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梅兰芳的接受
根据当时在苏联执行外交任务的陈依范的说法，莫斯科的国际观察人士曾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对梅兰芳的欢迎和接待，远远超过了一位艺术家所应享的规格”，“除了（苏联民众给予这位中国演员的）民间自发的欢迎外，也还有政府认可的标签”(9)。为了表示对梅兰芳此次访问的重视，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会长阿罗谢夫（A.Y.Arosev）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共同领导。(10)接待委员会的成员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ConstantinStanislavsky）、丹钦柯（VladimirNemirovich⁃Danchenko）、梅耶荷德、塔伊洛夫（AlexanderTairov）、爱森斯坦和特列季亚科夫。苏联方面同意支付中国剧团的所有旅费和食宿费。梅兰芳本人则享受特殊待遇，住进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奢侈豪华的大酒店。(11)阿罗谢夫在欢迎中国客人时强调了梅兰芳此行的文化意义：“伟大的中国艺术家梅兰芳携戏来访，这是苏中两国文化关系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12)阿罗谢夫断言，苏联的多民族文化体系在研究梅兰芳艺术时具有优势：“在我们的国家，多民族文化在苏联制度体系下亲密友好地合作，共同繁荣，我们具备深入理解研究梅兰芳伟大艺术的必需条件。”(13)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耶夫（B.Vassiliev）也认同这一看法，“毫无疑问，只有苏联才会对梅兰芳和中国戏剧整体的创造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14)。特列季亚科夫也持类似观点。
如果说资产阶级的欧美观众被撺掇着将中国戏剧当作某种异国情调的、狂野的、不适合观赏的东西，那么，在高度重视民族创造力精神孕育下的苏联观众，无疑会给予中国戏剧以应有的关注，因为这个国家与苏联相邻，是全世界几乎一半人口的家园。(15)
梅兰芳、戈登·克雷等国际知名艺术家的到访，被苏联戏剧界拿来证明自己对外国戏剧的兴趣以及自家在国际戏剧界的合法性和重要性。以下是《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的一位匿名作者试图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
苏联戏剧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重要成就而自豪。然而，它并不想躺在功劳簿上。苏联戏剧的创作者们总是渴望向他们的外国同行学习，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想学。戈登·克雷和梅兰芳到访莫斯科就证明了这一点。(16)
为了让苏联观众更好地欣赏梅兰芳的表演，除了在剧院和马路上(17)张贴海报(18)，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还出版发行了题为《梅兰芳与中国戏剧》（MeiLan⁃FangandtheChineseTheatre ：OntheOccasionofHisAppearanceintheU.S.S.R）的小册子。主要的报纸杂志，如《真理报》（Pravda）、《消息报》（Izvestiia）、《莫斯科晚报》（VecherniaiaMoskva）、《莫斯科日报》（MoscowDailyNews）、《文艺报》（LiteraturnaiaGazeta）和《工人与戏剧》（RabochiiiTeatr）等也都发表了介绍梅兰芳和中国戏剧的文章。
梅兰芳和中国剧团在莫斯科的亮相登上了苏联各大报纸的头条。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票，在梅兰芳登台之前就已经全部售罄。(19)公演之前，梅兰芳于3月19日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为他举办的招待会上表演了两个小片段(20)，第二天又到梅耶荷德和特列季亚科夫掌管的艺术大师俱乐部（theMastersofArtClub）会见了莫斯科各大剧院的导演和演员，为他们示范了中国戏曲表演的一些基本技巧。(21)掌管莫斯科中央艺术工作者俱乐部（theCentralArtWorkers'Club）的鲍里斯·菲利波夫（BorisFilippov）这样回忆梅兰芳在该俱乐部的演出：
匹门诺夫斯基（Pimenovsky）的地下室里“挤满”了演员。梅耶荷德、爱森斯坦、莫斯金（Moskvin）、塔伊洛夫紧挨着坐在拥挤的观众席中。梅兰芳完美地展示了近乎杂技式的精湛的中国表演技巧。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手势都好像经过了精确的数学计算。在学过生物力学的梅耶荷德看来，这次展示特别有趣。表演结束后，观众不仅就中国客人也就梅耶荷德提了许多问题。梅耶荷德对中国演员的技巧表示了最诚挚的钦佩，但当被问及这一体系是否与生物力学有什么共同之处时，梅耶荷德的回答是：“完全没有……奠定了中国戏剧基础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辅助工具。”(22)
3月23日，梅兰芳在莫斯科音乐厅首次对外公演，观众爆满。报纸杂志上的评论都配上了富有异国情调色彩的梅兰芳表演的图片。《莫斯科日报》热情洋溢地报道了梅兰芳的首次亮相：
这个夜晚对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来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梅兰芳本人优雅完美的艺术技巧，华丽的服装和从北京著名的颐和园戏台照样复制下来的布景，武戏演员和剧团其他成员的精湛技艺，都让莫斯科观众无比仰慕。梅兰芳在《汾河湾》《费贞娥》和《虎将军》（《费贞娥》和《虎将军》是同一出戏《刺虎》的两个译名。——田民注）中扮演的女主人公每一登场(23)，观众席就掌声雷动。他在《女英雄的舞蹈》（这指的是《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剑舞。——译者注）中的精彩做工所获的热情赞誉更甚于前者。(24)
《莫斯科新闻》这样总结梅兰芳的演出：“整个莫斯科都蜂拥而至，前来观看这位活着的最伟大的中国古典戏曲演员的六场演出……梅兰芳在这里受到的热情欢迎，即使是对于莫斯科这样一个素以观众懂得欣赏而闻名的城市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25)3月28日，梅兰芳完成了在莫斯科音乐厅的六场演出。在梅兰芳和剧团去列宁格勒演出之前，3月30日，他登门拜访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26)随后，从4月2日起，梅兰芳又到列宁格勒演出了八天。回到莫斯科后，梅兰芳于4月13日在莫斯科大剧院进行了告别演出。(27)此外，梅兰芳还多次遇到当时也在莫斯科访问的戈登·克雷。虽然克雷并没有观看梅兰芳的莫斯科演出，但他早年对中国戏剧非常感兴趣。(28)1935年4月27日，美国记者拉尔夫·巴恩斯（RalphW.Barnes）从莫斯科报道说：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这一个月里，梅兰芳不仅是苏联戏剧界的偶像，同时也是这两座具有戏剧意识的城市里绝大部分居民的偶像。莫斯科音乐厅演出门票的需求量是供应量的四到五倍。斯大林本人和大权在握的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也放了一个晚上假，前往剧院观看了梅兰芳扮演的传统女性角色。(29)
从梅兰芳后来的回忆可以看出，当他得知斯大林可能要来看自己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场演出时，心里着实有点儿激动。(30)这位中国演员无疑是非常高兴的，这不仅是因为普通的俄罗斯观众所表现出的热情，更因为苏联同行和评论家们关键性的赞扬。梅兰芳从莫斯科给自己的顾问齐如山写了一封信，信中就激动地提到了自己苏联之行的“美满效果”(31)。特列季亚科夫说他差不多观看了中国剧团的所有节目。(32)尼克拉·奥赫洛普科夫（NikolaiOkhlopkov）回忆说 ，他和爱森斯坦观看了梅兰芳在莫斯科的全部演出，都被深深地吸引了。(33)在梅兰芳莫斯科之行的尾声，爱森斯坦担任导演拍摄了一个电影短片，(34)内容是梅兰芳表演的《虹霓关》。拍完电影后，1935年4月2日，梅兰芳写信给爱森斯坦，向这位电影导演表达了谢意，感谢他的“热心帮助”，感谢他“对中国戏剧艺术的看法”(35)。梅兰芳后来也深情地回忆过自己与爱森斯坦的合作和友谊。(36)
梅兰芳对苏联戏剧立即产生了直接影响。根据陈依范的报道，梅兰芳出访前夕，苏联戏剧界对梅兰芳此行寄予了厚望，尤其是陈依范采访爱森斯坦和梅耶荷德时听到的他们对梅兰芳和中国戏剧的评价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37)爱森斯坦认为，梅兰芳此行对于苏俄电影戏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就爱森斯坦本人来说，他很乐意从梅兰芳的表演和中国戏剧中学到一些电影的基本原则。他希望梅兰芳的到访能帮助苏联戏剧界明白中国戏剧是如何处理写实主义问题的，这将对苏联人研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目标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莫斯科新闻》认为，正是梅耶荷德、爱森斯坦等顶级戏剧创作者和电影导演对中国戏剧所谓“艺术写实主义”（theartisticrealism）的严肃认真的兴趣，将这位中国演员和他的团队带到了苏联。同一篇报道也引用了梅耶荷德赞扬梅兰芳男扮女装艺术的话：“男人扮演女人是舞台上纯粹程式化（conventionalism）的最高形式。”(38)梅耶荷德曾接受采访，谈到了中国和日本戏剧在苏联人追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苏联一般的青年戏剧家，包括我本人在内，就反对这一种没落的“自然主义”，开始去探求戏剧学的真正原则，以便于创立苏俄的戏剧。我们发现英国、西班牙和中国在十六世纪的戏剧艺术具有许多的特色，可以表现出编剧人、导演和演员具有伟大的艺术的和审美的能力。我们就用这些作为模范。关于十六世纪的戏剧，我们曾经根据着书本研究过。我们发现日本的戏剧和古代戏剧很为相像。我们对于日本歌舞伎座的旧戏，曾经作过绵密的研究，以为它实际就是由中国戏剧化出来的。苏联的新戏剧，想根据中国旧戏的理论，和歌舞伎的实际经验，得着一种基本原则，借以探求舞台的社会的写实主义。(39)
(40)梅耶荷德强调，苏联观众接受过新试验新方法的训练，将乐意去理解中国戏剧在情感呈现与程式化场景建设方面的象征主义。在梅耶荷德看来，就形式而言，中国戏剧代表了世界上最古老也最纯粹的戏剧。(41)
梅兰芳最后一场表演结束后，1935年4月14日，在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的总部召开了一场关于梅兰芳表演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包括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梅耶荷德、塔伊洛夫、爱森斯坦和特列季亚科夫。梅耶荷德一开口就重申：
梅兰芳博士的戏剧出现在我们这儿，其意义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现在我们就只剩下惊讶或欣喜若狂了。我们这些建设新戏剧的人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我们确信，梅兰芳博士即使离开苏联以后，我们也仍将感受到他对我们的非凡影响。(42)
在为梅兰芳的访问演出所做的总结讲话中，丹钦科说：“我们都承认，中国戏剧给我们的戏剧生活带来了深刻严肃的震撼。”(43)几个月后，他在1935年9月4日的一封信中，称梅兰芳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他重申：“对于关心未来艺术运动进展的戏剧人来说，有很多东西需要向梅兰芳学习，比如技巧、节奏、象征的创造等等。”(44)
首先，这是梅兰芳和他的团队第一次为苏联观众带来真正的中国戏曲(45)演出。(46)更重要的是，被爱森斯坦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形式大师”(47)的梅兰芳，恰是在苏联政治文化语境正发生着根本性变化的关键时刻来到苏联的，当时苏联官方的反形式主义运动使得先锋戏剧运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险恶。苏联的先锋派艺术家们正在进行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反自然主义戏剧的运动，于是，尽管中国戏剧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无论在内容主题上(48)，还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都存在着差异，但苏联先锋戏剧家们仍将梅兰芳这位中国大师视作潜在的强大同盟军，为他们继续努力阐释与捍卫自己的不同立场提供了便捷的掩护。爱森斯坦曾说：“尽管中国戏剧与我们的戏剧奠基在不同的安排打算之上，特性不同、目标不同，但是中国戏剧艺术的经验为我们的艺术方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49)在特列季亚科夫看来，中国戏剧虽然“传播的是封建道德和儒家准则”，但中国古代戏剧技巧和形式的成熟与发展，可以用来发展一种政治煽动下的新型戏剧。(50)梅耶荷德以一种更直接更沉痛的方式感受到了梅兰芳在此时机出现的重要意义。梅耶荷德观看过梅兰芳的表演后断言：“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对苏联戏剧的未来命运来说，梅兰芳的到来是极其重要的。”(51)一年以后，也就是1936年，梅耶荷德又预言：“西欧戏剧与中国戏剧的某种技术结合将要发生。”他认为，“我们戏剧的未来的辉煌”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将建立在所有这些时代的技术成就的基础之上，而这些技术成就也包括了中国和日本的戏剧。(52)上述所有观点实际上都强调了中国戏剧技巧与形式成就的重要意义，当然，与此同时，它们也明显符合我在第三章中讨论过的苏联官方继承和吸收人类文化遗产的文化政策。
梅兰芳的表演赢得了苏联顶级戏剧艺术家们的一致好评。在苏联对于梅兰芳艺术的讨论中，丹钦科率先发言，他夸张地将梅兰芳的表演赞美为“中国舞台艺术最鲜明也最理想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带给世界文化的舞台艺术最精致也最完美的体现”(53)。梅耶荷德则如此称颂梅兰芳的表演：“我们有这么多的舞台剧女演员，但是从没有见过我们舞台上的任何一位女演员能够像梅兰芳那样如此恰当地传递出女性气质。”(54)在特列季亚科夫眼中，梅兰芳的“伟大和普遍意义”不仅仅在于“他精巧的表演方式和他在舞台上呈现理想女性时的魅力”，也不仅仅在于他对中国戏剧的创新（比如他对姿态动作的心理化），更在于“他成功地将中国戏剧提升成了一种世界级现象的事实”(55)。苏联人的评价，尤其是梅耶荷德、爱森斯坦和塔伊洛夫的评论，用苏联先锋派的视角诠释了梅兰芳的艺术。当然，在我看来，梅兰芳表演所代表的中国戏剧(56)本质上并不同于苏联先锋戏剧的理念和视角。
(1) 135
(2) 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梅兰芳在莫斯科》，《真理报》1935年3月13日。
(3) 《梅兰芳在莫斯科》，《生活时代》1935年5月（“MeiLan⁃FanginMoscow，”TheLivingAge，348，May1935，p.272）。
(4) 《梅兰芳在莫斯科》，《生活时代》，第273页。
(5) 136
(6) 爱森斯坦：《梨园中的魔术师》，《戏剧艺术月刊》1935年第19期，第769页。
(7) 爱森斯坦：《星空之外：谢尔盖·爱森斯坦回忆录》（BeyondtheStars：TheMemoirsofSergeiEisenstein，vol.4ofSelectedWorks，editedbyRichardTaylorandtranslatedbyWilliamPowell，London：BritishFilmInstitute，1995，p.3）。
(8) 爱森斯坦：《星空之外：谢尔盖·爱森斯坦回忆录》，第612页。
(9) 陈依范：《梅兰芳最近在苏联访问的高潮》，《密勒氏评论报》1935年5月18日（PercyChen，“HighSpotsoftheRecentVisitofMeiLan⁃fangtotheSovietUnion，”TheChinaWeeklyReview72［12］，May18，1935，p.394）。
(10) 137
(11) 戈公振、戈宝权：《梅兰芳在苏联》，《国闻周报》第12卷第22期，1935年6月10日，第1—14页。后收入戈公振：《从东北到庶联》，第211—236页。梅兰芳：《梅兰芳游俄记》，《文史资料选编》，第93—132页。关于梅兰芳出访安排的官方通信，请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梅兰芳访苏档案史料（一）》，《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第8—11页。
(12) 阿罗谢夫：《欢迎伟大的艺术家》（A.Arosev，“WelcometotheGreatArtist，”inTheAll⁃UnionSocietyforCulturalRelationswithForeignCountries［VOKS］，MeiLan⁃FangandtheChineseTheatre：OntheOccasionofHisAppearanceintheU.S.S.R.，7，MoscowandLeningrad，1935）。
(13) 同上，第7页。
(14) 瓦西里耶夫：《中国戏剧大师梅兰芳》（B.Vassiliev［Vasiliev］，“MeiLan⁃Fang，GreatMasteroftheChineseStage，”inVOKS1935，pp.17）。瓦西里耶夫对梅兰芳和中国戏剧的介绍，请见瓦西里耶夫：《梅兰芳与中国戏剧》，《艾泽斯提亚报》1935年3月12日（B.Vassiliev［Vasiliev］，“MeiLan⁃FaniKitaiskiiteatr，”Izvestiia，March12，1935，p.6）。瓦西里耶夫：《中国古典戏剧：梅兰芳的一次表演》（B.Vassiliev［Vasiliev］，“Kitaiskiiklassicheskiiteatr：naspektakliakhMeiLan⁃Fana，”RabochiiiTeatr8，1935，pp.5-7）。
(15) 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我们的客人梅兰芳》，《真理报》1935年3月12日（“MeiLan⁃Fan—nashgost，”Pravda70，March12，1935，p.4）。英译参见田民编译：《中国最杰出的戏曲乾旦：梅兰芳生活与艺术资料集》，第160页。
(16) 《外国创作者和苏联舞台》，《莫斯科新闻》1935年4月4日（“ForeignProducersandtheSovietStage，”MoscowNews，April4，1935，p.4）。
(17) 138
(18) 梅兰芳剧团的演员郭建英，在剧团抵达莫斯科时给齐如山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他在莫斯科的街道和集市上看到了很多的海报。参见郭建英：《梅兰芳剧团近况》，《大公报》1935年4月12日。
(19)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为中国演员举办招待会》，《莫斯科日报》（“VOKSGivesReceptionforChineseActor，”MoscowDailyNews，March20，1935，p.4）。多家中国报纸也都在头条发布了从莫斯科来的消息，说所有的演出票在梅兰芳首次公演前十天就已经全部卖完。根据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估计，大约有五十万人期望能买到梅兰芳的演出票。参见《中东路非法买卖：日俄伪三方近日在东京正式签字》，《时报》1935年3月23日；《新民报》1935年3月23日；《庸报》1935年3月24日；《晨报》1935年3月23日。
(20) 《大使馆招待会上的梅兰芳》，《莫斯科日报》（“MeiLan⁃fangatEmbassyReception，”MoscowDailyNews，March21，1935，p.4）。
(21) 《戏剧界知名人士欢迎梅兰芳和剧团》，《莫斯科日报》（“TheatreNotablesWelcomeMeiLan⁃fangandTroupe，”MoscowDailyNews，March22，1935，p.1）。
(22) 鲍里斯·菲利波夫：《不化妆的演员》（BorisFilippov，ActorswithoutMake⁃Up，translatedbyKatheleneCook，Moscow：ProgressPublishers，1977）。
(23) 139
(24) 《莫斯科非常欢迎梅兰芳：观众爆满、演出精彩》，《莫斯科日报》（“FineMoscowReceptionforMeiLan⁃fang：BrilliantPerformancebeforePackedAudience，”MoscowDailyNews，March24，1935，p.4）。
(25) 《中国著名演员梅兰芳赢得了热情的掌声》（“MeiLan⁃fang，NotedChineseActor，WinsWarmApplause，”MoscowNews，March28，1935，p.7）。
(26) 《梅兰芳拜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莫斯科日报》（“MeiLan⁃fangVisitsStanislavski，”MoscowDailyNews，April1，1935，p.1）。据报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热情地”谈论了中国戏剧艺术，“并将它与古希腊艺术作了比较”。
(27) 可参见梅兰芳写给齐如山的信。这封信写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的尾声，发表在1935年5月15日的《大公报》上。也可参见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第40—49页。戈登·克雷记录的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与梅兰芳接触的文字，也部分证实了梅兰芳的话。参见田民：《戈登·克雷、梅兰芳和中国戏剧》（“GordonCraig，MeiLanfangandtheChineseTheatre，”TheatreResearchInternational32［2］，2007，pp.162-166）。也可参见田民：《差异与置换的诗学：20世纪中西方互文化戏剧》，第84—88页。
(28) 参见田民的文章《戈登·克雷、梅兰芳和中国戏剧》（2007）和田民的著作《差异与置换的诗学：20世纪中西方互文化戏剧》（2008），第83—96页。
(29) 拉尔夫·巴恩斯：《梅兰芳访苏结束》（RalphW.Barnes，“MeiLanFangEndsHisTouramongSoviets，”NewYorkHeraldTribune，sec.5，April28，1935，p6）。
(30) 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上册），第265页。梅兰芳注意到，在大剧院二楼的一个包厢里，斯大林可能在看他的演出。和梅兰芳一样，李斐叔和中国剧团的其他成员也非常希望斯大林能出现在梅兰芳最后一场演出的现场。但是直到很久以后，他们仍然不确定斯大林到底去看这场演出了没有。参见李斐叔：《史太林与梅兰芳》，《现实》1939年第1期，第72—73页。
(31) 梅兰芳写给齐如山的信，参见梅兰芳：《梅剧团在俄出演概况》，《大公报》1935年5月15日。梅兰芳在信中说，各报刊上的批评又可以汇集起来做一本评论集了，并且其中没有一句坏话。从这儿可以看出，梅兰芳很高兴。
(32)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编：《艺术的强大动力》（LarsKleberged.，“ZhivyeImpulsyIskusstva”，IskusstvoKino1，1992，p.133）。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梅兰芳剧团访苏演出的总结晚会1935年4月14日》（“AnEveningfortheFinalConclusionoftheVisitofMeiLanfang'sTheatreintheUSSR，April14，1935，”inTian2010，p.166）。
(33) 奥赫洛普科夫：《论程式性》（NikolaiOkhlopkov，“Obuslovnosti，”Teatr，1959，pp.62-63）。
(34) 140
(35) 莱纳德·简德林：《翻阅旧的便笺本》（LeonardGendlin，Perebiraiastaryebloknoty...，Amsterdam：Izd⁃vo“Gelikon”，1986，p.465）。
(36) 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第44—48页。梅兰芳：《我首次访苏时与爱森斯坦交朋友》（MeiLan⁃fang，“BefriendingEisensteinonMyFirstTriptotheSovietUnion，”translatedbyAnneRebull，TheOperaQuarterly26［2-3］，pp.426-434）。
(37) 丕士（PercyChen）：《苏俄戏剧界期待梅兰芳赴俄》，《大公报》1935年2月22日和23日。
(38) 《梅兰芳本月将在莫斯科登台》，《莫斯科新闻》（“MeiLanFan［sic］WillActinMoscowThisMonth，”MoscowNews，March14，1935，p.10）。
(39) 引自丕士（PercyChen）：《苏俄戏剧界期待梅兰芳赴俄》，《大公报》1935年2月22日和23日。
(40) 141
(41) 同上。梅兰芳在陈述中苏两国筹备他的访苏事宜时，引用了陈依范的报道以及陈依范对爱森斯坦、梅耶荷德的采访，以此为证据来证明苏联人能够理解他此行的重要性。参见梅兰芳：《梅兰芳游俄记》，《文史资料选编》，第27辑，第127—132页。
(42)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编：《艺术的强大动力》（LarsKleberged.，“ZhivyeImpulsyIskusstva”，IskusstvoKino1，1992，p.133）。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梅兰芳访苏演出的收官之夜1935年4月14日》（“AnEveningfortheFinalConclusionoftheVisitofMeiLanfang'sTheatreintheUSSR，April14，1935，”inTian2010，p.168）。
(43)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编：《艺术的强大动力》，第138页。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梅兰芳剧团访苏演出的总结晚会1935年4月14日》，第180页。
(44) 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两卷本书信选》（Nemirovich⁃Danchenko，Izbrannyepis'mavdvuhtomah，vol.2，Moscow：Iskusstvo，1979），第441页。但是与此同时，丹钦科补充道：“中国的表演艺术本身并不那么有意义，不能长久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参见《两卷本书信选》，第441页。
(45) 戏曲是各种形式的中国传统戏剧的总称。为方便起见，我在本章及其他章节偶尔使用这个中文短语，以此来指代中国“古老”“传统”“经典”的戏剧形式（主要是昆剧和京剧）。
(46) 梅耶荷德对于日本歌舞伎表演的体验证明了这种直接接触的重要性。1930年，梅耶荷德在巴黎观看了歌舞伎剧团的表演，他在1931年回忆说：“我从理论层面知道了歌舞伎这种戏剧形式，又从收本和图片材料中了解了歌舞伎的技巧，但当我最终亲自参与了歌舞伎的现场演出，我觉得我好像什么也没有读到过，我对歌舞伎似乎是一无所知。”参见梅耶荷德：《论戏剧》第3卷（ÉcritssurleThéâtre，vol.3.，1980，p.99）。
(47) 参见梅绍武：《外国观众和评论家眼中的梅兰芳》，引自《京剧与梅兰芳》（MeiShaowu，“MeiLanfangasSeenbyHisForeignAudiencesandCritics，”inWuZuguang，HuangZuolin，andMeiShaowu，PekingOperaandMeiLanfang：AGuidetoChina'sTraditionalTheatreandtheArtofItsGreatMaster，1981，p.63）。爱森斯坦曾经签名赠给梅兰芳一篇文章。在这篇1931年9月发表在英国期刊《特写镜头》（Closeup）第8卷第3期上的名为《电影形式的原则》（ThePrinciplesofFilmForm）的文章里，爱森斯坦将这位中国演员称作“最伟大的形式大师”。“文革”期间，梅绍武冒险将这本签了爱森斯坦大名的杂志藏在床底下，才没有被抄走，得以保存下来。参见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上册），第295页。
(48) 由于一些特定原因，梅兰芳到达苏联后，在对苏联各界发表第一次讲演时，他觉得有必要抱歉地解释一下，由于中国古典戏剧说的是一种大众听不懂的古老语言，所以，观众关注演员的技巧比关注戏剧的主题更甚。参见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梅兰芳在莫斯科》，《真理报》1935年3月13日，第6页。
(49) 爱森斯坦：《梨园中的魔术师》，第28页。这段话在正式出版的版本里没有。参见爱森斯坦：《梨园中的魔术师》，《戏剧艺术月刊》1935年第19期，第761—770页。中国剧团的指导张彭春也同意爱森斯坦的上述观点，他在介绍时说：“传统戏的主题内容包含有不再适应当代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我们大胆地认为演员的精湛艺术包含了富有启发性的有益成分。无论是对于中国出现的新戏剧，还是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戏剧实验来说，都是如此。事实上，现代戏剧时时处处都在反对在上一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照相式的写实主义，正朝着简化与合成的方向发展。”参见《梅兰芳剧团的导演描述中国戏剧的传统与方法》，《莫斯科日报》（“DirectorofMeiLan⁃fangTheaterDescribesTraditionsandMethodsofChineseDrama，”MoscowDailyNews，March23，1935，p.4）；张彭春：《中国戏剧艺术的若干方面》，第45页。
142
(50) 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我们的客人梅兰芳》，《真理报》1935年3月12日，第4页。该文英译参见田民编译：《中国最杰出的戏曲乾旦：梅兰芳生活与艺术资料集》，第159页。差不多十年前，特列季亚科夫曾说中国戏剧对于中国大众来说是“最强大的审美麻醉形式之一”或“审美宗教催眠”。他认为专工女性角色的梅兰芳代表了理想的女性美，这种女性美代表了每个在稳定保守的小资产阶级家庭长大的中国女孩的举止与风度。参见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亚洲戏剧》（1924）（“LeThéâtreasiatique，”inHurle，Chine！etAutresPiècesLousanne：L'Aged'homme，1982，pp.245-246）。
(51) 参见梅耶荷德：《关于梅兰芳：巡演的艺术家》（“OgastroliakhMeiLan⁃Fana，”inTvorcheskoenasledieVs.E.Meierhol'da，editedbyL.D.VendrovskaiaandA.V.Fevral'skii，Moscow，1978，pp.95-97）。
(52) 梅耶荷德：《梅耶荷德的创作遗产》（TvorcheskoenasledieVs.E.Meierhol'da，editedbyL.D.VendrovskaiaandA.V.Fevral'skii，Moscow，1978，p.121）。梅耶荷德：《论戏剧》第4卷（ÉcritssurleThéâtre，vol.4.，1992），第29页；英译本可参阅田民编译：《中国最杰出的戏曲乾旦：梅兰芳生活与艺术资料集》，第146—170页。
(53)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编：《艺术的强大动力》，第132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梅兰芳剧团访苏演出的总结晚会1935年4月14日》，第165页
(54) 梅耶荷德：《关于梅兰芳：巡演的艺术家》，第95—97页。梅耶荷德：《论戏剧》第4卷，第380页；英译本参见田民编译：《中国最杰出的戏曲乾旦：梅兰芳生活与艺术资料集》，第169页。
(55) 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五亿观众》（SergeiTretyakov，“FiveHundredMillionPlaygoers，”inVOKS1935，p.35）。
(56)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