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苏联戏剧艺术家对于梅兰芳的诠释和挪用，必须放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历史、政治、文化和戏剧背景中加以考虑。正如本章所论，对于苏联的政治文化机构来说，邀请梅兰芳实际上是为了帮助粉饰苏中在国家和政治上的紧张局势，意识形态上则是苏联官方文化政策的体现，这种文化政策承载着苏联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者的愿景和野心——挪用和改造人类文化遗产。然而，对于苏联主要的戏剧艺术家来说，这是个进一步投射和保护自己理论立场的机会。因此，他们对梅兰芳艺术的解读和挪用，以及从中吸取的实践经验，都是根据他们对未来苏联戏剧的不同理论和看法，以及他们在苏联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中的不同处境而得出的。他们不一样，而且是很不一样，甚至相互对立。苏联的戏剧艺术家们通过解读和挪用梅兰芳艺术和中国戏剧，来满足他们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不同的利益需要主要指的是苏俄艺术家们需要界定、区分和捍卫各自不同且相互竞争的戏剧理论与实践。苏联戏剧家们对梅兰芳艺术和中国戏剧的解读和挪用，都是基于他们在中国与自家（相互竞争的）戏剧理论实践之间建构起来的相似性。但是，他们解释挪用行为的核心并不是定义出真正的相似性，而是置换掉中国戏剧与自家理论实践之间的差异。梅兰芳艺术受到中国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和戏剧环境的制约，它不是未来苏联戏剧的范本，而是脱离了最初的生存环境，被置换、被解释和被挪用了。这种被置换的梅兰芳艺术帮助苏联戏剧艺术家们投射了他们各自梦想并定义的未来苏联戏剧的范本，而这些范本即是与苏联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现实处于不断对话协商的苏联人自己的相互竞争的戏剧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