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与新加坡的沦陷
在日本的计划中，征服马来亚、新加坡的任务是分配给山下奉文中将的第二十五军，该军辖有3个师及一些支援部队——战斗部队约为7万人，总人数则达11万人之多。但所能动用的海上运输船只却只够载运全部兵力的1/4直接越过暹罗湾——即战斗部队17000人，总数26000人。这个先头部队以攻占北部机场为目的。山下奉文全军的主力则从陆上前进，由印度支那经过泰国，进入克拉地峡（Kra Isthmus），以最快的速度增援海运的兵力，并继续沿着马来半岛的西海岸南下。
从表面上来看，对于这样一个遥远的目标，这实是一支太小的远征军——的确比珀西瓦尔将军（General Percival）所率领的马来亚防御兵力还要少一点。后者共为88000人，其中英国部队19000人、澳洲部队15000人、印度部队37000人和马来部队17000人。它们是一支混合兵力，其装备和训练都很低劣。反之，山下奉文的3个师——近卫师、第五师和十八师——都是日本皇军中最精锐的部分。它们有211辆坦克，英国人在马来亚却一辆也没有；又有飞机560架，差不多比英国人在马来亚所有的总数多了4倍，而素质也远较优良。此外，日本人也考虑到从11月到3月之间强烈的季风足以妨碍英军的对抗行动，因为在那样恶劣的天气中，只有较佳的道路才能通过。他们同时也考虑到马来亚的中央山脉高达7000英尺，并且为厚密的丛林所掩盖，足以分割敌人的防御，并帮助他们从东岸转向西岸。
英国方面的部署实在是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其地面部队分散得非常广泛以保护那些飞机场，但是那些机场上并未驻有适当的空军部队，而建立那些飞机场的目的本是为了保护一个海军基地（新加坡），但在这个海军基地中又并无舰队存在。日本人在将来反而变成了这些机场和海军基地的主要受益者。
日本的主要登陆地点是在马来半岛泰国颈部上的宋卡（Singora）和北大年（Patani），另外沿着泰国的海岸再向北上，还有4个辅助登陆点。还有一支部队则在马来亚境内的哥打巴鲁（Kota Bharu）登陆。这支部队的目的是在攻占英军飞机场之后，就继续沿着东海岸前进，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以便掩护日军主力沿着西海岸进攻。这些登陆行动预定在12月8日（当地时间）的清晨执行——日军5500人在哥打巴鲁的登陆实际上比珍珠港的袭击提早了一个多钟头。经过一个短时间的战斗，那里的机场即为英军所自动放弃。至于那些在泰国境内的行动就更容易达成。英国人本来拟定了一个所谓“斗牛士”作战（Operation Matador）的计划，即准备进入泰国境内来阻止日军的登陆，但因为不愿意在日军破坏泰国中立之前先越过国界，所以也就发动得太迟。12月6日，英国人的空中侦察已经发现一支日本舰队在暹罗湾中出现，但因为天气恶劣，无法辨识其进一步的动向和目标。对于“斗牛士”攻击作战所采取的准备行动结果反而使英军的防御部署受到扰乱作用。到12月10日上午，日军第五师早已从东岸转移到西岸，并越过了马来亚的边界，沿着两条道路进入吉打（Kedah）。
那一天英国人在海上又遭到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灾难。在7月间决定跟着美国的后面切断日本的石油补给线之后，丘吉尔慢慢地终于认清了此种禁运行动所具有的“可怕”后果，于是一个月之后，在8月25日，主张派遣一支他所谓的“威慑”（deterrent）海军兵力到东方去。英国海军部的计划是准备派遣“纳尔逊”号（Nelson）、“罗德尼”号（Rodney）和4艘较旧式的战斗舰，连同1艘巡洋战舰和2到3艘航空母舰。丘吉尔则宁愿使用“最少量的最好船只”，所以他建议派1艘最新式的“英王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级战斗舰，连同1艘巡洋战舰和1艘航空母舰。他在8月29日告诉英国海军部说：
“我认为日本不敢对抗美、英、苏等国的联合战线……尤其是若有一艘英王乔治五世级的战舰出现，则必定会使它更感到踌躇。这将是一种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威慑力量。”
结果是战斗舰“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和巡洋战舰“却敌”号（Repulse）一同驶往新加坡——但却没有任何的航空母舰。原来指定的那1艘在牙买加（Jamaica）搁浅，现在已经进入船坞修理。实际上在印度洋中还有1艘航空母舰，驶往新加坡也很近，但却并无命令要它驶往该港。所以这2艘大船都必须依赖陆上基地的战斗机保护，而这种战斗机数量却很有限——即令北部的飞机场不提早丧失也不中用。
“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于12月2日到达新加坡，次日菲利普斯爵士（Admiral Sir Tom Phillips）也到达该地并接管“远东舰队”的指挥权。诚如上文中所说过的，12月6日即已发现有大队的日本运输船只从印度支那向马来亚的方向行驶。到了8日中午，菲利普斯就听到它们已正在宋卡和哥打巴鲁登陆的消息，并至少有1艘战斗舰、5艘巡洋舰和20艘驱逐舰的保护。那一天下午，菲利普斯勇敢地率领着所谓“Z部队”（Force Z）向北行驶——包括他的2艘大船和4艘驱逐舰——以攻击日军的运输船队为目的。不过由于北部的飞机场现在都已丧失，所以连岸上基地的空中掩护也完全没有。
9日夜间天气转为清明，所以菲利普斯也就丧失了天然的掩蔽。他的Z部队已被敌方飞机发现，所以遂转向南方再驶回新加坡。但那天夜间又接获一个错误的报告，说日军正在关丹（Kuantan）登陆，那里也是马来半岛东海岸的中点。因为觉得还是有奇袭的可能，所以菲利普斯认为冒险是合理的，遂又改变航向向关丹行驶。
日本人对于Z部队的任何拦截行动都已有良好的准备，因为它的到达新加坡经过广播已经世人皆知。日本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由其海军航空队最优秀的驾驶员所组成，正以西贡附近的机场为基地，担负着空中掩护的任务。此外又有一条由12艘潜艇所构成的巡逻线，掩护着从新加坡到哥打巴鲁和宋卡之间的航路。所以早在9日下午，Z部队的北上行动即已被这一道屏障最东端的潜艇所发现。当时第二十二航空战队正在准备对新加坡发动一次空袭，于是在一接获这个报告之后，即赶紧把炸弹调换鱼雷，并立刻企图对Z部队作一次夜间攻击。但因为菲利普斯已经向南回航，所以它们没有找到目标。次日刚刚在拂晓以前，这支航空部队又再度出击，这一次就在关丹附近找到了Z部队。日本人一共使用34架高空轰炸机和51架鱼雷轰炸机，前者在上午11时刚过不久就开始攻击，而后者也接踵而来。两种攻击都非常准确——尽管所攻击的船只都是在高速运动中，而并非像珍珠港内的美国军舰是在静止不动的状况中受到奇袭。尤其是“威尔士亲王”号上有175门高射炮，每一分钟可以射出6万发炮弹，其对空火力不能说不强。但2艘大船却都被击沉，“却敌”号沉于1230时，而“威尔士亲王”号则沉于1320时。随护的驱逐舰在2艘船上的全体乘员2800人当中救起了2000多人，但菲利普斯本人却已经失踪。日本人并未干扰救难的工作。他们一共只损失3架飞机。
在战前英国海军当局痛恨人家谈论战斗舰可以被飞机击沉的理论，而丘吉尔对于他们的看法也有支持的倾向。这种错误的想法一直被坚持到1941年12月为止。此外，又诚如丘吉尔所云：“当时我们自己和美国人对于日本人在航空战中的效率实在是估计过低。”
这一个打击也就决定了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命运。日本人现在可以继续登陆而不受到任何的阻力，并且可以在岸上建立他们的空中基地。面对着英国人在马来亚的微弱空军实力，他们空中兵力的优势也就成为一项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足以粉碎英军的抵抗，使他们的部队一路向马来半岛长驱而下，并打开了进入新加坡的后门。新加坡的沦陷实为过去疏忽和失策的后果——主要应由伦敦当局负责。
自从12月10日以后，英军几乎是沿着西海岸连续不断地撤退。一切道路上的阻塞阵地，不是被日本坦克和炮兵直接突破，就是受到日本步兵从邻近丛林中的渗透所迂回。在马来亚北部的英军指挥官希思将军（General Heath）希望能在霹雳河（Perak River）上站定脚跟，但这一线却为从北大年斜进的日军纵队所迂回。以后在金宝（Kampar）的另一个坚强阵地又为从海上用小艇登陆的日军所迂回和攻克。
12月27日，波纳尔中将（Lieutenant-General Sir Henry Pownall）从空军上将布鲁克–波帕姆（Air Chief Marshal Sir Robert Brooke-Popham）手中接替了远东英军总司令的职务。
1月初英军退到了斯林河（Slim River）上，这一道防线掩护着雪兰莪（Selangor）省，以及通到吉隆坡（Kuala Lumpur）附近南部机场的道路。但在1月7日到8日之间的夜里，1连日军战车突破了这道组织恶劣的防线，向南直冲去夺占公路上的桥梁——那大概是在防线之后约20英里处。在斯林河以北的英军均被切断，损失了约4000人，连同其一切装备在内——而日军所付出的成本仅为6辆坦克和少数步兵。第十一印度师已完全被击溃。结果遂使英军不得不提早放弃马来亚中部，并且也丧失了对柔佛（Johore）北部作较长期据守以待援军从中东赶到新加坡的机会。
就在这个灾难发生的那一天，韦维尔将军也到了新加坡，他是要前往爪哇去接受ABDA（即美英荷澳）总部总司令的新职，这是一个新成立的紧急机构。于是波纳尔就变成他的参谋长，而原有的远东总部则被撤销。韦维尔决定今后的防御应以柔佛为基地，一切最好的部队和增援都应保留在那里。那也就等于说应作较迅速的撤退，而不再是照珀西瓦尔将军原先所计划的逐步撤退。吉隆坡在1月11日被放弃，在淡边（Tampin）的瓶颈阵地则在13日被放弃（而不是原定的24日）。这也使日本人得以利用在柔佛境内较佳的道路系统，并且也使他们可以同时使用两个师，而不像过去那样必须轮流使用——于是澳洲部队在金马士（Gemas）所建立的坚强防御阵地也被抵消。所以通过柔佛的撤退甚至比原先所想像的还更快。
同时，在东海岸上的英国部队也同样在撤退：1月6日放弃关丹和那里的机场，21日在一个登陆威胁之下又放弃兴楼（Endau）；到了1月30日，东西两面的英军部队都已退到马来半岛的极南端。其后卫于次日夜间也越过海峡退入新加坡。日本陆军的航空部队，效率比海军航空队较差，并未对英军的撤退加以太多的阻挠，只是对飞机场的攻击表现了它们的效力而已。
日本人在54天之内已经征服了马来亚。他们的总损失仅约为4600人——而英国则损失了约25000人（大部分都是做了俘虏）以及大量的装备。
在1942年2月8日（星期天）的夜间，日本侵入军2个领先的师在扫荡了500英里全长的马来半岛之后，开始强渡隔在新加坡和大陆之间的狭窄海峡。在30英里全长的海峡中，日军选择了8英里长的一段作为渡海的位置，那是宽度不到1英里的部分。这个地段是由第二十二澳洲旅的3个营所负责防守的。
第一波攻击是用装甲登陆艇载运的，但其余的后续部队则使用由征集而来的各种不同船艇，甚至于还有一部分日本兵是游泳过来的——携带着他们的步枪和弹药。有些船只被击沉，但大多数的突击部队都已安全登陆。防御方面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差错，也给他们帮忙不少。滩头探照灯不曾使用，通讯工具不是失灵就是未被使用，炮兵也很久都不能构成其计划中的防御火网。
到日出时，已有日军13000人上岸，而澳洲部队则已向内陆阵地撤退。在正午以前，侵入者的人数已经增到2万人以上，并已在该岛的西北部建立一个深入的基地。以后第三个日本师也登陆了，使兵力总数增到3万人以上。
在大陆上紧接着的地区还有2个师，但山下奉文却认为新加坡是一个小岛，对于这么多的兵力无法作有效的展开。不过在以后几天内，他还是抽调一些生力军作为前线部队的补充。
以数量而言，防御者所有的兵力似乎应该是足够拒抗侵入者而有余，尤其是侵入者所攻击的地区正是在大家所意料中的。即令到现在，珀西瓦尔将军所指挥的兵力仍约有85000人之多——主要都是英国人、澳洲人和印度人，不过也杂有若干当地马来人和中国人的单位在内。但其中大多数却都是训练太差，而日本攻击军则都是百战健儿，而且曾为马来亚的作战受过特殊的挑选和训练。所以英军在厚密的丛林中或橡树园中一再受到他们的迂回。一般说来，英军的指挥也相当拙劣。
自从战役一开始起，英国空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已落下风，到了最后阶段，其少数残余部队也完全撤走，于是天空中再也看不见它们的踪影。对于敌方空军猛烈和不断的攻击缺乏保护，使那些由于在马来半岛上长期退却而疲惫不堪的部队更是士气不振。
英国政府最初所犯的大错就是不曾提供必要的空中掩护，现在丘吉尔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就呼吁部队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奋战到底；指挥官应与部队共存亡，并为不列颠帝国的荣誉而牺牲；应执行焦土政策，毁灭一切对占领者可能有关的东西，而不必替部队的安全或人民的生活着想。所有这些呼吁不仅无补于实际，而且适足以显示英国当局对于心理学的知识真是一窍不通。在前线上战斗的人员看到其后方的油库正冒着黑烟起火燃烧，他们的士气绝不可能因此而提高。同样的，当他们知道本身的命运不是战死就是被俘时，当然也绝不会因此而受到鼓励。一年以后，当希特勒命令不惜一切成本死守突尼斯（Tunis）时，连在非洲身经百战的德国精兵也都迅速崩溃了。任何这一类“背水作战”的要求通常都是很难有效地激励士气。
新加坡的末日在2月15日星期天来临——也就是日军登陆后的一星期整。到那时候守军已经被逐回到新加坡市的近郊，该市位置在该岛的南岸上。粮食已感缺乏，而水源更是随时都有被切断的危险。在那天黄昏，珀西瓦尔将军持着白旗去向日军指挥官投降。对于一个勇士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步骤，但投降却已经无可避免，他之所以选择亲自出降的方式，是为了想替他的部队和人民争取较好的待遇。
在新加坡的这两个黑色星期天（一为登陆而另一为投降）也就替大英帝国敲响了丧钟，许多年来一向为英国人所感到骄傲的“日不落帝国”已经开始成为余音袅袅的尾声。
不过，抵抗日本陆军攻击的失败却并非主因。新加坡的投降实为两个月以前海军失败的后果。
同时那也是一连串错误和失察的终结。这个新基地及其防御的发展缓慢得可怜，舍不得花钱的政治原因也并非惟一的障碍。在决定建立此一基地之后的若干年内，对于其防御的最佳方法在白厅（Whitehall）中曾经引起激烈的辩论。而争论得最激烈的地方却是在参谋首长委员会中——那是被假定为“三位一体”的。空军参谋总长特伦查德（Trenchard）是力主飞机的最高优先。而海军参谋总长贝蒂（Beatty）则提倡大炮主义——并痛斥飞机可对战舰构成严重威胁的理论。这两位都是名人，也都是强人。
政府对于他们的意见感到难置可否，一直到他们都已退休后很久，这种争论仍继续未获解决。大致说来，还是海军略占优势。所以对于新加坡只提供了大炮而没有飞机。很不幸的，当攻击终于来到时，其所进攻的方向并非炮口所指向的，而是在它们的背面。
在30年代里，有许多陆军军人都曾经研究过新加坡的防御问题，他们开始认为攻击的方向可能是走后门，即取道马来半岛。因为海军基地建在新加坡的北边，在该岛与大陆之间的狭窄水道中，此种可能性也就更大。在采取这种观点的陆军军人当中，珀西瓦尔就是一个，在1936年到1937年之间，他是马来亚的首席参谋官。他的意见为当时驻军司令多比将军（General Dobbie）所采纳，于是后者遂于1938年开始在马来半岛的南部构筑一条防线。贝利沙先生那时已经做了陆军大臣，他很快就能了解新加坡的少量驻军有增强的必要——自从他就职以来，他的政策特点就是认为帝国防御应比欧陆行动更为重要。当时与德意两国开战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所以对于地中海防务的增强必然会成为第一要求，但他却仍能说服印度政府派2个旅的兵力到马来亚去，而使那里的驻军一下就增加了3倍。以战前的有限资源而论，这已经可以算是作了最大的努力，因此也就倍觉难能可贵。
当战争于1939年9月爆发时，英国的资源也就开始增加。但由于当时战争只限于西欧一隅之地，所以资源的大部分也就自然地向那里倾注，接着就是1940年5月和6月的大灾难，结果是法国崩溃，而意大利也投入战争。在这个惊人的危机中，第一个要求当然是增建英国本身的防御，其次就是兼顾地中海地区的防御。这两个需要也都很难同时予以满足。丘吉尔最勇敢和伟大的行动就是他敢于在英国本身对于侵入的威胁尚无真正安全的保障之前，就决心不惜甘冒巨大的危险去增强对埃及的防御。
在这个阶段对于英国政府给予马来亚的增援若还认为不满意，那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在1940年到1941年之间的冬季，马来亚的驻军已经增加了6个旅，以当时的环境而言，那算是很难得的。所不幸的是空军兵力并未曾作类似的增加——而那却恰好是更重要的。
1940年初，新任司令邦德将军（General Bond）发表意见说新加坡的防御必须以整个马来亚的防御为基础。为了这个目的，他估计至少需要3个师的兵力，并建议防御的主要责任应由空军负起。国内当局在原则上采纳这些建议，但却加上一个重要的修改。当马来亚的指挥官们认为需要一支近代化飞机500架以上的空军兵力，而参谋首长委员会却判断300架左右就够了，而且还说连这个数字也须到1941年底才能提供。事实上到日军侵入时（1941年12月），马来亚的第一线空军兵力仅为飞机158架，而且大部分都是落伍的旧货。
在1941年这一年之内，近代化战斗机产量的绝大部分，除了留供英国防空需要以外，都是派往地中海地区去支援那些流产的攻势作战。在下半年又约有600架被派往苏联。而马来亚却几乎一点都没分到。同时也没有一架远程轰炸机派往该地区，但却有好几百架用来对德国作夜间轰炸之用，而在战争的那个阶段，这一类的攻击显然是浪费精力。所以总结言之，马来亚的防御需要并不曾受到适当的注意。
丘吉尔本人在其回忆录中曾经透露过这个难题的答案。5月初英国陆军参谋总长狄尔爵士向首相提出一项报告，其中表示他反对继续增建在北非的攻击兵力而使英国本身或新加坡冒重大的危险。在他的文章中，狄尔这样指出：
“我认为失去埃及是不太可能发生的灾难……只有英国本土遭到入侵，我们才会最后失败。所以主要的是联合王国而不是埃及，联合王国的防御应属于第一位。埃及在优先次序上甚至还不能列为第二位。因为那是我们战略中的一项公认原因，新加坡的地位是应放在埃及的前面。但目前新加坡的防御却仍然距离标准颇远。”
“在战争中当然必须冒险，但所冒的却又必须是有计算的危险，我们不应犯错误而忽视了战略要地的安全。”
丘吉尔接到了这个文件之后大为震怒，因为那与他所想像的完全相反——即早日对隆美尔发动攻势，并在北非赢得一次决定性胜利的梦想。他认为：“若是接受这种观念即无异于完全回到防御的态势……在手中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发挥主动了。”所以丘吉尔遂用尖锐的笔法来反驳狄尔的意见。他说：
“我觉得你是宁愿准备丧失埃及和尼罗河谷，并让我们已经集中在那里的50万大军投降或毁灭，而不愿意丧失新加坡。我的看法和你不一样，而且我也不认为情况会像你所想像的那样发展……假使日本投入战争，则美国非常可能会站在我们这一方面；而且无论如何，日本都极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围攻新加坡；因为假使它不把它的巡洋舰和巡洋战舰散布在东方贸易航线上而去执行这样的作战，则对它本身是危险最大而对我们反而是损害较小的。”
很显然的，丘吉尔在激怒之下，故意曲解陆军参谋总长的意见。因为问题并非减弱埃及的防御，而仅为暂缓执行丘吉尔所一心想要发动的攻势，对于这个攻势他是寄以很大的妄想。结果是在北非的6月攻势成为笑柄，而增加更多的兵力在11月间再发动攻势时，又还是不曾获得任何具有决定性的战果。丘吉尔对狄尔元帅的答复同时也证明出他对于新加坡所面临的危险作了如何严重的计算错误。令人感到惊奇的，却是他在事后写回忆录时，还仍然那样大言不惭，而丝毫没有悔恨之感。他说：
“据我所知，许多政府当面对着此种最高专业权威所作的如此严重宣告时，都会表示屈服的，但我却毫无困难地说服了我的政治同僚使他们不为所动，而且当然的，我又还是受到海空军参谋首长的支持。所以我的意见仍然占了优势，于是向中东的增援也继续不断。”
7月间，美国罗斯福总统派他的私人顾问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到伦敦来传达他的意见。罗斯福对于此种政策的智慧很感到怀疑，他认为在中东尝试做太多的事情，将会在其他的地区引起危险。美国的陆海军专家也都支持这种警告，并认为新加坡应比埃及居于较优先的地位。
所有这一切的辩论都不能改变丘吉尔的观点，他说：“我绝对不容许放弃埃及的斗争，假使马来亚若出了任何差错，我将辞职以谢天下。”实际上，他后来不仅是食言，而且他根本上就不以为那里会有真正的危险发生。他也曾坦白承认说：“我在当时认为比起我们其他的需要，整个日本的威胁似乎都不过是一个遥远的魔影而已。”所以非常明白的，对于马来亚的不适当防御未能加以增强，其主要的责任应由丘吉尔本人负起——也就是因为他固执地要在北非发动一个不成熟的攻势。
新加坡沦陷所立即产生的战略影响是很严重的，因为紧接着在它的后面就是缅甸和荷属东印度的征服——这种分为两股的攻势前进使日本人的威胁一方面接近印度，而另一方面接近澳洲。差不多又继续苦战了4年并付出巨大的代价，新加坡才终于收复。但那应归功于日本内在的崩溃和原子弹的震骇，而英国不与焉。
但是新加坡沦陷所产生的较长久和较广泛的影响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恢复。新加坡一向就是一种象征——它是西方权力在远东的显著象征，因为那个权力是由不列颠海权所建立，而且一直也都是由它来维持的。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于在新加坡设置一个巨大海军基地的计划曾经作了太多的宣传，所以其作为象征的重要性甚至于可以说是远超过它的战略价值。在1942年2月，新加坡那样容易地就被日本人攻占了，这对于英国人和欧洲人在亚洲的威望实为一种莫大的打击。
以后虽然英国人还是回到新加坡，但却已经无法抵消原有印象。白种人的戏法已经不灵了，所以他们也就随之而丧失其优越地位。因为认清了白种人的弱点，所以战后在亚洲也就到处都掀起反殖民主义的怒潮，亚洲人再也不肯接受欧洲人的支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