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进入非洲
1941年，战争在非洲的过程经过一连串的惊人变化，轮流打破双方的期待，但却没有决定性的胜负。那是一种快速运动的战争——但却是跷跷板式的运动，不断地上上下下，时高时低。在这一年开始时，首先是英国人把意大利人赶出了昔兰尼加，但接着在隆美尔将军（General Erwin Rommel）领导之下，德军开入了非洲，仅仅在两个月之后，英军也被逐出了昔兰尼加，不过在托卜鲁克那个小港内还保留了一个立足点。隆美尔曾经两次连续进攻托卜鲁克，但均被击退，英军也曾两次连续企图救援被困的守军，但都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劳而无功。经过了5个月的沉寂，英军在增强了兵力之后，遂在11月作了一次较大的努力，结果产生了为期一个月之久的拉锯战，双方各有胜负，终于因为久战力竭之故，德军遂被迫再退回到昔兰尼加的西部边境上。尽管如此，在那一年最后一个星期内，隆美尔又还是作了一次边境上的突击，这暗示出英军的前进不久就会受到另外一次戏剧化的挫折。（阅读本章时请参看第九章的地图。）
隆美尔在1941年3月底所作的第一次突击，加上其对于战果的尽量扩张，所产生的心理震荡作用空前地强大，因为英国方面绝未想到敌人有提前反攻的可能。3月2日，韦维尔曾向在伦敦的参谋首长们提出一项情况研判报告。在对于德国部队已经开始到达的黎波里的事实提出了警告之后，韦维尔遂又强调说，它们可能要把兵力增加到2个师以上时才会企图发动一个认真的攻击，于是他的结论就这样地指出，由于这些困难，德军在夏季终了之前，极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的攻击。相反的，丘吉尔的回信却显示出他担心德国人不会照正统想法，可能不等到兵力充足就会动手打击；他也强烈地主张应采攻击性的对抗行动，不过他对于英军的实力却未免感到太乐观。3月26日，他给韦维尔的电报如下：
“我们对于德军向阿盖拉的迅速前进自然是很表关切。它们的习惯是乘虚而入。我猜想你是在等候乌龟把头伸到够远的时候才会一刀砍下去。让它们早一点尝到我们的厉害，似乎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无论就技术或战术而言，英军的素质都不高明。虽然位置在前进地区甚为薄弱的第二装甲师有3个装甲单位（团），而隆美尔却只有2个，并且在“炮”坦克（Gun-Armed Tank）的数量上也是占有优势；但这些坦克中有许多都是俘获的意大利M13式。因为英国的巡航坦克（Cruiser Tank）已经极感缺乏，所以不得不利用它们来充数，事实上这些意大利坦克都已磨损得很厉害，情况颇为恶劣。又因为韦维尔的指示是“若受攻击，则应行迟滞作战而退却”，所以也就断送了这支残破部队的一切前途。因此在3月31日当隆美尔一发动攻击时，它们就放弃在阿盖拉以东的瓶颈阵地，于是也就无异于打开大门欢迎他进入广大的沙漠地区。在这个沙漠中隆美尔可以任意选择前进路线和攻击目标，使英军感到莫知所措，而它们自己的能力却不适宜于作这样的灵活运动。在以后的几天之内，隆美尔根本不让它们有喘息的机会。英军丧失了其坦克的大部分，这并不是由于战斗的原因，而是因为在一连串的长时间混乱撤退中，机件发生故障或是燃料耗尽所致。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当中，英军已经从昔兰尼加的西部边境上退回了200多英里的距离。在两个星期之内，它们已经退回了400英里，达到昔兰尼加的东部边境，也就是埃及的西部边境——除了那支在托卜鲁克被围的部队之外。英军决定坚守这个小港，并把它当作一根插在敌人背上的芒刺来看待，这对于以后12个月内的非洲战役发展具有很深远的影响。
这样迅速的崩溃，在英军方面自然足以动摇指挥官和部队的信心，并且使他们易于夸大敌军的实力。但在距离较远的地方，却比较易于认清敌军的实力限制和战略障碍。在伦敦的丘吉尔于4月7日用电报把他的判断告诉韦维尔：
“你必须守住托卜鲁克，利用意大利的现成永久性防御工事，至少应能守到敌人运来强大炮兵部队时为止。似乎很难相信它们能够在几个星期之内办到这一点。敌人若一面围困托卜鲁克，而一面又向埃及前进，那么也就会冒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我们可以从海上增援并威胁其交通线。所以托卜鲁克似乎是一个应该死守的据点，而绝不应考虑撤退的问题。我很想知道你的意见。”
韦维尔本已决定尽可能坚守托卜鲁克，但他在4月8日从开罗飞往那里视察之后，却报告说情况已经大为恶化，认为该地的防御可能性已经颇有疑问。丘吉尔在和参谋首长们密商之后，就拟了一个措词比较严厉的复电，其中有一句话是：“认为托卜鲁克要塞应予放弃的想法，似乎是不可思议。”在这个复电尚未发出之前，韦维尔又有报告送来，说明他已经决心对托卜鲁克作一段时间的坚守，并将在边界上集结一支机动兵力以分散和减轻敌人的压力，但同时又企图在200英里后方的马特鲁港地区照原定计划建立一道防线。以后应感谢托卜鲁克守军的英勇抵抗，结果遂使英军并未作更进一步的撤退，尽管是差不多又过了8个月的时间，托卜鲁克才终于解围。
托卜鲁克守军的主要部队为莫斯黑德将军（General Morshead）所指挥的第九澳洲师，他们是从班加西地区安全撤出的。此外，属于第七澳洲师的第十八步兵旅也已从海上进入该港增援，接着又还有来自第一和第七两个皇家坦克团的几个小部队，一共凑成了一支50多辆坦克的小型装甲部队。
隆美尔的攻击开始于4月11日，也是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最初仅为试探性的突击。主力攻击则到星期一（复活节）上午才开始，打击在全长39英里的周边南面中段上，距离港口约为9英里。德国突破了单薄的防线，其领先的坦克营向北奔驰了2英里远才被守军的炮火所阻，最后终于又从其已经作成的狭窄袋形地区中被挤了出来。在参加战斗的38辆坦克之内，一共损失了16辆——这个总数可以显示隆美尔的实力是如何的弱小。意大利部队在16日也企图发动一次攻击，但它们的努力却迅速地崩溃了，当一个澳洲营开始反攻时，几乎有1000人投降。
在罗马的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对于隆美尔的孤军深入早已感到不安，现在就要求德国最高统帅部制止他的“轻举妄动”以及其想要攻入埃及的意图。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对于任何海外的行动，都一律想要加以限制，因为德军现在正在倾全力准备侵俄的作战，所以他不愿意对海外作任何的增援，以免影响到德军在主战场的实力。希特勒对于活力充沛的将领，像隆美尔这一类的人，有一种宠爱的趋势，而哈尔德却非常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是不合于参谋本部的传统典型。所以哈尔德的副手保卢斯将军（General Paulus），被派前往非洲视察，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上很刻薄地写着：“去阻止这位军人发疯。”保卢斯到了非洲之后，虽然对隆美尔告诫了一番，但却还是批准他再向托卜鲁克发动一次新的攻击。
这次攻击是在4月30日发动的，到了此时，第十五装甲师的一些先头部队——但并非其坦克团——已经从欧洲运到，可以用来增强第五轻装师。这一次的攻击以防区的西南角为目标，并且利用黑夜的掩护。到了5月1日拂晓时，德国的步兵已经打开一条宽达1英里以上的缺口，于是第一波坦克就从这里冲入，直趋10英里以外的托卜鲁克。但前进了1英里之后，它们却意想不到地撞进了一个新埋设的雷区，其40辆坦克就有17辆暂时丧失了行动能力——不过其中除了5辆以外，德军终于在敌火之下把履带修好，又都安全地逃脱了。第二波德国坦克和步兵就向西南旋回沿着周边的背面去席卷防御部队。但它们横向前进了约3英里的距离时，却又被阻止了。这应归功于下述三种力量的结果：部署在雷区后方的炮兵火力，20辆英国坦克所作的反攻，以及几个孤立澳洲部队据点的继续抵抗。至于意大利的支援部队进展得很慢而退却得很快，所以毫不发生作用。
次日，最初出动的70余辆德国坦克就只剩下35辆可以行动，所以攻击只好暂停。3日夜间，莫斯黑德用他的预备步兵旅发动了一个反击，但却也失败了，于是情况变成了两败俱伤的僵局。周边的西南角仍握在隆美尔的手中，但很显明的他的实力还不足以攻克托卜鲁克，于是保卢斯在启程返国之前，遂禁止隆美尔再作任何新的企图。因此就发展成为围城战的形态，直到年底才结束——韦维尔接着也作了两次努力以求赶走隆美尔和救援被困的守军，但却也都失败了。
第一次努力是在5月中旬，其代字为“简短作战”（Operation Brevity），这也适足以表示其行动的简短性。第二次努力是在6月中旬，代字为“战斧作战”（Operation Battleaxe），那不仅给予以较大的重量，而且也寄予以较大的希望。为了想确保成功，丘吉尔决定不惜冒重大的危险——这个时候希特勒尚未转向攻击苏联，防御英国本土兵力的装备极为缺乏，但他却仍然把大量的坦克送往埃及增援；而且这些增援所必经的地中海航线，又有受到敌方空军狙击的危险。虽然丘吉尔有孤注一掷的豪情，但所获得的结果却还是令人失望。
为了想在非洲争取成功和确保英国在埃及的地位，丘吉尔不惜冒双重的危险，表现出来的是相当果敢有为。这与希特勒和哈尔德的态度恰好成一强烈对比，因为哈尔德他们是想要限制德军在地中海战场上的作为。10月间，托玛将军（General von Thoma）奉命前往昔兰尼加作一次考察的访问。他回来报告说，需要4个装甲师的兵力，即足够保证侵入埃及行动的成功，但希特勒却不愿意提供这样巨大的兵力，而墨索里尼也不愿意接受这样大规模的德国援助。隆美尔的小型兵力（仅为2个师）仅在意大利人惨败之后才勉强派往非洲，其目的只是为了保存的黎波里而已。甚至于当他已经用事实证明出来如此小型的装甲兵力都还可以作巨大贡献之后，希特勒和哈尔德还是不愿意再多给他一点少数的增援，否则他也许就可能已经决定胜负了。因为他们拒绝增援隆美尔，结果才坐失了乘着英国实力尚弱时征服埃及和把英国人逐出地中海的良机。这个机会错过之后，德国人在非洲遂终于在将来被迫花费更多的努力和忍受更多的牺牲，而仍然不免于失败。
但在英国，尽管其资源还是十分缺乏，在4月间就已经集中一支护航船队，准备载运大量的装甲部队前往埃及增援。当这支船队正要开航之际，英国当局在4月20日又接到韦维尔所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内容强调情况的严重，并说明他对于较多装甲部队的迫切需要。丘吉尔遂立即提议，并且也获得参谋首长们的支持，命令装载坦克的5艘快船到直布罗陀后即向东转，采取捷径通过地中海——这样也就可以提早6个星期到达。他同时又坚持增援的数量还应增大，并把最新的巡航坦克100辆包括在内，尽管英国的陆军参谋总长狄尔将军（General Dill）力表反对，因为他害怕这样会使英国本土的防御力量过分减弱，以至于将无法应付可能来临的春季侵入。
（原注：丘吉尔在写给参谋首长们的私人便函中曾经这样慷慨激昂地说：“中东战争的命运，苏伊士运河的得失，在埃及已经集中的兵力的前途，与美国合作的希望——都完全寄托在这少数几百辆坦克之上。只要可能则应不惜一切的代价将它们送去。”）
自从1月间德国空军在地中海上空出现之后，这个“老虎作战”（Operation Tiger）是想把一支船队送过该水域的第一次企图。由于受到有雾天气的帮助，船队并未受到空中攻击而顺利地通过。只有一艘船，装载着57辆坦克，在通过西西里水道时，因为触雷而沉没。其余的4艘快船在5月12日都安全地进入亚历山大港，带来了238辆坦克。（其中135辆为“马提达”重坦克，82辆为巡航（中型）坦克，21辆为轻型坦克。）这比韦维尔为了埃及的防御而已经搜罗得来的坦克总数要多了4倍。
不过韦维尔却并未等待这一批巨大增援到达，即决定利用其在边境地区所已经集中的残部先来尝试发动一次攻击，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利用隆美尔在托卜鲁克被击退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根据情报得知他在补给方面已极感缺乏。这就是上文中所已经说过的“简短作战”，由戈特准将（Brigadier Gott）负责指挥。韦维尔的原始目的只想夺回靠近海岸的边境阵地——他知道敌军的防守兵力非常地单薄——准备在敌人援兵赶到之前，就把那些守兵赶走。不过他所希望的却又不仅此而已，诚如他在5月13日致丘吉尔的电文中所说的：“若能成功，将考虑由戈特部队和托卜鲁克守军立即采取联合行动来驱逐在托卜鲁克以西的敌军。”
为了对戈特的部队提供打击力量，就动用了2个坦克单位——第二皇家坦克团，装备着29辆改装的旧式巡航坦克；而第四皇家坦克团则只有26辆“马提达”式坦克。这种坦克是装甲颇重，行动相当迟缓，英国官方的分类称之为“步兵坦克”。第二坦克团，连同一个由摩托化步兵和炮兵所组成的支援群，绕着敌方阵地在沙漠方面的侧翼前进并直趋西迪阿扎伊兹（Sidi Azeiz），以封锁敌人的增援和退却路线。第四坦克团则在直接突击中作为第二十二近卫旅（Guards Brigade）的矛头。
在黑夜中前进了30英里之后，哈勒法亚隘道（Halfaya Pass）顶端由意大利部队所据守的据点，于5月15日的清晨遭受了英军的奇袭，在攻克之后俘获了几百人，不过有7辆“马提达”坦克为守军炮火所击毁。其他两个据点——维德井（Bir Waid）和穆塞德（Musaid），也都相继被攻下，但在到达卡普措要塞之前，奇袭之利即已完全丧失，当一个德国战斗群采取侧击行动之后，英军的攻势即开始顿挫。虽然要塞被攻占了。但不久又还是自动撤出。此时，趋向西迪阿扎伊兹的迂回运动也在敌军反击的威胁之下折回。不过在另一方面，敌军在边境上的指挥官对于此次攻击方面实力的强大也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也开始撤退。
所以到了夜幕低垂之时，双方都在撤退。但是德意军的撤退却立即受到隆美尔的制止，他迅速地从托卜鲁克方面抽出了一个坦克营来增援。另一方面，在较遥远的高级司令部要他固守的命令尚未到达之前，戈特即已决定退到哈勒法亚（Halfaya），而其部队则早已开始行动。等到天亮之后，德军发现战场上已无敌人的踪影，使他们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那个赶来增援的坦克营已经在中途用尽了它们的燃料，一直等到当天下午加油之后才能继续行动。
英军的撤退又并未以哈勒法亚为终点，不过在那里留下了少许守军。德国人迅速地利用其暴露的位置，从几个方面发动向心的攻击，于27日收复了这个隘道。这对于他们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收获，因为这个隘道对于英军下一次较大的攻击，即“战斧作战”，成为一种严重的障碍。此外，在这个中间阶段内，隆美尔也就在哈勒法亚以及其他前哨据点上为英国坦克安排陷阱，他的办法是把“八八”炮（88mm gun）埋伏在防御工事之内，这种本来是防空用的高射炮，在这种安排之下，也就变成了一种极有效的战防火器。
此种紧急措施对于即将来临的战斗，被证明出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个时候，德军所有的战防炮几乎2/3还是老式的37毫米口径（37mm），那是在战争前5年就已经发展成功的，比英国的两磅（2-Pounder）坦克炮和战防炮都要差得太多。它们对英国巡航坦克已不能产生太大的作用，而对于“马提达”则更是毫无办法。甚至较新式的50毫米口径战防炮（50mm）也只有在最近的射程才能穿透“马提达”的厚装甲——现在隆美尔一共只有50余门。但是轮型的“八八”炮在2000码的射程即能穿透“马提达”的前装甲（厚77mm）。隆美尔现在一共有这样的炮12门，他把其中的4门（一连）位置在哈勒法亚，另外4门则位置在哈菲德山脊（Hafid Ridge）上——这两点也正是英军在一发动攻击时就立即想要攻占的目标。
对于隆美尔来说实在是太侥幸，因为在许多方面，当攻击发起时他都是居于严重的不利地位，尤其是在坦克的数量上——那是在这种沙漠战斗中的主要兵器。由于德国已经不会再有增援来到，当战斗开始时，他手里只有100辆“炮”（gun-armed）坦克，其中又约有半数以上是随着围困托卜鲁克的部队，那是在8英里远的后方。在英军方面，由于“老虎”船队的到达，已经使它们可以展开大约200辆“炮”坦克——所以在开始的阶段，也就享有4比1的优势。胜负的关键就要看他们能否在隆美尔从遥远的托卜鲁克把其余的坦克（第五装甲团）调来增援之前，就利用此种优势将边境地区的德军先行击灭。
对于英国人来说，那是很不幸的，因为在对攻击作计划时是深受“步兵心理”（infantrymind）的影响。这种趋势又受到坦克类型混杂的加强，结果终于使数量优势发挥不出来。
“老虎”船队的到达已经使韦维尔能够重编2个装甲旅，来发动新攻势。但由于5月中旬“简短”攻击的失败，使所剩余的原有坦克已经寥寥无几，所以总数也就只够在每旅3团之内装备其中的2个团。丘吉尔曾主张，为了使每个旅可以装备其第3团，应仍采取地中海航线再送100辆坦克去，但是英国海军部却很不想再冒那样的危险。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上很挖苦地说：“若非韦维尔将军对于此一点并不太坚持，而且甚至于还帮对方说话，否则我将会采取内阁决议的方式来贯彻我的主张。他实际上是帮我的倒忙。”结果是船队改道绕着好望角航行，直到7月中旬才到达苏伊士。
此外，新到的巡航坦克只够装备1个团，而原有较旧式的巡航坦克则勉强够装备第2个团。另外一个旅的2个团就只好装备“马提达”即所谓“步兵坦克”。这又强烈地影响到指挥官的决心——一开始就用这个旅去协助步兵对敌方边境阵地作直接攻击，而不曾考虑到集中所有一切能够动用的坦克力量来击碎对方在前进地区内的装甲部队。这个决心的后果对于攻势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照丘吉尔所假定的，“战斧作战”的目的是具有极大的雄心——在北非赢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并“击灭”隆美尔的部队。韦维尔对于如此完全成功的可能性表示一种谨慎的怀疑，但却也说他希望这次攻击能够成功地把敌人逐退到托卜鲁克以西去。他下给贝雷斯福德·皮尔斯将军的作战训令中所确定的目标就是如此。后者为西沙漠部队（Western Desert Force）的指挥官，负责攻击的实施。
攻击计划分为3个阶段：（1）在开始时，由第四印度师负责进攻哈勒法亚—塞卢姆—卡普措之线的要塞化地区，由第四装甲旅（装备着“马提达”坦克）加以协助。至于第七装甲师的其余部队则掩护在沙漠中的侧面。 （2）在第二阶段，第七装甲师应使用其2个装甲旅向托卜鲁克扩张前进。 （3）在第三阶段，这个师应与托卜鲁克的守军会合，一同向西推进。这是一个含有失败种子的计划。因为在第一阶段就已经把装甲部队的一半用来协助步兵，所以要想乘敌方从托卜鲁克调来援兵之前即先击毁其在边境地区的装甲团，机会也就最多只剩下一半了。这样也就使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计划更难有成功的希望。
要想到达敌军在边境上的阵地，攻击军必须先作长达30英里的前进运动，那是在6月14日下午开始的。最后一次的跃进长8英里，是在15日凌晨的月光之下完成的，于是右翼方面最先开始战斗，攻击敌军在哈勒法亚隘道的前哨阵地。但防御者比在5月间已经有较好的准备，因为英军的计划是必须等待炮兵有了足够的亮光能够射击时，坦克始准开始突击，所以也就坐失奇袭的机会。又因为指派支援哈勒法亚攻击的一个炮兵连被陷在沙土中不能行动，所以这个决定也就更坏了。在光天化日之下，“马提达”坦克连才刚开始领先攻击。第一个传回来的消息就是其指挥官在无线电里说：“他们正在把我的坦克撕成碎片。”这也是他的最后通信。一共13辆“马提达”，从隆美尔用4门“八八”炮所构成的坦克陷阱中生还的却只有1辆，无怪乎英国部队把“哈勒法亚隘道”谐音的喊作“地狱火隘道”（Hellfire Pass）。
当此之时，中央纵队正在越过沙漠高原向卡普措要塞挺进，由一整团的“马提达”充任矛头。在这一方面德军没有“八八”炮，所以在如此强大压力之下守兵的抵抗迅速崩溃。这个要塞被英军攻占之后，接着又还击败了两次反攻的企图。
但是领导左纵队的巡航坦克旅，本想要迂回敌军的侧翼，结果却冲入了隆美尔在哈菲德山脊上所布置的坦克陷阱，于是也就在那里受阻。下午再度进攻，结果只是陷入陷阱更深，所受损失也更重。此时，德军在边境地区的那个坦克团几乎全部都赶到了现场，它们从侧面发动一次反击，迫使残余的英国坦克缓慢地退回到边境线。
到第一天入夜之后，英军已经丧失其坦克总数一半以上，主要都毁在两个坦克陷阱之内，而隆美尔的坦克实力则几乎完全无恙，再加上其在托卜鲁克的另一坦克团也已经赶到，所以他显然是已经占了优势。
第二天隆美尔就发挥了他的主动精神，使用其第五轻装师的全部从托卜鲁克包围英军在沙漠中的左翼，而其第十五装甲师则对卡普措发动一次强烈的反击以为配合。德军对卡普措的反击被英军所击退——因为它们在那里据有坚强工事和良好掩蔽的防御阵地。但是正面和侧面同时进攻的威胁打消了英军准备在那一天再发起攻击的计划，到了夜间，德军的包围行动也已有重要的进展。
为了扩张这种有利的态势，到第三天清晨，隆美尔就把他的全部机动部队都移动到沙漠侧面上，目的在横扫哈勒法亚隘道，切断英军的退路。当这个威胁在上午还剩一半时间变得非常明显之际，英军较高级指挥官在匆匆会商之后，即下令迅速撤退。在卡普措的先头部分几乎没有能够逃出，但由于英国的残余坦克拼命抵抗，才能获得让卡车载运步兵勉强冲出的时间。到第4天上午，英军退回到原有的攻击发起线——即退回了30英里。
在这3天的“战斧作战”中，生命的损失是很轻微的——英军方面伤亡和失踪的总数还不到1000人，而德军方面也差不多。但英军损失了91辆坦克，而德军则仅损失12辆。因为战场是为它们所控制，所以大部分损毁的坦克也就都可以修复再用。反之，英国人在匆匆撤退时，必须把损毁的坦克都丢在半路上，那些仅因为机件发生故障而不能行驶的坦克，只要有时间都可以修复，但却都完全损失掉了。此种不成比例的坦克损失可以强调这次攻势的失败，对于原有的目标和希望是完全没有达到。
托卜鲁克、“简短作战”和“战斧作战”都一致显示出战争的战术趋势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及以前的半个世纪都是防御居于优势的地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此种趋势几乎完全反转。自从1939年9月在所有的战场上由快速装甲部队所发动的攻击几乎是无战不胜，无坚不摧，于是一般平民和军人的意见遂开始认为防御具有一种先天的弱点，而攻击是必然获胜的。但上述几次经验却显示出来，甚至于在一个像北非沙漠那样开放的地区中，只要能够了解近代工具的性质，则对于防御仍可巧妙运用而使其发挥极大的效力。从此时起，跟着战争的延续和经验的累积，于是也就日益证明了采取较机动化形式的防御已经重获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享的有利地位，除非有巨大的兵力优势或非常高度的技巧，足以颠覆对方的平衡，否则攻击是绝难获逞的。
很不幸的，当英国人下一次再企图击败隆美尔和肃清北非时，对于“战斧”的教训往往都是误解或忽视，这也就大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前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英军较高级司令部的报告中都不曾注意到“八八”炮在防御战中的巨大贡献。一直到秋季，又遭受一次惨重损失之后，才勉强认清了这一点，但他们却仍然坚信像这样庞然大物的兵器只能用在已经挖掘好了的阵地中。所以当隆美尔的防御战术有了新的进步时，即对“八八”炮作机动化的使用，他们又还是受到了奇袭而未能事先预见到这种发展而准备对策。
英国战斗部队和它们的较高级指挥官也忽视了另外一种重要发展——那就是敌人不仅在防御中，而且也在攻击中，对于其正常战防炮与战车的密切配合作了日益勇敢的运用。在未来的战斗中，这种配合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对于胜负影响之大甚至于还超过了“八八”炮。事实上根据分析，英军坦克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德国人对于“五〇”战防炮有了一种新的用法：他们把这种相当轻便的小炮推进到距其本身坦克很远的前方，隐藏在有掩蔽的位置上。英国坦克乘员不知道有这样的埋伏，当他们的装甲板被一颗炮弹击穿时，他们也不可能知道那是发自坦克还是战防炮——因此也就很自然地总是归咎于比较容易看见的对手（坦克）。这样也就使他们误以为他们自己的坦克和坦克炮是不如敌人的——于是也就足以造成丧失信心的普遍趋势。
在他们检讨夏季的作战经过时，除了忽视了上述两点以外，又还有一个重要的误解，那对于英军下一次攻击计划也产生了极严重的影响。在“战斧”之后约3个月，韦维尔在他的报告中作结论说：“我们失败的主因毫无疑问的是巡航坦克和‘Ⅰ’（步兵）坦克在行动上的难于配合……”但事实上却根本不曾尝试加以配合，而且也没有测验过其可能性。2团“马提达”坦克是从装甲师内抽出来，在开始发动攻击时就交给步兵师长直接指挥，而且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他都紧抓住这些坦克不放手，并未依照预定计划在第一阶段之后就把它们归还装甲师的建制。在合理的配合之下，“Ⅰ”坦克在装甲战斗中也仍可扮演一个很有价值的角色，对于巡航坦克的活动构成一种强力的攻击枢轴。“马提达”的速度比A10旧式巡航坦克差不了多少，后者在第一次利比亚作战中以及这次“战斧作战”中都曾和较快速的新式巡航坦克合作无间。德国人在这一次以及以后的战斗中，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坦克常能作巧妙的配合，而不感到太多的困难。那些不同类型的德国坦克之间的速度差异正像英国巡航坦克和“马提达”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
很不幸的，由于未经试验即假定此种配合太困难，于是在下一次英国的攻击中，巡航坦克旅和“Ⅰ”坦克旅遂被分割为两种完全分开的编组——结果英国人的战斗也就同样地被分割成为两个隔绝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