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整体与综合艺术

如前所述，胡适和其他中国的激进改革者，要求将音乐、歌舞从中国传统戏剧中移除，代之以自然的说话和动作。然而对于美国评论家来说，中国戏剧的真正进步和价值恰在于它对所有这些手段的综合，正如斯达克·扬在谈到梅兰芳艺术时所说：“这种艺术的节奏韵律是由戏剧包括音乐、歌唱、演讲、文字、舞蹈在内的所有手段的融合而引发的。”(104)斯达克·扬认为梅兰芳的艺术是“诗意的整体”，“源于时间、音调、情感节奏和身体控制的惊人统一”(105)。斯达克·扬把每一个元素都看作是一个完整纯粹的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而这个有机整体服从于艺术的整体性：“中国戏剧艺术的纯粹性在于它所运用的一切(106)——动作、面部表情、声音、运动、言语、故事、地点等等，都是如此服从于以下的艺术意图，即产生的作品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理想实体，一件艺术作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误认为是现实。”(107)

对于当时美国支持欧洲新舞台艺术的人来说，斯达克·扬对梅兰芳艺术的界定与描述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将综合视作现代舞台作品的核心命题之一，并且给予了最多的关注。在切尼眼中，艺术戏剧的第一理想即是“综合的理想”——所有元素的完美协调融合以及整体作品的精神转变。(108)麦高恩则认为“现代舞台艺术的主导品质即是综合”，因为现代舞台艺术是“布景、灯光、演员和剧本的复杂而有节奏的融合”(109)。

虽然舞蹈是梅兰芳作为“演员—舞者—歌者”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音乐奠定了中国戏剧艺术的基础，它将戏剧艺术的各个要素都融入到了一个有机整体之中，成为真正的乐剧。斯达克·扬由此注意到“中国戏剧艺术是以音乐为基础的”，他进一步认识到，在中国风格的戏剧艺术作品中，其“最终的品质（纯度和理想程度）”是“以其动作趋向于音乐的程度来衡量的”。他还认识到，“每当情感高潮到来以至于需要唱时，它就上升为唱了”，这似乎非常“符合生物学”，而且似乎也是“戏剧艺术发展最高阶段的自然和必要条件”(110)。另一位评论家也强调了音乐的综合功能，正如梅兰芳在《刺虎》中的表演所体现的那样，音乐将梅兰芳的男扮女装提升到了更高的艺术层次；他认为美国舞台“正处于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发展的前夜，而东方智慧正是这一发展的预兆”，“梅兰芳的艺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111)。梅兰芳访美的五年之后，美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道格拉斯·摩尔（DouglasMoore）在谈及音乐与电影的关系时举了中国戏剧为例。他指出，正如梅兰芳的表演所展示的，在中国戏剧里，音乐作为“戏剧动作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技巧组合达到了极致效果，有助于“戏剧观念的投射”(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