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访日的政治、文化意义
梅兰芳赴日是应大仓喜八郎（ōkuraKihachirō，1837—1928）的邀请，后者是日本最大的工业金融组织之一——大仓财阀的建立者。(1)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工业与金融界最强的一股力量，大仓财阀将自己的利益与势力扩张到了中国。大仓喜八郎也是东京帝国剧场的董事长。这座剧场修建于1906年，当时的日本已经先后取得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1904—1905）的胜利，因此，这座剧场也象征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然崛起为世界强国。大仓在战争中从事军火贸易发了大财。他与中国的商界、政界、军界和文化界过从甚密，与重要的中国银行家、政治家、军官和艺术家（包括像梅兰芳这样的演员）有过交往。大仓喜八郎还是位热衷于搜集东方古董的收藏家，由于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他还致力于促进日中友好关系。梅兰芳访日之前，日本报纸曾报道过大仓喜八郎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ObataYūkichi，1873—1947）在北京观看梅兰芳表演的新闻。报道说二人都十分痴迷于这位中国演员的美丽和男扮女装。小幡酉吉明确表示梅兰芳看起来实在像位日本美人。(2)大仓喜八郎到梅宅拜访时，邀请梅兰芳1919年到他的东京帝国剧场演出。1924年为了庆祝自己的米寿，大仓再次邀请梅兰芳来到地震后重建的帝国剧场演出。
日本媒体宣称帝国剧场邀请梅兰芳演出是促进中日亲善的大事件。(3)《顺天时报》的记者也是中国戏剧批评家的辻听花（TsujiChōka，1868—1931）称颂梅兰芳访日是东亚戏剧界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4)他指出梅兰芳访日有助于推动中日邦交，对于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戏剧都很有好处，而梅兰芳在日本舞台上的成功也将为中国戏剧在世界艺术之林争得一席之地。(5)辻听花的日本版《中国剧》发行于梅兰芳第二次访日前夕，他在序言里强调，研究中国戏剧对于日本人理解中国民族性、寻找所谓“中国问题”的答案与解决方法都具有重要意义。(6)中国民族性和“中国问题”的研究正是日本大正时代的核心议题，它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在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息息相关。村田乌江（MurataUkō）是日本主要报纸的驻华记者，在中国工作了30多年。(7)作为一名中国通和翻译，村田也是京沪戏院里的狂热戏迷，差不多也算是个中国戏曲专家。村田和辻听花一样，经常充当对中国戏曲感兴趣的来华日本作家和汉学家们的向导。梅兰芳首次访日期间，村田乌江也陪伴和帮助了梅兰芳。他在梅兰芳访日之前就已经出版了《中国剧和梅兰芳》一书，向日本公众介绍梅兰芳和中国戏剧。(8)村田在序言中指出，梅兰芳的美貌、天资和技巧使他成为中国最好的演员，不仅中国人高度赞扬他，就连欧洲人和美国人也非常仰慕他。村田接着说，具有全球性声誉的梅兰芳，带着中国艺术的精髓来到了日本，作为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梅兰芳的访问必将标志着中国演员新纪元的到来。(9)
中国媒体也在焦急地期待着梅兰芳访日。(10)一些人对梅兰芳访日持悲观态度，认为梅兰芳此行不但不会传扬国光，反而会使中国人蒙羞，同时也败坏了梅兰芳本人的名声。(11)此外，中国方面有人非常怀疑日本方面的邀请动机。正如齐如山所说，反对者认为日本倡言中日亲善是假的，不可相信。对此，齐如山的意见不同，也更实际。他认为外交大多就是彼此利用，所以，中日亲善也可以互相利用，而且只要中国方面利用得法，日本的动议也不见得有什么损害。(12)
事实上，中国戏剧界普遍认为，日本人邀请梅兰芳去演出，不仅是提升中国戏剧地位的好机会，而且也是通过中国戏剧传播中国文明和文化的重要途径。由于知道在华外国人向来以观看中国戏为耻，因此，针对外国人争聘梅兰芳去演出并且东西方观众都观看并赞扬梅兰芳表演的现象，春柳社（受日本新派影响）成员、《春柳》杂志编辑李涛痕认为这是“亘古未有之奇谈”(13)。在李涛痕看来，甲午战争之后，(14)日本人的心目中未尝有中华文明，他们发表的关于中国的观点大都带有轻侮之意。日本教科书中有关中国的内容基本只关注台湾和东北的现状，只关注中国的政治腐败、缠足、赌博和吸鸦片等等，而根本不曾言及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李涛痕乐观地看到，梅兰芳前往日本演戏，日本人至少可以了解中华文明于万一，终有一天日本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真正实现中日亲善。(15)另有人评论梅兰芳访日是当时中国戏剧界最重要的事件，这一破天荒的伟举足以为中国艺术界生色，确保中国戏剧获得世界的位置。(16)有影响力的批评家马二先生（冯叔鸾）也认为，梅兰芳访日将决定中国戏剧在世界艺术中究竟有何等之价值。(17)
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之一李涛痕，主要关注的是梅兰芳的表演在日本人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中国传统戏剧最保守、最狂热的捍卫者之一，同时也是“梅党”的核心成员之一张厚载，则在日本人对梅兰芳的痴迷中，看到了作为中华民族骄傲的传统中国戏剧和梅兰芳艺术的价值。张厚载热烈称颂了梅兰芳的“魔力”，不仅足以颠倒国人，而且在日本报纸上也赢得了无数称赞。在张厚载看来，外国人对中国演员声色的普遍赞美是令中国戏剧界感到骄傲的事，也是晚近中国唯一值得自豪的事。在向国人介绍日本报纸上报道的大仓喜八郎和小幡酉吉十分喜爱梅兰芳的色艺时，张厚载更声明梅兰芳不但是日本人垂涎的美人，更是全世界的美人。梅兰芳的表演之美不仅要从日本的视角看，更可谓世界的模范。(18)在另一篇文章中，张厚载还指出，除了为中国戏剧界增光添彩，梅兰芳出访日本的成果对于中国戏剧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也很重要。(19)
(20)1912年在北京成立的经政府批准的戏曲行会组织——正乐育化会，旨在提升艺人的社会地位，以社会教育为目标来改革戏曲娱乐业。1919年访日前，该会为梅兰芳举办了大型欢送会。该会在颂词中声明，戏曲首先是一门艺术，中国戏曲的价值在于它代表了国粹。该会赞扬梅兰芳访日是中国戏剧界前所未有的伟举，为伶界带来了无上的殊荣，使其大放异彩，而中国艺术发展国粹之光的辉煌前景也有赖于此。它申明梅兰芳访日的使命，既是向异邦传播中国艺术的壮举，也是考察彼邦艺术以资伶界参考的伟举。它断言梅兰芳访日对中国艺术界和日本及整个东亚艺术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梅兰芳出访是他日中国戏剧在世界艺术中获得相应地位之嚆矢。(21)作为回应，梅兰芳承诺此行不仅要向日本介绍中国艺术，还要学习日本艺术以为中国改良戏剧之用，更为了巩固中国戏剧的地位。(22)梅兰芳后来回忆日本之行时，又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初心在于把中国戏剧介绍到外国去，听一听国外观众对它的看法。(23)
梅兰芳抵达日本后，日本首相原敬（HaraTakashi，1856—1921）率领内阁成员，还有各国驻日大使出席了中国驻日使馆为梅兰芳举办的酒会。代办公使庄景珂向陪伴梅兰芳赴日的齐如山透露，日本首相的出席史无前例，证明了梅兰芳在日本人那儿的面子。而齐如山则提出这也说明了中国戏剧的力量。齐如山最终将之视为国家的面子，认为酒会花了几千块也是值得的，因为它为中国争得了巨大的光荣。(24)
当然，对于1919年5月7日在东京大街上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两千多名留日中国学生来说，梅兰芳出现在帝国剧场的舞台上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梅兰芳收到了留日中国学生的信，后者要求他取消与帝国剧场的合约，停止所有试图娱乐取悦日本人的演出。(25)受到恐吓的梅兰芳一度打算取消5月7日的演出，但是，与帝国剧场的合同已经签订，再加上自己在东京广受欢迎，当晚的戏票早已销售一空，梅兰芳最终还是按期演出了，而且合约最终还延长了两天。当然，日本方面也做出了相应让步，撤下了帝国剧场门前写有“中日亲善”字样的牌子。(26)
(1) 17
(2) 《梅兰芳：中国的女形》，《东京朝日新闻》1918年1月5日（“MeiLanfang：Shinanoonnagata，”Tokyoasahishinbun，January5，1918，p.5）。《在帝国剧场观看梅兰芳》，《都新闻》1919年4月24日（“TeigekinimiruMeiLanfang，”Miyakoshinbun，April24，1919，p.5）。
(3) 《恐吓信惊现在梅兰芳面前》，《东京朝日新闻》1919年5月8日（“MeiLanfangnikyōhakujōgamaikomu，”May8，1919，Miyakoshinbun，p.5）。
(4) 听花散人：《梅兰芳前言》，引自村田乌江：《中国剧和梅兰芳》（ChōkaSanjin［TsujiChōka］，“MeiLanfangjo，”inShinagekitoMeiLanfang，Tokyo：Genbunsha，1919）。
(5) 辻听花：《梅兰芳与中国剧》，《时事新报》1919年4月25、26日（TsujiChōka，“MeiLanfangtoShinageki，”Jijishinpo，April25and26，1919，p.10）。
(6) 辻武雄：《支那芝居》第1卷，北京：支那风物研究会，1923年，第1—10页（TsujiChōka，Shinashibai，vol.1，Beijing：ShinaFūbutsuKenkyūkai，1923，pp.1-10）。
(7) 18
(8) 村田乌江：《中国剧和梅兰芳》（MurataUkō，ShinagekitoMeiLanfang，Tokyo：Genbunsha，1919）。
(9) 乌江散人：《梅兰芳序言》，见《中国剧和梅兰芳》（UkōSanjin［MurataUkō］，“MeiLanfangjo，”inMurataUkō1919，n.p.）。
(10) 采双：《梅兰芳赴东问题》，《晶报》1919年3月9日。渴菴：《梅兰芳东游消息》，《晶报》1919年3月12日、15日。
(11) 远哉：《对于梅兰芳东渡之悲观》，《小京报》1919年3月4日。
(12)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第127页。
(13) 涛痕：《梅兰芳何以能享盛名》，《春柳》1919年第7期，第1—2页。
(14) 19
(15) 涛痕：《梅兰芳到日本后之影响》，《春柳》1919年第5期，第8—10页。
(16) 采双：《梅兰芳赴东问题》，《晶报》1919年3月9日。
(17) 马二（冯叔鸾）：《梅兰芳志别之函》，《晶报》1919年4月21日。
(18) 张厚载：《梅兰芳之魔力》，梅社编，《梅兰芳》，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第28—33页。
(19) 张厚载：《对于梅兰芳赴日的感想》，《晨报》1919年4月24日。
(20) 20
(21) 《育化会欢送梅畹华赴日颂词》，《顺天时报》1919年4月18日。
(22) 《梅兰芳答词》，《顺天时报》1919年4月18日。
(23) 梅兰芳：《东游记》，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33页。梅兰芳：《日本人民珍贵的艺术结晶：歌舞伎》，《梅兰芳文集》，第391—395页。
(24) 涛痕：《梅兰芳东渡纪实》，《春柳》1919年第7期，第3页。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第129页。
(25) 21
(26) 《两千名中国学生在东京暴动》和《给梅兰芳的恐吓信》，《东京日日新闻》1919年5月8日。《恐吓信惊现在梅兰芳面前》，《东京朝日新闻》1919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