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波：中国反应
梅兰芳的美国之行在中国国内产生了重大反响。然而，区别于美国人对于梅兰芳的接受，中国人对梅兰芳成功访美的反应并不都是积极肯定的，对于梅兰芳此行的成就也没有达成共识。仰慕者和支持者称赞梅兰芳是民族英雄，认为他冒险努力向海外传播中国戏剧、文化和文明，为中华民族增添国际荣耀，是一件伟大且自豪的事情。与此同时，诋毁者和批评者们则对他大肆攻击，有些人甚至谴责梅兰芳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认为他的努力让国家在国际上蒙了羞。
梅兰芳访美期间和访美归来之后，包括上海伶界联合会的官方出版物《梨园公报》在内的中国报刊，都刊登了梅兰芳在纽约及其他美国城市演出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很多报道还附上了照片插图。其中，斯达克·扬、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其他评论家评论的译文，占据了重要位置。《时事新报》就刊登了阿特金森的评论文章《艺术大使梅兰芳》的节译。编辑评论称赞了梅兰芳抱着“大无畏的精神”，远涉重洋，将中国的艺术发挥到美国去，得到了彼邦人士的热烈欢迎和万分赞美，替中国艺术界增添了“无限的光荣”(1)。中国的新闻报道还为梅兰芳打败了当时同在百老汇演出的日本演员而感到欢欣鼓舞，它们还引用了将梅兰芳的中国戏剧视作亚洲文化代表的美国评论，(2)这些评论认为梅兰芳代表的中国戏剧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戏剧艺术都无法驾乎其上的。(3)
为了迎接梅兰芳凯旋，上海商界、新闻界和戏剧界都忙着筹备盛大的欢迎会。梅兰芳一回到上海，各界名流共500多人齐集港口迎接他。(4)伶界联合会为梅兰芳归国举办了盛大庆典，40多位演员代表整个联合会出席。(5)在上海大同乐会举办的招待会上，欢迎会的主席、也是梅兰芳的长期支持者李石曾，称赞梅兰芳此行是“中国戏剧之成功”和“中西文化媾通之实现”，认为梅兰芳的归来“于中国旧剧，另予以新的生命”。胡适则在发言中将梅兰芳的成功定位为个人的成功，并将其归因于梅兰芳的人格修养。胡适长期反对中国传统戏剧，因此他没有把梅兰芳的成功与中国戏剧的价值联系起来，而是坚持认为中国戏剧问题还是应当另行讨论。然而，诗人、画家和政治家叶公超（1881—1968）微妙地驳斥了胡适的观点，认为梅兰芳的成功应该归功于他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戏剧真正特点的努力和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6)
梅兰芳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不仅将梅兰芳的访美成功视作梅兰芳个人地位的巨大抬升，而且还将之看成是中国人民的巨大荣耀和中国戏剧普遍价值的明证。梅兰芳的支持者由此认为，由于梅兰芳的美国之行，中国戏剧（特别是昆曲）因其精湛的艺术而受到美国人的激赏和珍视，这证明了昆曲在世界戏剧中的重要地位和中国戏剧的“世界的价值”(7)。据一位支持者说，梅兰芳实现了谭鑫培当年想做却没能完成的梦想，后者曾经受邀赴美演出，却终因年事已高而未能成行。也正因为此，梅兰芳成为中国演员里的杰出人物，这足以让他感到自豪。(8)不仅如此，这位批评家还认为，梅兰芳以一伶人，而不是那些受外国人鄙贱的中国政治家、外交家或军事学家，美国之行赢得了西方人的钦佩和尊重，这也足以让中国人民感到高兴和自豪。(9)《密勒氏评论报》（TheChinaWeeklyReview）提供了一些来自美国主要报
纸和杂志的评论作为证明梅兰芳大获成功的“确凿证据”，(10)认为“这些好评显然回答了过去十年来中国国内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些论战全都聚焦于梅兰芳能否在美国取得成功这一问题。该报因此向梅兰芳表示了最热烈的敬意，“认为他成为当时美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中国非官方代表，这是第一等的荣誉”(11)。《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的评论将梅兰芳的成功归因于他使用了一种不受国界限制的语言（音乐），认为梅兰芳的艺术无论是不是一种落后民族的腐朽的艺术表达，它都担得起艺术之名且非常优美，因为当今中国“再想象不出另一种形式的美了”(12)。
总之，梅兰芳最狂热的崇拜者和最忠实的支持者的首要观点，要数齐如山在记述梅兰芳访美的文章开头的一句话总结得最好：“梅兰芳君这次到美国去，总算大成功了。这不但是梅君个人的荣幸，凡我们中国人都该怎样的喜欢呢！因为这是国际的光荣。”(13)齐如山长期致力于确立京剧的国剧地位。梅兰芳的成功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观点，并对他的计划产生了直接的即时影响。从美国回来后，齐如山和梅兰芳于1931年在北京创办了“国剧学会”，旨在对中国旧戏进行系统和科学的研究。在梅兰芳看来，自己的访美成功以及美国评论家对中国戏剧的强烈兴趣和由衷赞扬最终推动了这一组织的建立。(14)
尽管做了很多公开宣传，但与齐如山的设想正相反，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欣赏梅兰芳的成功，事实上，许多人并不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荣誉，反而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当得知波莫纳学院为表彰梅兰芳在提升美国人对中国戏剧的认识方面的贡献而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时，左翼记者和批评家邹韬奋（1895—1944）认为，美国媒体称梅兰芳为代表东方艺术的“中国的偶像”和“中国的雄妇人”，中国则“未免过于冤哉枉也”(15)。国民政府的学者和政治家赵尊岳（1895—1965）写信给邹韬奋，为梅兰芳的贡献做辩护。他引用了斯达克·扬对梅兰芳的评价，并拿梅兰芳的舞台经历和剧目与莎士比亚做了比较。(16)邹韬奋在回应赵尊岳时说，他赞同洪深的评论，后者认为梅兰芳在美国演出的剧目是中国行将成过去的古董，在国内也就是供变态心理的老头子和姨太太们玩玩。(17)为了回应赵尊岳和《申报》，一本致力于大众教育与启蒙的杂志《民众教育》分五期发表了一篇逐点反驳赵尊岳信件的长文。这篇批驳文章的作者对梅兰芳和极度崇拜并歌颂他的人们给予了无情的攻击。在这位批评者眼中，梅兰芳在中国充其量就是个二流的女角演员。他的京剧表演不能被视作是中国或亚洲文明、文化和艺术的代表，而是个耻辱；如果梅兰芳的使命真的是向美国人传播中国或亚洲文明，那么，他应当被视作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这位批评者认为，美国大学将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一位艺术只不过是些把戏的没有学识的中国演员，这是一种对中国的蔑视。他还谴责将梅兰芳和莎士比亚做比较是十分荒谬的，认为这个中国二流演员演出的剧目没有对人类生活产生任何积极的社会影响，远远不如伟大的英国剧作家的杰作。他认为，美国观众能够从梅兰芳的表演中获得的知识和印象，主要是中国文化习俗中消极与落后的一面，几乎谈不上什么中国的艺术和学问，更遑论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政治体制了。最后，这位批评者敦促梅兰芳的崇拜者们要将自己极度的忠诚与热情献给中国革命，而不是这位偶像演员，因为推崇梅兰芳在他看来是对中国文明和文化的背叛。(18)类似的，《北洋画报》上的一篇评论也认为，梅兰芳访美的成败取决于他是否从西方歌剧与戏剧中学习到了可以用来使国剧日臻于完善发达的东西，而不是宣扬加深外国人对中国戏剧与文化的理解、为个人谋利或是获取外国人恭维的努力。(19)
在一篇不太受政治和意识形态论战影响的社评中，为了回应中国媒体对梅兰芳游美胜利归国的宣传，《大公报》对中国戏剧问题发表了评论。事实上，在媒体的助力下，公众对梅兰芳归国这一消息的关注程度早已远超普通的政治经济问题了。社评说，由于中国古乐早已消亡，以京剧和地方戏为代表的现代中国音乐被证明是最粗俗的，音乐演进上远远落后于近代欧洲音乐，因而中国演员和观众的音乐情趣和品位均很低俗。社论进而认为，(20)把中国戏剧介绍给世界乐坛，自以为便是代表中国艺术，实则是大错特错。它认为梅兰芳的成功是一次意外，并且非常排斥外国人对于中国戏剧的赞美，指出这种赞美仅仅是出于好奇心和某些东方趣味，并不能证明中国戏剧就具有很高的价值。此外，社评警告说，如果引导中国人去相信中国戏剧确实具有很高的价值，那将是更加令人不安的危险之事。这篇社论敦促新得盛名的梅兰芳、其他的中国演员乃至全国人民，都要在中国的戏剧与音乐领域努力寻求新的改良与创造，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音乐品味和鉴赏力。“不然”，社评下结论道，“中国终为乐亡之国耳。东方艺术云乎哉”(21)。
梅兰芳不仅因为艺术“腐朽颓废”以及他未能或不愿从根本上现代化自己的表演艺术而受到猛烈攻击，而且还为了他对中国戏剧做出的最温和的创新而遭到严厉批评。《北洋画报》由大学教授转行而为记者的王小隐，在评论《大公报》的社评时也认为，中国戏剧的艺术地位并不能由梅兰芳的游美成功来决定。但不同于社评的批评取向，王小隐指责梅兰芳为了博得外国人的掌声，破坏了中国戏剧的成规和实践。他尤其批评了梅兰芳在《贵妃醉酒》的表演中改变了舞蹈身段，并且改革了外国人认为太过刺激的锣鼓演奏。在王小隐看来，梅兰芳在表演中努力将锣鼓等打击乐器奏出的吵闹乐音变得低缓，但是响亮的锣鼓声本是中国戏剧表演在庙会野台上用来吸引观众的基本元素之一，如果改变了它，中国音乐也就失去了表现力。王小隐下结论道，如果中国人认为，只要能博得洋人喝彩即可不惜破坏一切成规，便已算是占定了价值，那么，“中国未为乐亡，先已亡乐”(22)。(23)
(1) 《美国人之中国剧评》，《时事新报》1930年5月28日。同时也可参见《美国人眼里的梅兰芳及中国剧》，《大公报》1930年5月2日、9日。《缀玉轩游美杂录》，《申报》1930年3月3日、4日、29日、31日，4月1日、2日、7日、8日、17日、18日、19日、20日、21日。《梅兰芳在美时之琐记》，《梨园公报》1930年12月8日、11日、14日、17日。《海外梅讯》，《梨园公报》1930年3月2日、11日、14日、17日、26日、29日，4月7日、11日，5月11日、17日、23日。《北洋画报》1930年4月5日、19日、26日，5月3日、17日、27日、29日，6月5日、10日、12日、21日、28日，7月5日、17日、19日。《北京画报》1930年5月10日，6月27日，7月6日、9日、24日，8月11日。琴：《梅兰芳：请看美国人之批评》，《世界日报》193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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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梅兰芳抵纽约之盛况》，《北洋画报》1930年4月19日。
(4) 雪梨：《梅兰芳乘轮归国明日可抵上海》，《梨园公报》1930年7月17日。雪梨：《梅兰芳前日抵之盛况》，《梨园公报》1930年7月20日。
(5) 茫茫：《伶界联合会欢迎梅馆长志盛》，《梨园公报》1930年7月23日。雪梨：《伶联会欢迎梅畹华碎锦录》，《梨园公报》1930年7月23日。
(6) 《大华迎梅盛会》，《申报》1930年7月20日。
(7) 芸子（傅芸子）：《梅兰芳在美之成功》，《北京画报》1930年5月10日。耳：《旧剧有世界的价值》，《梨园公报》1931年8月26日。
(8) 了翁：《梅兰芳将归国记》，《梨园公报》1930年7月2日。《北洋画报》上并置着三张照片，内容分别是伶界大王谭鑫培生前在北京乘坐骡车去拜年、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骑驴去续弦、梅兰芳在旧金山坐汽车大游行。画报的呈现无疑显示了梅兰芳之于前辈和同侪的优越性，以至于其中一幅图的标题略带讽刺地说：“说来说去梅博士终于不愧为梅博士也。”《题老谭乘轿车图》，《北洋画报》1931年1月1日。有关美国人邀请谭鑫培赴美演出在梅兰芳1919年赴日之前，请参见刘韵秋：《从谭鑫培谈到梅兰芳赴俄》，《戏世界》1935年6月14日。刘韵秋在谈到梅剧团宣传赴俄演出大获成功的时候说，梅兰芳此行还并不足以为中华民族争光荣，更谈不到什么发扬东方艺术和文化了。即使他的出国演出有潜力做到这些，刘韵秋认为，梅兰芳在这方面也不能取代谭鑫培，因为谭鑫培享有盛誉，美国人邀请他，是将之视作“当今世界上唯一著名艺术家”，他的戏剧唱片在日本和美国都很受欢迎。
(9) 了翁：《梅兰芳游美杂谈》，《梨园公报》1930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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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梅兰芳成功的美国之行》，《密勒氏评论报》1930年4月5日（“MeiLan⁃Fang'sSuccessfulAmericanTour！”TheChinaWeeklyReview52［6］，April5，1930，p.203）。
(12) 《美国人对梅兰芳的接受》，《中国评论周报》1930年第3期（“TheAmericanReceptionofMeiLan⁃fang，”TheChinaCritic3［16］，1930，pp.365-366）。
(13)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1933）第一卷，引自《齐如山全集》第二卷，第1页。
(14) 梅兰芳、余叔岩：《国剧学会缘起》，《戏剧丛刊》1932年第1期，第10页。
(15) 韬奋（邹韬奋）：《梅博士的贡献》，《生活》1930年第5卷第27期，第441页。
(16) 赵尊岳：《关于梅博士的问题》，《生活》1930年第5卷第29期，第487—490页。赵尊岳的文章还署名为“知”发表在《申报》上。参见知（赵尊岳）：《关于批评梅兰芳之一函》，《申报》1930年6月20日、21日、22日。
(17) 《生活》1930年第5卷第29期，第490—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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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为彬：《批评梅兰芳及其走狗》，《民众教育半周刊》1930年第1卷第33期，第3—4页；第1卷第34期，第3—4页；第1卷第35期，第3页；第1卷第36期，第3页；第1卷第37期，第3—4页；第1卷第38期，第3—4页。
(19) 乐天：《梅兰芳赴美成败论》，《北洋画报》1930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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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戏剧问题》，《大公报》1930年8月5日。
(22) 王小隐：《中国剧之艺术地位已确定乎》，《北洋画报》1930年8月30日。
(23) 一位美国记者说，梅兰芳的访问演出不仅是“最完善也最现代的中国戏剧艺术的传播者”，而且也提醒人们“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尽管梅兰芳的演出已经做出了妥协让步，受到了美国人的影响，但纽约唐人街上的中国戏剧“在制作方法上比梅兰芳的演出更拘泥于旧的古典传统”。梅兰芳已经“把乐队从台上请到了幕后”，与此同时，梅兰芳的音乐“也要柔和许多，只偶尔地使用打击乐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人街的中国戏剧，后者还在使用“嘈杂的铜管乐器、音乐伴奏持久不断，与西方人的耳朵大异其趣”。参见格雷斯·林恩：《梅先生和本土的中国戏》，《纽约时报》1930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