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狼奶的反思
“文革”结束，在《批判》定性为帮刊后，深陷其中者受到了清查，由于当事者大多讳莫如深，其内情至今不甚清楚。本文涉及的海上学人中，第一代以刘大杰最为众矢之的，“他的罪名也不再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而是向政治上上纲上线了”(22)。陈旭麓回到华东师大，也遭遇了“风风雨雨，深文周纳”，“甚至连一个教授职称也历久不能解决”(23)，多年位居“文革”后全国最资深副教授之一。另据2004年8月13日《新京报》的《余秋雨调查》，第二代学人中，徐缉熙也受到清查，“当时心里非常害怕，恨不得竹筒倒水，总希望早点解脱”。他还说及第三代学人余秋雨：“在文艺组肯定解脱得比较晚，我解脱时他还没有解脱。”据当今沪上一位资深的文史编辑（他实际上也应归入第三代学人）说，他当时还是工人，因在《批判》上发过三篇文章，原系统就长期将其打入另册。足见受《批判》之累者，远不止以上几位学人。
四十年后，之所以重新梳理海上学人与这份杂志的诸般关系，决非曝光旧闻，摊晒老账，而是旨在理性反思：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权力与学术、政治与学者、学术自由与学者人格、思想饥渴与文化禁锢之间有过怎样的异化，留下了哪些足资后人汲取的教训与启示。
首先，权力与学术的关系。现在知道，包括《批判》在内的那几份杂志，都隶属于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而上海市委及其写作组又有着通天的关系，事后说有当政者直接操控这些刊物，也不为过。但当年“批林批孔”，评论《水浒》，乃至“批邓与反击右倾翻案风”，都以红头文件下达，这些当政者指示市委写作组（或工人学习班）的学人撰写批判文章，至少程序上都在行使最高指示与中央文件所赋予的权力。身处其中的一般学人有几个能够洞烛高层政治的复杂内情，大都认定自己在为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当呐喊者，做马前卒。及至政局已定、内幕揭晓，才知道站错了队，上错了船。就此而言，那些后来遭清查的海上学人，不啻是这种权力异化学术的牺牲品与受害者。即以徐缉熙两论《水浒》而言，前文已“左”，后文更“左”，但同样都是权力操纵学术的奉命之作。可以断言，海上学人在《批判》上的多数文章，都是权力支配下的产物。
痛定思痛，教训是沉痛的。学术之外的任何权力，不论以何种名义，走何种形式，都不应该役使学术；只有这样，学术才不会沦为权力的婢女，而权力执掌者的成败荣辱也不至于拖累学者的政治生命与学术生命。
其次，政治与学者的关系。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高度政治化，从批判《武训传》开始，经批判胡适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反胡风事件，反右派运动，直至为“文革”揭幕的批《海瑞罢官》与“三家村”，政治运动几乎从未在学术文化界消停过。“批林批孔”与评论《水浒》，不过是其前那些披着学术文化华衮的政治运动登峰造极而已。在这类运动不断“洗脑”与威慑下，学者为了避免整肃与边缘化，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唯政治马首是瞻的思维定势与生存本能。郭绍虞文章的主动表态，顾廷龙短文的蛇足套语，乃至其他学人文章中那些“政治性的陈词滥调”，都不妨作如此观。
以今视昔，殷鉴是深刻的。那些以整人为目的的运动政治，是驱人于绝境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该从学者头顶永远撤除，真正让学者研究学术，让学术回归学者；只有终结政治的绑架与政治运动的裹胁，学术才不会扮演政治的廉价吹鼓手，学者才不至于出于恐惧而充当政治运动的蹩脚传声筒。
再次，学术自由与学者人格的关系。在当年《批判》上唯有谭其骧的《碣石考》，才配得上刊发此文的当事人日后的赞扬：“一以贯之的就是在求真中求是，在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同时又能妥善地保全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真不容易。”(24)成为对照的是刘大杰，其晚年有诗自述知遇之情：“残生坚走红旗路，努力登攀答盛恩。”他的遵命改书也自然出以旧士子仰答圣天子的报恩姿态，及至江青示意以儒法斗争为改书红线，在他看来一如领袖之意，也就遵奉不违，照改不误。据其学生陈允吉说，对奉旨改书，他“在临终时感到十分痛苦和遗憾”。
回望前尘，启示是昭然的。就学者层面而言，一旦自我捐弃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也就无所附丽。即便在自由仍缺乏保障的大环境里，一个学人能否坚守价值观，在精神思想层面获得最大的自由度，自身的人格修为还是起相当权重的。只有这样，学者才能维护学术的价值与人格的尊严。就制度层面而言，应该进一步推动政治制度建设，确保每个学人都能享有“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的最大空间，生产出独创性的精神思想。
最后，思想饥渴与文化禁锢的关系。十年动乱，以“文化大革命”之名，行“文化大禁锢”之实。相信当时年当二十上下的过来人，都有同感，正处知识饥渴期却遭遇文化禁锢，最佳读书年龄却找不到书读。在这一背景下，先有批儒评法，后有评论《水浒》，在文化禁锢上开了一道窄缝，稍稍满足了求知欲。这种打着学术幌子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却激发了一批年轻人的文史兴趣，无意中催生了现已成为中坚的第三代学人。但这代学人当年在思想上却呈现出“集体无意识”与“空洞现象”，自然易于接受当时宣传机器的政治鼓吹。也就是说，正当嗷嗷待哺多维新鲜的思想乳汁之际，喂给他们的却是一口狼奶。当时的政治运动以及包括《批判》在内为之摇旗呐喊的舆论书刊，输出的都是狼奶。笔者愿意坦承，当年读了《批判》上的《论曹操的尊法反儒》（1974年第7期），对其论荀彧部分颇有自己的想法，便写了《试论荀彧的政治立场》试图参与讨论。后来考入大学选修魏晋南北朝史时加以改定，删去了昔日把荀彧说成是法家对立面的滥调，改题《略论荀彧》收入《学史帚稿》（黄山书社，2009年），并在自序里交待：“也算是立此存照，提醒自己：在学史起步之际，你也是喝过你一口狼奶的。”
在无奶可喝时，被喂狼奶不是罪，苦于没比较，还会习惯上狼奶的口味。在《批判》上发文的第三代学人，推而广之，现今文史学界五六十岁的这代学者，很少不受那口狼奶喂养的，但声名藉藉后，却少有承认自己是喝过狼奶的，有人还标榜“我一生可忏悔的事情很多，但恰恰在‘文革’期间最少。正是在那十年，我磨炼出了承受苦难、抵拒诱惑、反对伤害的独立人格”(25)。在那个年代里，除了像顾准那样的凤毛麟角者，恐怕少有人有资格自称已具独立人格（正是这种集体性的无独立人格，才累积成“文革”劫难的社会土壤）。在这点上，类似第二代学人戴厚英、徐缉熙那样的反思（朱维铮尽管没在《批判》上发过文章，生前却从不讳言曾是“罗思鼎”成员），倒是值得第三代学人尊重的。
（原载2013年12月2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入集时因故略有删改）
(1)吴中杰：《刘翁得马，焉知非祸：记刘大杰先生》，《海上学人漫记》，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23页。
(2)林东海：《文学的一生：记先师刘大杰先生》，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下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0—1102页。
(3)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4)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5)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522页。
(6)吴中杰：《与古人交友的人：记郭绍虞先生》，《海上学人漫记》，第15页。
(7)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册，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8)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9)胡长明：《配乐古诗词与毛泽东的暮年生活》，《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1期。
(10)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1)吴中杰：《集体项目磨半生：记顾易生兄》，《海上学人漫记》，第247—248页。
(12)沈津：《学术事功俱隆文章道德并富：回忆先师顾廷龙先生》，《学林往事》下册，第1049页。
(13)另据朱永嘉《关于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见“读书公会”公众号2019年2月19日转载），刊于1973年第3期上署名“《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的《资产阶级与儒法论争》，“是集体创作”，而“陈旭麓是参与者之一”。
(14)谭其骧：《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15)朱永嘉：《在求真中求是：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16)徐缉熙：《后记》，《读红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页。
(17)吴中杰：《坎坷的人生道路：记戴厚英女士》，《海上学人漫记》，第258页。
(1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0页。
(19)古远清：《究竟是谁对余秋雨进行“政治历史大搜身”》，见余开伟编：《忏悔还是不忏悔》，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该书第二辑《“围剿”余秋雨》收入了关于“文革”中余秋雨问题的重要争论文章。
(20)《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文学报》2000年第1127期。
(21)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对姚文元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等的批语》的注释说：“八月十八日，姚文元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情况及初步规划各一份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审阅后批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9—460页。
(22)吴中杰：《刘翁得马，焉知非祸：记刘大杰先生》，《海上学人漫记》，第23页。
(23)唐振常：《热泪祭旭麓》，《川上集》，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39页。
(24)朱永嘉：《在求真中求是：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21—122页。
(25)杨瑞春：《余秋雨：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忏悔还是不忏悔》，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