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之战
在大西洋之战中最紧要的阶段，是在1942年的下半年和1943年的上半年，但其长久变化的过程却与整个6年的战争同其终始。的确，甚至于还可以说在战争本身尚未开始时它就早已发动，因为德国的第一艘远洋潜艇是在1939年8月19日离开德国驶往在大西洋中的作战位置。到8月底，即德军侵入波兰的前夕，已有17艘这样的潜艇进入了大西洋，而另有14艘左右的近海潜艇也已经留在北海水域。
尽管在德国重振军备的过程中潜艇的生产在时间表上开始得很晚，可是当战争爆发时，德国人却已有56艘的实力（虽然有10艘尚未完成作战准备），换言之，只比英国海军所有的总数少1艘。不过其中又有30艘为“北海之鸭”（North Sea Ducks），不适宜在大西洋作战之用。
首开记录的为9月3日夜间，击沉了从英国驶出的邮轮“雅典”号（Athenia），这也就在和英国宣战的同一天，以及德军侵入波兰后的两天。实际上，那是未经警告即被德国潜艇的鱼雷所击中，显然是违背了希特勒的明令，即规定潜艇战的执行必须遵照海牙公约；那艘潜艇的艇长对于他自己的行动所提出的辩护理由是，他确信那艘邮轮是一艘武装商船。在以后的几天内，又有几艘船被击沉。
到了9月17日，德国人获得一次更重要的战果：在不列颠群岛的西端，其第二十九号潜艇（U-29）击沉了英国航空母舰“勇敢”号（Courageous）。3天以前，另一艘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Ark Royal）也曾几乎被第三十九号潜艇（U-39）所击中——不过在护航的驱逐舰反击之下，那艘潜艇却立即被击沉。这种显明的危险遂使英国人不再敢用舰队航空母舰来参加猎杀潜艇的工作。
潜艇对商船的攻击，同时也获相当成功。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月（9月）内，同盟国和中立国商船被击沉的总数为41艘，其总吨位达到15.4万吨之多。而到那一年（1939）结束时，共损失商船114艘，总吨位超过42万吨。此外在10月中旬，由普林上尉（Lientenant Prien）所指挥的第四十七号潜艇（U-47），曾深入英国舰队在斯卡帕湾（Scapa Flow）的碇泊区，击沉了战斗舰“皇家橡树”号（Royal Oak），使英国人在其防御尚未改进之前，只好暂时放弃这个主要基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11和12两个月内，商船的损失要比前两个月减少了一半，而损失于水雷的船只又多过损失于潜艇的。此外，英国海军已经击沉9艘德国潜艇——即相当于其总实力的1/6。至于对商船的空中攻击只能算是一种扰乱，并无更厉害的效果。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德国海军是把巨大的希望寄托在其水面军舰上，而并不太重视潜艇，从经验上看来，这种希望是不现实的。当战争爆发时，德国袖珍战斗舰“斯比上将”号（Admiral Graf Spee）正位于中大西洋，而其姊妹舰“德意志”号（Deutschland）则在北大西洋——该舰以后又改名为“卢左”号（Lützow）。但直到9月26日，希特勒才准许他们开始攻击英国的船只。他们的成绩都并不太好——而“斯比上将”号被困在拉普拉塔（Plate River）的河口内，终于在12月被迫自沉。新建的巡洋战舰“格耐森劳”号（Gneisenau）和“香霍斯特”号（Scharnhorst），在11月间曾作短时间的出击，但在冰岛—法罗群岛（Iceland-Faeroes）水道中击沉1艘武装商船之后，即匆匆返回德国。根据在1917年到1918年的经验，同盟国的船只在航行时早已组成船队，虽然护航的军舰还不够，而且还有许多的船只未能纳入组织，但这种办法即已经产生相当有效的威慑作用。
在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英国船只的航线所受到的威胁也变得比较严重。所有一切经过爱尔兰南方的船只现在都暴露在德国的潜艇、水面和空中攻击之下。除了甘冒巨大危险以外，所剩下来惟一的进出路线就是绕过爱尔兰的北面，即所谓“西北路线”。甚至于这一条航线德国的远程轰炸机也还是能够达到。这种四引擎的福克—伍尔夫“鹰”式（Focke-Wulf FW-200 “Kondor”）飞机，以挪威的斯塔万格（Stavanger）和法国的波尔多（Bordeaux）附近的梅里涅克（Merignac）为基地。在1941年11月间，这种远程轰炸机曾经击沉18艘船只，共计6.6万吨。此外，潜艇的成绩更大形增加——在10月间达到63艘的总数，超过了35万吨。
此种威胁变得如此的严重，所以大量的英国军舰已从反侵入任务中抽回，被派往西北水道去担负反潜护航的工作。尽管如此，水面和空中的护航能力还是非常地薄弱。
6月间，即战略情况改变的第一个月，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数字跃进到58艘和28.4万吨，虽然在7月间略为下降一点，但在以后的月份中平均都是在25万吨以上。
在英国东岸航线上，德国空投的水雷在1939年最后几个月内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了潜艇，而在1940年春季德军侵入挪威和低地国家之后，这种威胁也随之益形增加。
此外在秋季里，袖珍战斗舰“希尔上将”号（Admiral Scheer）又偷偷地溜进了北大西洋，在11月5日攻击一个从新斯科夏的哈利法克斯港（Halifax,Nova Scotia）返回英国的护航船队，击沉了5艘商船和惟一的1艘护航船，这艘武装商船“杰维斯湾”号（Jervis Bay）为了想使船队中其余船只能获得逃走的时间，而不惜牺牲其自己。“希尔上将”突然在这一条主要航路上出现，使得越过北大西洋的整个航运都暂时为之停顿，所有其他的船队都暂停航行达两星期之久，直到知道“希尔上将”已经进入南大西洋之后才敢开始行动。在南大西洋方面所能找到的攻击目标较少，但当它于4月1日“巡航”了46000余海里，安全返回基尔（Kiel）时，一共击沉了16艘商船，共计为9.9万吨。重型巡洋舰“希伯上将”号（Admiral Hipper）在11月底也冲入了大西洋，但在圣诞节的拂晓，当它攻击一支船队时本身却受到奇袭，因为这是一支运输部队前往中东的船队，拥有强大的护航部队。护航的英国巡洋舰把“希伯上将”赶走，以后它的机件又发生故障，遂逃往法国的布勒斯特港（Brest）。2月间，它从那里又作了第二次出击，这次比较成功，在非洲海岸附近击沉了一个无护航的船队中的7艘商船，但它自己的燃料也将用尽，所以其舰长遂决定再返回布勒斯特。3月中旬，德国海军参谋本部命令它回国作一次彻底的整修，于是它恰好赶在“希尔上将”之前回到基尔港。这艘船的耐航力是如此之低，不仅表示其机件有毛病，而且也证明这一类军舰不适宜于担任突袭商船的任务。
德国人在海洋战争中最有效的武器，仅次于潜艇和水雷的，证明是改装供突袭之用的伪装商船。这些船只从1940年4月起，开始被派出去作长时间的巡航，到同年年底，第一批6艘船已经击沉44艘商船，共36万吨——大部分是在遥远的海上。它们的出现，或其可能出现，都足以造成许多困扰，其威胁几乎是和实际击沉的数字一样地重大。又因为德国能够利用一些秘密基地，来使它们不断地获得燃料和其他的补给，所以这种威胁也就更加扩大。这些突袭船有很巧妙的运用，其所攻击的目标也都经过良好的选择——其中只有1艘曾陷入战斗，但它还是逃脱而并未受到严重的损伤，除了一次例外。他们这些舰长在行为上都能合于人道的原则，容许那些被攻击的商船船员有时间放下救生艇，并对他们的战俘给予适当的对待。
面对着多方面的威胁，尤其是在从大西洋到不列颠海路上的潜艇威胁，英国海军的护航能力早已感到应接不暇。德国潜艇以法国的大西洋港口为基地——布勒斯特、洛里昂（Lorient）和拉罗舍（La Rochelle）附近的拉帕利斯（La Pallice）等——最远可以达到西经25度，而在1940年的夏季，英国人所能提供的护航最多却只能达到西经15度，即爱尔兰以西约200英里，出了这个范围之外，商船经常就只能采取疏散的方式，在无护航之下前进。甚至于在10月间，护航的限度也还只能延伸到西经19度——即爱尔兰以西约400英里，而且通常担任护航的也不过是1艘武装商船而已，直到1940年的年底，才能够增加到每个船队平均2艘。只有前往中东的船队才能获得较强大的掩护。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新斯科夏的哈利法克斯港，实为大西洋航道西端的主要起点，凡是从美洲载运粮食、石油和军火返回英国的船队，在最初三四百英里的航程中，是由加拿大的驱逐舰来护航，然后再由大西洋护航部队来接替，直到不列颠西端保护较佳的地区为止。
在1940年春季，有一种专用的“护航舰”（Corvette）出现，于是使护航问题的解决获得了非常有价值的帮助。这种小型军舰，排水量只有925吨，在恶劣天候之下舰上官兵的体力很难支持，而且船的速度也不够快，甚至于赶不上在水面行驶的德国潜艇，但是它们在任何的天候中，都曾非常英勇地来执行护航任务。
1940年9月，经过两个月的说服努力，丘吉尔终于和罗斯福达成一项协议：美国以50艘旧驱逐舰（第一次大战的剩余物资），来交换对大西洋彼岸8个英属基地的99年租借权。这对于英国人是一个极大的帮助。虽然这些驱逐舰都是旧船，并且必须装上侦测潜艇的测音仪器始能使用，但是不要好久，它们就能对护航和反潜的工作提供重要的贡献。同时，这种基地的租借也使美国得以开始准备其本身对于航运的保护，这也是使那个伟大的中立国家被卷入大西洋之战的第一步。
冬季来临，天气开始转劣，自然使护航的困难益形增加，但同时也减少了德国潜艇的活动。到1940年7月，德国的数字显示潜艇的实力已经增加50％，已被击毁的为27艘，但仍余留51艘。到次年2月，其有效兵力的总数降到21艘。但自从有了法国的基地之后，德国人从已减少的总数中，却仍可以把较多的潜艇维持在海上，同时也可以使用较小的近海潜艇来参加攻击远洋航运的工作。
在另一方面，意大利海军对于此种斗争的贡献却非常地有限。虽然它们的潜艇从8月起即开始参加大西洋中的作战，但到了11月，在大西洋中活动的艇数已不少于26艘，但其收获却几乎等于零。
虽然主要是由于恶劣天气的影响，德国潜艇的压力在冬季已经减弱，但到1941年初，它又开始恢复了。同时又因为邓尼茨上将（Admiral Donitz）采取了一种新的“狼群”（Wolf-Pack）战术，所以威胁也就为之倍增——这种新战术是把几艘潜艇集中在一起活动，而不是单独的作战。此种战术在1940年10月间首次试用，在以后的几个月内遂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典型。
他们作战的方式大致如下：当一个护航船队的位置大致确定后，岸上的潜艇总部就通知距离最近的一个潜艇群，先派一艘潜艇去寻找这个船队并形影不离地跟踪，然后再用无线电引导其他潜艇驶向目标。当它们在现场集合之后，就在夜间发动水面攻击，通常都是居于上风的方向，这样的攻击将连续达数夜之久。白天里，潜艇都退到护航船所达不到的位置上。此种夜间水面攻击的方法在第一次大战时即已用过，邓尼茨本人在第二次大战前曾写过一本书，叙述他个人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和意见。
此种新战术使英国人受到了奇袭，因为他们所考虑的主要为水下的攻击，并且把一切信心都寄托在测音仪器上，这种水底侦测工具的有效距离大约为1500码。但当潜艇浮出水面像鱼雷艇那样地接近船队时，测音仪器却丧失其效力，而在夜间，护航船只实际上也和瞎子差不多。所以德国人对于夜间攻击的利用，遂使英国人对于潜艇战的一切准备都落了空，因此也就使他们丧失平衡。
要想对抗此种新战术，最佳的机会即为提早发现跟踪的潜艇，也就是由“接触保持者”（Contact-Keeper）将它赶走。假使护航舰能使潜艇潜入水中，则这种狼群战术就会发生困难，因为它们的潜望镜在黑夜里是无用的。对抗夜间攻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措施，即为在海上实施照明，最初所使用的为照明炮弹和火箭，但以前即采用一种更有效的照明工具，叫作“雪片”（Snowflake），它简直能够把黑夜变成白天。另外还有一种叫作“莱光”（Leigh Light——系以发明家的姓名来命名）的强力探照灯，可以装在担任护航驱逐任务的飞机上。以后还有更重要的发展即为雷达，可以用来补助视觉的不及。和这些新工具之发展相配合的，就是加强护航船只和人员的训练，以及改进情报组织体系等。
不过所有这一切的改进都需要时日，而非在短暂时间之内可以收效，但很侥幸的，在这个阶段的德国潜艇数量还太少，足以限制此种“狼群”战术的使用。战前邓尼茨曾作这样的估计：假使英国人采取一种全球性的护航系统，则德国需要300艘潜艇始足以产生决定性的战果。但在1941年春季，德国所有的作战实力却只及此数的1/10。
尤其侥幸的是，因为在3月间其他军舰和飞机所作的商船突袭行动也达到了新的高潮。袖珍战斗舰“希尔上将”号和巡洋战舰“香霍斯特”号及“格耐森劳”号，曾击沉和俘获17艘商船；远程轰炸机曾炸沉41艘，而潜艇所击沉的数字也相同——总共曾经毁灭商船139艘，超过了50万吨。
不过当巡洋战舰于3月22日回到布勒斯特之后，在4月间由于英国人对该港作了一次猛烈攻击，遂使巡洋战舰受到重伤而陷在那里不能行动。
刚刚过了5月中旬，一艘新的德国战舰“俾斯麦”号（Bismarck），由一艘新的巡洋舰“犹金亲王”号（Prinz Eugen）随伴着，驶入大西洋以增强此种威胁。英国人的情报工作这次做得很好，当他们在卡特加特（Kattegat）海峡出现时，5月21日清晨伦敦即已接获警告，以后英国的海岸巡逻飞机，同一天又在卑尔根附近发现其行踪。英国巡洋战舰“胡德”号（Hood）和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在霍兰德中将（Vice Admiral L.Holland）指挥之下，从斯卡帕湾驶出，想在绕过冰岛北方的航线上去加以拦截。次日黄昏，当空中侦察证明它们已不在卑尔根地区后，英国主力舰队在托维上将（Admiral Tovey）率领之下，也从斯卡帕湾向同一方向驶去。23日黄昏，英国2艘巡洋舰“诺福克”号（Norfolk）和“苏福克”号（Suffolk），在冰岛西方和格陵兰东方之间的丹麦海峡中看见了那2艘德国军舰，斯时，霍兰德的部队正在接近海峡的南端。
从纸面上看来，英国舰队是拥有巨大的优势，因为42000吨的“胡德”号，在名义上是英德双方海军中最大的军舰，并装有15英寸炮8门，而和它在一起的“威尔士亲王”号是一艘新建的战舰，排水量35000吨，装有14英寸炮10门。但“胡德”号是在1920年建造的，也就是在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前，而且从未加以彻底的近代化——1939年3月，英国海军部已决定给予该舰以较佳的装甲保护，包括垂直的和水平的在内，但由于战争的爆发，这个计划遂被打消。至于“威尔士亲王”号是一艘新舰，所以它的兵器都还没有来得及作充分的试验——事实上，当它这次出海时，还有一些工人在船上赶做未完的工程。虽然华盛顿条约曾经限制德国战斗舰不得超过35000吨，重型巡洋舰不得超过1万吨，但实际上，这2艘德国新船却分别具有42000吨和15000吨的排水量，这也就使它们享有比表面上看来还要重的装甲保护。此外，虽然它们的主炮居于劣势的地位——“俾斯麦”号为8门15英寸炮，“犹金亲王”号为8门8英寸炮——但因为“威尔士亲王”号的炮有毛病，而德国方面的观测仪器比较精良，同时英国战舰在进入战斗时的方式不妥，因而产生了抵消作用。
3月23日，上午5时35分（即日出前1小时），双方已经互相望见；5时52分，4艘船一同开炮——大约射程为25000码（14英里）。在英国方面是由“胡德”号领先，所以2艘德国军舰的火力遂集中在它的身上。除了它是旗舰以外，它也是最易击毁的，尤其是运用“瞰射”火力（Plunging fire）为然——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德国人也就尽快地企图缩短射程。（译注：所谓“瞰射”即居高临下之意。）结果双方紧逼在一起，以至于英国人无法使用其后炮塔，而德国人却可以使用其整个侧舷火力。他们在第二次和第三次齐放就发生了效力，于是在上午6时“胡德”号发生爆炸，并于几分钟内沉没——全舰官兵1400余人只有3人生还。对于英国巡洋战舰在1/4世纪前的日德兰（Jutland）会战中的命运，实在是一个太沉痛的追忆。
现在2艘德国军舰就可以把火力集中在“威尔士亲王”号的身上，在几分钟之内，它被“俾斯麦”号击中了几炮，而“犹金亲王”号也命中了3弹。所以在上午6时13分，“威尔士亲王”号的舰长决定脱离战斗，并在烟幕掩护之下实行退却。现在射程已经减到了14600码。指挥着2艘巡洋舰的威克–沃克少将（Rear Admiral Wake-Walker）——自从霍兰德阵亡后，整个部队遂由他指挥——认可了这个决定，而他自己也决定仅和敌人保持接触，以等候托维上将所率领的主力舰队赶到现场。那时托维上将还在300英里以外，所以抓住德国人的希望并不太大，因为在那天上午能见度已经愈变愈坏。到了下午，当托维听到“俾斯麦号”已经改变航向，并把速度减低到大约24节时，他不禁感到放心了。
因为在早晨那场短促的战斗中，“威尔士亲王”号也曾使“俾斯麦”号被命中了两发炮弹，其中一弹已经使它漏油，所以也就减低了它的耐航力，于是使德军指挥官卢金斯将军（Admiral Lütjens）决定向法国西部的港口进发，而放弃进入大西洋的企图——因为他知道已有几艘英国军舰正企图拦截他，所以他不敢退回德国去。
当天下午，托维派遣柯蒂斯（Admiral Curties）率领的第二巡洋舰支队，保护航空母舰“胜利”号（Victorious）——它载运着一批战斗机正拟前往中东——前进到距离“俾斯麦”号100英里内的位置。这样近的距离使“胜利”号可以使用其9架鱼雷轰炸机。它们在下午10时后即全部起飞，冒着非常恶劣的天候，很困难地才找到了“俾斯麦”号，并在午夜后不久连续对它发动攻击，但是只命中一颗鱼雷，对于这艘重装甲的战舰却未能造成任何严重的损害。25日清晨，“俾斯麦”号摆脱了追兵而不知去向。在那一整天内，英国人白花了许多气力，还是没有能够找到它。
直到26日上午10时半，它才又被英国海岸司令部的一架巡逻机再度发现，其位置距离布勒斯特约为700英里。可是托维的部队现在分散得太远，而且燃料也开始感到缺乏，所以很难在它逃入庇护所之前将其抓住。但是从直布罗陀前来的H部队，在萨莫维尔将军（Admiral Somerville）指挥之下，现在却正好居于可以拦截的位置。这支部队包括1艘大型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第一次攻击毫无效果，但在下午9时左右所作的第二次攻击却比较成功。所发射的13颗鱼雷有2颗命中，其中一颗击中“俾斯麦”号的“装甲带”（armour belt），没有发生作用，但另一颗却命中其右后方，损毁了它的螺旋桨、操纵系统和舵。这才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费安上校（Captain Vian）的驱逐舰队现在构成了一个包围圈，并在夜间继续作鱼雷攻击。英国战斗舰“乔治五世”号（King George V）和“罗德尼”号（Rodney）也已赶到现场，并以它们的重炮发射穿甲弹，痛击已经跛足的“俾斯麦”号达1个半小时之久。到10时15分，它已经只剩下一个尚在燃烧中的残骸。此时，在托维命令之下，英国的战斗舰开始撤退，以防德国的潜艇和重型轰炸机前来报复，只留下巡洋舰来替这艘正要下沉的德国军舰送终。“多赛夏”号（Dorsetshire）再发射3颗鱼雷，于是到了10时36分，“俾斯麦”号遂消灭在碧波之下。
在“俾斯麦”号没有沉没之前，它至少命中了8颗鱼雷，也可能为12颗，再加上更多的重炮弹。这说明了该舰结构设计者的工作，实在是非常的优异。
“犹金亲王”号于24日和“俾斯麦”号分手，在中大西洋补充燃料后，即发现主机有故障，所以其舰长遂决定放弃巡航而返回布勒斯特。虽然中途也曾被英国人发现，但终于还是在6月1日回到了该港。
不过总结言之，1941年5月的这一场戏剧化的海战，终于证明德国人想用水面军舰来赢得大西洋之战的计划和努力是完全失败了。
德国潜艇的作战却持续了较长的时间，而且也变成一种严重的威胁，尽管其过程是起伏无常。
5月间，德国潜艇击沉商船的数字急剧地上升，到6月间又再度达到了30万吨以上的高水准——说得更精确一点，是61艘商船，共计31万吨。这也相当于一个大型船队的全部商船数量。值得称述的是，海员们并不因此而受到吓阻，对于船员的补充是从未感到缺乏。
不过那年春季也出现了一些有利的因素。3月11日，美国的租借法案完成了立法程序，而在同一个月内，包括驱逐舰和飞艇的美国“大西洋舰队支援群”（Atlantic Fleet Support Group）也已组成。4月间，由美国海军负责巡逻的美洲“安全地带”（Security Zone），也从西经60度向东伸展到西经26度。
同时在3月间，美国在格陵兰东岸上建立了空军基地，在百慕大（Bermuda）也有设施，而在5月间，其海军也接管在纽芬兰东南部的阿根夏（Argentia）租借基地。7月初，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Reykjavik）接替英国驻军的防务，而从那时起，来往于冰岛与美国间的美国商船也由美国海军负责保护。所以美国在大西洋的“中立”，已经日益变得不中立了。英国船在美国船坞中的修补在4月间就已获得批准，而利用租借的方式在美国建造军舰和商船也已经开始。
此时，加拿大在大西洋的斗争中也给予英国强大的援助，6月间已经创立一支加拿大护航部队，基地设在纽芬兰的圣约翰斯（St.John's）。加拿大海军现在接管了在大西洋中的护航责任，由此往东直到冰岛以南的会合点为止。于是英国海军部所计划的连续护航才变得有其可能性。
1941年夏季，加拿大和英国的护航部队在大约西经35度的“中洋交点”（Mid Ocean Meeting Point）会合，并互相交换其所护送的船队。而冰岛和西线（Western Approaches）两支护航部队（均由英国人负责），则在大约西经18度的“东洋交点”（Eastern Ocean Meeting Point）会合和交换船队。
自6月以后，从英国到直布罗陀的船队，在全程中都有密切的保护，而对于沿着西非洲海岸到塞拉利昂（Sierra Leone）为止的船队，也给予连续的保护。
现在每一个船队平均可以分配到5艘护航军舰。一个总数45艘商船的船队，有长过30英里的圆周需要保护。即令如此，每一艘护航军舰上的听音侦测仪，却只能扫过1英里长的弧线——所以空隙仍然很大，足以容许德国潜艇穿透圆周而不被察觉。
至于说到空中的掩护，租借法案增加了卡塔林那式水上飞机的数量，所以从1941年春季起，这种掩护以不列颠群岛为起点，向海洋推进到约700英里的距离，所以迫使德国潜艇不得不远离西面的进入路线。以加拿大为起点的空中掩护距离已达600英里；从冰岛向南伸展也达到400英里。但在中大西洋仍留下一个大约300英里宽的缺口，只有航程较长的美国“解放者”式飞机才可以提供掩护。直到1943年3月底才能有经常的巡逻，而到4月中旬仍只有41架飞机担任勤务。
此时，德国潜艇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到1941年7月已有65艘在执行作战任务，到10月间即增为80艘。在9月1日，德国潜艇总数为198艘——而到此时商船损失的总数共为47艘。总而言之，参加服役的新潜艇是要比被击沉的多。此外，德国潜艇的构造也加强了。其外壳要比英国的潜艇坚固，一颗深水炸弹必须在非常接近之处爆炸，始能将其击毁。
9月间有4支船队曾遭受重大的损失——所有的损失又都是由于缺乏适当的空中掩护。
不过在那个月，紧接着罗斯福和丘吉尔8月间会晤之后，两国海军的合作又因为美国总统批准了计划良好的美国“第四号西半球防御计划”而获得更进一步的加强。在这个计划之下，美国海军同意保护由非美国船只所组成的船队，于是对于某些东行的大西洋船队，美国海军开始提供护航部队直到“中洋交点”为止，而这个交点又已经向东移到大约西经22度的位置。
此项行动也帮助减轻英国人的困难，这样使他们对于英国与“中洋交点”间的一段距离可以提供比较适当的护航部队。到1941年底，在该地区中的护航部队已经增到8个群，每个群有3艘驱逐舰和大约6艘护航舰。另外还有11个群，每个群有5艘驱逐舰，名义上它是充任预备队以便增援任何发生困难的护航舰队，或应付大量集中的德国潜艇，但实际上却多为例行性的任务所占用了。
10月间，德国潜艇所击沉的商船数字减到32艘，共156000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海岸司令部基地周围400英里以内的水域并没有商船被击沉。这可以证明德国潜艇不愿冒险进入远程侦察机和轰炸机所能掩护的地区。不过沉船数字的下降还另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部分德国潜艇被派往地中海方面去支援隆美尔在北非的作战。
11月间，沉船的数字又再度下降——只比10月间总数1/3略多一点——而在12月间，在北大西洋方面的数字仍然继续减少。但在日本参战之后，在远东方面的损失大增，使船舶沉没的总数达到282艘，接近60万吨（包括各种原因在内）。
在西方，1941年下半年内，德国的远程轰炸已经变成一种比潜艇更要巨大的威胁，尤其以到直布罗陀的航线为甚。这也就令人认清对任何船队都有提供战斗机密切支援的必要。所以在6月间，遂采用了第一艘护航航空母舰（Escort Carrier）——英国的“无畏”（Audacity）号，该舰还是使用弹射起飞（Catapult Launched）的战斗机。在12月间，这艘航舰在一次成功的防御战中（保护一支从直布罗陀返回英国的船队）曾经扮演重要角色，虽然它本身在9天的苦战中终于沉没。
在1941年年底，德国作战潜艇总数为86艘，而正在训练和试航中的约有150艘之多。但因为当时有50艘是分布在地中海内或其进出口的附近，所以留下来可用于北大西洋方面的只有36艘。6月间，由于大举进攻补给船只之故，而使其中有9艘被猎杀，于是残余潜艇乃暂时退往南大西洋。从1942年4月到12月这9个月之内，德意两国的潜艇一共击沉商船328艘，计157.6万吨，但其中仅1/3是结队航行的。反而言之，在德国所损失的30艘潜艇中，有20艘是被护航部队所击毁。这似乎可以证明，以较大的护航部队和闪避曲折的航线来对付德国的潜艇，已经暂时占得了上风。
在这里对1942年初的护航兵力部署情况，先作一个概述。西方航线司令部都是由诺贝尔将军（Admiral Sir Percy Noble）主持，其三大作战基地分别设在利物浦、格里诺克（Greenock）和伦敦德里（Londonderry），一共控制着25个护航群——总共约有70艘驱逐舰和95艘较小型军舰。
它们共分为4类：（1）短程驱逐舰，保护中东和北极航线的第一段和运输美国部队的邮船；（2）远程驱逐舰和护航舰，保护从“西洋交点”到不列颠之间的北大西洋航线和直布罗陀航线；（3）远程炮舰（Sloops）、驱逐舰和巡逻艇（Cutters），保护塞拉利昂航线的主要部分；（4）凡在德国轰炸机所能达到的地区内，各防空群支援护航部队和随护北极和直布罗陀两航线上的船队。
同时，在直布罗陀也有相当于2个群的兵力来负责局部性的护航任务，而在弗里敦（Freetown）的护航部队则有1个驱逐支队和大约24艘的护航舰。纽芬兰护航部队主要是由加拿大海军来提供，共有14艘驱逐舰、大约40艘护航舰，以及20多艘专供局部性护航之用的其他舰艇。
但是在1942年的初期，大西洋之战仍然还是没有起色，其原因之一即为缺乏飞机。当费尔特爵士（Sir Philip Joubert de la Ferté）在前年夏季接管海岸司令部时，他曾经估计需要各式飞机共800架，而尤其特别强调远程轰炸机的重要性。但至1942年时，海岸司令部所属的轰炸机奉命全部移交给轰炸机司令部（Bomber Command），而所有一切新生产的轰炸机也都完全予以分配，以便对德国发动空中攻击。这种优先次序上的冲突变得非常地严重。此外，舰队航空方面要想为自己订造的31艘新护航母舰获得战斗机，也遭遇到很大的困难。
另一障碍是因为由美国替英国建造的新巡防舰（Frigates）未能如理想的那样迅速加入服役——由于美国人优先建造越过海峡作战所需的登陆艇，因为美国人仍然希望能在1943年发动那样的作战，即使在1942年已无希望。此种优先次序的决定，对于英国在大西洋中无法改善其弱点和商船继续受到重大损失，都应负极大的责任。
第三种障碍是在1942年初，美国海军本身也遭遇到了重大的困难——不仅是在太平洋方面由于珍珠港灾难所引起的各种困难，而且在大西洋方面由于德国潜艇活动的扩大，也使美国本身的船只遭遇严重的损失。
在1942年5月，邓尼茨和他的幕僚们估计，要想击败英国，则他们每个月应平均击沉70万吨的商船。他们知道在1942年并不曾达到这个数字——不过他们却并不知道实际上每月的平均数并未超过18万吨。他们认为美国的参战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那样可以在西大西洋中给予他们以较大的行动自由和较多寻获无保护目标的机会。
德国能派往美洲海岸附近作战的潜艇数量是非常的有限，但其收获却大到了不成比例的程度。因为美国海军将领们对于开始实施护航制度是十分的迟缓和勉强——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海军将领们一样。同时，美国对于其他戒备措施的采取也是同样的迟缓。发光的水道标志和船舶无线电的无限制使用，都可以使德国潜艇获得其所需的一切帮助。海岸的游乐场，例如在迈阿密海滩，夜间还是照样地灯火辉煌，使海上的船只在多少海里以外就会显出很清楚的阴影。德国潜艇白天就潜伏在海岸附近的水面下，到了夜间就浮出水面，使用火炮或鱼雷任意攻击船只。
虽然在美洲海岸附近作战的德国潜艇从未超过一打之数，但它们到4月初，即已击沉约近50万吨的船只——其中57％都是油轮。
这种损失对于英国的情况也就造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反应。美国海军必须撤回其护航的军舰和飞机，以巩固其本身沿岸水域的防务；同时美国商船在安全地越过了大西洋之后，在驶进美国水域时反成为德国潜艇送上门的肥羊。
这种结果使得邓尼茨大感兴奋，于是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德国潜艇都尽可能派往美国的沿海。对于同盟国真可以说是太幸运，在这个紧要关头上，希特勒的“直觉”却救了他们的老命。在1月22日的一次会议中，他突然宣布他深信挪威是一个决定命运的地区，所以他坚持把所有一切的水面军舰和能够动用的潜艇，都应送往那一方面以预防联军的侵入。3天之后，邓尼茨接获一个完全出乎其意料的命令，要他立即派遣第一批8艘潜艇去掩护通经该国的海上进路，新战斗舰“铁比制”号（Tirpitz）也同时在1月间前往挪威，跟在它后面的还有“希尔上将”号、“犹金亲王”号、“希伯上将”号和“卢左”号等舰。
这不能说希特勒没有先见之明，因为在4月间丘吉尔的确曾经要求英国参谋首长们考虑在挪威登陆的可行性，其目的是想要减轻德国人对北极航线的压力——但他们却表示怀疑，而美国人也支持他们的态度，所以这个计划遂始终不曾成熟。
对于同盟国而言，还有另外一件幸事，那就是由于1941年和1942年之间的冬季特别寒冷，延误了德国潜艇在波罗的海的训练进度，结果使德国在1942年的上半年内一共只有69艘新潜艇可供作战之用。其中26艘终于被派往挪威北面水域，2艘前往地中海，12艘补充损失，所以在大西洋方面的净增数字仅为29艘。
尽管如此，轴心国潜艇击沉商船的数字却仍然每月都有增加——2月间增加到接近50万吨，3月超过50万吨，4月间虽曾降到43万吨，但是5月却又升到60万吨，而在6月间却达到空前的70万吨。到6月底的总计，半年来一共击沉商船41.4740万吨（原文如此。——编者），其中为德国潜艇所击沉的则超过了300万吨——差不多90％都是在大西洋和北冰洋被击沉的。直到7月间，由于反潜方法有了全面的革新，同时美国也已采用了护航办法，所以被潜艇击沉的数字才又降回到50万吨以下。
1942年夏季情况的改进，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到8月间由于德国新建的潜艇纷纷出场，使其全部实力增加到300艘以上，而其半数以上均可供作战之用。它们区分为许多群，分别在格陵兰、加拿大、亚速尔群岛（Azores）、西北非洲、加勒比海和巴西等地区附近的水域中活动。8月间德国潜艇击沉船只的数字又再度超过了50万吨的大关。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它们在特立尼达（Trinidad）附近的收获特别丰富，因为在那里有许多船只还是单独地航行。8月中旬有5艘巴西商船被击沉，可是立即促使巴西向德国宣战，此一举动就政治和大战略的观点来看，对于德国都是得不偿失。同盟国使用巴西基地，对于整个南大西洋可作较严密的控制，并从此使德国水面突袭船只无法在那里躲藏。
不过，这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重要，因为德国现在已经可以不用武装商船在远洋中从事突击了，他们改用一种新型和较大的潜艇——即所谓“水底巡洋舰”（U-Cruisers），排水量1600吨，行动半径为3万英里。
新型德国潜艇能够潜入较深的水中，可达到600英尺的深度，在紧急时甚至于还可以更深——不过这种优点不久即为深水炸弹也可在较大深度爆炸的事实所抵消。此外，德国潜艇的产量也正日益增大。新的潜水油轮可以使它们在大洋中补充燃料，其无线电情报的效率也已经提高。最后，德国人对于英国人控制护航船队所用的许多密码也都能予以译出，正好像他们在1940年8月以前的情形一样。
在另一方面，新的10厘米波长雷达——它的讯号是潜艇所无法拦截的——为英国科学家所有一切成就中最重要者。在1943年初，它才在飞机上普遍的采用，与“莱光”探照灯配合运用，遂使同盟方面恢复了在夜间和低能见度时的主动，并击败德国潜艇在1.5米波长范围上工作的雷达搜索接收器。
在邓尼茨这个阶段的战时日记中显示，他对于英国人的此种侦察工具的效力，以及英国飞机在东大西洋中的数量增加是如何地感到忧虑。
在整个战役中，邓尼茨一直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战略家，他经常能探寻敌人的弱点，并集中其全力打击在这些弱点上。从开始时他就一直掌握着主动，同盟国的反潜部队总是要比他慢一步。
在1942年的下半年，他的计划是以格陵兰以南的空中护航缺口为焦点，他的目的是在同盟国船队尚未达到这个地区之前就先将其钉牢，等到它们通过这个缺口时就集中全力来加以攻击，等到它们进入有空中掩护的地区就马上撤退。
此外到秋天时，邓尼茨已有足够的潜艇，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出现，即可以容许他随心所欲的使用其“狼群”战术来进行主动的攻击。
自从7月起，德国潜艇的压力即开始增加，11月间击沉船只的数字增到了119艘，共72.9万吨。不过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在南非和南美水域中脱离了船队而单独行动的船只。
1942年秋天，美英联军开始在西北非洲登陆，即所谓“火炬作战”。这对护航部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额外要求。所以直布罗陀、塞拉利昂和北极等航线都只好暂时停止。为了保护美国运兵船从冰岛到英国这一段航程，也需要更多的护航部队。对于这种快速的船队，至少要有4艘驱逐舰才能保护3艘运兵船。
惟一例外的就是那2艘被改装为运兵船的巨型邮轮——8万吨的“玛丽皇后”号（Queen Mary）和“伊丽莎白皇后”号（Queen Elizabeth）。它们每艘能搭载15000人甚至于还可以更多——一个师的大部分。其时速超过28海里，那实在是太快了，除了航程的两端之外，任何驱逐舰都无法伴送。所以此种巨型邮轮的安全就只能依赖其高速，再加上曲折多变的航行路线。此种冒险政策居然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自从1942年8月起，它们曾多次穿越大西洋航行，从未受到任何潜艇的拦截。
概括言之，海军护航兵力和空中掩护兵力的增长，是无法赶上日益增多的潜艇数量。平均每个月有17艘德国新潜艇加入服役，而到1942年的年底，总数达到393艘，其中有212艘已经参与作战——而在同年的年初总数为249艘，参加作战的仅为91艘。这一年之内，被击毁的德国潜艇为85艘，意大利潜艇22艘——这个数字显然是不足以抵消新增加的产量。
在这一年内，轴心国家的潜艇，在全世界各水域中所击沉的船只为1160艘，共计626.6万吨——再加上敌方其他兵器所造成的损失，总数应为1664艘，共计779万吨以上。
虽然同盟国方面约有700万吨的新船参加服役，但自从开战以来，每年结算起来总还是亏损，以1942年而论，仍然还是亏损了约近100万吨。在这一年之间，英国的输入减到了3400万吨——尚不及1939年数字的1/3。尤其是英国的商业燃料（煤）的存量已经降到最低额，只有30万吨，而每个月的消耗量则为13万吨，显然必要时须动用海军的存煤，不过，除非是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否则这种措施还是应该尽量避免。
所以当1943年1月间同盟国的领袖们在摩洛哥海岸的卡萨布兰卡集会，以决定次一阶段的大战略时，他们对于商船吨数的逆差情况感到非常地烦恼。除非能够克服德国潜艇的威胁和赢得大西洋之战，否则对于欧洲实际上也就不会有进行有效攻击的可能。这一战的重要性不亚于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胜负的决定主要看哪一方面在物质上和心理上能有较长久的耐力。
这个斗争的胜负又受到指挥人事改变的影响。11月间，诺贝尔上将奉派出任英国海军驻华盛顿代表团的团长，也就是英国海军参谋总长在两国联合参谋首长组织中的常任代表。在他充任“西方航线”地区司令的20个月任期当中，对于反潜措施的改进颇多贡献，他也能使海上和空中的护航人员都保持高昂的士气，因为他了解他们的问题，并经常和他们保持密切的个人接触。不过很侥幸的，接替他的人也经过非常良好的选择。此人即为霍顿爵士（Admiral Sir Max Horto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已是一位杰出的潜艇指挥官。自从1940年初起，他就负责指挥所有一切以不列颠为基地的潜艇部队。所以他把一切有关潜艇和潜艇人员的专家知识带入了反潜作战，再加上他个人的推动力和想像力。这些素质的结合使他成为一个有资格和邓尼茨作一次较量的理想人选。
霍顿的计划是想对潜艇发动比较强大和集中的反击。护航舰和其他小型舰艇的速度不够快，所以在德国潜艇之间的战斗中不能够穷追不舍，因为假使它们追得太远，也就无法再赶上其所保护的船队。因此必须要有更多的驱逐舰和轻型巡洋舰，它们分开工作，并协助护航部队，当它们一和敌方潜艇发生接触，就必须拚命穷追不舍直到将其击沉为止。为了这种目的，在9月间即已开始组成支援群，而霍顿上任之后，对于这种工作的推动遂更不遗余力，他甚至于不惜减少密切护航的兵力，来加速完成这种组织。他的目的是想在中大西洋内奇袭敌人；统合使用几个新组成的支援群和母舰飞机的战力来作有协调的反击，同时也和护航部队及远程飞机协力攻击敌潜艇。他强调支援群不应浪费时间去对德国潜艇作广泛的搜索——这是过去所常犯的错误。潜艇出没的地方就在船队的附近，所以支援群必须与保护船队的护航群保持密切的合作。当船队进入格陵兰附近的空中掩护缺口时，就应派一个支援群去增援每一个护航群，只要情况可能还应加派飞机。他相信，德国潜艇所惯于应付的是来自护航船队方面的攻击，所以支援群若从四面八方来攻，则一定会使它们受到奇袭和丧失平衡。
在德国方面，希特勒却正在大发雷霆，因为在1942年的除夕，德国军舰“希伯上将”号、“卢左”号和6艘驱逐舰，从阿尔滕峡湾（Altenfiord）出发，攻击一支通过北冰洋的船队，结果毫无所获。这个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后果。他在一怒之下，表示决心遣散这些大船。于是在一个月之后，雷德尔元帅（Grand Admiral Raeder）辞去海军总司令的职务，接替他的人即为邓尼茨，但邓尼茨仍然兼任潜艇部队司令的职务。邓尼茨对于如何应付希特勒是另有一套，他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同意把“铁比制”号、“卢左”号和“香霍斯特”号等舰，仍继续保留在挪威，作为一支相当强大的任务部队。
在12月和1月，大西洋是比较平静无事，德国潜艇只击沉了20万吨的商船。这主要是由于恶劣天候所致。但是在船队中的商船也因此受到重大的损失，尤以动力较弱的船只为甚。
1943年2月间，德国潜艇所击沉的数字又几乎增加了1倍，到3月间，击沉的商船总数为108艘，共计62.7万吨——又再度接近了1942年6月和11月的最高峰数字。最令人感到烦恼的是，其中将近有2/3的商船是在船队中被击沉的。3月中旬，38艘德国潜艇集中攻击两支返回英国的船队，很巧合的，这两支船队靠近在一起，在3月20日恢复空中掩护之前，被击沉了21艘，共14.1万吨。德国只损失1艘潜艇。这是整个战争中一次最大的船队护航会战。
事后，英国海军部的记录上说：“1943年3月的前20天内，德国人几乎已经切断了新旧两世界之间的交通线。”此时，英国海军参谋本部甚至于已经开始怀疑以护航船队作为一种有效防御体系的价值。
但在3月份最后的11天内——即这个决定命运之月的最后1/3阶段——又发生了一种巨大的改变。在北大西洋一共只沉没了15艘商船，而在前2/3的阶段内，却被击沉了107艘。4月间的数字仅及3月的一半，而到5月则更少。霍顿统合战力的反击已经生效——在一个极短的期间内，已经达到其理想的目的。
在3月间最紧急的时候，美国人曾要求退出北大西洋的护航系统，以便专心负责南大西洋航线，尤其是以通到地中海者为然。同时他们也悬念着太平洋方面的作战。不过实际影响却并不大。美国政府把其第一艘支援群航空母舰交给英国人指挥，并且还提供重要的远程“解放者”式飞机。所以从4月1日起，在美洲与英国之间的一切航程，都是由英加两国共同负责保护。
在1943年的春季中（即3、 4、 5三个月），德国潜艇在一连串的护航战斗中遭遇失败，并且受到惨重的损失。5月中旬，邓尼茨已有预感地向希特勒提出报告说：“在潜艇作战中，我们正面对着最巨大的危机，因为自从敌人利用新的侦察工具之后，已使战斗变为不可能，并正在使我们蒙受重大损失。”在5月间，德国潜艇的损失已经不止增加1倍，升到其全部海上兵力的30％——像这样高的损失率是绝难持久的。所以在5月23日，邓尼茨把他的潜艇完全撤出北大西洋，以等待有新兵器可资利用。
到7月间，同盟国商船的增建数字已经多于被击沉的数字。这是一件大事，也证明德国潜艇的攻势已经失败了。
但事后回顾，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美国本身在3月间的逃过失败，其机会的狭窄也是间不容发。同时，也明白显示其危险的主因即为船队缺乏远程飞机的掩护。从1月到3月，当有空中掩护的时候，在大西洋的船队中一共只被击沉了2艘船只。一旦对船队能提供适当的空中掩护，尤其是远程的“解放者”式飞机，则德国潜艇在“狼群”战术的运用上也就日益困难。它们现在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突然发现有一架飞机出现在其上空，并正在指示一个支援群中的军舰各就其适当的战斗位置。
但是，雷达使用德国潜艇所不能拦截的10厘米波长的脉波，也诚如邓尼茨所认清和强调的，确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新型兵器，例如一种叫作“刺猬”弹（Hedgehog）的反潜火箭，和较重的深水炸弹，也都颇有贡献。还有负责研究最佳战术体系的“西方航线战术单位”（Western Approaches Tactical Unit）以及布拉特教授（Professor P.M.S.Blackett），对于护航部署所作的作业分析（Operation analysis）——也都是功不可没。此外，在1943年5月底，对于船只的控制又改用了一套新的密码，所以使德国人又丧失其最有价值的情报来源。
不过对于胜利而言，也许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护航军舰和飞机在训练标准上的改进，以及海空军双方人员的合作无间。
以个人而论，霍顿上将对于击败德国潜艇的战斗所作的杰出贡献，是上文中所早已强调过的。此外，斯莱塞空军中将（Air Marshal Sir John Slessor）的功劳也是同样地重大，他于1943年2月出任海岸空军司令，那也正是最紧急的阶段。在许多优秀的护航群指挥官当中，最值得称赞的有两个人——沃克上校（Captain F.J.Walker）和格雷敦中校（Commander P.W.Gretton）——他们都是最善于扩张战果的。
在1943年6月整个一个月之内，北大西洋中没有一支船队曾受到攻击，而在7月间，德国潜艇的损失却极为重大，尤其是以在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中为最，在那里，英国海岸司令部的空中巡逻曾经有极丰富的收获。在该月内有86艘德国潜艇企图越过海湾，其中有56艘被发现，17艘被击沉（有16艘是被飞机击沉的），另有6艘被迫退回其基地。诚如邓尼茨对希特勒的报告中所说，他们在比斯开湾的惟一出路就只剩下沿西班牙海岸的一条窄线。不过，反潜巡逻队对于他们的成功也曾付出相当的代价，一共损失了14架飞机。
在1943年6月到8月之间的3个月内，除地中海外，德国潜艇在一切其他水域中总共只击沉58艘同盟国的商船，而其中又差不多有一半是在南非洲附近和在印度洋中击沉的。他们为这种平常的战果一共付出了79艘潜艇的代价——其中为飞机击沉的不少于58艘。
为了希望能重获优势，邓尼茨坚决要求希特勒在大西洋上给予较多的远程空中搜索和对必经的要道提供较强的空中掩护。戈林是很不愿意提供空中的协力，为了克服此种困难，邓尼茨也就必须反复辩论，而比起雷德尔，希特勒对于他的话要算是比较能够言听计从。邓尼茨同时也获得了批准，把潜艇的生产量从每月30艘增加到40艘，并且优先建造一种新型潜艇，那是具有较高的潜航速度。但是这种非常有前途的“沃特”（Walter）式潜艇——其动力来源为狄塞尔燃料（Diesel fuel）和过氧化氢（hydrogen peroxide）混合——但却发生许多试验上的困难，以至于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都还没有一艘能够参加服役。不过另有一种重要的新发展却比较可以应急，那就是所谓“修诺克”（Schnorkel），那本是1940年以前由荷兰人所原始设计的一种潜艇呼吸管，其功用为吸入新鲜空气和排除柴油引擎的废气。它也能使潜艇在保持潜望镜的深度时仍可继续为其电池充电。到1944年的中期，已有30艘德国潜艇装置了此种呼吸管。
在1943年的中期，德国人还有两种其他的新武器：追踪鱼雷（homing torpedo），即鱼雷利用船只螺旋桨的音响来导航；滑翔炸弹（glider bomb）。但在9月和10月间，也就是德国潜艇再度发动攻击的两个月，同盟国一共只损失了9艘商船——在46个北大西洋船队中总共有2468艘船只——而德国潜艇反而被击沉了25艘。经过此种进一步的重大失败之后，邓尼茨遂不再把潜艇组成大型机动群了。
10月8日，英国和葡萄牙签订了一项协定，接管在亚速尔群岛上的两个空军基地，于是整个北大西洋从此都已置于空中掩护之下。
在1944年的最初3个月内，德国潜艇所受到的损失更为重大。在越过北大西洋的105个船队中，共计3360艘船只，只被击沉了3艘，而德国潜艇反而损失了36艘。现在邓尼茨就决心停止一切进一步对护航船队的作战，并且坦白地报告希特勒说，除非能有新型的潜艇、新的防御工具和较佳的空中侦察，否则他们即不可能再行作战。
1944年3月底，邓尼茨奉命用40艘潜艇组成一个群，以便在联军侵入西欧时从事近海的作战。到5月底，他已经把70艘潜艇集中在比斯开湾的各港口内，在北大西洋中则只留下3艘，而其任务又仅是报告气候的变化而已。
德国人放弃北大西洋潜艇作战，遂使英国的海岸司令部有如释重负之感。在长达41个月的反潜作战中，该司令部所属的飞机（第十九联队）共计击沉德国潜艇50艘，击伤了56艘（出入比斯开湾基地的次数为2425次）。在此同一期间之内，第十九联队在比斯开湾也损失了飞机350架。如果英国当局对于海岸司令部能够分配以较多的飞机——从其任务的重要性上看来，那也许是应该的——则其损失可能较小，而效果也可能更大。
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即对碇泊在挪威北部的德国战斗舰“铁比制”号所作的两次攻击——第一次是在1943年9月，它受到3艘英国超小型潜艇（midgetsubmarine）的攻击，第二次是在1944年3月，又受到英国舰队飞机的攻击——但都不过使其受到相当创伤而已。最后到11月间才终为英国空军的重型轰炸机所击沉。在对斯匹次卑尔根（Spitzbergen）的一次突击时，它的主炮才有过一次射击的机会——但它累经重创而仍不沉没的事实，却可以证明德国海军造舰工程技术的优良。此外，仅仅由于其存在的威胁，也已经对英国的海军战略产生一种重大的影响，并且也牵制英国海军相当大的一部分实力。
“香霍斯特”号的威胁是在上年12月里被解除的：当它企图截击一支北极的船队时，受到英国本土舰队一支强大部队的包围而终于被击沉。
在1944年的上半年，英国在国内水域中的主要烦恼，是来自一种称为“E艇”（Eboats）的小型摩托鱼雷艇。虽然它们的总数从来未超过30余艘，但因为它们在各航线之间可作迅速的调动，而且又能选择适当的机会，所以也就构成了一种很难应付的扰乱。
德国的潜艇均已集中在法国西岸的港口内，准备对抗联军的渡海行动，但结果却证明殊少效力。不过它们也乘着这个机会在6月间诺曼底登陆之前装配了“修诺克”呼吸管，于是对于空中攻击也就变得不那样容易被摧毁了。
当美国第三军团在8月中旬从诺曼底冲出，达到法国西岸的那些港口——布勒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St.Nazaire）——附近时，大多数的德国潜艇都被调往挪威。自从那时起，出入不列颠的船只遂开始可以再度使用绕着爱尔兰南岸的旧有正常航线。
从8月下旬起，又有一连串的德国潜艇从挪威和德国出发，绕过苏格兰和爱尔兰北面，到达接近不列颠海岸的位置，但在这次近岸作战中它们的战果却非常地有限——不过由于它们经常潜伏在水面下并使用“修诺克”之故，所以损失也比过去为少。在1944年9月到12月之间，它们在不列颠沿岸水域中一共只击沉14艘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