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解放
诺曼底的侵入在尚未发动之前，像是一种最危险的冒险。联军的部队必须在一个已为敌人占领4年之久的海岸上登陆，后者有充分的时间来对它设防，到处设置障碍物和埋设地雷。就防御而言，德军在西战场上已有58个师，其中10个为装甲师，可以迅速地发动一次装甲反攻。
尽管在英格兰已经集结有巨大的兵力，但是对它们的运用却受到下述事实的限制：它们必须渡海，而且可能使用的登陆舰船数量有限。在第一次的海运中它们只能装卸6个师，而必须要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它们才能使这个数量增加1倍。
对于希特勒所号称的“大西洋长城”（Atlantic Wall）——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称——发动攻击时的成功机会的确使人很感到焦虑，而且被赶下海去的危险更是令人担心。
但以后的事实是，第一步的立足点很快就扩大成为一个巨大的滩头阵地，宽达80英里。在联军兵力从滩头阵地中突出之前，敌军始终未能发动任何具有危险性的反攻。联军突出的方式和地点和蒙哥马利所原始计划的完全一样。于是德军在法国的整个态势遂迅速地崩溃。
事后回顾起来，侵入的进展似乎是相当容易而确实，但外表是可以骗人的。
这个作战固然最后是“依照计划发展”，但却并非依照预定的时间表推进。最初，成功与失败可以说仅是一线之隔。最后的胜利掩盖了下述的事实：起初联军是面临着极大的危险，而其渡过难关的机会也是间不容发。
一般人之所以会感到侵入战的过程极为平稳，此种印象乃是受到下述两件事实的加强：（1）蒙哥马利在事后总是强调说：“战斗的一切经过都是与侵入以前所计划的完全一样”；（2）联军的确是在90天之内达到塞纳河（Seine）——而在4月间所绘制的预测图上，也标示出来达到此一线的日期应为“D＋90”。
那是蒙哥马利所惯用的发言方式，总是把他自己所指导的作战说得一切都是和他所想像的一样，那简直是像机器一样的正确和精密——又或者是如有神助。这种脾气也就时常遮掩了他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他在将道方面的特长是能够使弹性与决心合而为一，但很讽刺的，他这种优点和成功却反而不为人所重视。
在原定计划中，冈（Caen）是在登陆的第一天，即6月6日，就应该攻占的。登陆的开始很顺利，到上午9时海岸防御即已完全克服。但蒙哥马利的记载却掩饰了向冈的推进是直到下午才开始的事实。其原因有二：一部分是由于滩头拥塞不堪，所以使交通为之瘫痪；另一部分则是由于现场指挥官的过分谨慎——而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冈为侵入地区的关键，最后当他们向其前进时，德军的一个装甲师——那也是整个诺曼底侵入地区中惟一的装甲师——已经赶到现场并阻止他们的进攻，次日德军的第二个装甲师也赶到。结果几经苦战，又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终于攻克该城。
蒙哥马利的原始意图是希望在英军右翼方面，用一支装甲部队立即向内陆挺进，达到距离海岸20英里的维莱博卡日（Villers-Bocage），于是便切断从冈经西方和西南方的道路。但这一点在他的故事中却不曾被提到。事实上，这种行动是很慢才开始的，尽管海岸防线被突破之后，在冈以西几乎是完全没有抵抗力量的存在。战俘事后透露出来，直到第三天为止，这段10英里长的战线只由一个单独的德军机动小部队来负责掩护——即一个搜索营。于是才有第三个装甲师赶到现场，并被配置在那里。虽然在6月13日英军勉强地冲入维莱博卡日，但它们却又被逐出。接着德军第四个装甲师的加入更增加了阻力。两个月之后，维莱博卡日才被攻占。
原始的计划也预定要在两个星期之内占领整个科汤坦（Cotentin）半岛，连同瑟堡（Cherbourg）港在内；然后准备在“D＋20”日，从半岛西面侧翼上实行突破。但是在另一方面，从美军登陆点向内陆的推进，同样的比预计的速度远较迟缓——尽管诚如蒙哥马利所计算的，德军的较大部分，以及后来的增援兵力，都正在冈附近的东面侧翼上忙于阻止英军的前进。
虽然最后的突破还是来自西翼上，正如蒙哥马利所计划的一样，但其时间却已经迟至7月底——即“D＋56”日。
这是事先大家明了的，假使联军能够获得一个纵深既宽且广的滩头阵地，以便让它们在海峡的对岸逐渐增强其实力，那么由于它们的资源总量要比敌人超出远甚，所以迟早也就能达到从滩头阵地突破的目的。只要联军能够获得足够的空间来集结其巨大的兵力，则任何水坝都无法抵挡此种侵入的洪流。
事实又证明出来此种“滩头会战”的延长反而对联军有利。这也正像谚语中所说的“因祸得福”。因为在西线上德军兵力的大部分都被吸引在那里，而它们的到达又都是零零碎碎的，一方面是由于它们的高级指挥部中意见不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联军的制空权经常给予它们以阻碍。装甲师是最先到达并被用来填塞缺口，结果也就最先丧失其机动战斗能力——于是等到要在开阔地区中进行战斗时，敌人也就被剥夺了其最需要的机动兵力。德军抵抗的顽强固然使联军的突破延误不少时间，但当它们突破之后，却反而使它们在法国境内的前进之路畅通无阻。
若非在空中享有完全的优势，则联军也不可能有机会在海岸上建立它们的立足点。诚然，海军炮火的支援也是功劳极大，但决定性因素还是空军的瘫痪效力，那是由艾森豪威尔的副手泰德空军上将（Air Chief Marshal Tedder）所负责指导的。东面塞纳河上和南面卢瓦尔河（Loire）上的桥梁大部分都被炸毁之后，他们也就把诺曼底战场变成一个战略性的孤立地区。德军预备队必须作长距离的绕道，而且在行军途中又经常受到空中狙击，所以不仅在时间上遭到无限的延迟，而且也仅能零零碎碎地到达战场。
但德国方面的意见不一致也几乎是一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意见不一致，而将军们之间意见也不一致。
现在不妨从头说起。德国人的主要困难就是他们一共有3000英里长的海岸线要加以防守——从荷兰起环绕着法国的海岸一直到意大利的山地边界为止。在他们的58个师之内，有一半是静态的兵力，那也就是固定在绵长的海岸线上的某些地段中。但是他们的一半兵力则为野战师，而其中有10个装甲师是高度机动化的。这也就使德军有时间在侵入者立定脚跟之前即先行集中压倒性的优势兵力把他们赶下海去的可能。
在D日，诺曼底只有一个装甲师，位置在联军登陆地段的附近，并且也打消了蒙哥马利在那一天攻占冈（这个地区的要点）的希望。这个师的一部分也的确已经透过英军的战线并冲到滩头边缘，但因为兵力太弱，所以未能产生重大的影响。
德军10个装甲师中的3个，若不是到第四天才陆续到达战场，而是在D日即能够发生作用，则联军的立足点即可能无法站稳。在它们的滩头阵地尚未连接和巩固之前，很可能被赶下海去。但是由于在德军指挥部中，对于联军可能侵入的地点以及如何应付的方法，意见都不能一致，所以也就使任何这一类强烈而立即的反击变得不可能。
在事前，就判断联军登陆地点而言，希特勒的直觉被证明出来是较优于其将军们的计算。但是在联军登陆之后，他那种经常干涉和硬性控制却又剥夺了他们挽救情况的机会，终于造成惨败。
西战场德军总司令伦德斯特元帅相信侵入的来临将在海峡的较狭窄部分，即在加来（Calais）与第厄普（Dieppe）之间。他这种看法的基础是他深信对于联军而言，采取这条路线是最合于战略的原则。但这也是由于缺乏情报之故。因为当侵入军正在集结时，英国方面连一点重要情报都不曾泄漏。
伦德斯特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将军（General Blumentritt）以后在接受询问时，曾经说明德国的情报工作是如何的差劲：
“从英国传出的可靠消息极为稀少，情报组织只告诉我们英美的大军大致正在英国南部集结——有极少数德国间谍潜伏在英国用无线电报告他们所观察的事实。（原注：关于这一点似乎并无证据。）但他们所发现的除了这一点概括的情况以外就无其他的资料……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我们对于侵入将实际来临的地点获得一点具体的线索。”
不过希特勒对于诺曼底却具有一种“灵感”（hunch）。自从3月以后，他就曾一再地警告其将领们，要他们注意在冈与瑟堡之间登陆的可能性。这个结论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他在当时又是如何得到这个结论的呢?当时在希特勒大本营中充任高级幕僚的瓦利蒙特将军（General Warlimont）认为，他的灵感来源是得自联军在英国的一般部署地图上面——美军是位置在西南部地区——同时他又相信联军一定希望能尽快地占领一个大港，而瑟堡很可能即为其目标。他的结论又受到下述情报的支持：有人看到联军在德文（Devoa）举行大规模的登陆演习，那里的海岸线平坦开阔，且和诺曼底地区颇为相似。
负责海峡海岸部队直接指挥的隆美尔所获致的结论也与希特勒相同。（译注：隆美尔此时的职位为“B”集团军总司令。）在最后几个月内，他拼命地努力在诺曼底增强海岸线的防御：水底障碍物，能够抗炸的掩体和雷阵。到6月间，这些雷阵的密度已经比春季要高得多了。但对于联军而言，总算是很侥幸，因为隆美尔缺乏时间和资源来把诺曼底的防御发展到其理想中的程度，至于塞纳河以东的情形那就更不用谈了。
对于如何应付侵入的方法，隆美尔发现他自己的看法与伦德斯特所见不同。伦德斯特的计划是想在联军已经登陆之后再去作一次强力的反攻。隆美尔却认为那已经太迟，因为联军享有空中优势，它们有能力阻止德军集中兵力来发动这样的反攻。
他认为最好的机会就是在海岸附近将侵入者击败，不让他们在岸上有立足的可能。隆美尔的幕僚们说：“非洲的经验使他深受影响，他总记得在那里整天被联军的飞机盯着不能行动，而当时联军的空中兵力还没有现在他所要面临的那样强大。”
实际的计划终于变成这两种不同观念的折衷案——结果也就两面不讨好。而更糟的是希特勒又坚持要从遥远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来尝试控制会战，并且对于预备队的使用，管制得极为严格。
在诺曼底由隆美尔指挥的只有一个装甲师，而他已经把它配置在紧接着冈的后方地区中。所以这个师在D日即能在那里对英军的前进产生阻力。他曾经要求把第二个装甲师配置在圣洛（St.Lô）附近，但却未蒙批准。如果能够那样，则就非常接近美军登陆的滩头。
在D日那一天，德国方面是辩论不休，而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掉了。当时总预备队中最近可用的一部分即为在巴黎西北的第一SS装甲军。但未经希特勒大本营的批准，伦德斯特是无权调动的。布鲁门特里特曾经这样记载：
“清晨4时，我代表伦德斯特元帅打电话给他们，要求动用这个军——来增强隆美尔的打击力量。但代表希特勒说话的约德尔（Jodl）却拒绝这样做。他怀疑诺曼底的登陆只是一种佯攻，并且断言另一个登陆将会来自塞纳河以东。这样争论不已，直到下午4时，这个军才终于被批准可以供我们使用。”
在这一天还有两件重要的事实是值得一提的：（1）希特勒本人直到上午很晚的时候，才听到登陆的消息。（2）隆美尔当时恰好又离开了现场。若非受到这两个事实的影响，则德军的行动很可能会比较迅速而强烈。
希特勒，正像丘吉尔一样，有晚睡的习惯。他总是要在午夜过后很久才入睡。这种习惯使他的幕僚人员变得十分的疲倦。他们早晨不能太晚起床，所以在上午办公时总是在睡眼惺忪的状况之中。约德尔因为不敢把正在睡早觉的希特勒喊醒，所以他才自作主张，拒绝布鲁门特里特（代表伦德斯特）要求动用预备队的申请。
假使隆美尔当时在诺曼底，则这支军队的调动也许就不会如此的耽搁。因为隆美尔的作风和伦德斯特完全不同，他会直接打电话给希特勒，而且对于希特勒而言，他的影响力量还是超过其他任何的将军。但隆美尔却在前一天离开他的集团军总部返回德国。因为当时的海峡情况正是风大浪高，似乎敌人在此时侵入的可能性极小，所以隆美尔遂决定乘这个机会前往德国谒见希特勒，向他说明诺曼底地区需要较多装甲师的理由；同时也准备顺便回到其在乌尔姆（Ulm）附近的家里为他的夫人庆祝诞辰。次日上午，当他还没有驱车去谒见希特勒之前，电话已经来了，告诉他侵入战已经开始。他直到黄昏时才赶回他的总部——到那个时候，侵入者已经在岸上立定了脚跟。
驻守诺曼底地区的军团司令也不在——他正在布列塔尼（Britanny）指导一次演习。同时充任预备队的装甲军军长也正好有事前往比利时。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挥官则在那一夜恰好和女人去幽会。所以艾森豪威尔之决定不顾风涛险恶而继续进行登陆，结果使联军获得很大的利益。
此后几个星期之内又有一件奇事：希特勒对于联军登陆的地点虽能作正确的猜度，但在联军登陆之后，他却又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前奏，接着还会有第二个更大的登陆来自塞纳河以东的地区。所以他很不愿意让预备队调往诺曼底地区。为什么会相信还有第二个登陆的可能呢?主要是由于德国的情报单位对于海峡那一边联军所保留的兵力作了过高的估计，这一部分应归功于英国人的欺敌计划，同时也是英国人保密防谍的成功。
当最初的反攻失败之后，也就明白显示出德军已经无法阻止联军在滩头阵地继续增建其实力，伦德斯特和隆美尔不久即已认清，要想在这个遥远的西面尝试坚守任何战线都是毫无希望的。
关于此种经过，布鲁门特里特曾叙述如下：
“在绝望中，伦德斯特元帅要求希特勒来法国作一次会谈。6月17日，他和隆美尔一同在苏瓦松（Soissons）与希特勒会晤，并尝试使他能了解当前的情况……但希特勒却坚持绝对不许撤退。‘你们必须站在原地不动。’甚至于对兵力的调动也都不准许照我们所认为是最好的方式来做，换言之，他给予我们的行动自由是愈来愈少……因为他不肯改变他的命令，所以部队也就必须继续留在已经发生裂口的战线上。从此已经不再有任何的计划。我们只是毫无希望的，尝试遵守希特勒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来守住冈—阿弗朗什（Avranches）之线。”
希特勒把这两位元帅的警告置诸脑后，并且向他们保证说，新的V兵器，即所谓“飞弹”（flying bomb），不久即可对战争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于是元帅们就主张，既然这种兵器如此有效，那就应该用来对付滩头上的侵入军——若技术上真有困难，则就应该用来攻击英国南部的港口。希特勒却坚持认为此种轰炸应集中在伦敦的头上，以迫使英国人求和。
但是飞弹并未能产生希特勒所希望的效果，而联军在诺曼底的压力却日益增大。有一天，从希特勒大本营打来的电话问：“我们应该怎样办呢?”伦德斯特直率地回答：“结束战争！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好走?”于是希特勒把伦德斯特免职，从东线把克鲁格调来接替他的职位。
根据布鲁门特里特的记载：“克鲁格元帅是一种粗豪型的军人。刚刚来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的乐观和自信——所有新上任的官都是这样……在几天之内他就变得非常的冷静和沉默。希特勒对于其报告中语气的改变很不高兴。”
7月17日，由于隆美尔的座车在路上受到联军飞机的攻击，以致座车翻覆，使隆美尔受到重伤。接着在3天之后，即7月20日，在东普鲁士大本营中发生谋刺希特勒的事件。阴谋者的炸弹没有能够炸中其主要目标，但其“余波”在这个紧急关头却对于西战场的战况产生极严重的影响。布鲁门特里特曾经追述如下：
“当盖世太保调查这个阴谋时……他们在文件中发现克鲁格元帅的姓名曾被提及，所以他也就开始受到最严重的怀疑。于是又有另外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使情形变得更糟。当巴顿的军队从诺曼底突破之后，在阿弗朗什的决定性会战正在进行之际，克鲁格元帅突然和他的总部失去联络超过12小时之久。其原因是他正在前线上，陷入敌人的重大炮击地区之内，断绝了一切的联络……此时，我们在司令部中的人员也正受到后方的‘炮击’。由于这位元帅的长期‘失踪’，遂更加深了希特勒对他的猜疑……希特勒认为克鲁格到最前线上去的目的是想和联军发生接触，并作投降的谈判。尽管克鲁格最后回来了，但希特勒却并未因此而息怒。从那一天起，希特勒所给予他的命令措词都变得非常不客气，甚至于带有侮辱的意味。这位元帅开始感到非常烦恼。他害怕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同时他也逐渐认清了他不可能用任何战场上的成就来证明他的效忠。”
“所有这一切的发展对于任何尚足以阻止联军突破的机会也就发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日子里，克鲁格元帅对于前方的战况有心不在焉的趋势。他总是在回头向后面看——害怕希特勒对他有不利的行动。”
“由于受到谋刺希特勒阴谋的牵连而陷入烦恼中的将军不仅只是克鲁格一人而已。在此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之内，德军的较高级指挥系统由于受到这种恐惧心理的影响而发生了瘫痪现象。”
7月25日，美国第一军团发动一个代号为“眼镜蛇”（Cobra）的新攻势，而新近登陆的巴顿第三军团即准备跟踪前进。31日，美军的矛头已在阿弗朗什突破德军的战线。德军的最后预备队都已经用来阻止英军的前进。所以巴顿的坦克一冲出这个缺口之后，就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希特勒命令之下，德军装甲部队的残部被集结在一起，用来作一次切断阿弗朗什瓶颈的最后努力，这个努力终于还是失败了——希特勒很刻薄地说：“因为克鲁格根本就不想成功，所以才会失败。”现在所有剩下来的德军残余部队都在尝试逃出陷阱——假使不是希特勒禁止作任何适合时机的撤退，则他们也就不至于被关入这个陷阱。大部分德军都被装入所谓“法莱兹口袋”，而勉强越过塞纳河逃出的幸存者，也把大部分的重装备放弃了。
克鲁格于是被免职。在他返回德国的途中，被发现已经死在车上，他已经服毒自杀——照他的参谋长的解释是，“他相信一旦回国之后就会立即受到盖世太保的拘捕”。
在高级指挥部之内彼此互相倾轧和指控的情形也并不仅限于德国方面。不过对于同盟国方面而言，又总算很侥幸的，它们对于问题或个人都不曾产生严重的后果，尽管他们所留下来的酸味到后来还是有恶劣的影响。
在美军实际上从阿弗朗什突破德军防线之前的两个星期，英军也几乎已经达到突破的目的。而在此时幕后也就发生了极大的风潮。这次英军的攻击是由登普西所率领的第二军团来负责执行，其攻击重点指向冈以东对方侧翼的顶端。
这是整个战役中最大的一次坦克攻击，由密集在一起的3个装甲师来执行。它们曾经偷偷地集结在奥恩河（Orne）上的一个小型桥头阵地之内。7月18日上午，在2000架重型和中型轰炸机作了两小时的大规模地毯式轰炸之后，这些坦克才从那个桥头阵地中像水一样地奔流而出。在那个地区中的德军都已经吓呆了，大多数被收容的战俘都已被爆炸的声音震聋，至少要在24小时之后才能接受讯问。
但是德军防御部署的纵深却超过英国情报人员所能想像的程度。
隆美尔早就料想到有这个攻击的可能，所以在他遭受英国飞机攻击负伤之前，一直都在赶紧加深这一方面的防御，并调集增援部队。此外当英国装甲部队在夜间向东行驶准备出击时，德军也可以听到其巨大的声响。德方的军长迪德里希（Dietrich）曾经说过，即令有各种不同的噪音混杂在一起，但他把耳朵贴近地面时，还是可以听到4英里以外的坦克运动的声音——这是他在苏联所学会的秘诀。
在通过敌方防线的外围之后，开始时的优势希望不久即趋于暗淡。领先的装甲师已被纠缠在外围防御后方的村落据点之间——而并不曾对它们作迂回的通过。其他两个装甲师则由于冲出桥头阵地时发生交通上的挤塞，因而行动上受到延误。于是在它们尚未能赶到现场之前，矛头部队只好停止不前。到那天下午，偌大的机会随即逝去。
这次执行的失败曾经长期隐藏在神秘之中。艾森豪威尔在其报告书中曾经说那是有“突破”（breakthrough）的意图，是一个“准备向塞纳河盆地和巴黎方向扩张的行动”。但所有的英国历史学家在战后的著作中都宣称并无那种远大的目标，而且甚至于说根本上即不曾考虑到这个侧翼企图“突破”。
他们所根据的即为蒙哥马利本人的记载，他坚持说这次作战只不过是一个“阵地会战”，其设计是为了制造一种“威胁”，以协助美军即将发动的突破攻势，此外还有第二个目的，就是想占稳一个基地，使主要部队（英军）可以准备向南和东南出击，以便与东进的美军相会合。
艾森豪威尔在其战后回忆录中避免再提及这次会战，于是也就把这事件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丘吉尔对于它也仅只略微提了一下而已。
但当时任何在幕后的人都还记得那次事件所引起的轩然大波。空军将领们更是异常地愤怒，尤以泰德为甚。艾森豪威尔的海军副官布契尔上校（Captain Butcher）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这样记载：“在黄昏时，泰德用电话告诉艾森豪威尔说蒙哥马利实际上已经命令他的装甲部队不再前进，艾森豪威尔不禁大感震怒。”根据布契尔的记载，次日泰德又从伦敦和艾森豪威尔通电话，告诉他说，如果他提出要求，则英国参谋长们准备撤换蒙哥马利。战后泰德本人写回忆录时，对于这一点曾经加以否认。
在蒙哥马利这一边，对于这一切的怨言，最自然的立即反应即为宣称他根本就不曾考虑在这一方面实行突破的观念。这种掩饰之词不久也就变成大家所确信的事实，直到今天为止，一切军事史的记载也都毫无疑问地予以采信。这次攻击的代号定为“佳林作战”（Operation Goodwood），这是英国赛马游戏中的一项专用名词，实寓有深长的意味，但可惜不为一般人所知道。（译注：“佳林”为英国佳林公园附近所举行的赛马会，自1802年来每年都举行，为英国著名的大赛，胜利者可获“佳林奖杯”。）假使不是想要夺得锦标，则何必采用这种具有暗示意义的代号。同样的，蒙哥马利在7月18日对其攻击发表第一次声明时，也曾明白地用到“突破”字样。此外，既然他说他对于第一天的进展“深感满意”，那么在第二天不再作类似规模的努力，似乎是很难自圆其说。在另一方面，空军将领们的愤怒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假使他们不是相信“佳林作战”的目的为大规模的突破，则他们将不会同意把重轰炸机部队也调来协助这一次地面作战。
蒙哥马利事后的声明只有一半是真的，而且对于他自己也是不公正的。诚然，他并不曾计划在这个侧翼上突破，而且也并不想对它寄予太大的希望。但若说他根本上不曾想到在这种巨大攻击之下，德军将有崩溃的可能，而且在那时也就应加以扩张，那才真是不通之论——蒙哥马利似乎不会愚蠢到那样的程度。
当时指挥第二军团的登普西相信德军的迅速崩溃是有可能的，于是他自己进到装甲军的指挥所里，以便随时可以扩张这种机会。他说：“当时我心里所想的就是从冈到阿尔让唐（Argentan），把奥恩河上的一切渡口都占据了。”——这样就可以在德军的后方建立一道封锁线，那要比美军在西翼方面所作的任何突破，都更能有效地将德军关入陷阱之中。登普西所希望的完全突破在7月18日中午时几乎已经成为事实。从他对于其内心的想法所作的说明上看来，又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许多的声明中都不曾提到尝试达到法莱兹的观念——实际上，登普西的理想目标阿尔让唐，要比法莱兹远了差不多1倍的距离。
登普西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他能够认清其希望虽未达到，但却很可能在其他方面获得补偿性的利益。当新闻界对于“佳林作战”的失败加以批评时，其幕僚劝他提出抗议。他回答说：“不必为此而感到烦恼——那可以帮助我们达到目的，那也正是最好的掩蔽计划。”因为敌人的注意力都为冈附近的突破威胁所吸引着，所以美军在另一个侧翼上的突破也就深蒙其利。
但是因为阿弗朗什的位置过分偏西，所以在那里突破，并不能立即带来切断德军的机会。其成功的希望是寄托在下述两点上：（1）美军能够迅速地向东前进；（2）或是德军死守在其阵地上不退，直到被包围时为止。
事实上，当7月31日美军在阿弗朗什突破时，在那一点与卢瓦尔河之间宽达90英里的走廊地带内，德军一共只有几个营的兵力散布在那里，所以美军的矛头如果在此时向东挺进，几乎是不会遭遇到任何的抵抗。但联军的统帅部却自动放弃扩张此一伟大机会的最佳时机，它仍然墨守其已经不合时宜的（侵入前所依据的）旧计划，决定下一个步骤仍应该是向西行动，以攻占布列塔尼地区的港口为目的。
（原注：在阿弗朗什突破的兵力为伍德〔John S.Wood〕所指挥的美国第四装甲师，在侵入战尚未发动之前，他曾经和我在一起度过两天的时间，我所获得的印象是他对于深入扩张的可能性以及速度的重要性，都比其他任何人具有较深刻的认识。甚至于在那个时候，当巴顿和我进行讨论时，他也还是响应当时在联军高阶层中流行的说法，即认为应回到1918年的老方法，并相信古德里安和隆美尔在1940年所用的方法已经不可能再用了。事后，伍德曾经把美军突破之后的情形讲给我听。他说：“我们那些大官们的心中，对于装甲部队的深入挺进根本毫无观念，而且也不支持这种行动。我当时还是属于第一军团，而它根本就不能够作迅速的反应。等到开始反应时，它的命令是要把两个侧面上的装甲师抽回，面对着主要的敌军作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旋转，要他们去对洛里昂〔Lorient〕和布勒斯特〔Brest〕进行围城战。8月4日即为这个‘黑暗日子’，我提出冗长的、高声的和激烈的抗议——并且未奉命令即擅自把我的坦克纵队推进到夏托布里昂〔Châ-teaubriant〕，把我的装甲骑兵推进到昂热〔Angers〕的郊外和卢瓦尔河的沿岸，并准备向东进到夏特勒〔Chartres〕。在两天之内我应该可以进入这个重镇。但结果是一切都行不通！我们被迫照原定计划行事——而当时却只有装甲部队可以立即用来把敌人碾成碎片。这可以算是战争中最荒谬的决定之一。”）
想要攻占布列塔尼港口的企图并不曾带来任何的利益。因为在布勒斯特的德军一直守到9月9日才投降——是在巴顿过早宣布已经攻占该城之后的44天。至于洛里昂和圣纳泽尔（St.Nazaire）则直到战争结束时都还留在德国人的手中。
过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美军才向东进到阿尔让唐，并大致与英军的左翼看齐——后者此时刚刚越过冈一地而仍然受阻。这又引起新的摩擦。当上级告诉巴顿不要向北行动以求缩短差距和封锁德军退路，因为害怕他会和英国人发生冲突，他就在电话中喊叫着说：“让我进到法莱兹；我们可以再来一次敦刻尔克，把英国人都赶下海去。”
若非希特勒的顽固和愚蠢，不准他的部队撤退，否则很明显的，德军应有充分的时间撤回到塞纳河之线，并在那里建立一道坚强的防线。所以希特勒的愚行和联军的愚行恰好互相抵消，遂使他们重获已经丧失的机会，而能在秋季中达成解放法国的任务。
这一场战争在1944年9月是可以很容易地结束。在西线上德军兵力的大部分都已投入诺曼底战场，并且由于希特勒的“不准撤退”，所以使他们坐困在那里直到最后崩溃时为止。其中的一大部分已经被关入陷阱；而逃出的残部目前也已经丧失再作抵抗的能力，而在他们退却时——大部分都是徒步的——所以不久即被英美两军的机械化纵队所赶上。当联军从诺曼底冲出，于9月初接近德国国境时，已经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能够阻止它们直捣德国的心脏。
（原注：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我曾经就这一点对有关的德国主要将领提出询问。西线总部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将军，曾经对当时的情况用一句话综述如下：“在莱茵河的后面已经没有德国部队的存在，而在8月底我们的战线可以说是门户洞开。”）
9月3日，英国第二军团的一个矛头——近卫装甲师，进入布鲁塞尔——其上午的出发点尚在法国北部，在比利时境内奔驰75英里之后，才到达目的地。第二天，与它立于并列地位的第十一装甲师，又向安特卫普前进，在受到奇袭的德军基地单位尚未来得及作任何爆破行动之前，即完整无缺地攻占了那里的巨大船坞设施。
同一天，美国第一军团的矛头也攻占在马斯河（Meuse）上的那慕尔（Namur）。
4天以前，即8月31日，巴顿所率领的美国第三军团，其矛头也已在南面100英里以外的凡尔登（Verdun）渡过马斯河。次日，其搜索部队曾经挺进到梅斯（Metz）附近的摩泽尔（Moselle）河上，而未遇到任何抵抗——即又东进了35英里。从那里到德国国境上的萨尔（Saar）大工业区仅30英里，而到莱茵河岸也不及100英里。不过巴顿军团的主力却未能立即跟随前进到摩泽尔河上，因为它们的汽油已经用完，所以直到9月5日才进达该河之上。
到那时，敌人已经拼凑了5个脆弱的师，配有极少量的战防炮，来据守摩泽尔河。作为巴顿攻击矛头的部队则为6个强大的美国师。
此时，英军也已经进入安特卫普，那里到莱茵河流入德国最大工业区鲁尔（Ruhr）之处也不及100英里。假使鲁尔地区被攻占，则希特勒即无法再维持这个战争。
在这一翼上，现在有一个巨大的缺口——宽100英里——面对着英军。在德军手边根本就没有兵力可以用来填塞它。在任何战争中都很难遇到这种良好的机会。
当这个紧急的消息传达到希特勒那边时，他正在东线方面的遥远大本营内，9月4日的下午，他和当时正在柏林的伞兵部队司令施图登特将军接通了电话。施图登特奉命防守这个开启的侧翼，从安特卫普到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并利用从荷兰境内所能抽调的若干驻防部队，在艾伯特运河（Albert Canal）上组成一道防线。同时目前正在德国各地受训的伞兵部队也都被火车运往该线。这些新编成的部队都是走下火车时才接受他们的装备，并立即开往前线。但所有这些伞兵部队的总数也不过1.8万人——还不到联军的一个师。
这些七拼八凑的部队被命名为“第一伞兵军团”——这样一个响当当的番号可以掩饰它的许多缺点。为了帮助补充其缺额，警察、水兵、正在休养中的伤患，以及16岁的男孩都被征召充员。兵器非常地缺乏，尤其是艾伯特运河本来就不准备在北岸上设防的；那里没有要塞、据点和堑壕等一切可用的设施。
战后，施图登特将军曾经这样回忆说：
“英国坦克部队的突然冲入安特卫普，使元首大本营内大起恐慌。那个时候在西线上或在我们国内都已无可供调用的预备队。我在9月4日接管西线右翼的指挥权。此时我所有的仅为一些新兵和休养单位，以及一个来自荷兰的海岸防御师。以后才加上一个装甲支队——仅有25辆坦克和自走炮。”
在那个时候，根据所俘获的记录显示，德军在整个西线上只有100辆可用的坦克，而联军的矛头部分即有坦克2000辆以上。德国人一共只有570架飞机可供支援作战之用，而英美联军在西线上的作战飞机总数则已超过1.4万架。所以联军在坦克方面的有效优势为20比1，而在飞机方面则为25比1。
但正当完全胜利似乎是伸手可及之时，联军的冲力却已成强弩之末。在以后两个星期之内，即直到9月17日为止，它们都殊少进展。
英军的矛头，在停下来“整顿、加油和休息”之后，于9月7日又继续前进，不久即在安特卫普以东，占据了艾伯特运河上的一个渡口。但在以后的几天内，却只向马斯—埃斯科运河（Meuse-Escaut Canal）之线推进了18英里。在这一小段沼泽荒野地区中溪流遍布，而德国伞兵部队以惊人的勇气作殊死的战斗，其抵抗力之强与其数量之少简直完全不成比例。
美国第一军团也已推进到与英军平头的地位，却不曾再深入。它的主力冲入了环绕着亚琛（Aachen）古城的要塞城区和煤矿地区——在历史上，这也是进入日耳曼的著名“门户”，但它们却在此受阻不前。美军在那里最初是被纠缠着，然后遂被坑陷着，而坐看良机失去。因为当它们达到德国边境时，在亚琛地区与梅斯地区之间长达80英里的地段，一共只有8个营的掩护部队——包括山陵起伏和森林密布的阿登地区在内。当1940年德军向法国发动装甲部队的奇袭时，即曾对于这一个险阻的地区作最有效的利用。现在因为想采取似乎是比较容易的路线进入德国，结果反而使联军遭遇到更大的困难。
在南面的情形也和北面如出一辙。因为巴顿的第三军团早在9月5日即已开始渡过摩泽尔河，但在以后两个星期之内，却几乎可以说是少有进展——甚至于在两个月以后也仍然如此。美军因为攻击麦次的要塞化城市和其邻近据点而受阻——因为德军集中在那里的兵力远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
到9月中旬，德军已经沿着全线加强它们的防御实力，而尤其以最北的地段为然——那是通至鲁尔地区的门户，而且过去也正是一个最大的缺口。尤其不幸的是蒙哥马利现在又想要在那里发动另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他准备在9月17日，攻向阿纳姆（Arnhem）的莱茵河岸。在这次攻击中他计划要把新近成立的第一联合空降军团投掷下去，替英国第二军团扫清进路。
这次攻击在尚未达到目标之前即为敌军所击退，而投在阿纳姆的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大部分都被切断退路，它们在苦撑待援无望之余终于被迫投降，虽然其英勇事迹实在是可歌可泣。在以后的一个月当中，美国第一军团把全部时间都消磨在对亚琛城的攻击上，而蒙哥马利则调动加拿大第一军团去肃清两处被围困的德军部队——在布鲁日（Bruges）以东的海岸上，和在斯凯尔特河口附近的瓦尔赫仑岛（Walcheren）上——这些地区支配着从斯凯尔特河口到安特卫普之间的水道，所以在阿纳姆作战时也使这个港口无法加以利用。肃清这些德军残余部队被证明出来是一种非常困难而迟缓的步骤，一直到11月初才全部完成。
当此之时，尽管在物质资源方面德国人是居于劣势，但他们沿着莱茵河之线对防御力量的增加，却比联军兵力的增强要远较迅速。11月中旬，联军的6个军团又在西线发动一次全面攻势。结果是付出了重大代价，而收获之小却令人感到大失所望。仅在最南端的阿尔萨斯（Alsace）联军的确已经进抵莱茵河岸，但却并无太大的重要性。在北面它们距离掩护着鲁尔要害地区的那一段河道还有30英里之遥，直到1945年的春季才到达那里。
由于在9月初错失良机，结果遂使联军付出非常重大的代价。它们在解放西欧的战役中，一共损失了75万人，其中的50万都是在9月攻势受阻之后才损失的。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其成本更为巨大——由于战争的延长使数以百万计的男女死于军事行动中和德国的集中营内。而从更远大的观点来看，在9月间俄国的军队也还不曾进入中欧。
其后果是如此的严重，那么这种机会的丧失，原因又是什么呢?英国人曾经责备美国人，美国人也曾经责备英国人。在8月中旬，对于联军越过塞纳河之后所应采取的路线，他们之间确曾发生过激烈的辩论。
由于增援的涌到，从8月1日起，在诺曼底的联军即被分为两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辖有两个军团。在蒙哥马利之下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只保留英国和加拿大的部队；而美军则另组成第十二集团军，由布雷德利升任集团军总司令。不过最高统帅身份的艾森豪威尔却作了下述的安排：在他自己的统帅部尚未进驻欧陆和直接控制作战之前——到9月1日他才这样做——仍由蒙哥马利继续负责作战的管制，以及两个集团军之间的“战术协调”。此种过渡性的安排是空泛而微妙的，足以显示艾森豪威尔所具有的宽宏大度，因为他一方面不愿伤害蒙哥马利的感情，而另一方面也尊重他的经验。但是这种用意颇佳的折衷办法结果却反而制造摩擦——天下事往往如此。
8月17日，蒙哥马利曾向布雷德利建议：“在越过塞纳河之后，第十二和第二十一两个集团军应集中在一起，把40个师的兵力变成一块坚固的质量，有了这样的强度便不必害怕任何东西。这支大军应向北推进，直趋安特卫普和亚琛，而把它的右翼放在阿登之上。”
从此种建议所用的字句看来，即可以证明蒙哥马利尚不曾认清敌军的崩溃程度，同时他也不知道要使这样一块“坚固的质量”获得不断的补给将是如何的困难——除非它只用极缓慢的速度向前推进。
此时，布雷德利又正在和巴顿讨论另一种不同的构想：越过萨尔地区向东进攻，俾在法兰克福（Frankfurt）之南到达莱茵河岸。布雷德利希望以此为主攻方向，并且把两个美国军团的兵力都用在这一线上。这也就等于是把北面的攻击降到次要的地位，所以自然不为蒙哥马利所喜，而且这一条路线也不能直接到达鲁尔区。
因为他的两员大将争持不下，所以艾森豪威尔也就感到左右为难。8月22日，他对于双方的意见作了一番考虑，次日他又与蒙哥马利作了一次讨论。当时后者向他说明集中攻击的重要，并要求把补给的极大部分用来支援它。那也就是说应该停止巴顿的东进，而巴顿现在却正在以最高的速度向前奔驰。艾森豪威尔尝试指出政治上的困难。他说：“美国舆论绝对不会同意。”英军现在还没有到达塞纳河的下游，而巴顿的向东前进早已超过它们100英里，并且距离莱茵河也已经不到200英里。
面对这些互相冲突的辩论，艾森豪威尔还是采取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目前蒙哥马利向比利时的北进是应该给予优先，依照蒙哥马利的要求，美国第一军团也暂时随着英军北进，以便掩护其右侧翼并增加其成功的机会。在这个阶段内，一切可用的补给和运输工具也都应尽量集中，用来维持这个北面的攻势，而不惜以巴顿为牺牲。但一旦英军到达安特卫普之后，就应立即恢复在侵入之前所拟的计划，即联军应采取宽广的正面，分别从阿登南北两面向莱茵河前进。
艾森豪威尔手下的大将们对于此种折衷的解决办法没有一个人表示满意，不过在当时他们反对的呼声却没有像后来那样的高。以后他们感觉到他们之所以未能获得胜利，就是由于此种决定所致，所以遂更愤愤不平且溢于言表。巴顿曾经认为这是“战争中一个最大的错误”。
在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之下，巴顿第三军团的补给每天只限于2000吨，而霍奇斯（Hodges）的第一军团却可以获得5000吨。布雷德利说巴顿到他的司令部中来“狂吼如牛”，他怒喊着说：“霍奇斯和蒙特真是罪该万死。只要你们让第三军团继续前进，我们就可以替你们赢得这个倒霉的战争。”
由于不愿意接受这种补给限制，巴顿告诉他的领先部队仍继续前进直到燃料用完为止。他说“然后就下车徒步前进好了”。8月31日，在坦克的油还没有用完之前，它们达到了马斯河。在前一天巴顿军团只收到3.2万加仑燃料，而最近的正常每日需要量却是40万加仑——并且还告诉他在9月3日之前不可能获得任何较多的数量。9月2日，他在夏特勒和艾森豪威尔会晤，巴顿发脾气地说：“我的人员可以吃他们的皮带，但我的坦克却不能没有汽油。”
在9月4日安特卫普被攻占之后，巴顿所分得的补给在比例上又和第一军团相等。但当他再向莱茵河前进时，所遭遇到的抵抗却已经变得远较坚强，于是不久即在摩泽尔河上受到阻挡。于是这也就使他埋怨得更厉害——在8月间最紧要的最后一个星期中，因为帮助蒙哥马利前进，遂减少他的汽油配量，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他感觉到“艾克”是重视和谐远过于战略，为了想安抚“蒙特的永不满足的胃口”，遂不惜牺牲提早获得胜利的最佳机会。
反之，蒙哥马利则认为艾森豪威尔采取“广正面”向莱茵河前进的观念根本就是错误的。当他自己在北面的进攻胜负未决之际，根本上就反对分散补给去支援巴顿的东进。当他自己对阿纳姆的攻击失败而未能实现其希望之后，蒙哥马利的怨言也自然变得更强烈。他感觉到巴顿拉着布雷德利，布雷德利又拉着艾森豪威尔，所以也就决定了这一场“拔河”的胜败，而断送了其自己计划的成功机会。
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任何努力只要对他自己没有直接的贡献，则都不会获得蒙哥马利的赞许。他对于艾森豪威尔两路进攻的决定所发出的怨言，从表面上看来未尝没有道理，而且也为大多数英国评论家所采纳。他们似乎真的相信此即为断送胜利的主因。但若加以较深入的分析，即可以了解此种决定对蒙哥马利方面的影响实在是很小。
事实上，在9月的前半月当中，巴顿平均每天只获得2500吨的补给——比他的军团搁浅不动时只多了500吨而已。这一点少许的增加只够多维持一个师的活动，若与在北面作战的各军团所获得的总数量相比较，那真是微乎其微。所以我们对于蒙哥马利失败的原因必须要作更深入的检讨，而不可人云亦云。
第一个重大的障碍是出自想把大量空降部队投掷在布鲁塞尔以南（比利时边境上）的图尔内（Tournai）附近，以协助向北攻击的计划，这个计划是预定在9月3日执行，但在此以前地面部队即早已达到图尔内，于是遂又被撤销。但是为了准备这次空降作战，所有的空军运输机都被撤回，也就对前进中的陆军停止了6天的空运补给，这也就使它们牺牲了5000吨的补给。若以燃料而论，则就相当于150万加仑——当敌人正在混乱之中，这个数量也就足够把两个军团一口气不停地送到莱茵河上。
这个半途而废的空降作战计划，其所花费的成本是如此的高昂，究竟应由谁负责，那是一项很难确定的问题。很奇怪的，在他们的战后回忆录中，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都承认这个主意是出自他本人。艾森豪威尔说：“照我看来，在布鲁塞尔地区已经出现发动一次有利空降攻击的良好机会，虽然对于应否抽回担负补给任务的飞机的问题却有不同的意见……我决定不应放过这个机会。”但蒙哥马利却说：“我早已准备在图尔内地区执行空降的计划”，并且说明那是“我的理想”。相反的，布雷德利却又这样说：“我要求艾克放弃这个计划，并留下运输补给的飞机。……我告诉他：‘在你发动作战之前我们将早已到了那里。’”这倒是事实。
第二个因素是对于向北攻击的补给数量中有高度比例为弹药，那实在是不需要的。当敌人已经陷于崩溃状态时，打硬仗的机会是很少的，也就不需要大量弹药的补充。反之，当时所最需要的却是燃料。有了充分的燃料补充，即可以拼命穷追，而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第三个发现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上，1400辆的英制3吨卡车以及一切同型的补给车，都在汽缸活塞上出了毛病，于是遂使向北运送的补给流量受到严重的减少。假使这些卡车能够使用，则第二军团每天即可以多获得800吨的补给——也就足够多维持两个师。
第四点的意义尤其深远，那就是英美两国的补给分量实在是太奢侈。联军计划作为所根据的算法是每个师一天要消耗700吨的补给，而其中520吨是前进地区所要求的。反之，德国人就经济得多了，他们每一个师一天大约只需要200吨的补给，而且他们还经常得防备空军和游击队的袭击——联军却可以完全不受到这两种阻碍。
联军部队的浪费行为更增加补给的需要量，而成为一种自作自受的障碍。一个最显著的例证即为车辆上的预备油箱，那是对燃料补充有很大的重要性。自从联军6月间在法国登陆以来，一共送去1750万个预备油箱，而到了秋季尚在使用中的只剩下250万个！
造成北面进攻失败的另一重大因素是美国第一军团被吸入了亚琛附近的要塞和煤矿防御网中——这种战略“纠缠”实际上变成一个巨型的“拘留营”，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联军在萨洛尼卡（Salonika）的情形一样。美军补给吨数的3/4都是给予第一军团，而使巴顿蒙受不利的牺牲，但是该军团的攻击却完全白费气力——归根溯源这又是出于蒙哥马利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这个军团的主力应用在阿登以北，以便掩护他的右翼。在他自己的前进线与阿登地区之间的空间是如此的狭窄，所以美国第一军团殊少有迂回的余地或绕过亚琛的机会。
这个被纠缠得很紧的美国军团，在第二阶段，即当蒙哥马利向阿纳姆发动其9月中旬的攻击时，也还是不能给予任何援助。不过在这里，英军由于一种非常奇怪的疏忽，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当第十一装甲师于9月4日冲入安特卫普时，虽然迅速攻占船坞使其未受破坏，但却不曾努力去占领在艾伯特运河上的桥梁（那是位置在近郊的）。等到两天之后企图再去越过该河时，那些桥梁均已被炸毁——这个师此时正向东移动。这位师长在进占安特卫普时，根本上即不曾想到立即夺占这些桥梁，而其上级也没有任何人想到应该命令他这样做。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从蒙哥马利以下，一共有4位指挥官，他们通常都很仔细，对于这种细节是应特别注意的。
此外，在安特卫普北面仅20英里即为贝弗兰德（Beveland）半岛的出口，那是一个只有几百码宽的瓶颈。在9月的第二和第三两个星期中，在海峡海岸上被切断的德国第十五军团残部被允许向北逃脱。它们渡过斯凯尔特河口与贝弗兰德瓶颈逃走。这样一共有3个师赶在蒙哥马利向阿纳姆发动攻势之前，加强了德军在荷兰的微薄防御，并阻止英军的前进。
德方对于联军所应采取的最佳路线又作如何的看法呢?在接受询问时，布鲁门特里特是赞成蒙哥马利的理论：即集中全力向北突破，以期先后到达鲁尔和柏林。他说：
“谁控制德国北部，谁就控制了整个德国。这样一个突破，加上制空权，即可以把脆弱的德军战线撕成碎片并结束战争。于是也可以赶在苏联人的前面占领柏林和布拉格。”
布鲁门特里特认为联军的兵力分散得太广，而且也分布得太平均。他尤其批评对梅斯的攻击：
“对麦斯的直接攻击是没有必要的。梅斯要塞地区只要加以监视即可。反之，若向北从卢森堡和比特堡（Bitburg）的方向进攻，也许可获得较大的成功，并促使德军第一军团的右翼和第七军团先后崩溃。这样一个侧进可以直趋整个第七军团的北面，而切断其退往莱茵河后方的路线。”
从9月5日起，接替布鲁门特里特充任西线德军总部参谋长的韦斯特法尔将军，则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选择攻击点的问题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关键即为无论向何方进攻时，都必须作集中的努力。他在所著《西战场中的德国陆军》（The German Army in the West）一书中指出：
“西线上的全盘情况已经严重到了极点。沿着全线上几乎到处都是空隙，无论在何处打一个败仗，只要敌人善于扩张他的机会，即足以造成一个灾难。一个特殊的危险来源是在莱茵河上几乎没有一座桥梁已经完成爆破的准备，这个疏忽要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完成其补救……直到10月中旬为止，敌人在任何点上几乎都可以轻易地突破，然后大摇大摆地越过莱茵河再向德国作深入的前进。”
韦斯特法尔说，在9月间整个西线上最易毁的部分为卢森堡地段，从那里可以在科布伦次（Coblenz）达到莱茵河。他的说法与布鲁门特里特的说法大致相同，后者曾经指出在梅斯与亚琛之间的阿登地段是防御力量最薄弱的一段。
基于以上的分析，又可以获得一些什么主要结论呢?
艾森豪威尔的以“广正面”向莱茵河前进的计划是在诺曼底登陆之前所拟定的。假使所面对的还是一个尚未被击败的强敌，那也许不失为一种摧毁敌方抵抗力的良好方法。但对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却实在是太不适合，因为敌人早已崩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于他们的崩溃作迅速和深入的扩张，而不让其有死灰复燃的机会。这就必须要作不停的追击。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蒙哥马利所主张的“单刀直入”方式就原则而言似乎是远较有利。不过对于事实加以深入研究之后，即可以发现其向北攻击的失败，并非像一般人所假想的，是由于把补给分给巴顿所致。其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大体都是属于蒙哥马利自己所应负责的范围之内——（1）安特卫普在开放时间上的延误；（2）为了准备不切实际的空降作战，而停止空运补给达6天之久；（3）对于弹药和其他的补给供给得太多，而减少了可以用来运输燃料的运输工具；（4）1400辆发生故障的英国卡车；（5）把在他侧翼上的美国第一军团送入一条走不通的“死巷”；（6）没有能够在敌人爆破之前占领艾伯特运河上的桥梁和在敌人设防之前占领那些渡口。
最足以断送达到莱茵河机会的事情莫过于在进入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之后，联军就在那里从9月4日休息到9月7日。这与蒙哥马利自己所宣布的目标也实在是很难配合。当他从塞纳河上前进时，他曾经这样宣布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敌人一直都在疲于奔命，然后我们将乘胜跃过莱茵河，不让他们有重组战线的机会。”在任何深入的突破或追击时，继续不断地前进和压迫即为其成功的锁钥，甚至于休息一天也都足以丧失成功的机会。
但是自从进入比利时之后，联军上上下下都已经有了普遍的松懈趋势。这是发源于上级的。艾森豪威尔的情报单位告诉他德国人已经不可能产生足够的兵力来守住其国境防线——同时也已向新闻界保证“我们可以长驱直入”。艾森豪威尔也就把这种过分乐观的心理传达给他的部下。甚至于迟到9月15日，他还写信给蒙哥马利说：“我们不久即将攻占鲁尔、萨尔和法兰克福等地区，所以我很希望知道你对于我们次一步行动的意见。”在所有各级司令部中也都是充满着一片乐观的态度。在解释为什么不曾占领艾伯特运河桥梁的理由时，那位充任矛头的军长——霍罗克斯将军（General Horrocks）坦白地说：“当时我并不认为在艾伯特运河上有遭遇到任何严重抵抗的可能。照我们看来，德军似乎是已经完全瓦解了。”
诺斯（John North）在其以官方资料为基础而撰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战史》中，对于此种情况也有很适当的综述：“全军上下在内心里都以为战争是已经胜利了。”所以在这个9月间最重要的14天当中，指挥官们都已经丧失其紧急感，而所有的人员都不再想拼命，只想早一点平安回家。
在8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内，当巴顿的坦克把汽油都用完了的时候，可能使战争迅速结束的最佳机会即已经丧失。那时他们距离莱茵河及其桥梁是要比英国人近了100英里。
在联军方面巴顿要比任何人都更能了解穷追不舍的重要性。他是准备向任何方向扩张——事实上，他在8月23日曾经建议他那个军团应向北进而不必向东进。他事后所作的评论是颇有道理：“一个人不可能先计划然后再来尝试使环境适应其计划。而必须尝试使计划来适应环境。我认为在高级指挥方面的成败，其主要关键就是此种适应能力的有无。”
但在这个机会最好的时候，所有联军方面一切困难的主要根源即为其高级计划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预料到敌人在8月间会完全崩溃，所以他们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毫无准备，因此也就不能用乘胜追击的方式来扩张此种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