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学遗产的政治
邀请梅兰芳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官方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在1934年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官方正式批准了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为苏联文学艺术的基本方法。联共中央书记、党在思想文化问题上的首席发言人日丹诺夫（A.A.Zhdanov）发言宣布，苏联文学必须将之前各个时期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类型、形式和方法，当作众多不同类型的武器。恰如斯大林宣布的那样，为了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苏联的作家和艺术家们都必须完成“批判地吸收各时期文学遗产”的任务。日丹诺夫指出，“就像在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其他领域一样，无产阶级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所有最好财富的唯一继承人。资产阶级浪费了自己的文学遗产；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仔细地搜集起来、研究它、批判地吸收它，进一步发展它”(1)。毕竟，早在1920年，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对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讲话时就已经基本定义了这样一种文化信条：“只有对人类在各个发展阶段创造出的所有文化进行精准的认识和转化，我们才能够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化”(2)。(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称：“当今世界，苏联是欧洲戏剧最佳传统和俄罗斯戏剧旧传统中一切优秀传统的真正继承者。”(4)观看了梅兰芳的莫斯科演出后，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SergeiTretyakov）在《真理报》（Pravda）上说，苏联公众对中国演员的热情欢迎和怀着钦佩之情来欣赏梅兰芳的表演，都表明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演出”，同时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中国文化”与最年轻、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聚会。(5)
就苏联的政治和文化机构而言，正如特列季亚科夫宣称的那样，苏联观众不会像资产阶级的欧美观众那样被引导着去用异国情调来看待中国戏剧，在苏联，梅兰芳的来访是一件用来加强中苏国家、政治、文化关系的重要事件，示范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对待外来文化的国际主义文化政策，证明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组织引导人们研究与挪用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方面具有优越性。在这个意义上，梅兰芳的来访尤其为苏联戏剧工作者建设社会主义戏剧提供了一个科学地研究与挪用中国戏剧的机会。梅兰芳也承认，他之所以接受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的邀请，是因为在他心中苏联是文学、戏剧和音乐最伟大的国家，而且苏联人完全是抱着研究的目的，对自己的表演表示了真诚的兴趣。(6)
日丹诺夫宣布的苏联的官方文化政策在中国迅速引起了反响。中国批评家们努力解释苏联邀请梅兰芳的真正动机。一篇时事评论指出，尽可能充分地接受世界文学遗产，从旧文化中创造出新文化的需要，促使苏联邀请了梅兰芳。(7)田汉的结论是，苏联的邀请是以其发展无产阶级国际文化的官方文化政策为前提的，这一政策要求批判性地研究和吸收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各国的艺术和文化遗产。田汉列举了苏联戏剧活动家们，尤其是梅耶荷德对中国和日本戏剧的特殊兴趣。(8)夏征农为《申报》撰写的评论认为，苏联的邀请更多的是与它对世界文学与文化遗产的兴趣有关。(9)“只有批判的接受旧文化，才能创造新文化。反过来说，只有新文化的建设者，才能吸收旧文化中的一切精髓。”(10)陈疆也同样强调了苏联的批判态度：苏联不仅追求新的戏剧艺术形式，而且也揭露和批判旧形式；对苏联来说，接受过去的文学遗产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一种重新审视和再批判。(11)另一位批评家秦素更清晰地阐述了苏联的国际野心。这位批评家认为，苏联邀请梅兰芳的目的是搜集、研究、整合世界戏剧与表演的古今形式，从而使先进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戏剧成为世界戏剧的领军者。(12)
与此同时，这些批评家也强调苏联人对中国戏剧的内容并不感兴趣②，他们并不热衷于学习中国戏曲的程式规则(13)，更不会因为好奇去看梅兰芳的男扮女装。(14)一些批评家认为，苏联确实有对国际艺术的热情，但如果和他们上演莎士比亚戏剧的兴趣相比，苏联只是希望从中国古老戏剧的辽远沙漠上拣出些微的碎金，因为后者的艺术价值与莎士比亚戏剧相比，相差“几千万里”⑤。由此，即使是《时代公论》的社论承认，苏联邀请梅兰芳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欣赏中国的古代服饰和梅兰芳的男扮女装，而是尽可能充分地接受世界文学遗产并从旧文化中创造出新文化的需要，但它也只是推测苏联是希望从中国古老的垂死的荒芜的戏剧沙漠里拣出一些碎金，并由此得出了一个看似平衡但却让梅兰芳的保守派支持者非常失望的结论：上来就谴责中国旧戏毫无价值是不好的，但也没有必要认为中国旧戏因为苏联邀请了梅兰芳就已经得到了传播和加强。(15)
在中国左翼人士对苏联文化遗产信条的齐声赞扬中，著名的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作家施蛰存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质疑了苏联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划分及其对文学予以政治化的政治学。施蛰存特地引用了苏联对莎士比亚的态度和对梅兰芳的邀请，谴责并蔑视了苏联“将政治方策应用之于文学”的“丑态”。(16)
(1) 日丹诺夫：《苏联文学：思想最丰富的最先进的文学》（A.A.Zhdanov，“SovietLiterature—TheRichestinIdeas.TheMostAdvancedLiterature，”inMaximGorkyetal.，SovietWriters'Congress1934：TheDebateonSocialistRealismandModernismintheSovietUnion，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77，pp.15-24）。
(2) 列宁：《共青团员的任务》（V.I.Lenin，“TheTasksoftheYouthLeagues，”inCollectedWorks，vol.31，1966，Moscow：ProgressivePublishers，pp.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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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件，收在卡特琳娜·克拉克等：《苏联的文化与权力：文件中的历史，1917—1953》（KaterinaClark，etal，SovietCultureandPower：AHistoryinDocuments，1917-1953，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007，pp.221-222）。
(5) 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伟大的技艺》，《真理报》1935年3月23日（SergeiTretyakov，“Velikoemasterstvo［Greatmastery］，”Pravda81，March23，1935，p.4）。该文英译请参见田民编译：《中国最杰出的戏曲乾旦：梅兰芳生活与艺术资料集》，第161—164页。
(6) 《欢送梅兰芳茶会》，《申报》1935年2月19日。
(7) 《苏联请梅兰芳演剧》，《时代公论》1934年第130期，第5—6页。
(8) 田汉：《苏联为什么邀请梅兰芳去演戏：梅兰芳赴俄演剧问题的考察之二》，《中国日报》1934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11日、18日、25日。载《田汉文集》第十四卷，第435—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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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夏征农：《梅兰芳与中国旧剧的前途》，《申报》1934年7月2日。
(11) 陈疆：《由梅兰芳赴俄谈到皮黄、新歌剧、话剧》，《庸报》1934年6月11日。
(12) ②秦素：《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的检讨》，《中华日报》1934年12月2日。
(13) 周彦：《苏联请梅兰芳演剧是为了学习中国旧剧的程式与规律吗？》，《庸报》1934年6月7日。
(14) ⑤夏征农：《梅兰芳与中国旧剧的前途》，《申报》1934年7月2日。
(15) 《苏联请梅兰芳演剧》，《时代公论》1934年第130期，第5—6页。
(16) 施蛰存：《我与文言文》，《现代》1934年第5卷第5期，第680—6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