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的逐渐增强
战略空中攻击的理论和思想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及战后的岁月中，发展于英国。1918年4月1日，也就是在那次战争的最后一年，英国陆海两军的航空部队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独立军种，即所谓“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独立空军。此种理论和思想至少一部分是独立空军创立的结果，甚至于也可以说主要的原因即在此。新的第三军种对于此种理论提倡得最为热烈，因为它对于皇家空军的存在和独立恰好构成一种合理的根据。
很讽刺的，这种理论不久也就获得特伦查德少将（Major-General Hugh Trenchard）的强烈支持，他过去是英国陆军航空部队，即所谓“皇家飞行兵团”（Royal Flying Corps）的指挥官，而当时他在法国，正是以此种身份全力反对第三独立军种的创立。在1918年1月，他从法国被调回，出任这个新军种的军事首长，即第一位空军参谋总长。但却几乎是立即的，他又和新上任的空军部长罗瑟米尔勋爵发生了冲突，于是被迫去职，由另一位空军的先驱者赛克斯少将（Major-General Sir Frederick Sykes）接充英国空军参谋总长。特伦查德本人不久就被派指挥独立轰炸部队，这支部队——是在1918年的秋季才成立的，其目的是要轰炸柏林以及其他德国境内的目标，因为自从德国哥德轰炸机（Gotha Bomber）在1917年到1918年之间空袭伦敦之后，对于士气和英国军事领袖们的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远比其实际造成的损害要大得多。甚至于到1918年11月休战之时，英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一共还只有9个中队，而且才刚刚开始行动——事实上，专门设计用来攻击柏林的大型韩德雷—佩奇式（Handley-Page）轰炸机到那个时候只有3架已经交货。尽管如此，特伦查德却已经变成一个独立战略轰炸观念的热心提倡者。1919年，当战争结束后，他又被召回伦敦，再去接任空军参谋总长的职务，这一次就继续做了10年，直到1929年为止。在这个阶段中他的态度是很明显，他对于此种思想的提倡可谓不遗余力。而在中间阶段，空中战略的理论也已由于格罗弗斯准将（Brigadier-General P.R.C.Groves）的努力而有了相当的发展。他是赛克斯的得力助手，曾任空军参谋本部中的飞行作战署长（Director of Flying Operations）。
美国方面，在1920年代，此种思想曾受到米契尔准将（Brigadier-General William Mitchell）的热烈提倡，但不久他的过分热心就受到了陆海两军的反对，而终被免职。于是又过了许多年，才有新的一代当权，到那时美国才开始变成一个主要的空权和战略空中攻击的拥护者。
较晚一辈的史学家曾经把这种理论的创立归功于一位意大利的将军，那就是杜黑（Giulio Douhet），他在1921年曾经写过一本有关空中战争前途的书籍。他的著作，虽然就事后研究而言颇有兴趣，但在那个萌芽的时代，至少在欧洲几乎可以说是毫无影响作用可言。
（原注：当我在1935年访问巴黎时，曾偶然的看到杜黑所著的《制空论》〔The Command of the Air〕的一本法文译本。在我回到英国之后，我就曾经向在空军参谋本部中的几位朋友提到这一本书，但他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曾经听说过有这样一本书。事实上，早在那个时候以前，英国空军参谋本部的思想即早已有了远较完备的发展。杜黑著作的英文译本直到1942年才第一次在美国出现，而在英国则又迟了1年〔即1943年〕。而且它在意大利也没有什么影响作用。当我在1927年应意大利军事当局的邀请访问该国时，当时的意大利空军部长巴尔波元帅（Marshal Balbo），以及其他的空军将领，在谈话时甚至于连杜黑的著作都不曾提到，尽管他们的讨论都很坦率，并且也对当时在英国已经发展的空中战略新观念感到深刻的兴趣。）
在韦伯斯特（Sir Charles Webster）和弗兰克兰（Dr.Noble Frankland）两人合著的英国官方战史《对德国的战略空中攻击》（The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一书中，对于英国空军参谋本部的理论和思想曾综述如下：
“战略空中攻击是一种对敌国作直接攻击的手段，其目的是想剥夺其持续战争的工具和意志。它本身即可能为胜利的工具，也可能是一种使其他军种能够赢得胜利的工具。它和所有过去任何种类的武装攻击都不同，因为只有它才能使敌方的心脏地区受到立即性和直接性的毁灭。所以它的活动范围不仅是在陆海军活动范围之上，而且更超出了它们之外。”
虽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日为止，所获得的实际经验还是微不足道，但凭着这种战略轰炸的观念，新成立的皇家空军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代，才能够勉强维持其独立以对抗海陆两个军种的侵凌。后者的首长们，尤其是在战后的第一个10年当中，一直都在不断的努力想要设法取消独立的空军，而使其再度变成他们的附庸。
作为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在特伦查德和他的那些忠贞不贰的助手们领导之下，这种观念也就向极端的“亲轰炸机”（Pro-bomber）路线发展。他们辩论说，空军以及其一切的活动与海陆军是绝对不同，而且另成一个天地。虽然这种理论帮助增强了摇摇欲坠的空军独立地位，但如此忽视空军行动的战术方面却被证明出来是大错而特错。第二种理论是从第一点引申出来的，也就是认为最佳的对空防御手段即为对敌国心脏地区的轰炸作战——即令就纯理论而言，那也是不免有疑问的，而从实际上来看，由于在1930年代的后期，德国的空军实力已经享有优势，所以更是完全不合理。强烈的教条化趋势引出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结论，那也就是当时英国首相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所欣然接受的一种口号：“轰炸机总是能通过”。这也就是英美两国空军所坚持的幻想，直到1943年与1944年之间受到惨重损失之后，才迫使他们认清制空权实为有效战略轰炸攻击的主要先决条件。
战前的另一种假定是说空中攻击将在日间实施，并且指向特定的军事和经济目标，因为任何其他形式的轰炸都是“不会产生效果”的。特伦查德本人的确也曾强调轰炸对平民人口的“精神”效力，而且对夜间飞行也曾作过某种限度的实验，概括地说，英国空军参谋本部以及大多数英国空军人员对于作战的困难都有估计过低的毛病。
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此种战略轰炸观念的提倡是那样的坚持不懈，所以当后世史学家发现在1939年战争爆发时，英国空军居然没有适当的部队可供战略轰炸之用，也就会感到大惑不解。诚然，在1920年代以及1930年代的初期，英国财政困难和政府厉行节约政策，但这却并非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英国空军对于其目标所需要的兵力和飞机，其观念完全错误。甚至于在1933年之后，落伍的双翼式飞机已经开始淘汰时，仍然还有太多的轻轰炸机，那是对于战略轰炸毫无用处的。同时，较新型式中的大部分——惠特雷（Whitley）、汉普顿（Hampden）、威灵顿（Wellington）——即令以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说，也都不能算是很好的飞机。在1939年可用的一共只有17个重轰炸机中队，而其中只有6个中队是装备着威灵顿式，那比较算是具有合理的效力。此外，这支部队——又因为缺乏适当训练的空勤人员而备受障碍——那是因为对于轻型双座机的训练过分重视和时间拖得太长之故——而且又缺乏导航和轰炸的辅助仪器。
特伦查德虽然在1929年退休，不再做空军参谋总长，而荣升了上议院的议员，但在以后的10年间，透过他的那些门徒，他对于英国空军仍继续享有很大的影响力量。他和他们，尽管老早知道德国空军已获得巨大的优势，但却仍继续把轰炸机列为第一优先。空军参谋本部在1938年初所拟定的“L计划”，是准备在1940年春季之前，编成73个轰炸机中队和38个战斗机中队——即接近2与1之比，若以飞机的数量计算，则比例还要更大。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危机之后，英国空军参谋本部又修订了一个“M计划”，把轰炸机中队和战斗机中队分别增加到85个和50个——这样遂使战斗机对轰炸机的比例从1比2增加到将近3比5的标准。
虽然这种改变是非常的轻微，但却仍不为特伦查德所喜，所以他在次年（1939）春季上议院的辩论中，仍然坚决主张对于轰炸机和战斗机中队的数字应维持2对1的比例，并且说这是对德国空军的最佳威慑。但那显然是妄想——因为此时德国轰炸机兵力早已接近英国的1倍，而英国若欲扩大其轰炸机兵力，其所需的时间是比扩大轰炸机兵力要长久得太多。
很侥幸的，此时在英国空军参谋本部中已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开始形成。早在1937年，负责国防协调的阁员英斯基普爵士（Sir Thomas Inskip）即曾表示他的怀疑，他认为在英国上空击毁一支德国轰炸机部队，是要比在他们的飞机场上或工厂中去加以炸毁便利得多。1939年初，曾在20年代任职“计划”部门的青年领导人空军中将佩克（Air Vice-Marshal Richard Peck），从印度调回空军参谋本部接充作战署长。像许多比较年轻的人一样，他能够根据实际的情况来修改其自己的观点。所以在开战不久以后，他就说服了当时的空军参谋总长纽沃尔爵士（Sir Cyril Newall），使其认清最重要的工作即为增加战斗机的数量。他的理论又恰好受到下述事实的增强——由于雷达的发展和新型高速战斗机的出现（飓风式及喷火式），已使空中防御的效力大为改进。所以在10月间英国当局遂命令增编18个战斗机中队以供不列颠防御之用。由于这个决定能够迅速的执行，到一年以后的不列颠之战时（1940年7月到9月），也就显出它的极大价值。若不是有这样一个决定，则面对着德国空军的长期重大攻击，英国的空防也许会支持不住。
此种较现实观念的复活，同时也使得英国内阁不得不决定，在1939年的环境中，只要德国人不先动手，则英国最好是不要主动的发动战略性的轰炸。英国空军参谋本部当然也只好同意，不过也许颇为勉强——无论如何，在其轰炸机兵力尚未能大事增强和战斗机兵力尚未能达到较佳的比例之前，是不宜轻举妄动。
这种情况对空军计划作为的讽刺，可以从官方战史的评论中体会得到：
“自从1918年以来，他们的战略都是以下述的观念为基础，即相信若无战略轰炸则决不可能赢得下次战争，但当战争爆发之后，英国轰炸机部队所能给予敌人的损害却真是微乎其微。”
因为上述的这些理由，所以在波兰战役时，以及随后的“假战争”（Phoney War）阶段，英国空军除了非常有限的行动以外，可以说是一事无成——仅在德国境内散发传单和偶然地攻击海军目标而已。此外，法国人因为害怕轰炸的报复，故反对英国轰炸机从法国基地上起飞作战。至于他们自己，也像德国人一样，只相信轰炸机的战术价值，即与陆军的协同为主。德国人，是恰好和英国人成一对比，因此相信第一次大战时“哥德”（Gotha）式飞机的空袭在所有各方面都是失败的，所以他们在计划作为中实际上是已经放弃一切的战略轰炸观念。（译注：“哥德”式为德国人在第一次大战时所使用的一种大型轰炸机。）
虽然英国空军参谋本部曾经计划对鲁尔地区的德国工业中心发动空中攻击，但他们却不曾获得照计划执行的批准。这也许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们轰炸机的飞行速度既慢而又缺乏自卫能力，并且攻击又是在日间实施，所以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勒德洛—休伊特空军上将（Air Chief Marshal Sir Edgar Ludlow-Hewitt）从1937年到1940年都是英国轰炸机部队的总司令，他自己也认为这样的攻击只会带来无谓的损失，而所能获得的结果，其价值是颇有疑问的。在1939年12月间，尽管德国战斗机只获有一种原始化雷达的帮助，但英国的威灵顿式轰炸机在日间攻击德国海军目标时，仍然受到惨重的损失，并未能获得有效的轰炸成果。反之，效率较差的惠特雷式机则仅在夜间用来投掷传单，但它们从11月中旬到3月中旬，在所有一切的作战中都不曾受到任何的损失。由于这种对比经验的结果，从1940年4月以后，英国轰炸机的空袭就限于夜间。这可以证明英国空军参谋本部战前想法的荒唐——他们以为日间轰炸不仅是可能，而且也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失。
另外一种错误的想法，即认为一个特定目标可以很容易被搜获和击中，但却过了很长久的时间，西洋镜才被拆穿——主要是因为在1941年以前，对轰炸结果采取照相确认的方法还不曾普遍的使用，所以都是完全依赖乘员的报告，那时常会错得很远，而且要到事后才知道。
当1940年4月德军侵入挪威时，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扮演着一种主要的角色，正好像它们在1939年9月波兰战役中的情形一样，而它们5月间的西欧侵入战中，在与装甲部队配合作战时，所扮演的角色是尤为重要。但英国空军却仍然厌恶与陆军协同，并继续坚持其战略轰炸的教条。所以英国的轰炸机部队对于这些重大战役的成败可以说毫无贡献——甚至于连可能做到的事情也都没有做。英国远征军的空军配属部队曾对于前进中的德军作过一些零星的攻击，尤其是以马斯河上的桥梁为目标，但结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收效甚微。一直到5月15日，才由以丘吉尔为首相的战时内阁批准使用轰炸机部队攻击莱茵河以东地区的行动。在那天夜里，99架英国轰炸机被派往攻击在鲁尔地区中的石油和铁路目标——通常这也被当作是对德国战略空中攻击的起点。但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对于这一次以及以后各次战略轰炸攻击的结果和效力，都作了过高的估计，而且继续保持这种坏习惯达很久的时间而不肯更改。
虽然空军参谋本部仍计划是要继续攻击德国的石油目标，但从7月以后，德国空军对英国的攻击已经构成迫切的威胁，所以这个计划遂被搁置。而在这个“不列颠之战”的阶段中，轰炸机部队曾奉命攻击敌方的港口、船只和集中的驳船等，以及制造飞机和引擎的工厂——其目的是为了阻止德军的侵入，并减弱其成功的机会。
此时，德军在5月14日对鹿特丹的轰炸，以及此后对其他城市的攻击，开始改变英国舆论的态度，并减低对无限制轰炸观念的反感。尤其是在8月24日，德军的炸弹又误投在伦敦，所以更加速这种情感上的改变。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出于误会——而那却又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德国空军在作战时仍继续遵守古老传统的规则，至于偶然的犯规，则都是由于领航错误的缘故。但这却促使英国人想要对德国城市作报复性的攻击，而且是无限制的。由于认清在最近的将来，轰炸机已成英国人手中的惟一攻击武器，所以也就更加深这种直觉和愿望。在丘吉尔先生的态度中尤其可以发现此种直觉和愿望。
不过在空军参谋本部的心理上，此种观念和态度的改变，大部分还是发源于作战因素。在他们于1940年10月30日所颁发的训令中，曾规定在天气清朗的夜间攻击石油目标，而在其他的夜间则攻击城市——由此即可以显示他们对于作战的现实和丘吉尔的压力势必低头。这也非常明白的表示，他们已经接受无限制或“区域轰炸”的观念。
但这种目标和观念却又表现得过分的乐观。以1940年的那种粗劣的轰炸工具，而希望能够击中德国境内的小型炼油工厂，或是希望对城市的轰炸能够打击德国人民的精神和动摇纳粹统治的基础，那才真正是毫无意义的笑话。
实际证据的累积，使得英国空军参谋本部不得不承认其对特定目标的攻击是毫无效果可言。甚至于在1941年4月，理论性的平均投弹误差还是被假定为1000码——那也就无异于说小型石油工厂通常都是不曾被触及。不过由于1941年“大西洋之战”正处于危机四伏的状态，因此又必须分散轰炸机的兵力去攻击德国的海军基地和潜艇基地，所以这种争论遂暂被搁置。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对于此种海上危机的应付，很不愿意予以协助，这是由于眼光短视和教条僵硬二者的结合所致。
在1941年7月以后，英国轰炸机司令部企图攻击“半精确性”的目标，例如德国的铁路系统。这可以表示其对原有立场的缓慢修改和逐渐让步。当天气不好的时候——则以大工业区来代替这一类目标。甚至于此种已经改变的观念在实行时也还是毫无效果。1941年8月的“布特”（Butt）报告，经过详细的调查之后，指出在对鲁尔地区的空袭时，轰炸机当中只有1/10曾经到达距离其指定目标5英里半径之内的位置，所以理论上的1000码是早已不必再提。因此非常明显的，领航技术已经成为轰炸机部队的一个主要问题。作战的困难，加上外来的压力，终于迫使英国空军参谋本部承认：“夜间攻击部队惟一能够造成有效损害的目标即为整个的德国城市。”
由于英国空军轰炸的不准确已经逐渐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英国空军当局也就开始日益强调其攻击对于平民士气有影响的目标——一言以蔽之，即为恐怖行动。粉碎敌方人民战斗意志变得比毁灭敌方武力与战斗工具远为重要。
丘吉尔对于空军参谋本部所继续表现的乐观态度已经日益感到不满，尤其是他们在1941年9月2日的计划中，又大言不惭地说，只要把轰炸机兵力扩充到4000架，即能够击败德国，并且还深信在6个月之内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由于受到“布特”报告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丘吉尔遂指出若能在精确度上有所改进，则轰炸的效力可以增加4倍，而且这也是一种远较经济的办法。他同时对于空军当局在德国的士气和防御等方面所表示的乐观意见也都深表怀疑。他曾经向当时充担空军参谋总长的波特尔爵士（Sir Charles Portal）这样的指出：
“在当前的战争中，轰炸本身能否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那实在是大有疑问。反之，自从开战以来，我们已经学会的教训都一致证明其效力，无论为物质的或精神的，都未免过分的夸大。”
丘吉尔同时又正确地强调，德国人的防御是“非常可能”已经有了改进。
像预言一样，丘吉尔在写给波特尔的便笺中曾经这样地指出：“假使能够把敌方空军减弱到相当的程度，使对工厂的重大精确日间轰炸变得可以执行，则情况也许即可完全改观。”这种政策到1944年才付诸实行，而那还是由美国人来带头的。
就德国对空防御的加强和改进而言，丘吉尔的忧惧和警告不久即被兑现。11月间英国轰炸机部队受到惨重的损失，尤其是在11月7日，当400架轰炸机发动多目标的攻击时，其空袭柏林的169架飞机有12.5％不曾回来，尽管对于距离较近目标的攻击，损失并没有那样的严重。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所有经验的累积已经证明出英国空军参谋本部和轰炸机司令部的传统观念是错误得太厉害。在战争的前两年当中，他们的轰炸结果已经是令人感到异常失望。
英国轰炸机部队的低潮一直持续到1942年3月为止。在冬季作战中，主要的目标是停留在布勒斯特港内的德国巡洋战舰“香霍斯特”号和“格耐森劳”号——两舰曾经被击中数次。当美国于1941年12月投入战争时，对当时的影响反而有害：本来还可以希望从美国工厂中获得少量轰炸机的补充，现在却变得没有了，因为美国人自己要用。此外，由于德军在6月间发动侵俄战争之后，6个月之内已在苏联的冬季攻势中受到顿挫，所以现在想凭藉轰炸赢得战争的观念，其需要和价值都不免要发生疑问。
当“布勒斯特”问题由于德国巡洋战舰闯过英吉利海峡返回其本国之后获得解决时，在2月中旬遂又开始恢复对德国的轰炸作战。到这个时候，许多英国轰炸机都正在装置一种叫作“吉”（Gee）的无线电仪器，可以帮助领航和辨识目标。1942年2月14日，英国轰炸机部队所奉到的新训令曾经强调现在的轰炸作战是“以敌方平民人口的士气为焦点，而尤其是工厂作业人员的士气”定为“主要目标”。于是恐怖主义毫无保留的变成英国政府的既定政策，虽然在国会答复询问时，还继续在掩饰其说词。
这个新的命令是对于作战可行性的一种承认。波特尔在此以前，即1941年7月4日，就曾对这种正占优势的思想加以说明如下：“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虽为适当的目标，但除非在战术上可以达到，否则还是不值得加以追求。”
当哈里斯（Air Marshal A.T.Harris）——以后封为亚瑟爵士——在1942年2月22日接任轰炸机部队总司令时，此种命令遂成为定案——他的前任皮尔斯（Sir Richard Peirse）在日本投入战争不久之后，即被调往远东充任那里的同盟空军总司令。哈里斯是一个具有坚强个性的人，他对于轰炸机部队的人员和组织提供一种有刺激性的领导，但事后看来，却可以发现他的许多观点和决定都犯了错误。
在困难和失望的时候，又来了另外一个支援和鼓励，那就是丘吉尔私人的科学顾问齐威尔勋爵（Lord Cherwell）——即林德迈教授——在3月底所提出的一份备忘录。他指出，在3月初对巴黎附近比扬古（Billancourt）的雷诺（Renault）工厂所作的一次大规模轰炸中，235架轰炸机只损失了1架。这也是使用照明弹作为指示工具的第一次大规模试验。他的看法增强了丘吉尔的信心。
在那个月内，又对波罗的海海岸方面的吕贝克（Lübeck）城作了一次“成功”的攻击，在那里密集在一起的城市中心被燃烧弹烧成废墟。4月间对于罗斯托克城（Rostock）又曾作了4次同样的攻击——但所炸毁的大部分都是市中心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屋，而并非其附近的工厂。这些城市实际上是已经超出“吉”的有效距离之外，但由于它们很容易被发现，所以也就被炸中。这种事实产生夸大的鼓励作用——当时的报告认为自从装置“吉”以后，就有40％的轰炸机能够找到其目标。尽管如此，英国轰炸机部队在吕贝克的上空还是损失很重。而在这两个月之内，对埃森（Essen）曾作过8次空袭，由于遇到较坚强的防御，和比较不利的天候，所以效力也就大为减低。
在德国方面，防御能力正在迅速的增强——不仅已经建立一个雷达体系来指挥高射炮和探照灯，而且夜间战斗机的数量也正在日益增多。在1942年初，损失于夜间战斗机的轰炸机仅占总数的1％，但到夏季，尽管已经尽量使用各种分散敌人注意力的方法，而损失率还是增到3.5％。
“所有这些计划都是假定在夜间能够成功地躲过敌方的空军。”这是始终留在轰炸机司令部和空军参谋本部心里的一项基本错觉。他们漠视了经验的基本教训：一架轰炸机，不管其保护是如何的良好（事实上，英国轰炸机根本上即无良好的保护），但对于一种专门设计用来击毁它的飞机，总还是具有易毁性的。闪避的战术以及一切用来帮助它们的技术工具，都不能够使轰炸机对于实力日益增强的德国防空体系获得安全的保障——除非英国空军能够取得制空权。
在1941年初即早已开始采取的所谓“马戏班”作战也就是此种目的的预兆——在1942年也曾继续实施。那就是联合使用轰炸机和战斗机，以对欧陆沿海地区作日间的穿透，其目的是想要引诱德国空军升空迎战，以便让战斗机部队的喷火式机在空中将它们击灭。这种“马戏班”的作战曾经获得若干成功，但由于英国战斗机的航程相当短而受到严重的限制，当日间作战的范围愈向前延伸时，所遭到的抵抗也就愈强烈，而损失也就愈重大，甚至于已经有了性能优异的兰卡斯特（Lancaster）轰炸机之后也还是如此。虽然有其弱点，此种“马戏班”作战的主要效果即为沿着法国的北海岸，展开同盟国的空中优势争夺战，对于尔后的侵入目的也是有很大贡献的。
1942年，主要的新发展即为宣传已久的“千机大空袭”。哈里斯希望用集中的数量以减少损失和产生较大的效果。虽然在1942年5月，英国轰炸机部队的第一线兵力只有飞机416架，但利用第二线兵力以及训练用的中队，终于在5月30日的夜间，勉强派出轰炸机1046架向科隆城（Cologne）作了一次空前未有的大空袭。在这次攻击中，一共在该城内炸毁600英亩的地区——比以前9个月内对科隆城所作的1346架次攻击一共造成的损毁还要大。其代价为40架轰炸机的损失——即3.8％。6月1日，英国人又集中全部可用的轰炸机956架，用来攻击一个远较困难的目标埃森——但由于云雾的掩蔽使该城得免受严重的损害——一共损失31架飞机，占总数的3.2％。此后“千架轰炸机”的部队遂被解散，但哈里斯却仍继续计划作类似的空袭。于是在6月26日，他又集中904架轰炸机，其中包括海岸部队所参加的102架在内，向不来梅（Bremen）大港以及福克—伍尔夫（Focke-Wulf）飞机工厂发动一次攻击。这次由于云层太厚，所以只能造成相当轻微的损害，而英国空军的损失却接近5％，大部分都是在训练中队方面。此后一直到1944年为止，都不曾再作“千机”的空袭。
这些特别扩大的空袭，利用其所产生的宣传效果，的确曾经给予哈里斯很大的帮助，使轰炸机部队争取优先的努力获得成功，并获准将作战兵力增加到50个中队。1942年8月又创立一种导航部队（Pathfinder Force），而在12月和1月（1943年）又先后采用名称分别为“阿波”（Oboe）及“H2S”的两种新式导航工具，也都使哈里斯获益不少——但很讽刺的，他曾反对导航部队的建立。
不过事后所发现的证据却仍然表现出英国轰炸的效果未免过分夸张，而德国工业所受的损害仍很轻微，事实上在1942年，德国军备生产还是增加了大约50％。石油本是德国的最大弱点，但几乎完全不曾被触及，而其飞机的产量还大有增加。德国空军在西欧的日间战斗机实力在那一年内由292架增到453架，夜间战斗机实力则由162架增到349架。相反的，英国轰炸机的损失在1942年却已经升到1404架。
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曾经确定，作为一个陆上侵入的先驱，战略轰炸只具有次要性。于是给予同盟国空军的命令有如下述：“逐渐毁灭和破坏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并打击德国人民的士气，使其到达足以使武装抵抗能力受到严重减弱的程度。”这个训令使哈里斯和美国陆军第八航空军（8th U.S.A.A.F）司令依克尔中将（Lieutenant-General Eaker）都感到满意。前者所强调的是命令的第二段，而后者所强调的则为其第一段。虽然命令对于目标的优先次序曾作概括的列举，但战术性的选择却还是委之于空军指挥官。所以，虽然英国人行夜间轰炸，而美国人担任日间轰炸，但除了概括的意义以外，他们的攻击却并非彼此互相配合。
虽然如此，1943年5月的华盛顿会议还是强调两国轰炸机部队合作的必要——实际上，也的确常能合作。此外，这次会议又强调他们的共同危险来源即为德国的轰炸机，到此时已成为很明显的事实了。所以在代号为“零距离”（Point-blank）的联合轰炸攻势中，第一个目的即为毁灭德国的空军和航空工业，因为“当我们要进一步攻击敌方战争潜力的其他来源时，这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就长期的观点来看，其对于英国轰炸机部队的重要性是并不亚于对美国人的。即令如此，由于文件的措词是如此的空泛，所以遂又容许哈里斯仍能继续去对德国城市作那种概括性的区域轰炸，而避免面对现实——换言之，轰炸机和“大君主作战”的前途都是有赖于德国空军的毁灭，而它们在1943年1月到8月之间，实力已经又增加1倍。但是由于英国轰炸机部队在对鲁尔和汉堡的空袭中都能获得巨大的成功，遂使此种危险又有被忽视的趋势。
虽然导航部队已经逐渐的建立，而“阿波”和H2S两种新装备也已在使用，但1943年的最初几个月，比之1942年，对于英国轰炸机部队而言，似乎要算是一个相当平静的阶段。这也就使他们的人员获得机会去矫正新装备的某些缺点，以及使他们能够适应新型飞机的性能——由于用来代替旧式轰炸机的“兰卡斯特”和“蚊”式（Mosquito）机在数量上正在日益增多。一般作战实力也正在增加，由1943年1月的515架，增为1944年3月的947架。因为不列颠国协国家已经在推行大规模的人员训练计划，而尤以在加拿大为最大，同时在1942年又已经取消了飞机上第二驾驶员的设置，所以乘员的问题也能顺利地获得解决。
所有这些因素对于所谓“鲁尔之战”（Battle of the Ruhr）也都有很大的贡献——那是在1943年3月到7月之间所作的一连串43次大规模空袭，其范围是南到斯图加特（Stuttgart），北到亚琛，主要的焦点则放在鲁尔之上。其开始是在3月5日，由442架轰炸机进袭埃森——那是一个有坚强防御的地区，因为克虏伯（Krupp）工厂就位置于此。由于有导航队用“阿波”指示目标，所以这次埃森被炸的损害程度远超过过去任何一次，同时一共只损失了14架轰炸机。以后埃森又还被猛烈的炸过4次，而在以后几个月之内，鲁尔的其他重要中心也都曾一再地受到攻击。主要的损害都是烧夷弹所造成，但所使用的高爆炸弹也曾有重达8000磅者。由于有了新的“阿波”指示系统，所以杜伊斯堡（Duisburg）、多特蒙德（Dortmund）、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波鸿（Bochum）和亚琛等地都曾遭到惨重的损害，而在5月29日一夜的攻击中，巴门—伍帕塔（Barmen-Wuppertal）的90％也已化为废墟。虽然也常常受到天候的干扰，但很显然的，英国轰炸部队的精确度的确已大有改进——所以也就使哈里斯在有关兵力使用方式的辩论中立于比较有力的地位。
即令如此，英国轰炸部队在夜间还是不能够作精密的轰炸——除了5月16日夜间在鲁尔地区对默内（Möhne）和埃德尔（Eder）两处水坝的攻击为例外。那是由吉布森上校（Wing Commander Guy Gibson）所领导的一个受过特别训练的第六一七中队负责执行的——号称“水坝克星”（Dambusters）。尽管这次对水坝的攻击曾经获得卓越的成功，但所使用的19架兰卡斯特轰炸机还是损失了8架之多。
总而言之，诚如官方战史所载，“在鲁尔之战中所显示出来轰炸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已经使英国轰炸机部队变成一支有效的大棒（Bludgeon），……但却还不能使其发展出一支轻剑（Rapier）所具有的潜力。”此外，虽然“阿波”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任何目标只要超出其有效距离之外，轰炸结果即不那样合于理想。
自从第一次对埃森的攻击之后，损失即迅速地增高，在整个作战中平均是4.7％，即一共损失了飞机872架。仅由于乘员的士气高昂和补充源源不断，才使英国轰炸机部队能勉强“支持”这样的损失，那是已经接近危险的水平线。
值得重视的为“蚊”式机，其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爬升高度几乎使它们可以完全不害怕德国的战斗机和高射炮，所以损失非常地轻微。若没有这种高飞的飞机则“阿波”也就无法工作，于是作为主力的兰卡斯特轰炸机也就会难于炸中目标。
使用一种叫作“理想战斗机”（Beaufighters）的夜间护航机并无用处，因为这种飞机的速度太慢。同时，正当英国的技术进步到能替轰炸机把夜间变成日间的趋势时，德国方面的对抗措施也同样的有发展——所以看来不久轰炸机在夜间也就会像在日间一样地易毁了。
在“鲁尔之战”以后接着即为“汉堡之战”——在1943年7月到11月之间，英国轰炸机一共出击17000架次，对该城及其他目标作了33次大规模攻击。其开始为7月24日的大空袭，共使用轰炸机791架——其中包括371架兰卡斯特。应该感谢新的导航工具、晴朗的好天气和良好的瞄准，巨量的烧夷弹和爆炸弹都能命中汉堡的中心地区——而又应感谢一种叫作“窗”（Window）的新型雷达干扰器（Radar-distracting），所以一共只损失12架轰炸机。此外，美国陆军第八航空军也参加了7月24日和26日的两次攻击，而“蚊”式机（它们本身也有4000磅的炸弹承载量）在那两夜里也使该城的防御应接不暇。7月27日的夜间，英国轰炸机787架又再作同样的猛烈攻击，一共只损失17架。29日，777架轰炸机再进袭该城，虽然命中率较差，但英国人的损失却增到33架，因为德国人已经开始能够应付“窗”的扰乱。恶劣天候使8月2日的第四次攻击未能获得成功。总而言之，这个城市还是受到惨重的破坏，而英国轰炸机的损失虽然每次都增高，但平均却仍仅为2.8％。此外，在7月25日和30日——即在“汉堡之战”的阶段中，英国轰炸机部队又痛击雷姆沙伊德（Remscheid）和在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其攻击曾遍及曼海姆（Mannheim）、法兰克福（Frankfurt）、汉诺威（Hanover）和卡塞尔（Kassel）等地，使这些城市都受到重大的损害。同时在8月17日的夜间，又对波罗的海海岸上的佩内明德（Peenemünde）飞弹研究试验中心作过一次著名的攻击。这次攻击是由597架四引击轰炸机来执行的，其中有40架坠毁，32架负伤，而效果却并不像在伦敦所想像的那样巨大。
在这个阶段内对于柏林攻击的效力还要更差——由于恶劣的天候，在那样的航程不能使用“阿波”，以及城市太大影响到H2S的效力。在这种来回达1150英里的长途飞行中，德国夜间战斗机也获有充分的攻击机会。它们更受到雷达站的指导，这些雷达站现在对于“窗”的干扰已能作适当的应付，它们虽然还不能辨别个别的轰炸机，但已能发现攻击的主力。在三次对柏林的攻击中，一共损失轰炸机123架，其中约有80架是被夜间战斗机所击落。这也就是即将来临的“柏林之战”（Battle of Berlin）先尝到的苦果。
这次作战是起自1943年11月，到1944年3月为止，曾受到丘吉尔的鼓励——因为对柏林的空袭可以使斯大林感到开心。除了对德国首都作了16次大规模的攻击以外，另外还攻击了12个其他的主要目标，包括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和莱比锡（Leipzig）等在内，一共飞行2万架次以上。
这次大型攻势的结果与哈里斯等人所预测的完全不同。不仅德国不曾因此而屈膝，而且柏林也屹立无恙。反之，英国人的损失却极为惨重，并迫使他们非放弃这次作战不可。损失率增到5.2％，而所造成的损害还赶不上在汉堡或埃森的程度。英国轰炸机部队的士气发生了动摇，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除了损失1047架以外，另有1682架被击伤。德国夜间战斗机的出现与否，通常也就构成一个主要因素。举例来说，在应付10月7日的慕尼黑攻击时，由于德国战斗机受到错误的指导，所以那次英国轰炸机部队的损失仅为1.2％。通常德国夜间战斗机都能立即出动，而且非常地活跃——因此逐渐迫使英国人只好把目标向南移动，并使用较大部分的兵力以分散敌人攻击的注意力。1944年3月20日对于纽伦堡（Nuremberg）的一次空袭达到了损失的最高顶点——在795架轰炸机当中，损失了94架，另外还被击伤了71架。
反对哈里斯战略的势力早已在增长之中，现在英国空军参谋本部也开始认清了选择性轰炸（Selective Bombing）的政策（即指对于选定的工业，例如石油、飞机等，所作的攻击而言）更能适合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观念——那也就是说必须对西北欧作一个陆上的侵入战，而这又必须在确实获得制空权之后才能发动。
当德国的防空力量和生产日益增加时，哈里斯的观念也就愈显得有问题。他所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想使美国人参加其对柏林的攻击——但那却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人对于夜间的轰炸缺乏训练，直到1943年的年底为止，日间攻击其实无异于自杀。到1944年开始时，尽管哈里斯仍大言不惭地说仅凭兰卡斯特的轰炸，到4月间即可迫使德国屈服，但空军参谋本部却拒绝接受他那一套理论，而坚决要求应对德国工业作有选择的攻击，例如施魏因富特（Schweinfurt）的滚珠轴承工厂。
在哈里斯的勉强同意之下，这些工厂在2月25日才受到攻击，这也许要算是联合轰炸攻击的第一个真正例证。由于德国空军实力日益增长，对于轰炸的努力和“霸王行动”的前途都开始构成威胁，这也就是促使哈里斯观念失败的主因，至于“柏林之战”的失败只不过是此种趋势的一项证明而已。哈里斯本人也已明白地承认这个失败，因为他在4月间即已经要求对于他的轰炸机应提供夜间战斗机的掩护——而美国人则早已在寻求远程战斗机以支援他们的日间轰炸作战。
当英国轰炸机部队的整个前途都已发生疑问时，很侥幸的在4月间，照预定计划，其作战目标已经有了转移——即改变为攻击法国境内的铁路网以便为即将发动的渡海侵入战做开路的工作，不仅减轻了他们的任务，而且也遮掩了他们在对德国进行直接攻击时所遭受的惨重失败。而尤其幸运的，是在“霸王行动”侵入之后，情况遂又变得对同盟国方面有决定性的利益。
自从1942年以后，英国的战略空中攻击即已变成联合努力的一部分，而不再像过去那样的独立不羁。在华盛顿会议时，美国陆军航空军总司令阿诺德将军（Genaral H.H.Arnold）所提出的计划是要在不列颠建立一支巨型的轰炸部队。这当然使丘吉尔和英国三军参谋长都大为高兴，于是也就促使他们不敢批评美国的日间轰炸政策。美国人深信假使轰炸机有良好的武器和装甲，飞得够高而且采取密集队形，则他们既能够作日间的轰炸又不至于遭受重大的损失。这也被证明出来是一种幻想，正像英国空军相信在夜间作战即能躲避敌方空军的干扰是一样的荒唐。
在1942年，美国人最初所作的空袭都是规模太小，所以不能提供任何明确的证据，但等到1942年，规模扩大和航程伸长之后，损失不久就随之而升高。在4月17日对不来梅的攻击中，一共出动轰炸机115架，就损失了16架，另有44架被击伤。在6月13日对基尔（Kiel）的空袭中，66架B-17飞行堡垒损失了22架。7月间对汉诺威的一次空袭中，92架损失了24架；7月28日对柏林的空袭中，120架损失了22架。美国人试用其D-47雷霆式（Thunderbolt）战斗机加装副油箱用作护航工具，但它们的航程还是不够长。到秋季里，由于对法兰克福以东的施魏因富特轴承工厂发动一连串的攻击，所以也就更显得应有较适当护航机的需要。
在10月14日的一次损失惨重的空袭中，一支由291架飞行堡垒所组成的部队，在强大的雷霆式机群护送之下出发，但它们的航程却不能超过亚琛地区，等到它们撤退之后，B-17即开始受到德国战斗机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一直追到海峡海岸为止。当美国部队返回基地时，一共有60架轰炸机被击落，此外还有138架负伤。在这个恐怖的一周中，这是一个最高潮，美国第八航空军因为超越其战斗机护航极限而企图突破德国的防御，4次的结果一共损失轰炸机148架。如此高度的损失率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美国的陆航军首长们也就被迫承认需要一种真正远程的护航战斗机——此种需要在过去是被轻视，或是被认为技术上不可能。
很幸运的，合用的工具是现成的，那就是北美佬公司的P-51“野马”（Mustang）式战斗机。英国人在1940年曾经订购，而美国人却拒绝采用，自从它改装英国“劳斯莱斯—马林”（Rolls-Royce Merlin）引擎之后，其性能又大有改进。在1942年秋季，试用一种“巴卡德——马林”（Packard-Merlin）引擎，结果使P-51B“野马”式机在任何的高度，都比同时期所有德国战斗机要快，而且也具有优越的灵活性。加上副油箱，它可以达到接近1500英里的航程，这样也就使轰炸机受到保护的距离可以超过600英里——事实上可以达到德国的东面国境线。自从在施魏因富特受到惨重损失之后，便立刻开始赶工生产“野马”式战斗机，其第一批在1943年12月参加美国第八航空军的作战。到欧洲战争在1945年5月结束时，一共生产了1.4万架。
在1943年到1944年之间的冬季里，对于美国第八航空军而言，要算是一个相当平静的阶段，因为其轰炸都暂时限于短程目标的攻击。12月间的损失率仅为3.4％，而10月间则高达9.1％。以意大利为基地，美国人另成立一个第十五航空军，这是美国计划摧毁德国战争经济的另一步骤。史巴兹将军（General Carl Spaatz）奉派统一指挥这两支部队。
在1944年年初，“野马”式的数量日益增多，而它们的航程也日益伸长。此外，它们也到处搜寻德国战斗机来向其挑战，而并不仅只被束缚在护航的任务上——其目的为赢得全面的制空权，而不仅限于轰炸机附近的天空。这样它们就迫使德国战斗机必须迎战，于是也使后者所受到的损失日益增加。到3月间，德国战斗机遂开始不愿意起飞和“野马”拼斗。此种积极主动的行动不仅使美国轰炸机得以继续进行其日间攻击——由于德国战斗机的干扰减少，因此它们的损失也随之而减少——而且也替“大君主”做了开路的工作。
很讽刺的，它同时还有助于英国轰炸机部队对德国的夜间攻击。正当德国空军在夜间变成空中主人之时，它却把日间的制空权让给美国人。当英国轰炸机部队在完成其对诺曼底侵入战的支援任务之后，再度向德国发动其战略性攻击时，德国的夜间战斗机部队也就变得非常地缺乏燃料，同时又因为在法国境内的早期警报雷达系统的丧失而受到很大的妨碍——反之，英国轰炸机部队现在由于能在欧陆上设立雷达发射站因而获得很多的便利。
此种改变可以从损失数字上反映出来。在1944年5月间，英国轰炸机部队曾对德国作过少数几次空袭，其损失率还是很高——在6月间攻击石油目标时，更升高到11％。因此，在8、 9月间，英国人对德国的空袭遂开始大约有一半是在日间行之，其损失就远较轻微。但到此时，甚至于夜间攻击的代价也已经变得较低——分别为3.7％（夜）和2.2％（日）。1944年9月间，英国轰炸机部队用于夜袭的飞机数量要比6月间多出3倍，但损失却仅约为2/3。
由于英国轰炸机部队也采用远程夜间战斗机来担负护航的任务，所以对于此种趋势自然不无帮助，但那却绝非主要因素，因为所用的飞机速度太慢，而此种任务对于它们也未免太困难。在1943年12月到1944年4月之间的阶段内，被击落的德国夜间战斗机一共只有31架；甚至于在已有更多和更好的飞机之后，在1943年12月到1945年4月之间，所击毁的总数也不过257架——平均每个月仅为15架。所以夜间战斗机也好，新的雷达和无线电干扰技术也好，其对于德国空军所造成的损害，是远不如对德国石油、领土和日间制空权的丧失那样重大。
在1943年全年当中，投在德国境内的炸弹总数约为20万吨——比之1942年几乎多了5倍。但德国的生产力却反而升到新的高峰，这大部分应归功于施佩尔所作改组的努力，他是主管德国战时生产的阁员；此外“空袭预防”的措施和德国人的迅速恢复能力，也足以使士气和生产都不至于发生任何危机。飞机、火炮、坦克、潜艇的产量都有所增加，使1943年的全面军备生产数量增到50％的程度。
德国人对于英国轰炸机部队的大规模攻击也的确是曾经感到忧惧，因为那是自从开战以来的第一次，据说在1943年7月汉堡大空袭之后，施佩尔曾经悲观地说，像这样的空袭再来6次，即足以使德国屈膝。但所幸在那一年的下半年内，此种区域性的轰炸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效果都并不那样地可怕，而施佩尔对于德国工业所作的卓越疏散活动也就打消了其当初的忧虑。
美国人所作的选择性精确轰炸曾经收效于一时，到1943年8月，曾经使德国战斗机的生产减低到大约25％，但自从10月间使美国第八航空军受到惨重失败之后，其产量遂再度增高，而在1944年初达到新的高峰。虽然对所造成的损害能作相当精确的估计，但同盟国对于德国的生产能力却未免估计过低，当德国空军实力日益增强时，遂误以为那是由于把东线的飞机调回西线之所致。
对于英国轰炸机部队而言，在这个阶段的最重要成就即为夜间精密轰炸技术的发展。最先是在水坝攻击成功之后，利用第六一七中队作为一种特种“标示部队”（Marking Force）。以后逐渐有了全面的改进，例如导航指示系统、新的投弹瞄准器，以及1.2万磅号称“高脚衣橱”（Tallboy）的地震炸弹（Earthquake Bomb）——接着又有2.2万磅号称“大满贯”（Grand Slam）的同类炸弹。
英美联合轰炸作战的最重要效果是最后把相当大量的德国战斗机和高射炮部队从东线吸引到西线方面来，于是的确帮助了红军的前进。同时由于在日间已经取得制空权，所以也就使“大君主作战”得以顺利地进行，而几乎完全不受德国空军的干扰。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间，即自1944年4月到1945年5月，联军的确掌握着制空权，那主要应归功于美国人在1944年2月到4月之间作战的努力。但是由于“大君主”的要求，对于德国目标的联合轰炸攻击必须暂停，因为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后，所有的飞机都必须用来对同盟国陆军作直接的支援。
哈里斯以及其他单纯的热心轰炸之徒对于这种政策自然是不愿意接受，但波特尔以及空军参谋本部中的人员却具有比较平衡的观点，并且也认清轰炸机在同盟战略中所扮演的不过只是一个配角而已，因为战略轰炸部队现在是需要用来支援战术部队，所以从4月中旬起，其全部的指导也就交由泰德爵士（Sit Arthur Tedder）负责。他现在已经被指派出任艾森豪威尔的副帅。泰德过去曾在中东指挥空军，并且在那里有优异的表现。他认为轰炸部队对于“大君主作战”之主要而立即的贡献就是应使德国的运输系统发生瘫痪。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在1944年3月25日获得各方面的同意，尽管丘吉尔对于法国平民的损失颇感忧虑，而史巴兹则仍认为石油目标不应放弃——这也是波特尔所同样主张的。
史巴兹的决心集中攻击石油目标，结果使美国第八航空军在1944年春季仍继续其对德国的攻击，而英国轰炸机部队在4月到6月之间，则以法国的铁路网为主要攻击目标（在6月间，其投在德国目标上的炸弹仅为其总量的8％）。到6月间，超过了6.5万吨的炸弹已经投在敌方的运输系统之上。此外，海岸炮台、火箭发射基地和类似的目标也都曾受到攻击。事后看来，泰德瘫痪敌方运输（或交通）系统的行动，对于诺曼底侵入战的成功，实为一大贡献。哈里斯所持的反对理由之一是说英国轰炸机部队不能达到所需要的精确标准，但早在3月间，它们对于法国铁路调车场进行攻击时的效率即足以否定哈里斯的说法。
此种成为大家批评对象的目标转移，实际上是对于英国轰炸机部队大为有利，那不仅缓和了它们的紧张情绪，而且也更刺激轰炸技术的改进。而且在法国上空所遭遇到的德国战斗机的抵抗，是远比在“柏林之战”中以及攻击德国境内其他目标时都要轻微得多。
齐希尔上校（Wing Commander Leonard Cheshire）所新发明的技术，即利用“蚊”式机在低空指示目标，对于轰炸的命中率大有改进。4月间首先在法国试用，结果使许多目标都连续被炸毁，失误的炸弹很少，并不曾像丘吉尔所害怕的对于法国平民造成重大的杀伤。在3月间平均的轰炸误差已减到680码，而到5月间则更减至285码。
在D日之前对“交通”攻击的成功增强了泰德的信心，他遂强烈主张此种作战应向德国境内延伸，并应给予最高优先。他认为德国铁路系统的崩溃，不仅足以阻止其部队的调动（那也是苏联人最欢迎的），而且也等于使其经济总崩溃。所以是应该用以代替哈里斯的普遍区域轰炸和史巴兹的石油作战。毫无疑问的，那对于德国的陆军和空军是可以比普遍区域轰炸产生远较迅速的效力。
在联军渡过海峡侵入欧陆之后的阶段中，轰炸机曾经攻击各种不同的目标。在这几个月之内，美国人还是以石油和飞机工业为其主要目标，至于英国轰炸机部队在这个阶段所一共投掷的18.1万吨炸弹总量中，却只有3.2万吨是投在德国境内的目标上。
放弃区域轰炸的趋势已经变得非常显著。英国空军参谋本部也拥护美国人的观念，认为对石油目标应给予优先。早在4月间，美国陆军第十五航空军已从意大利起飞去进攻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5月12日，第八航空军也从英国开始攻击德国境内的石油目标。虽然有400架德国战斗机起而迎击935架美国轰炸机，但它们却为1000架美国战斗机所击败。它们损失65架，而美国轰炸机也损失46架。
在D日之后，这种作战也就日益扩大。6月间英国参谋本部认为英国轰炸机夜间精密轰炸技术已有进步，遂命令对石油目标发动攻击。7月9日夜间对格尔森基尔欣（Gelsenkirchen）的空袭要算是相当成功，不过代价仍然很高。但其他的空袭，则由于受到天候的影响，效力都很差，而损失却很惨重——在3夜之间，派出轰炸机832架中损失了93架，主要都是被夜间战斗机所击落。
美国人仍然倾全力进攻，6月16日使用1000多架轰炸机，由800架战斗机掩护，在20日那一天，战斗机总数更多至1361架。次日除柏林受到攻击以外，另一支部队在攻击石油工厂以后就飞往苏联降落。（由于他们〔苏联人〕的冷淡对待，所以此种试验遂不再进行。）美国人的损失颇重，但被炸毁而不堪使用的石油工厂数量也随之而增加，结果使德国空军的燃料补给受到严重的影响。在9月间，这个补给量被减到1万吨，但实际上，每月最低需要量为16万吨。到7月间，几乎德国境内的一切重要石油工厂都已被击中，所以尽管由于施佩尔的努力，德国已经生产了大量的新飞机和坦克，但由于缺乏燃料，实际上都已毫无用处。
当德国的飞机有效数字日益减少之际，同盟国的空军实力则正在日益增强。英国轰炸机部队的第一线兵力在1944年4月为1023架，到12月增为1513架，而到1945年4月，则更增达1609架。美国第八航空军的轰炸机实力在4月间为1049架，到12月为1826架，而到1945年4月则已达2085架之多。
此时，英国轰炸机部队也已经第一次采取大规模日间轰炸的战术。哈里斯对于这一决定本来深表疑惧，但由于在日间所遇到德国空军的抵抗反而比夜间远较轻微，才使他感到放心。第一次大规模的日间空袭是在6月中间，以勒阿弗尔（Le Havre）为目标，也像以后的每次一样，是由“喷火”式机来护航。到8月底，英国轰炸机已经在向鲁尔地区作日间空袭，并发现德国的抵抗已十分微弱。
这样的新情况遂引诱英国轰炸机部队继续对德国的石油工厂作夜间的攻击。与过去相比，这些攻击显示出来效力较大而损失较低。8月29日对非常遥远的目标哥尼斯堡（Königsberg），曾作一次极为成功的空袭。虽然它本身并非石油目标，但却足以显示全国的进步。
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可以算是轰炸机日正当中的时代，在1944年最后3个月内，英国轰炸机部队所投掷的炸弹比1943年全年的数量还要多。在这几个月内，仅以鲁尔地区而言便曾受到6万吨高爆炸弹的轰炸。此外，诚如官方战史所载，在这个时候轰炸机的作战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在这样的攻击之下，德国人的抵抗力日益消沉，其战时经济也已被绞杀。
既然已经有了此种新的精密轰炸能力，而抵抗又是如此的微弱，所以当英国轰炸机部队在这个阶段仍继续把其炸弹的53％用来滥炸城市地区，而用在石油目标上的仅为14％，用在运输目标的也仅为15％，无论从作战或道德的观点上来看，那是否为明智之举，实大有疑问（1945年1月到5月之间的相对数字分别为36.6％， 26.2％和15.4％——这种比例虽较平均，但仍然颇有疑问。）美国人在目标上的比例与此完全不同。他们的想法比较合理，他们认为应尽量打击德国的已知弱点，而不应敷衍塞责，以为只要每颗炸弹都能炸中一点什么东西就够了。哈里斯的政策日益引起道义上的谴责，而美国人的政策却可避免此种谴责。
因为未能维持最佳的优先次序，所以最后阶段更是吃亏不浅。在1944年9月25日的一项训令中，曾规定石油为第一优先，而其次则为运输。这也就足以带来缩短战争的良好机会，因为英国轰炸机部队从10月起也同时正在集中攻击德国境内的目标——在那里投了炸弹5.1万吨，而所受损失则仅在1％以下。但是10月间空袭中却有2/3还是普遍区域性的轰炸，而投在石油和交通目标上的炸弹却反而很少。于是在1944年11月1日，指挥官们又接到新的训令，明确规定石油为第一优先，交通列为第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混乱这种选择。这两种目标，现在都已经变得相当容易达到，而且也必然地可以比区域轰炸更能加速德国的崩溃。
但是由于哈里斯的顽固抗命，遂使此种计划始终未能获得适切的执行——他甚至于以辞职为要挟来反对这种计划。
1945年开始时，由于德国人在阿登发动反攻，加上他们的喷射战斗机和装置“修诺克”潜艇（Schnorkel）的出现，遂使情况又趋于复杂。这样也就导致对优先次序的重新检讨。但由于各个权威的意见不一致，结果也就变成一个折衷——而正像大多数的折衷办法一样，那总是临时凑合的和难以令人感到满意的。
最引起争论的方面即为故意恢复“恐怖主义”，并以其为主要目标之一。它恢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取悦苏联人。1945年1月27日，哈里斯又奉到命令要他执行这样的攻击——现在在优先次序上列为第二，仅次于石油目标，而超过交通以及其他的目标。因此，在2月中旬，连遥远的城市德累斯顿（Dresden）也都受到毁灭性的攻击。那是含有在平民人口和难民中间制造恐怖的显然意图，因为所攻击的是城市中心，而不是工厂或铁路。
到4月间，值得一炸的目标是已经太少了，所以区域轰炸和精密战略轰炸都被放弃，而改以对陆军的直接支援为其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