充分的空中掩护和炮兵支援。到了次日，英军已经退到九龙半岛上的所谓“酒徒防线”（Gindrinkers Line）。而到了10日清晨，在这道防线上有一个重要的堡垒为一支日军所攻占。这也就使英军匆匆地放弃了这一道防线，而撤回到香港本岛。日军甚至于还不知道，所以仍在继续计划如何进攻那一道防线。

当日军最初企图渡过海峡时，它们被击退了，但这样也就分散了守军的兵力。于是到18日至19日之间的夜晚，日军主力开始在东北角上登陆，并集中全力进攻，不久即渗入到南面的深水湾，切断防御部队。其中一部分在圣诞节之夜投降，而另一部分则在次日上午也投降了，尽管已经有了增援，香港还是只守了18天——只相当于预计时间的1/5。日本损失不到3000人，而守军约近12000人均全部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