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史学的构成背景
一位西方学者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传统，或者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围绕着不同然而相互联系的主题形成的传统谱系。”(1)这一见解启发研究者有必要首先把握吕思勉史学的传统谱系。
与同时代的史学大师相比，吕思勉不仅没有胡适、陈寅恪负笈海外的幸运经历，甚至连顾颉刚、傅斯年那样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机遇都没有过。在他23岁立志治史时业已完成的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是传统旧式的。
这种教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目录学的知识。从初能读书起，吕思勉系统阅读了《四库全书总目》中经、史、子三部与集部之半，做过六本札记。这种训练“实不啻于读书之前，使其泛览了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他自我总结道：“我的学问，所以不至十分固陋，于此亦颇有关系。”(2)
其二，小学与经学的基础。吕思勉曾研读段注《说文解字》与《十三经注疏》一过。对史学研究者的小学、经学素养，他的见解是颇中肯綮的。关于小学，他以为：“凡事致力于本原者，看似迂远，实则简易，于文字之学，尤为易见”；“治古史者自不必如治小学者之专精，只须通知门径，遇不应望文生义之处，能够知道，能够查检而已。”(3)关于经学，他指出：“治古史而谋取材，群经实较诸子为尤要。经学专行二千余年，又自有其条理。治史虽与治经异业，然不通经学之条理，亦必不能取材于经。故经学之条理，亦为治古史者所宜知也。”(4)吕思勉认为，小学、经学功夫不仅解决了欲读古书必先识字的问题，而且为后来研治古史运用材料，导启了门径，培植了初基。
其三，文学的修养。吕思勉少时先后过录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评本，点读过《三国志》，阅览了正续《古文辞类纂》，深识其昧。他道：“在古代，史学与文学关系较深，必能略知文学的风味，然后对于作史者的意志能够领略”，因而“治史学的人虽不是要做文学家，然对于文学，亦不可不有相当的了解，其中包涵训诂、文法、文章学等内容。”(5)他认定自己的古文根基即培壅于读此数书时。
其四，史学的训练。第一层面为史料的积累。吕思勉在14岁以前先后点读完《纲鉴易知录》和《御批通鉴辑览》；16岁起以日课14卷的进度相继阅读了《通鉴》《续通鉴》与《明纪》；18岁起将《三通考辑要》与原书对读，遂弃《辑要》而读原书，并将《通典》与《通考》对读，进而研读了《通志·二十略》；到23岁立志治史时，已将二十四史通读一过。通过对编年、政书、纪传三大系列史籍广泛系统的攻读，他对前代历史和史料已了然于胸了。第二层面为方法的领悟。少时，吕思勉从父课读《日知录》与《廿二史劄记》；日后，他体悟其父良苦用心道：“前者贯串群书，并及于身所经验的事实；后者专就正史之中提要钩玄组织之，以发明湮晦的事实的真相：都为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6)他正是在对清代史学名著的揣摩中，领会到前辈大师并没有“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而是“金针线迹分明在”的，从而谙熟了历史考据学的家法与路数。
立志治史以前的这些传统的国学训练，使吕思勉受益终生，影响了他一生治史的风格与路向。缕述这些，并不是说其他同时代的史学大师就缺乏类似的国学训练，而是意在指出：与其他大师相比，吕思勉由于缺少了某些经历，传统国学训练在其史学构成中所起的影响、所占的比重，要明显地大得多。也许正是在这一涵义上，有人强调指出：“他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基础上。”(7)
倘若吕思勉史学的构成背景仅仅是国学的话，那么，他至多不过是清代朴学中的又一传人。然而，20世纪最初二十年的中国思想学术界，随着时代的剧变，新思潮后浪推着前波，史界也不例外。正当吕思勉致力于专心治史前的国学训练时，梁启超发出了“史界革命”的最初的呐喊，其标志即是他发表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次年的《新史学》。在新史学的狂飙行进中，梁启超无疑是第一位具有号召群伦的领袖气质的人物。他以敏锐的批判眼光抉发了旧史学传统的缺陷，登高一呼，向新一代史家指明了史学传统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过，身兼政治活动家与学者双重身份的梁启超，一时上似乎尚无余暇和精力来真正从事他倡导的“史界革命”。在《新史学》刊布以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发表的史学论著不是学术上的急就章，就是政治上的鼓动书。他最具价值的史学论著，例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几乎都是进入20年代才完成的。但是，尽管梁启超并未立即着手创建自己的新史学的范式，他的“史界革命”的呐喊，就足以使当时的学术界振聋发聩，借用他在《新史学》中的话：“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焉大！”
年未及冠的吕思勉听此号召，绝不可能无动于衷。他自述感受道：少时从父母师友那里获得的，只是治史的知识准备与技术训练；“至于学问宗旨，则反以受莫不相识的康南海先生的影响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确信世界大同之可致，这种见解，实植根于髫年读康先生的著作时，至今未变。至于论事，则极服膺梁先生”。也就是说，康有为给他的是世界观的熏陶，而在具体论事治学上则私淑于梁启超，其治史好讲考据亦受“梁任公在杂志中发表的论文影响最深”(8)。
这一影响的程度是不容低估的。即便在卓然成家后，吕思勉虽对梁启超的某些史学论点不尽赞同而有所商榷，仍始终抱着尊崇的态度。1923年，他以西儒“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精神与梁氏商榷阴阳五行之来历时，自述仰止之情道：“予年十三，始读梁先生所著《时务报》。嗣后除《清议报》以当时禁递甚严，未得全读外，梁先生之著述殆无不寓目者。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牖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9)其后，在向后学论及现代史学和史学研究法著作时指出：“其中强半是译本，自著的亦多系介绍外人之说。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系自出心裁之作”，“论具体的方法则较为亲切”(10)。在梁启超逝世十余年后，吕思勉在一篇短文中怀念道：“讲起新史学来，总有一个不能忘掉、而亦不该忘掉的人，那便是梁任公先生”；“他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总是不容抹煞。”他还在自己的专著中推尊他为“近代大史学家”(11)，这种高度评价，他从未给过同时代的其他史学大师。
学术传统会因为与之发生关系的时代、环境起了激剧变化而被改变。梁启超呼唤新史学，就是史学传统对已经并继续发生剧变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环境的一种回应。20世纪史学是在梁启超“史界革命”的大旗下开始其最初行进步伐的。吕思勉痛切地认为：“自西力东侵以来，新旧相形，情见势绌，正是我国的文化，需要一个大变动的时期。中国却迟迟未能走入此路。”(12)从他对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的总体认识，既不难发现梁启超“史界革命”思想的印记，也充分表明吕思勉史学是对梁氏号召的“新史学”的一种自觉尝试和探索。与同时代的史学大师相比，梁启超“新史学”的呐喊，更直接、更全面、更深刻地构成了吕思勉史学的背景底色。
时代越过了乾嘉，用吕思勉的话说，“近代世界大通，开出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13)他以一种欢迎礼赞的态度和兼收并蓄的气度接纳远西学术的输入。西方学术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传统，它的传入为中国传统学术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审视角度、思想方法和研究手段，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和明显的互补性。在对待外来知识传统上，吕思勉的见解是积极自信的。他认为：“现今所谓新学，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学术本天下公器，各国之民，因其处境之异，而所发明者各有不同，势也”；“瀛海大通，远西学术输入”，“自可借资于人以为用”。(14)这与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十分契合。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吕思勉批评史学研究者往往以为社会科学是紧要的，自然科学则不甚重要；他指出，生物学对于进化演变的历史观念，地质学对于先史时代的研究，都有相通的道理在；认为“治史学的人，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略知大概。否则用力虽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无以异了，安足称为现代的学问家？”这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通的见解，由出自旧式教育的吕思勉来强调，固然是世界大通的时代际会之赐，也表明了他自觉地随时代而前进、融西学入国学的可贵努力。而这正是他超越乾嘉成为新史学大师的原因之一。
至于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各种西方社会科学，吕思勉更是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地学习、借鉴。他对西方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方法的学习，完全是通过阅读有关的外文原著和中文译本而自学获得的，比起有留洋机遇以及大学经历的其他大师来，更显得来之不易。对考古学，他研读过吴理(C．L．Wolley)的《考古发掘方法论》，认为“历史的年代，是能追溯得愈远愈好，所以锄头考古学，和史学大有关系”。(15)他研究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有充分了解，称赞他透彻发挥了历史进化的见解。
令吕思勉最感兴趣的是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关于经济学，他认为，“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帮助的”(16)。关于社会学，他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马林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等名著都有过深入研究。吕思勉认为：“自欧洲学术输入中国之后，社会学的学说，要算最为风行。这也有个理由，社会是整个的，不论什么社会现象都是整个社会上的一种现象。离开了社会的全体，都无从解释的。”因此，他指出：能明乎社会学，“则研治史学，若探骊而得珠”；“引社会学以解释历史，同时即以历史证明社会学之公例，两者如辅车之相依也”。(17)在他看来，以别种眼光释史，只能得其一方面，只有社会学才能揽其全；社会进化法则能使每一历史事件确定其在进化长途中所具的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认识，吕思勉才强调：“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18)
学术传统在其发展进程的每一环节上，都呈现出一种混合状态，它是由长期延续的各种因素、新增成分和创新部分合成的。在吕思勉史学的背景分析中，国学教育是长期延续的旧传统史学的因素，时代巨变所期待的学术文化的变动，世界大通所造成的西学东渐的局面，则是新增成分。那么，吕思勉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提供了哪些创新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