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戏剧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争论
与中国人对苏联邀请梅兰芳访苏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相关的，还有中国戏剧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后者帮助决定了苏联对梅兰芳艺术的主要兴趣。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作家、政治活动家夏征农看来，中国旧戏的内容反映的是中国封建伦理的故事传说，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形式胜于内容的特点。没有新的社会内容，形式自然就成了死的东西。即使是如梅兰芳辈那般争奇立异，也无法挽救它们没落的命运。但夏征农也承认，中国旧戏的形式可以被有选择性地运用于发展中的中国新戏剧，后者的特点恰是内容胜于形式。夏征农认为，(1)梅兰芳赴俄演剧不能使濒危的旧剧复活，但也不至于丢中国人的脸。中国旧剧已然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没落是不可避免的。这不只是锣鼓脸谱、男扮女装等枝节问题，而更是戏剧本质的问题。中国旧戏已经远离大众的现实生活，大众需要的是对他们当前生活的生动呈现，要看那些新英雄的脸庞和姿态。(2)
著名的舞台设计师，也是早期中国现代戏剧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张鸣琦认为，苏联邀请梅兰芳的原因和邀请日本歌舞伎演员的原因是一样的：苏联艺术家学习中国戏剧，感兴趣的不是它的意识形态，而是它的形式以及苏联认为是新程式与新规则的那些东西。因此，梅兰芳的苏联之行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相应的，张鸣琦建议梅兰芳和他的剧团应该在中国戏剧的形式和技术方面多下功夫。(3)
针对张鸣琦的观点，戏剧批评家周彦指责他犯了将形式与内容二分的错误。周彦认为，中国旧戏的形式和规则都是封建的，因为它们是封建思想的反映。旧的封建形式和规则不能被用来表现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内容需要改变艺术的形式和规则。周彦指出，苏联邀请梅兰芳是出于考察中国文学和文化遗产的愿望，而不是想学习中国旧戏的程式规则，中国旧戏将很难被苏联公众接受。(4)张鸣琦在回应周彦的批评时，引用了亚历山大·博格丹诺夫（AlexanderBogdanov）关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观点，即新的内容将会创造新的形式，但必须从旧形式与技术中最好的部分起步。张鸣琦认为，新的内容不是凭空产生的，新的形式不会来自被割裂的历史；如果说旧形式只能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加以评判，那么，任何关于接受“文学遗产”的议题也就都没有什么必要了。根据张鸣琦的说法，周彦的观点让人觉得苏联最好不要如此荒谬地向梅兰芳发出邀请，并会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梅兰芳的苏联之行毫无意义，梅兰芳应该放弃出访。(5)
陈疆在这场辩论中发表的观点也挺有意思。他肯定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认为苏联戏剧作品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形式也必然是新的和社会主义的。在他看来，中国戏剧和苏联戏剧的形式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6)陈疆认为，苏联戏剧作品是朝着程式化方向发展的，但是苏联的程式化不能用中国人理解中国旧戏程式化的方式来理解，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在苏联戏剧中，它被用来表现集体的力量，而在中国戏剧里，它被用来描绘封建英雄。因此，对他来说，在封建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封建戏剧的辉煌，必然会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走向终结。苏联邀请梅兰芳不足以证明旧戏将永远辉煌，也不能让世界相信它可以被等同于莎士比亚。新戏剧运动的任务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旧戏剧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和阐释，并在寻找话剧的大众新形式的同时，创造出新的歌剧。新戏曲的创作必须要创造新的形式，一旦旧戏的程式化被融入新歌剧，它就已经变成了不同于旧戏的新程式。(7)
中国左翼对于中国戏剧内容和形式的争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生产的基本原则紧密相关的，这条基本原则就是把内容放在首要位置，并且强调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这场争论（从左翼视角）强调了彻底改革中国戏剧的必要性（包括内容和形式），也清晰地显示了一种对中国戏剧的意识形态与西方主义偏见，它将特权赋予了苏联先锋戏剧与社会主义戏剧的形式主义程式化，以及莎士比亚的艺术权威，但没有在意识形态层面去质询后者剧作的历史起源及其封建贵族的内容。这场争论质疑了梅兰芳访苏的意义，并对中国戏剧在不同的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语境下的定位和接受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布莱希特试图确定一种外国戏剧（中国的或日本的）技巧的可移植性、适用性和功能转换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同时也是苏联在处理它继承人类文化遗产的社会主义国际工程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
(1) 112
(2) 夏征农：《梅兰芳与中国旧剧的前途》，《申报》1934年7月1日、2日。夏征农的文章分两个部分，没有署名。但是在回应田汉（伯鸿）的其他文字中，夏征农证实了自己的作者身份。参见《致伯鸿先生：关于梅兰芳赴俄演剧问题》，《中华日报》1934年11月11日。
(3) 张鸣琦：《关于梅兰芳赴俄》，《庸报》1934年6月3日。
(4) 周彦：《苏联请梅兰芳演剧是为了学习中国旧剧的程式与规律吗？》，《庸报》1934年6月7日。
(5) 张鸣琦：《再论梅兰芳赴俄事》，《庸报》1934年6月9日。
(6) 113
(7) 陈疆：《由梅兰芳赴俄谈到皮黄、新歌剧、话剧》，《庸报》1934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