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炬”作战
联军在法属北非的登陆是在1942年11月8日。这个对西北非洲的进入，要比英军在非洲东北端向隆美尔在阿拉曼的阵地发动攻击的日期晚了2个星期，而比那个阵地的崩溃则只晚了4天。
在1941年圣诞节于华盛顿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Arcadia Conference）中——那是自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以来的第一次同盟国会议——丘吉尔先生提出其所谓的“西北非洲计划”（North-West Africa Project），作为“缩紧对德国包围圈”的一个步骤。他告诉美国人说，早已有一个代号为“体育家”（Gymnast）的计划，那就是说假使第八军团在昔兰尼加获得一个决定性的成功，足够使它向西推进直趋突尼斯的边境，则英军即拟在阿尔及利亚登陆。他又建议：“假定法国同意，美国部队在被邀请的名义之下，也应同时在摩洛哥海岸登陆。”罗斯福总统对于这个计划深表赞同，因为他很快就认清其在大战略领域内的政治利益，但是他的三军首脑对于这个计划的实际可行性却表示怀疑。他们一心想早日对希特勒在欧洲的根据地发动一个较直接性的攻击，所以害怕这个计划会对那个观念产生干扰作用。他们所能同意的最多仅为对这个作战计划——现在已经改名为“超级体育家”（Super-Gymnast）——应继续加以研究而已。
在以后的几个月内，一切的讨论都集中在一个越过海峡的进攻计划上，那是准备在8月或9月间开始发动，以应付斯大林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科汤坦（Cotentin）半岛，即瑟堡（Cherbourg）半岛，被认为是一个最有利的地点。首先作这种主张的人是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General Marshall），而艾森豪威尔少将也是附和者之一。他已被选派前往伦敦出任欧洲战场美国部队的指挥官。英国人强调使用不适当的兵力在欧洲作过早的登陆是有害无益的，因为这样一个桥头堡很容易被封锁或被摧毁，对苏联人也并不能产生真正有效的救助。但是罗斯福总统现在却用他的全力来支持这个计划，当5月底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时，罗斯福曾经向他保证说，他“希望”并“期待”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6月间，当隆美尔对贾扎拉防线发动先制攻击之后，英国在东北非洲的地位发生意想不到的崩溃，于是在西北非洲登陆的计划反而因受此种刺激而复活了。
当丘吉尔于6月17日率领他的参谋首长们飞往华盛顿参加一次新的会议时，贾扎拉之战早已开始逆转。一到达华盛顿之后，丘吉尔就立即前往海德公园罗斯福在哈德逊河的私人别墅中，去作一次私人性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丘吉尔又再度强调在法国作不成熟登陆的危险和弊害，并认为恢复“体育家”计划不失为一个较好的代替品。英美两国的参谋首长们于6月21日在华盛顿正式集会，对于瑟堡计划的意见虽不一致，但很奇怪的，他们却一致认为北非计划是不健全的。
他们对于这个计划虽然一致反对，但不久由于局势的压迫，遂不得不改变其立场。罗斯福要求在1942年必须采取某种积极行动，即令不像原先所希望的那样直接化，但也总还是多少可以使其对于苏联人的诺言不至于完全交白卷。6月21日，消息传来说，托卜鲁克要塞已被隆美尔攻陷，而第八军团的残部则正在向埃及仓皇逃走。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内，英国人的情况日益恶劣，于是要求美国对非洲战事作直接或间接介入的辩论，也日益变得理直气壮。6月底，隆美尔跟着英军败兵的后面，已经到达阿拉曼之线并开始发动攻击。7月8日，丘吉尔用电报向罗斯福说明“大槌”（Sledgehammer）作战，即在法国登陆的计划，必须放弃，并再度要求执行“体育家”计划。此时，狄尔元帅（Sir JohnDill）正在华盛顿担任联合参谋首长会议的英国代表团长，丘吉尔遂又通过他把一项解释文件向罗斯福提出：“体育家”计划可提供惟一的途径，使美国能在1942年打击希特勒。否则，西方同盟国在1942年又只好毫无行动地度过了。
美国参谋首长们对于这种要求依然是一致反对。马歇尔说“体育家”是既浪费又无效。海军军令部长金恩（Admiral King）则认为：“如果要提供这个作战所必要的船只，即不可能在其他战场上执行海军的任务。”同时他们又一致认为，英国人之反对在1942年对法国作登陆的企图，足以证明即令在1943年他们也还是不想作这样的冒险。所以在金恩的热烈支持之下，马歇尔遂主张对战略作一种彻底的改变——他说：“除非英国人接受美国的提早渡过海峡进攻法国的计划，否则我们就应转向太平洋先对日本发动决定性的攻击；换言之，除空中作战之外，对德国应采取防御的态势；而把所有一切可用的力量都投在太平洋方面。”
不过罗斯福总统却反对向他的英国盟友发出此种最后通牒的办法，他表示不批准这种改变战略方向的建议，并且告诉他的参谋首脑说，除非他们能够说服英国人同意在1942年发动越过海峡的作战，否则他们就只有下述两种选择：对法属北非发动一个攻击，或把强大的增援送往中东。他更强调指出，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必须在这一年结束之前采取某种显著的行动。
面对着总统的决定，在意料之内的是，美国参谋首脑们应该宁愿对中东的英军提供暂时性的增援，而不愿采取他们一直坚决反对的“体育家”计划。尤其是在对这条路线作了一番检讨之后，马歇尔的计划人员已经获得了结论，认为前者要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和一切的预料相反，马歇尔和金恩却又突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对“体育家”计划表示支持。当他们在7月中旬与总统私人代表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一同飞往伦敦时，发现英国参谋首脑们正强烈反对艾森豪威尔所拟的在瑟堡附近登陆的计划，于是他们遂决定站在英国人那一边。
马歇尔之所以宁愿选择西北非洲，而不愿意把增援送往中东，根据霍普金斯的说法，其主要原因是认为美国部队和英国在埃及的部队混合在一起会引起困难。诚然，在西北非洲的联合作战中，两国部队也还是混合在一起，但很明显的，美国若派部队前往中东，则将会在一位英国总司令之下作战。
7月24和25两日，英美两国的参谋首脑们在伦敦举行了两次会议，终于决定采取“超级体育家”计划——这又立即受到罗斯福的赞许。此外，他又在电报中强调指示，计划登陆的日期不应迟过10月30日。由于丘吉尔的主张，这个作战的代号遂又改为“火炬”（Torch），这是一个比较具有灵感的名称。同时大家又同意这个作战的最高指挥官应由美国人来充任——这正是丘吉尔的手段，用来安抚那些美国参谋首脑们不愉快的心情。7月26日，马歇尔就告诉艾森豪威尔，这个职位将由他担任。
“火炬”的决定现在固然已成定案，但是时间和地点的问题却还没有解决。于是对于这两个问题遂又引起了一些新的争论。
关于时间的问题，在丘吉尔的催促之下，英国参谋首脑们主张把目标日定为10月7日。但美国参谋首脑们却建议定为11月7日，因为根据装载专家的计算，这将是部队登陆合理的最早日期。
关于地点的问题，双方的意见相差得更远。美国人主张应在非洲北岸登陆，即在地中海之内，这样才可以尽快地向突尼斯前进。但是美国方面却坚持“体育家”计划的有限目标，即是一个纯粹美国人的作战，他们希望把登陆地点限制在摩洛哥西岸（即大西洋方面）的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地区之内。他们不仅害怕法国人会反对，而且更害怕西班牙会帮助德国，假使他们容许德国人攻占直布罗陀，就会封锁进入地中海的门户。英国人认为对于战略问题不应采取如此过分慎重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样将容许德国人有时间得以抢先占领突尼斯，增强或代替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抵抗，这样也就会破坏联军的作战目的。
（原注：6月28日，当西北非洲计划的复活正在华盛顿会议中展开激辩之后，有人询问我个人对于这个计划的意见。当有人告诉我主要的登陆点准备定在卡萨布兰卡时，我即指出这个地点距离比塞大〔Bizerta〕和突尼斯〔Tunis〕两个战略要点在1000英里以外，因而提早成功的最佳机会就是必须尽快地攻占这个要点，换言之，登陆地点应尽可能地接近这两个要点。同时我也强调有在阿尔及利亚，即非洲北岸登陆的必要，因为那是骑在法国人的背上，这样就可以减低反抗的危险。如果从卡萨布兰卡登陆，再缓缓向东推进和作正面的攻击，那么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抗。）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幕僚们，比较倾向于接受英国人的意见。他在8月9日提出的第一个纲要计划就是采取折衷的观点。它主张同时在地中海的内外登陆，除在波尼（Bône）作一个小规模登陆，以夺占该地的机场为目的以外（波尼在阿尔及尔以东270英里，但距比塞大有130英里），其他一切行动都以向东不超过阿尔及尔为原则——因为有受到敌方空军从西西里（Sicily）和撒丁（Sardinia）发动攻击之威胁。这种折衷案并不能使英国计划作为者感到满意，而且照他们看来，也似乎不能够符合成功的主要条件——那就是如他们所说的，“我们在通过直布罗陀后26天之内，即应占领突尼斯的要点，而最好是能在14天之内。”依照他们的想法，在波尼，甚或更向东去的地点作一个主要的登陆，实为对突尼斯迅速进展的必要条件。
这些辩论感动了美国总统，他指示马歇尔和金恩对计划加以研究。同时它们也使艾森豪威尔感动，他向华盛顿报告说，他幕僚中的美国人员现在已经认为英国人的理由比较正确，所以他现在正着手拟一新计划，其中将取消对卡萨布兰卡的登陆，并提早其他登陆行动的日期。
艾森豪威尔的幕僚于8月21日提出第二个纲要计划，大体上是遵照英国人的意见。取消在卡萨布兰卡的登陆，预定美军将在奥兰（Oran）登陆（在直布罗陀以东250英里），而英军则分别在阿尔及尔和波尼登陆。但艾森豪威尔个人对于这个计划的赞许却很冷淡，而且还强调这样一个远征行动，是完全位于地中海之内，所以其侧面是十分的暴露。他的这个结论与马歇尔的意见颇为接近。
美国参谋首长们之不愿意接受第二个纲要计划，正像英国人之不愿意接受第一个纲要计划一样。马歇尔告诉美国总统说：“只有一条单独的交通线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实在是太危险”，他反对任何在地中海内登陆的地点，选择比奥兰更东（那距离比塞大尚有600英里）的地方。
丘吉尔率领布鲁克访问埃及和莫斯科之后，回到伦敦才知道又有了许多变化。当他们访问莫斯科时，曾受到斯大林的冷嘲热讽。斯大林对于西方国家迟迟未能开辟“第二战场”深感不满。他这样地责问说：“难道你们是存心让我们单独苦战而自己在一旁坐视吗?你们是否永远都不想开始打仗呢?假使你们一经开始之后，你们将会发现那并不会太坏!”这些话当然使丘吉尔很不好受，不过他却还是勉强地设法引起斯大林对“火炬”潜在价值的兴趣，并且也很生动地说明了它是如何可以间接地解除苏联所受的压力。所以当他现在发现美国人正在设法破坏这个计划时，遂不免大感震惊。
8月27日，他发了一个长电给罗斯福，对美国参谋首长们所暗示的改变表示强烈的抗议，他说那足以“断送整个的计划”，他又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一天同时拿下阿尔及尔和奥兰，则这个作战计划的全部精华也就成为泡影。”他又强调如果把目标缩小，则对于斯大林将会产生极恶劣的印象。
8月30日，罗斯福却在其回电中坚持：“在任何环境之下，我们必须有一个登陆是在大西洋方面。”所以他建议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的登陆都由美国人负责，而让英国人去负责较东面的任务。此外，因为想到了英国人在北非、叙利亚等地对维希法国所曾采取的军事行动，所以罗斯福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我坚决地认为，最初的攻击必须完全由美国地面部队来执行!我甚至于可以这样有把握地说，如果是英美两国的部队同时登陆，则将会引起在非洲的法国人全面抵抗；如果最初登陆时只有美军而没有英军，则很可能法国人将不会抵抗，或仅作象征性的抵抗……我相信至少在最初攻击后的2个星期内，德国的空军或伞兵部队都还不可能大规模的进入阿尔及尔或突尼斯。”
美国人认为在西面登陆之后，可以隔一个星期再作东面的登陆，这个观念使英国人大感惊讶，因为作为战略性的目标，东面远比西面重要而紧急。此外，美国人以为在2个星期之内德国人不可能作有效的干预，英国人也认为这是一种过分乐观的想法。
丘吉尔非常愿意利用美国驻维希的大使李海上将（Admiral Leahy）的影响力，作为政治性和心理性的开路工具。他固然也愿意尽量保持这个远征行动的“美国性”，并同意尽可能把英军保留在幕后，但他却相信大部分的船只、空中支援和海军部队都是属于英国的事实是很难掩饰——在地面部队尚未出场之前，这些单位早已被人发现了。他在9月1日回答罗斯福的电文内，对于这一点曾经暗示地提到。他强调说：“我也和你一样，相信政治性的不流血胜利是有很好的成功机会，但假使不成功的话，则其后果将是一个巨大的军事灾难。”丘吉尔又继续这样反复地辩论说：
“最后，尽管有一切的困难，照我们看来，阿尔及尔仍应与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同时加以占领。这是一个最友善和最有希望之点，其政治反应对于整个北非将具有最大的决定性。为了实际颇有疑问的卡萨布兰卡登陆之故而放弃阿尔及尔，照我们看来，似乎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错误。假使因此而促使德国人不仅在突尼斯而且也在阿尔及利亚对我们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那么结果对于整个地中海的局势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以上所说对于应该把在阿尔及尔的登陆列入计划之内的理由，可以算是分析得极为透彻，但可惜的是却没有提到在更东的方面和在比塞大附近登陆的重要性——这是一种省略，也是一种让步，对于提早战略成功的机会也就产生了重大的后果。
9月3日，在回答丘吉尔的电文中，罗斯福同意把阿尔及尔的登陆包括在计划之内，并建议由美国部队首先登陆，在一个小时之后英国部队再跟着上来。丘吉尔立即接受了这种解决，但要求减少指定在卡萨布兰卡登陆的兵力，以使阿尔及尔的登陆可以变得更为有效。罗斯福对于这一点也表示同意，他建议把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的登陆兵力各减一个“团战斗群”（Regimental Combat Team），以使在阿尔及尔有1万人可用。丘吉尔在9月5日的回电中说：“我们完全同意你所建议的军事部署。我们有大量的部队均已完成高度的登陆训练。如果方便的话，他们可以穿着你们的军服。他们会因此而感到骄傲。船只也已经准备就绪，绝无问题。”罗斯福在当天也回了一份只有一个字的电报：“Hurrah!”（意即“好哇”!）
于是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这种来往的电报之中，一切的问题终于都获得解决。3天以后，艾森豪威尔确定以11月8日为登陆日期，同时他也拒绝了丘吉尔所提的让英国陆战队（Commandos）穿着美国军服的建议，因为他非常希望最初的登陆能够保持一种完全美国化的外表。丘吉尔对于这样的延迟和计划的改变只好尽量地忍耐。的确，他在9月15日致罗斯福的电文中更曾如此委屈地说：“在整个‘火炬’作战中，无论在军事或政治方面，我都把我自己当作是你的助手（lieutenant），只要求把我的观点坦白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罗斯福“好哇!”的电报，在9月5日结束了这回“越过大西洋的论文竞赛”（the transatlantic essay competition）——这是一种很够讽刺的说法。虽然马歇尔继续表示怀疑，而他的顶头文职上司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也曾对罗斯福总统这个登陆北非的决定作了一次认真的诉苦（那也是代表美国陆军的意见）。但是罗斯福的决定已无改变的余地，这不过是促使细部计划加速完成，以补救拖延太久的毛病。但诚如美国官方史学家所认识和强调的，这个计划仍然具有一种“折衷”的两面不利的影响：一方面减低了在北非迅速获得决定性成功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使联军在地中海方面的努力必然要拖得更久。
在最后的计划中，大西洋方面的登陆是以夺占卡萨布兰卡为目标，所使用的全部为美国部队，由巴顿少将（Major-General George S.Patton）指挥，共约24500人，载运他们的为西方海军特遣部队（Western Naval Task Force），由美国海军少将休伊特（Rear-Admiral H.Kent Hewitt）指挥。它从美国直接驶往非洲，包括各种舰船102艘，其中29艘为运兵船。
攻占奥兰的任务则由中央部队负责，共为美军18500人，指挥官为弗雷登德尔少将（Major-General Lloyd R.Fredendall）。但负责护航的却是由特鲁布里奇代将（Commodore Thomas Troubridge）所指挥的英军海军部队，它从英国克莱德（Clyde）河口驶出，这些部队都是在8月初运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美国单位。
对于阿尔及尔的登陆作战，东方海军特遣部队完全是英国的部队，指挥官为海军少将巴勒斯（Rear-Admiral Sir Harold Burroughs），但突击部队则有英美部队各9000人，其指挥官则为美国陆军少将赖德（Major-General Charles Ryder）。此外，也有美国部队编在2000多名英国陆战队单位之内。这种奇异的混合编组，是希望能把美国人放在橱窗的前面，好让法国人相信所有的攻击部队完全是美国人。11月9日，即登陆的次日，在阿尔及利亚境内的一切同盟国部队，都被置在一个新成立的英国第一军团的指挥之下，这个军团的司令为安德森中将（Lieutenant-General Kenneth Anderson）。
前往奥兰和阿尔及尔的部队都是从英国出发，共分为2个大船队，较慢的一个在10月22日发航，较快的一个迟了4天才启碇。此种时间的安排是为了要使它们能够同时在11月5日的夜间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从那里起它们遂受到坎宁安海军上将（Admiral Sir Andrew Cunningham）所指挥的英国地中海舰队一部分的掩护。这个舰队的出现足以威慑意大利舰队的干扰，甚至于在登陆之后也是如此——所以，诚如坎宁安很感遗憾的说法，他那样强大的兵力却在那里闲荡无所事事。但事实上，他手上的工作却真不少，作为一个海军总司令，位在艾森豪威尔之下，他也负责主管“火炬”作战中一切海洋方面的事务。包括在10月初先到的补给船在内，一共有250艘以上的商船从英国驶出，其中约有40艘为运兵船（包括美国的3艘在内），至于在此次作战中用来护航和掩护用的英国海军兵力，一共有各式不同的军舰160艘。
在登陆之前所作的外交准备活动，简直就像是间谍小说，穿插在正式的历史领域之内。美国在北非的首席外交代表墨菲（Robert Murphy），早已在积极地为这次登陆作战进行准备，他对那些他感觉到可能会对这个计划表示同情和愿意给予协助的法国官员们作一种非常慎重的试探。他特别信赖马斯特将军（General Mast），他是在阿尔及尔地区中的法军指挥官，过去曾任法军总司令余安（General Juin）的参谋长。此外还有贝陶将军（General Béthouart），他现在正指挥着在卡萨布兰卡地区的法国部队——不过那整个地区也是在米什利埃将军（Admiral Michelier）指挥之下，这个事实却是美国人所没有注意到的。
马斯特曾力主同盟国应派一高级军事代表，秘密到阿尔及尔和余安等人进行幕后的谈判，并讨论行动的计划。于是刚刚奉派为“火炬”作战联军副总司令的克拉克将军（General MarkClark），即率领4位重要的参谋军官飞到直布罗陀，然后由一艘英国潜艇“天使”号（HMS.Seraph），艇长为洁威尔上尉（Lieutenant N.A.A.Jewell），把他们载往北非。预定和对方会面的地方是阿尔及尔以西约60英里，一所在海岸的别墅。潜艇在10月20日清晨到达海岸附近，但已经太迟，无法在天亮以前把克拉克这一群人送上岸去，于是它只好终日潜航在水中等待，而那些困惑和失望的法国人也只好各自回家。从潜艇上发电报到直布罗陀，再经过秘密的无线电通信网转到阿尔及尔，才使墨菲和几位法国人在次日夜间又回到那所别墅中去等候。克拉克等人分乘4艘帆布小艇登岸，其中有一艘在上船时翻覆。引导他们前往会晤地点的是一盏灯，用白布放在后面帮助反射，从窗口发出亮光。
克拉克用一种概括的方式告诉马斯特，有大量的美国部队准备进入北非，并由英国海空军供给支援——这是一种缺乏坦诚的说法。此外，由于保密之故，他并不曾把联军登陆的时间和地点明白的告诉马斯特。这个人的帮助既然是极为重要，所以对他如此过分的保密实在是颇为不智，因为这样使他和他的同谋者缺乏必要的资料和时间，来计划和采取合作的步骤。克拉克授权墨菲在登陆之前可以把时间告诉马斯特，但地点仍要保密。这也就太迟了，使马斯特来不及通知其在摩洛哥的同志。
由于有某些感到怀疑的法国警察前往搜查，也就使会议发生了戏剧化的暂时中断。克拉克和他的同伴们在警察搜索这所别墅时，都匆匆地躲进一个空的酒窖。很巧的有一位驾驶小艇的英国陆战队官员开始要咳嗽，这也就使危险变得更为严重，于是克拉克给了他一小块口香糖作为止咳药。不久之后，他又向克拉克再要一点，并且说那一块已经没有什么味道了，克拉克回答说：“一点不奇怪，因为那一块我已经嚼了两个钟点了!”等到警察走了之后，克拉克等人也就赶紧离去，因为他们怀疑警察还有再回来的可能。在上船时又遭遇到新的困难，因为海潮高涨，克拉克的小艇被冲翻，他也几乎被淹死。在天刚要亮之前他们再作了一次尝试，才安全回到潜艇上，但全身都已经湿透。次日，他们换乘一架水上飞机，回到了直布罗陀。
在这次会议时曾经谈到一项重要的问题却未获结论，必须另作更进一步的商讨，那就是为了号召在北非的法国部队加入同盟国方面，必须选择一个最适当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总司令余安将军，虽曾私下表示一种支持的倾向，但他却希望尽可能保持“骑墙”的态度，愈久就愈好，而不愿意采取主动的行动。他手下的主要次级指挥官们，不仅缺乏足够的威望，而且也都不愿采取违抗维希政府命令的任何具体步骤。达尔朗上将（Admiral Darlan）是法国的三军总司令，也是其年老的国家元首贝当元帅的预定继承人。他在1941年曾向李海表示，最近又曾再向墨菲表示，他愿意摆脱与德国的合作，而把法国拉到同盟国这一方面来，不过其条件为美国必须保证给予足够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不过这个人与希特勒合作的时间太久了，所以他的话并不能令人信服。此外，达尔朗又具有一种反英的偏见，尤其是自1940年法国投降之后，英国人曾在奥兰等地攻击法国的舰队，所以就更自然地增强了他这种敌视的态度。由于事实上在“火炬”作战中，英国人是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是很难伪装的，所以他的态度将会如何变化也就很难断言。
因为相反的理由，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也是不在考虑之列——他在1940年背叛贝当，此后又和丘吉尔合作，在达喀尔（Dakar）、叙利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地采取夺取法国殖民地的行动，所以仍然效忠维希政府的法国官员是绝对不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即令他们很希望能够早日摆脱德国人的枷锁。这是墨菲所强调的事实，而且也恰好符合罗斯福的态度——他不信任戴高乐的一切判断，而且也讨厌他那种傲慢的态度。
丘吉尔最近对罗斯福既以“助手”自居，所以对其“老板”所说的话当然也“不敢不”服从，直到登陆已经开始时，对于这个计划，丘吉尔都不曾给予戴高乐任何资料。
在这种情况下，自总统以下的美国人，也就都愿意接受马斯特将军和他的同志们的意见，认为最适当的人选也许还是吉劳德将军（General Giraud）——因为在北非的法国人可能比较最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在这次会议之前，墨菲也曾将这种意见传达美国当局。吉劳德在1940年是一位军团司令，曾是德军的战俘，但在1942年4月却居然逃出了战俘营，并到达了法国未被占领的地区。他被允许可以自由居留，其条件则为他答应支持贝当的政权。他住在里昂附近，显然是在监视之下，他暗中与许多法国军官都有联络，包括在法国本土和北非的在内，他们的共同愿望即为在美国援助之下，组织一个反对德国支配的叛变。吉劳德的观点在写给其支持者之一奥狄克将军（General Odic）的信件中曾有明白的表示：“我们并不想要美国人来解放我们；我们所想要的是他们能够帮助我们解放自己，这是两件并不相同的事情。”此外，在其与美国人的私下谈判中，他也曾郑重声明他的条件，在法国的领土内作战时，他应被任命为联军的总司令，而法国部队也应包括在联军之内。从他所接获的一项文件中，他认为罗斯福已经同意接受他的条件。11月7日，即登陆的前夕，吉劳德到达直布罗陀与艾森豪威尔会晤。他的这些条件使得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因为他是完全不接头。
吉劳德从法国的南部海岸秘密的登上一艘英国的潜艇，那就是送克拉克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天使”号潜艇。吉劳德曾指定要一艘美国船来接他。为了政治上的理由，他这个要求是被接受了，但办法却很巧妙：“天使”号在名义上暂时由一位美国海军军官指挥，他就是赖特上校（Captain Jerauld Wright），并且携带着美国旗，以便必要时可以展示。随同吉劳德前往的人有他的儿子和两位青年参谋军官——其中有一位即为薄富尔上尉（Captain Andre Beaufre），他在计划如何使法国陆军对德国采取倒戈行动的工作中，曾经发挥很大的影响作用。 （原注：赖特和薄富尔两个人以后都官拜至上将，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重要人物。）（译注：薄富尔更成为李德·哈特之后，第一个当代伟大的西方战略家。）
从潜艇再换乘水上飞机，然后飞到直布罗陀。到达之后，许多的消息使吉劳德大感愤怒：联军在北非的登陆预定在次日上午就要发动——而以前人家告诉他的是要到下一个月才发动——总司令一职也早已由艾森豪威尔充任，而并非虚位以待他的到达。这样也就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他所根据的理由不仅是他的阶级较高，而且也事先曾获得保证。他一再表示他若接受比总司令较低的位置，即无异于自贬其国家和个人的威望。但到了次日（11月8日）再继续会谈时，吉劳德的态度已经自动软化，在明白保证他将出任法军总司令和北非行政首长之后，他也就欣然同意——很不幸的，这个诺言不久还是落空了，因为联军有了利用达尔朗的机会，而后者的利用价值又远高于吉劳德。
在把自由的“火炬”送入北非时，美国人所获致的奇袭效果是太完全，结果使他们的朋友和协助者都陷入混乱中——这比敌方所造成的混乱更为严重。他们的法国合作者是毫无准备，所以也就未能有效地从事开路的工作，在突然侵入的震惊之下，大多数法军指挥官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都采取了一种顺乎自然的反应，并仍然继续效忠于合法的权威，其代表即是维希的贝当元帅。所以这些登陆行动最初都受到了抵抗，不过在阿尔及尔地区所受到的抵抗，却又比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两地所受到的要轻微些。
在卡萨布兰卡的法军师长贝陶将军，在11月7日黄昏收到一个信息，告诉他登陆行动已经定在11月8日的上午2时，他立即派他的部队去拘捕德国休战监察人员，并派了一些军官前往拉巴特（Rabat）的滩头欢迎美国人。拉巴特在卡萨布兰卡以北，两地相距约50英里，他假定美国人一定会在那里登陆，因为那里没有海岸防御要塞，而且又是法国在摩洛哥的政府所在地。
采取了这些预备步骤之后，贝陶本人就率领了一营部队去占领在拉巴特的军团司令部，并派兵把那位军团司令送走。贝陶同时也发信给罗古斯将军（General Noguès），他是法国驻摩洛哥的总督（兼全国总司令）和米什利埃将军，告诉他们美国人即将登陆，吉劳德将来接管整个法属北非，而他本人则已奉吉劳德的命令负责接管在摩洛哥的陆军。他的信要求罗古斯和米什利埃支持他所发布的命令，即对美军的登陆不作任何抵抗；否则他们也可以暂时置身事外，等到情况较方便时再来承认既成事实。
在接到这封信之后，罗古斯决定暂时采取“骑墙”的态度，以等待局势的澄清。虽然罗古斯犹豫不决，但米什利埃却立即采取行动。在入夜之前，他的空军和潜艇在巡逻中都不曾发现舰队接近海岸，所以他立即获得结论，认为贝陶是在招摇撞骗耍弄花枪。米什利埃遂向罗古斯保证在海岸附近绝无强大兵力出现，这样也使罗古斯深信不疑，所以当上午5时不久有关登陆的第一批报告达到他的面前时，他还相信那最多不过是突击队的偷袭而已。所以他立即跳下了墙，站在反美的那一方面，命令法军抵抗登陆的行动，并以卖国罪名下令拘禁贝陶。
巴顿的主要登陆点是在费达拉（Fedala），位于卡萨布兰卡以北约15英里，补助性的登陆点分别在麦赫迪亚（Mehdia）和萨菲（Safi），前者在更向北的方向上，距费达拉为55英里；后者则在卡萨布兰卡以南，相距140英里。对于卡萨布兰卡城和它那有坚强防御的港口（那是摩洛哥在大西洋海岸惟一有良好设备的大港）而言，费达拉要算是一个最近的适当登陆滩头。选择麦赫迪亚为登陆点的理由是那里距离利奥特港（Port Lyautey）机场最近，在那里有摩洛哥境内仅有的一条水泥跑道。选择萨菲的理由是一支左翼部队若从那里登陆，即可阻止驻在内陆城市马拉喀什（Marrakesh）的法国重兵对卡萨布兰卡方面采取干预行动。此外那里还有一个港口可供中型坦克卸载之用——因为当时新型的LST（坦克登陆舰）还在生产中，来不及赶上“火炬”作战。
当11月6日美国登陆舰队正在接近摩洛哥海岸时，还是风平浪静，但气象报告却说在摩洛哥附近海面已经起了风浪，气象预测11月8日海浪还会更大，将使登陆变为不可能。但是休伊特少将的气象专家却相信风暴马上就会过去，所以他决定冒险继续执行在大西洋海岸的登陆计划。11月7日，海浪开始平息，到了8日又恢复了风平浪静的情况。比起这一个月的任何一天，风浪都可以说是最轻微的。尽管如此，由于缺乏经验，还是发生了许多差错和延误。
在上船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中，巴顿曾经用他那种“慷慨激昂”的习惯姿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那些海军人员们说：“他们的伟大登陆计划在‘第一个五分钟’内就会完全破裂。”他甚至于还这样地宣称：“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海军能够使陆军在计划中的时间和地点登陆。假使你们能够让我们在距离费达拉50英里以内的任何地点登陆，而时间不超出D日后的一星期，那我仍然可以勉力争先并赢得胜利。”事实上，登陆计划的执行固然是很差劲，但比巴顿所预料的还是要好一点。
很侥幸的，由于法国人的混乱和犹豫，所以在防御者的火力开始变得严重以前，突击登陆部队已经一批批都安全上岸了。而到此时，天色已经破晓，足以帮助英国海军舰炮来制压岸上的炮台。但在滩头却发生了新的困难，由于陆军人员也一样地缺乏经验，所以巴顿现在就开始不骂海军而骂陆军了。虽然在第二天向卡萨布兰卡前进时，并未遭遇到任何严重的抵抗，但不久却突然停顿了下来，此乃由于装备缺乏——由于它们都还堆在滩头，赶不上前进中的战斗部队。第三天进展仍然有限，而抵抗却日益增强，所以前途显得颇不乐观。
假使不是第一天即解除了法国海军的威胁，则情况将会变得更为恶劣。那是在卡萨布兰卡附近一次饶有古风的海战中所获得的成果。这次的战斗于上午7时开始，在汉克角（Cape El Hank）的炮台和在港内的“让·巴尔”号（Jean Bart）（那是一艘最新型的法国战舰，因为尚未完成所以不能离开它的碇泊所）向吉芬少将（Real Admiral R.L.Giffen）所指挥的掩护舰队开火。这支舰队包括美国战舰“马塞诸塞”号（Massachusetts）、2艘重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这些军舰都不曾受到损伤，虽然有几炮几乎击中，但是它们的还击很有效，使法国的炮台和“让·巴尔”号都暂时沉寂无声了。不过当那些美国军舰打得起劲的时候，它们却忽视了另一项任务，即监视在港内的其他法国舰船。到了上午9时，1艘轻巡洋舰、7艘驱逐舰和8艘潜艇都已经溜走了。法国驱逐舰向费达拉驶去，而美国的运输船只都停在那里不能动弹。很侥幸的，休伊特少将派了1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去拦截它们。同时，他又立即通知掩护舰队去切断它们的退路，由于它们操纵技术的精良，对烟幕使用的技巧，加上潜艇的扰乱功效，所以虽在压倒的火力之下，法军只损失了1艘驱逐舰。于是它们又再度冲向运输舰船的停泊区，但在第二次交战时，又被击沉了1艘，其他的8艘法国军舰虽然逃回了港内，但只有1艘不曾负伤。在港内又有2艘被炸沉，而其他各舰也都不能再行动了。
但是结果还不能算是就此决定，因汉克炮台和“让·巴尔”号上的15英寸炮又再度开火了，而美国军舰却已经把弹药消耗得太多，如果以达喀尔为基地的法国军舰再来进攻，则它们就可能没有力量将其逐退。这也正是它们所最害怕的事情。
很侥幸的，在卡萨布兰卡方面以及在大西洋海岸方面的整个情况，由于阿尔及尔的政治发展有利，已经开始有了决定性的改变。在10日下午，罗古斯将军间接地听到在阿尔及尔的法国当局，以达尔朗将军为首，已经在这一天发布了停止战斗的命令。罗古斯也就立即根据这个尚未经过证实的情报，命令其部下立即停止积极抵抗，听候休战的安排。
此时，美军在奥兰登陆所遭遇到的抵抗，要比在卡萨布兰卡地区强烈得多。但在那方面，美国陆军部队与英国海军部队之间的合作却至为良好，而且联合计划作为也远较周详。此外，其先头部队——由艾伦少将（Major General Terry Allen）所指挥的美国第一步兵师，也是一支具有高度训练的部队，已经获得第一装甲师一半兵力的支援。
计划是使用两面包围的方式来攻占奥兰的港口和城市——艾伦的2个团战斗群在阿尔泽湾（Gulf of Arzeu）的滩头登陆——在奥兰以东约24英里；而第3个团战斗群，由罗斯福准将（Brigadier General Theodore Roosevelt）指挥，则在莱桑达卢塞（Les Andalouses）滩头登陆，在该城以西约14英里。接着一支轻装甲纵队将从阿尔泽滩头向内陆推进，另外还有一支较小的装甲部队从更远的一个登陆点，奥兰以西30英里的布扎贾尔港（Mersa Bou Zedjar）前进，以攻占奥兰以南的飞机场，并从后方切断该城与内陆的交通线。这个行动的迅速完成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据估计，在奥兰城内约有法国驻军1万人，但在24小时之内，来自内陆各地的援军即可使其实力几乎增加1倍。
这个作战的开始颇为顺利。11月7日黄昏，护航舰队故意驶过奥兰，向东进发，然后又在黑暗中加速驶回。上午1时，美军准时在阿尔泽湾登陆，而在莱桑达卢塞和布扎贾尔港登陆也都迟了半小时。奇袭效果很完全，在滩头上完全没有遭遇到抵抗。虽然这一段海岸有13座炮台掩护，但直到天明之后，它们才开始发炮射击。但也只是造成极轻微的损失，这应归功于有效的海军支援和烟幕所供给的掩蔽。人员的下船和装备的卸载，就全体而论，要算是相当的顺利。不过由于部队的负荷过重——每一个人几乎要携带90磅重的装备——所以行动颇为迟缓。中型坦克是装在运输船内，在阿尔泽湾已经被攻占之后，才从码头上卸下。
惟一严重的挫折是在企图用直接突击的方式来攻占奥兰港时所遭遇到的——此种企图的目的是为了想要阻止该港设备和留在港内的船只受到破坏。2艘英国小型军舰，载着400名美国士兵，被用来执行这个冒险的计划——美国海军当局指责那是过分的鲁莽，结果诚如他们所料，变成了一次“自杀的任务”（Suicide Mission）。尤其不聪明的是，发动突击的时间是定在H时后的2小时，那也正是法国人已经被到处登陆的消息惊醒之后。在船头上挂着一面大型美国旗的预防措施，并不能对法国人产生威慑作用。在强烈火力之下，2艘船都被击毁，其乘员和部队的一半当场被击毙，其余大多数都已负伤，也都做了俘虏。
美军从滩头向前推进从上午9时开始，甚至于还要更早，上午11时以后不久，瓦特尔上校（Colonel Water）的轻装甲纵队就已从阿尔泽湾进入了塔法拉乌伊（Tafaraoui）机场，1小时之后来的报告说，该机场已可接受从直布罗陀来的飞机了。但当这支纵队再向南前进时，却在尚未达到拉塞尼亚（La Sénia）机场前就受阻了，由罗比内特上校（Colonel Robinett）所指挥，从布扎贾尔港前进的另一支纵队，也是一样。从阿尔泽湾和莱桑达卢塞分别作向心前进的步兵部队，也被挡在半路上——当它们接近奥兰城时也遭遇到抵抗。
次日仍然没有任何发展，因为法军的抵抗已更增强，而它们对于阿尔泽湾侧面所发动的一个反击，更使整个作战计划受到了扰乱。下午虽然攻占了拉塞尼亚机场，但所有的法国飞机都已飞走，而机场受到强烈火力的破坏也已不能使用。在夜间绕过了一些孤立的据点后，到第3天上午遂对奥兰城又发动另一次向心的攻击。从东西两面进攻的步兵均被阻止，但他们却发挥了吸引敌人注意力的作用，于是两支轻装纵队遂得以乘机从南面进行奇袭，除了偶然的狙击以外，几乎就没有其他的抵抗，所以他们在中午以前即到达了城内的法军司令部。法国指挥官才同意投降。在3天陆上的战斗中，美军的损失在400人以下，而法军的数字则更少。这种轻微的损失，尤其是在最后一天，抵抗也逐渐减弱，那是因为法军指挥官已经获知在阿尔及尔正在进行谈判的消息。
在阿尔及尔的登陆更是顺利，也更迅速，那应该归功于当地的法军指挥官马斯特将军，以及其同志们的协助。除了想尝试提早进入港口以外（像奥兰的情形一样），在任何其他的地方都不曾遇到严重的抵抗。
11月7日拂晓，在距离阿尔及尔150英里的海上，一艘德国潜艇发射了一颗鱼雷，使一艘美国运输舰“汤玛士·斯东”号（Thomas Stone）暂时不能行动。但此后就一帆风顺，没有再碰到其他的麻烦。虽然曾为少数敌方侦察机所发现，但在天黑以后，船队向南转向，驶向登陆滩头之前，就不曾遭受空中攻击。一个船队在马提福角（Cape Matifou）附近登陆，在阿尔及尔以东约15英里；另一个船队在西迪费鲁希角（Cape Sidi Ferruch）附近登陆，在阿尔及尔以西约10英里。此外，第3个船队则在卡斯蒂利奥内（Castiglione）附近登陆，那是更在费鲁希角以西10英里远的地点。为了政治上的伪装，在靠近阿尔及尔城的登陆是以美国人为主，但混杂着英国的陆战队人员，只有在卡斯蒂利奥内附近的滩头，才由英军充任主力。
在这个地区的登陆准时在上午1时开始，尽管滩头的地形很险恶，但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什么差错。在稍进内陆之后就遇到了法国部队，他们说已经奉令不抵抗。大约在上午9时就达到了卜利达（Blida）机场。在阿尔及尔以东的登陆要略为迟了一点，并且也发生了一些混乱，但由于没有抵抗，所以情况也就很快地恢复正常。
在上午6时以后不久，即已经到达重要的白屋（Maison Blanche）机场，在放了几枪作为象征性的抵抗之后，它就被顺利地占领了。不过向阿尔及尔城的前进却曾受到两次阻碍：第一次是一个村落据点拒绝让美军通过；第二次是有3辆法国坦克造成了攻击的威胁。在马提福角的海岸要塞炮台也拒绝招降，直到下午受到了军舰和轰炸机两次攻击后才放弃了抵抗。
企图冲入阿尔及尔港所造成的结果就更坏。2艘英国驱逐舰“布罗克”号（Broke）和“马可门”号（Malcolm），飘扬着大幅美国旗，载着1个美国步兵营来从事此种冒险——计划是要在登陆后3小时才冲入港内，希望到了此时防御部队纵不同意投降，也可能已经被调开。哪知道当驱逐舰一接近港口，即遭到猛烈的射击。“马可门”号被击重伤立即退出。“布罗克”号作了四次尝试，终于冲到了码头边，让它所载的部队下船。最初他们占领了一些设施而未遭到反抗，但是到了上午8时左右，法国人开始集中炮火轰击“布罗克”号，迫使它必须赶紧退出。于是已登陆的美军也受到法国非洲部队的围困，由于他们的弹药已经快要用尽，同时主力也无来援的消息，所以到了下午遂被迫投降。不过，法军火力却只是用来围困他们而并无意将他们消灭。
在阿尔及尔以西西迪费鲁希角附近的登陆发生了更多的延误和混乱，有一部分登陆艇驶错了方向，到达了更西面的英军滩头。每一个营的部队都分散在长达15英里的海岸上，有许多登陆艇在海浪中撞毁，或由于机件故障而迟到。所幸的是这些部队一开始就受到了友好的欢迎。马斯特本人和他的一些军官亲自前来迎接他们，替他们排除困难——否则这次登陆一定会变成一场惨败。不过在匆匆改组之后，当他们继续向阿尔及尔城推进时，却曾在几处地方遇到了抵抗。因为马斯特现在已经被解除了指挥权，其与美国人合作的命令也已被撤销，所以他的部队遂开始阻止联军的前进。
在阿尔及尔和同盟国合作的法国人，可以说是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因为他们接获登陆行动的通知太迟，而且又不曾把登陆的目标详细地告诉他们，所以困难也就非常地多。但他们仍然依照他们自己所拟定的计划立即采取行动。一些军官分别位于海岸上，欢迎美军并充任向导。各控制点都由有组织的人员去加以夺占，电话线大都被切断，警察局和派出所也都分别加以占领，不同情的较高级官员均被监视，而无线电台也被接管，以使吉劳德或他的代表可以发表广播，并且希望那是可以产生决定性的效果。总而言之，当联军开始登陆时，这些法国合作者已经产生了足够程度的瘫痪作用，而他们一直控制这个城市到上午7时为止——这已经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实在是难能可贵。所可惜的是从登陆滩头的前进实在太慢，不能配合这种需要。
当美国人到上午7时尚未出现时，法国合作者对于其国人的影响力也已达到了极限。尤其是当他们在无线电广播中以吉劳德的名义来作为号召时（他同时也没有能如所期待的赶到），结果发现他的号召力被他们自己估计得太高了。不久，他们对于情况就失去了控制，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被拘禁。
此时，决定命运的讨论又在较高的阶层进行。在午夜后的半小时，墨菲前往晋见余安将军，把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大兵力即将登陆的消息当面告诉他，要求他合作并立即下令命法军不要抵抗。墨菲说美军之来是应吉劳德的邀请，以协助法国自求解放为目的。余安表示并无接受吉劳德指导的意念，同时也不认为他的权威是足够的，所以他说这种请求应向达尔朗提出——很巧合的，达尔朗此时恰好在阿尔及尔，他是飞来该城探望他正在重病中的儿子的。于是达尔朗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吵醒，要他立即前往余安的别墅去接受墨菲的要求。当达尔朗来到之后，他听到美军即将发动攻击的消息时，不禁大怒地叫着说：“我老早就知道英国人是笨蛋，但我总相信美国人是比较聪明的。我现在才开始知道你们是和他们一样地笨。”
经过了一番讨论之后，达尔朗终于同意发电报给贝当元帅报告此间的情况，并要求授权可以代表元帅自由作紧急的处理。此时，余安的别墅已被反维希的法国人所组成的武装部队所包围，所以达尔朗实际上已被看管。不久之后，那些人又被一队“机动卫队”赶走，他们并拘捕了墨菲。于是达尔朗和余安一同前往在阿尔及尔的司令部，但是他们彼此也在互相猜疑。在司令部中，余安开始采取步骤来恢复控制，他释放了马斯特等人所拘禁的柯尔兹将军（General Koeltz）和其他的军官，反过来又把马斯特等加以拘禁。但是在上午8时以前，达尔朗又再发了一份电报给贝当元帅，其中强调说：“情况正在恶化，防御不久即将被压倒。”——这也就是暗示向较大的势力投降不失为明智的措施。贝当的回电给了他所要求的授权。
刚刚过了上午9时，美国驻维希的代办塔克（Pinkney Tuck）前往晋见贝当，面交罗斯福要求他合作的函件。贝当把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回信交给塔克，其中的内容是对于美国的“侵略”表示“失望和遗憾”，并且宣称即令是老朋友攻击它的帝国，法兰西也仍将抵抗——“这就是我所给予的命令。”但他对于塔克的态度却至为愉快，丝毫看不出他有不满意的表情。很明显的，他的态度是要使对方明了这种官式的答复，其真正的意义就是为了减轻德国人的疑惑，使他们不至于出来干涉。但几个小时之后，法国的总理赖伐尔（Pierre Laval），在希特勒的压力下已经接受了德国人所提供的空中支援——到了当天黄昏，轴心国家即已在准备派兵前往突尼斯。
此时，达尔朗由其自己负责，已经下令凡在阿尔及尔地区的法国部队和军舰，一律停止战斗。虽然这个命令并不适用于奥兰和卡萨布兰卡地区，达尔朗却授权余安去对整个北非作成一种安排。此外，在同一天下午，又决定在晚间8时把阿尔及尔的控制权移交给美国人接管，而到了次日（11月9日）拂晓，联军也就可以使用那里的港口。
11月9日下午，克拉克和安德森都来到了阿尔及尔，前者的任务是要主持进一步的必要谈判，而后者则将负责指挥联军以便向突尼斯推进。吉劳德也来了，比他们两位到得较早一点，但当他发现北非的法国人对他并不太表示欢迎时，就立即暂时躲在一家偏僻的住宅内去避一避风头。克拉克开玩笑地说：“他实际上已经是隐入地下了。”——不过在次日上午，克拉克与达尔朗、余安和其他高级人员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他又还是从地下钻了出来。
在这次会议中，克拉克压迫达尔朗下令要求法属北非全部地区内立即停火。达尔朗对于此种要求表示犹豫，他说他已经把停火条件的节略送往维希，希望能等候那里的答复。克拉克就开始拍桌子，并且说他将让吉劳德代替他来发布此项命令。此时，达尔朗即指出吉劳德缺乏必要的合法权力和足够的个人威望。他同时又宣称这样一个命令将会促使德国立即占领整个法国南部——他这个预言不久就真的不幸而言中。又经过了更多的辩论，再加上不断的拍桌子，克拉克终于不客气地告诉达尔朗说，除非他立即下命令，否则他就要受到保护——克拉克早已有准备，在房屋的周围已经部署了武装警卫。于是达尔朗又和他的僚属简短地商讨了一番，然后接受了这个最后通牒——他的命令遂在上午11时20分发出。
当这个命令报告到维希时，贝当本人的反应是批准它，但此时赖伐尔正应希特勒的紧急召唤前往慕尼黑，他在半途听到这个消息，就用电话劝告贝当拒绝批准。下午克拉克即获知维希拒绝休战的消息。当克拉克把这个消息告诉达尔朗时，后者沮丧地说：“那没有办法，我只好收回我上午所签署的命令。”克拉克说：“不行，你不能这样做，这些命令不能收回，为了确保安全起见，我将对你加以监护。”达尔朗早已想到这个办法，遂表示欣然接受监护——他回电话给贝当说：“我撤销了我的命令，并自愿被俘。”——这完全是为欺骗德国人。次日，在希特勒压迫之下，贝当宣布在北非的一切权力都应由达尔朗移交给罗古斯，但他却又早发了一个密电给达尔朗，说明对休战的否决是由于受到德国人的压力，实在是违背了他个人的愿望。这种两面应付的办法当然是受迫于法国那种危险的情况而不能不如此，但却使阿尔及尔以外的北非情况和法国指挥官们，仍然处于混乱之中。
很侥幸的，希特勒却帮助澄清这种情况和解决他们的疑惑，因为他命令其军队侵入法国尚未被占领的部分，那是根据1940年的休战协定仍留在维希政府控制之下的地区。在11月8日和9日，维希政府曾一再拒绝接受希特勒所欲提供的军事援助，这也就引起了他的疑虑。当11月10日赖伐尔来到慕尼黑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见面时，希特勒在那天下午就坚持在突尼斯的港口和机场，必须立即交由轴心国家的军队使用。赖伐尔还尝试拖延，说法国人不能同意让意大利人进入，而且不管怎样，还是只有贝当一个人才能作决定。于是希特勒也就丧失了他的耐性，在会谈结束后不久，即命令其部队在午夜进占法国尚未被德国占领的部分——那个行动早已在准备之中——并立即夺占突尼斯的海空军基地，这些行动意大利人也被准许参加。
法国南部很快地就为德国的机械化部队所占领，而6个师的意大利部队也同时从东面开入。11月9日的下午，德国飞机即开始飞抵突尼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带来了一些保护它们的地面部队，不过法国部队却在机场外构成了一道包围圈，把他们限制在机场之内。自从11日起，空运遂更频繁，机场附近的法军都被解除了武装，而坦克、火炮、运输车辆和补给物资也开始由海上送往比塞大。到11月底，已有15000名的德军到达了突尼斯，他们携带大约100辆坦克，不过其中有相当大量的人员是负责组织基地的行政人员。同时也有9000余名意大利部队到达，他们大部分都是从的黎波里的陆路进入的，以掩护南面的侧翼。这时候轴心国的兵力正在到处受到重大的压迫，而在仓促拼凑之下能有这样的成就，的确要算是很高明的。但这样多的部队，若与联军已经进入法属北非的兵力作一比较，则依然还是渺乎其小；假使“火炬”计划曾经准备用较大的兵力向突尼斯推进，或者是联军当局能够前进得比较迅速一点，则他们还是少有能够作有效抵抗的机会。
德国人的侵入法国南部，使在非洲的法国指挥官们大感震惊，于是也就对同盟国的情况产生了极有利的影响。11日上午，在这个消息尚未传到之前，在阿尔及尔又正在进行第一回合的谈判拉锯战。克拉克去见达尔朗，压迫他采取两项紧急措施——命令在土伦的法国舰队前来北非的港口；命令突尼斯总督艾斯提伐将军（Admiral Esteva）拒绝德国的进入。达尔朗最先是婉言推诿，他说因为维希的广播已经宣布解除了他对法国武装部队的指挥权，所以他发出的命令也不见得会有人服从——以后在继续逼迫之下，他还是拒绝接受克拉克的要求。当克拉克告辞时，他顺手使劲把门关上来发泄他心里的怒火。但到了下午，达尔朗却自动打电话要求再和他见面，由于法国方面的情况发展，达尔朗现在愿意接受克拉克的要求——不过他发给土伦舰队司令的电报在形式上没有说是命令，而只说是一种紧急的劝告。另一个有利的转变，为罗古斯将军（维希指定接替达尔朗的人）也同意在次日来阿尔及尔参加一次会议。
但在12日的清晨，克拉克又受到了一次新的震惊，因为他听说达尔朗要突尼斯总督不抵抗的命令又被撤回了。他马上把达尔朗和余安请到他所住的旅社中来，以便当面查清真相，结果发现这是余安所干的好事，他辩论说那并非撤销前令，而只是暂缓执行，以等待罗古斯的到达，因为就法理而言，罗古斯现在是他的顶头上司。这种对于细节的拘泥，固然是法国军人的老毛病，但从克拉克眼里看来，则简直是开玩笑。由于他的坚持，这个命令遂又立即再度发出，而没有等候罗古斯的到达。接着他们又一致拒绝让吉劳德参加会议，所以结果也就使克拉克大为光火，他愤怒地宣布说，除非他们在24小时内作成一个满意的决定，否则他就要拘捕所有的法国领袖人物，把他们锁在港口内的一艘船上。
此时，达尔朗对于在非洲的其他法国领袖们的地位又已经获得了增强，因为他已经收到贝当发来的第二次秘密电报，其中重申他个人对达尔朗的信任，并且强调他个人与罗斯福总统私交甚笃，但由于有德国人的监视，所以他无法公开地表明心迹。这份电报给予达尔朗很大的帮助。比起许多其他的法国人，达尔朗具有一种较敏锐的现实感，于是他终于设法使罗古斯诸人对于如何与同盟国合作的问题，作成一种可行的协议，包括承认吉劳德的身份在内。由于克拉克又一再地威胁，所以他们终于在13日结束了一切的争论。当天下午，一切的安排都已获得解决，并立即获得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赞许，他是刚刚从直布罗陀飞到了阿尔及尔。在他们的约定之下，达尔朗做了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兼海军总司令；吉劳德任陆空军总司令；余安任东部地区司令；罗古斯任西部地区司令，仍兼法属摩洛哥总督。与同盟国积极合作以解放突尼斯的行动也就立即开始。
艾森豪威尔非常愿意批准这个协议，因为他也像克拉克一样，完全了解只有达尔朗这个人才能够把法国人带回到同盟国方面来。尤其是他还记得在刚刚离开伦敦时，丘吉尔曾经这样地向他说过：“达尔朗是我所最痛恨的一个人，但他若能够把他的舰队带到同盟国方面来，则我将很高兴地膝行1英里路去迎接他。”
但是在新闻报导中，达尔朗早就已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纳粹帮凶，所以这种“和达尔朗谈生意”的消息，在英美两国也就都引起了抗议的风潮——其程度的严重更远超过了丘吉尔或罗斯福的料想。在英国是尤其闹得更厉害，因为戴高乐在那里，而支持他的人也都在倾全力来煽动群众的怒火。罗斯福为了想平息这种风潮，遂公开发表了一项解释，并引用了丘吉尔在给他的私人电文中所说的一句话，那就是说和达尔朗的安排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其惟一的理由即为战争的需要。此外在一个不作记录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又引用了天主教会的一句古老格言：“我的孩子们，在严重的危险时允许你们和魔鬼同行，直到你们已经过桥时为止。”
罗斯福这种所谓“权宜之计”的解释，自然使达尔朗大感震怒，他觉得他已经受到了愚弄。在一封写给克拉克的抗议信内，他很尖刻地指出从罗斯福的公开声明和私人谈话中，似乎已经显示出美国人是把他当作一颗柠檬，等到把汁榨干了就可以顺手丢掉。那些支持达尔朗并达成与同盟国合作协议的法国将领们，对于罗斯福的声明也一致深感不满。这也就使艾森豪威尔感到非常的烦恼，他去电华盛顿特别强调说：“现在法国人的感情，与事先所料想的大不相同，希望不要采取任何刺激行动，来破坏我们已经勉强建立起来的平衡，这是极为重要。”史末兹元帅由伦敦飞回南非时，恰好路过阿尔及尔，他也电告丘吉尔说：“关于达尔朗的问题，所发布的声明对于当地的法国领袖们已经造成了不安的影响，这条路线绝不可以再走，否则即将引起严重的危险。罗古斯已经提出辞职的威胁，由于他控制着摩洛哥的人民，此种步骤也就会产生极复杂的后果。”
此时，达尔朗又已经和克拉克就合作的行动，作成了一个具体的和详细的协议。同时他也已经说服了西非洲的法国领袖们跟他一致行动，并使联军得以利用重要的达喀尔港以及附近的空军基地。但是在圣诞节的前夕，他却突然为人所刺杀。凶手是一个狂热的青年人，名叫查培里（Bonnier de la Chapelle），他是属于保皇党和戴高乐派，后者是一直都在希望消灭达尔朗的权力。这样一个突变帮助解决了同盟国的困难政治问题，扫清了戴高乐上台的障碍，而且同盟国在他们和达尔朗的交易中也早已大获其利。诚如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评论的：“达尔朗的被害，不管是如何地罪过，但却使同盟国解除了一项巨大的麻烦，同时他在联军登陆的紧要阶段所作的一切贡献，却仍然继续为同盟国所保留。”在吉劳德的命令之下，刺杀达尔朗的凶手立即受到军法审判，并迅速执行死刑了事。次日，法国领袖们同意推选吉劳德继达尔朗出任高级专员。他补了这个空缺——但也只有一个短期间。
假使不是获得达尔朗的帮助，则同盟国将会发现他们的问题较预料的艰巨。因为在北非的法国部队总数接近12万人——摩洛哥约55000人，阿尔及利亚约5万人，突尼斯约15000人。虽然分散得很远，但若他们决心继续抵抗，则对联军即足以构成很大的行动障碍。
只有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达尔朗的协助和权力未能发挥预期的效果：那就是没有能够把法国的主力舰队从土伦拖到北非来。法国舰队的指挥官拉波德将军（Admiral de Laborde），在没有获得贝当的认可前，不敢听从达尔朗的召唤，而达尔朗派往说服他的一位特使又被德国人中途拦住了。拉波德遂继续按兵不动，同时他也并不紧张，因为德国人很乖巧，只在海军基地的外围加以监视，听任这支舰队留在一个仅由法国部队驻防而未经占领的地区内。但他们同时却准备用突袭的办法，以求完整的夺取这支舰队，这个行动在11月27日发动，首先用水雷把港口封锁。虽然由于时间的延误，使法国舰队丧失了突围逃走的机会，但他们还是依照预定计划迅速地把船只炸沉，而使德国人的企图完全落空——这也诚如11月10日达尔朗在与克拉克初次会商时所保证的：“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我们的舰队绝不会落入德国人的手里。”这支舰队未能前来北非固然使同盟国感到失望，但由于它的沉没，也使敌人无法利用，所以也感到如释重负。
在这个紧急阶段，尤其是最初几天，另外还有一件事也更使同盟当局感到轻松，那就是西班牙人并不曾企图作任何的介入，而希特勒也不曾企图通过西班牙以求攻击进入地中海的西面门户。西班牙陆军只要从阿耳黑西拉斯（Algeçiras）用炮火即可使直布罗陀的港口和机场变得无法利用。此外，西班牙陆军也可以很容易切断巴顿的部队与在阿尔及利亚联军之间的交通线，因为从卡萨布兰卡到奥兰之间的铁路线，是紧靠着西属摩洛哥的边界——有的地点只相距20英里。当“火炬”作战还正在计划中时，英国人就早已明白表示，如果佛朗哥要介入的话，则直布罗陀也就不可能守住和继续被利用。同时，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作为人员也认为，必须要用5个师的兵力才能占领西属摩洛哥，而此种任务的完成又可能需时3个半月。很侥幸的，佛朗哥却宁愿维持其作为轴心方面的“非交战”（nonbelligerent）同盟者的地位，而并无见猎心喜、跃跃欲试的意图——尤其是因为美国继续购买西班牙的产品，同时又允许它从加勒比海方面获得石油的供应，所以佛朗哥也就更感到满足而不愿意轻举妄动。此外，从轴心方面的档案中显示，在战争的初期，希特勒虽曾企图假道西班牙进攻直布罗陀，但自从受到佛朗哥的巧妙拒绝之后，在1942年11月却并不曾认真地考虑利用西班牙来发动反击的问题。仅仅到了次年4月间，当在突尼斯的轴心军队正受到重大的压力，而联军又有提早侵入意大利的威胁时，墨索里尼才向希特勒提出此种构想。但希特勒又拒绝了墨索里尼的这种请求。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他怕遭到他那个“非交战”同盟国的激烈和顽强的抵抗；同时他仍然确信轴心军队能继续守住其在突尼斯的立足点。在1942年11月底被派往突尼斯的轴心兵力虽然极为单薄，但它们却仍能挡住联军的前进。这种优异的成就也就更增强了希特勒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