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戏剧意识形态与社会倾向的争论
20多年来，进步与激进的改革者提出的批判中国传统戏剧的论据，一直都集中在思想内容层面。由于梅兰芳的出访将中国戏曲放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之中，上述争议也就变得愈加激烈和显著起来。中国批评家(1)，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攻击中国戏剧带有封建贵族的思想、伦理和社会内容，脱离了大众的利益，与社会主义的新意识形态背道而驰。
处于这场论争中心的是两位著名的中国作家——鲁迅和田汉。鲁迅对梅兰芳及其支持者进行了火力甚大的持续批判，认为梅兰芳的艺术已然变得如此的精致和成熟，只属于封建贵族的文人官僚：
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2)
鲁迅批评作为乾旦演员的梅兰芳，仅次于他对梅兰芳的那些来自士大夫阶层的支持者们的攻击，他认为是这些支持者将梅兰芳与大众隔离了开来。在他看来，像十三旦这样的乾旦之所以到了70岁的时候，还能每次出场都博得全场喝彩，正是因为他不受士大夫阶层的掌控；梅兰芳的表演在没有士大夫支持的时候，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但自从他受到了士大夫的影响，表演就“变得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②。
《中华日报》就梅兰芳访苏出了专号。主打文章是田汉对梅兰芳、中国传统戏剧和苏联邀请梅兰芳的评价分析。与鲁迅一样，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剧作家、批评家田汉也认为，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剧，在封建贵族士大夫的腐化下，充斥着封建思想。田汉首先回顾了五四时期对中国旧剧的批判，指出了这类批判的革命性和局限性。(3)他指出，胡适批判中国传统戏剧时，没能理解中国贵族社会的兴亡与昆剧的盛衰是有因果关系的。田汉引用了黄素对梅兰芳阶级属性的批判，强调梅兰芳在民国初年的崛起与中国革命的失败以及中国封建贵族社会遗老遗少的复辟紧密相关。田汉进一步指出，梅兰芳在舞台上扮演的角色都是贵族宫廷中的美人，而这些美人在阶级斗争领域里都属于播散封建意识的活工具。在齐如山和其他贵族文人的支持下，梅兰芳要将京剧变得像昆剧一样雅致，用贵族艺术的模式来改造民众的艺术。梅兰芳艺术的封建内容及其反大众的表现形式使之不再适合于现代生活。(4)在田汉看来，社会变革之际，“名伶”和政治家一样，只要不做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就必然会沦为旧支配者维持统治的工具。因此，梅兰芳虽然出生在一个饱受封建压迫的梨园世家，却最终变成了散播封建意识的“天女”。田汉觉得访苏对于梅兰芳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劝他不要只听见俄国人崇拜中国“象征剧”（“以木凳代马，以棒代鞭，以木棒击凳代跑马”），而是更要以复兴中国旧歌剧为目标，多少学些人性一点的、自然一点的东西回来。②当然，直到梅兰芳访问苏联之后，田汉仍坚持认为，像梅兰芳这样的人自以为正在苏联发扬现代中国文化，但在苏联人的眼中，他们只是一具前时代的美丽残骸。(5)
受鲁迅影响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胡今虚批评《中华日报》为梅兰芳访苏出了专号。认为京剧只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梅兰芳不配得到这样的同情对待，这是新剧运动者向京剧投降的可耻之举。胡今虚认为，不能因为梅兰芳受到了革命的苏联的邀请，就重视起他来。相反，胡今虚继续补充道，梅兰芳应该像僵尸那样被解剖，送行应该改为“送葬”(6)。这家报纸的编辑同时也是新戏剧运动积极分子的袁牧之，不得不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并澄清立场。袁牧之承认，一些新剧运动的积
极分子确实向中国旧剧投降了，(7)但他认为，新剧运动应该像梅耶荷德等苏联艺术家对待亚洲戏剧和苏联各民族戏剧那样，对旧文化的遗产加以研究和利用。(8)
左翼作家和批评家方之中认为，梅兰芳是中国的旧戏权威，是封建的艺术成果，身上残留着封建思想。因此，梅兰芳不应该在苏联演出他那些浸透了“封建思想”的名作，比如《西施》《洛神》，而应该从苏联和欧洲带回一些新的经验来改造中国戏曲。方之中还指出，梅兰芳不应该被他的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们误导，为了传播中华民族的光荣而努力传播中华民族的光荣，因为梅兰芳传播的并非中华民族的荣耀，而是中华民族的耻辱。(9)
不同于那些激进的左派作家和批评家，鲁迅的反对者之一、批评家杜衡没有全盘否定梅兰芳的艺术。相反，他认为梅兰芳目前最先的急务是找几位戏剧意识检讨专家来帮忙，或者成立一个脚本改编委员会。他建议梅兰芳去莫斯科之前不妨从改编作品中选几个最先进的戏，到莫斯科去宣传他“转变”后的个人创作。因为在杜衡看来，按照惯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此外，杜衡还坚持认为，梅兰芳到时不要忘了邀请斯大林来看演出，并且要在中国媒体上大力宣传斯大林对他表演的感想，因为斯大林的认可将会立即改变那些反对梅兰芳的公共舆论。那些批评男扮女装的人（这里杜衡指的是鲁迅反对梅兰芳的男扮女装）也会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戏剧似乎也有它的不可及处。杜衡最后的结论是：“因此，梅先生的伟大不但在苏联得到普遍的承认，就是在本国也会得到新的估价而永远垂诸不朽。”(10)
鲁迅在对杜衡的反驳中指出，和杜衡一样，梅兰芳说中国戏是象征意义的，并坚持认为剧本的字句要雅致一些，“其实倒是为艺术而做艺术”，也是一位“第三种人”。根据梅兰芳此前访问日本和美国的情况，鲁迅断言梅兰芳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11)此外，在左翼的共产党作家兼编辑聂绀弩看来，杜衡对梅兰芳的建议暴露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公众舆论，特别是杜衡本人追随斯大林和苏联领导的盲目意愿。聂绀弩用一种尖刻讽刺的语气指出，在杜衡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毛遂自荐之前，“梅博士”却早未罗致，未免遗憾。聂绀弩接着说，如果“梅博士”真的得到了苏联人的宠睐回来，中国的舆论界又果真改变了对梅兰芳的态度，那么像杜衡这样的“大作家”不如改行“唱小旦”(12)。聂绀弩告诫梅兰芳，他如果想在赴苏联之前免除封建气味，仅仅靠选择几个剧本还不够，他真正需要的是彻底转型。聂绀弩认为，［梅兰芳先得从一切封建关系里解放出来，从玩古董讨姨太太的私人生活中解放出来，从官僚政客名流学者的无谓应酬中解放出来，从洋场大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他左右的遗老遗少才子名士的欺骗中解放出来！］在聂绀弩看来，“摆脱一切旧的枷锁，勇敢地踏上新的前途，成为一个艺术家，时代的艺术家，梅兰芳，未必绝无希望”(13)。
由于中国戏剧的思想内涵和梅兰芳在社会主义国家演出的新定位，在一些批评家眼中，剧目选择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刘春华赞同政府为了增进中苏文化对话的使命而赞助梅兰芳访苏，也认可极度训练有素的京剧唱做历史悠久、富有价值。刘春华建议，要特别注意和重视选择那些能够充分代表中国民族精神和道德理想的剧目，而不是那些道德败坏、沉湎酒色的剧目。他认为，梅兰芳由于行当所限无法扮演中国历史上的男性英雄与烈士，但是他可以扮演《木兰从军》或《刺虎》里那些强大的女英雄。刘春华告诫梅兰芳不要去演《太真外传》和《西施》中的帝王妃嫔或是带有贵族情趣的美人。他希望梅兰芳的苏联之行能给中国戏剧界带来荣耀。(14)焦西辰建议梅兰芳选择那些具有革命和教育意义的剧目，如《打渔杀家》和《刺虎》等，有助于俄人认识到中国戏剧是(15)一种高尚艺术的戏剧。焦西辰认为梅兰芳的光荣同时也是国家的荣光。(16)
很多批评认为中国旧戏充满了封建思想，会被进步的苏联人嘲笑。梅兰芳坦言回应道，他和他的伙伴为了尽量选择一些有意义的剧目，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打渔杀家》《宇宙锋》这两部戏就都是描写劳动人民反抗封建专政和压迫的剧目。据梅兰芳说，剧目的选择标准完全集中在戏剧的思想内涵上，他们选择的是那些被认为（社会和思想上）有意义和进步的剧目。(17)当然，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梅兰芳还是强调了去社会主义国家演出时的选戏困难。梅兰芳承认旧剧是以儒家道德观念为中心的，但他也对批评他的人颇不服气，认为通过这些戏向外国观众宣扬中国古代的美德也并没有什么错。此外，也许是从苏联艺术家对他技艺的高度评价中大受鼓舞，梅兰芳后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宣称，由于语言不通，外国观众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在演员的技术方面，因此他赴苏选择的剧目（和美国之行一样）更重视中国戏剧的技术优势，而不是剧本内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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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②鲁迅（张沛）：《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中华日报》1934年11月5日。英译本参见田民编：《中国最杰出的戏曲乾旦：梅兰芳生活与艺术资料集》，第70—71页。
(3) 108
(4) ②田汉（伯鸿）：《中国旧戏与梅兰芳的再批判：梅兰芳赴俄演剧问题的考察之一》，《中华日报》1934年10月21日。
(5) 田汉：《对于戏剧运动的几个信念》（1935），《田汉文集》第十四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第459页。
(6) 胡今虚：《对京戏投降是新剧运动者的耻辱》，《中华日报》1934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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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袁牧之对胡今虚责难的回复，请参见《中华日报》1934年10月14日。
(9) 方之中：《梅兰芳赴俄演剧之我见》，《大晚报》1934年6月21日。
(10) 杜衡：《梅兰芳到苏联去》，《文艺画报》1934年第1卷第1期，第1—2页。
(11) 张沛（鲁迅）：《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中华日报》，1934年11月6日。参见《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82—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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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臧其人（聂绀弩）：《伟大的胜利》，《中华日报》1934年10月26日。
(13) 耳耶（聂绀弩）：《谈梅兰芳》，《中华日报》1934年9月16日和17日。
(14) 刘春华：《梅兰芳赴俄》，《新闻报》193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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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焦西辰：《去俄之前我对于梅兰芳之希望》，《时报》1934年9月12日。
(17) 犁然：《在梅兰芳马连良程继先叶盛兰的欢宴席上》，《大晚报》1934年9月8日。
特列季亚科夫（Tretyakov）认为中国用中国戏剧的方法来处理当代主题并不困难。他特别提到了《打渔杀家》这出戏，将之称为“被压迫者的复仇”，指出它在思想上很容易与苏联观众发生共鸣。参见拉尔斯·克莱贝尔格编：《艺术的强大动力》（LarsKleberged.，“ZhivyeImpulsyIskusstva，”IskusstvoKino1，1992，p.133）。又参见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梅兰芳访苏演出的收官之夜》，第165—182页。
(18) 梅兰芳：《梅兰芳游俄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27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112—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