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文字疾风雷：1949年以前
程应镠，1916年11月4日（农历十月初九）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这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但到求知时，他的思想和知识已完全受其惠赐了。程家是当地大族，号称“一门三翰林”：他的太高祖程焕采署理江苏巡抚；太伯高祖程矞采，历任江苏、广东、云南巡抚，云贵、湖广总督；同族的程楙采也官至安徽巡抚。他的父亲程懋琨（后改名觉吾）先后在河北和江西当过县长，母亲况葆琴是一个旧式妇女。五岁那年，他入私塾读书，私塾设在家中的望庐楼，读的是“四书”、《左传》和《古文观止》等古籍。在望庐楼里，他接受了六年旧式教育。祖母是幼年对他影响最深的人，经常给他讲家史，希望他成为太高祖那样公正清廉的官吏。
1928年，程应镠去南昌，半年补习完考中学的课程。次年考入江西省立二中，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他的读书面大为拓宽，生理卫生、植物学都使他感到前所未闻的惊异。1932年，他以成绩优良免试直升本校高中，就读理科。南昌当时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教育也颇受这一运动的影响。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风岛社”，开始向刊物投稿。1933年，他写过一篇《我们的西北》，投寄给在南昌出版的《汗血周刊》，次年正式发表，时仅18岁。因新任教务主任有意为难，指责他和几个同学不服管教，1934年，他被迫转学到南昌私立心远中学。这个学校的历史教师讲中法战争，讲甲午战争，讲戊戌变法，常讲得流泪，而他也听得流泪，影响之下，喜欢上了历史，决定弃理学文。
1935年夏天，20岁的程应镠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秋天，他负笈北上，赋诗说“异乡月好不须圆”(1)，抒发了开拓新生活的豪迈胸襟。一入大学，他就如饥似渴地沉溺于俄国小说、古典诗词和《世说新语》之类的著作中。然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受抗日民主运动的影响，他渐渐感到蒋介石所说的抗日是靠不住的，便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成为12月16日示威游行的前锋队员之一。他后来回忆：“一二·九运动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过去不敢喊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十二月九日那天，我高声喊着，一边喊，一边淌着滚热的眼泪。”(2)以后的三·三一、六·一三几次示威游行，他也都参加了。
1936年年初，程应镠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这年，燕京大学成立了“一二·九文艺社”，他成为负责人之一，主持名为《青年作家》的文艺刊物。当时大家都希望得到著名作家的支持，推他作代表去找沈从文。于是他初谒这位倾慕已久的作家，沈从文为《青年作家》的创刊号写了一篇几千字的长文——《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词》。其后，两人保持着终生的交谊。这年春夏之际，他与燕京大学同学王名衡、刘春发起组织“大学艺文社”，出版《大学艺文》的杂志。他还代表燕京大学“一二·九文艺社”和“大学艺文社”，参加由清华大学发起组织的北方文学社成立大会。他当时是艺术至上论者，强调写什么都可以，但必须“情欲其真，景欲其切”，才能打动人心。(3){L-End}这一主张，遭到刘春的尖锐批评，撤销了他出席“北方文学会”的资格。这年，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年底，参加上海妇孺慰劳团赴绥远，同行有柯华、周游、李植人、李植青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程应镠留在北平，一度想去西山找游击队，没有成功。8月初，他经天津至秦皇岛，由海道在8月12日到上海。次日转乘沪杭车至嘉兴，由苏嘉路经苏州到南京。在南京居留月余，参加过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工作。9月中，他离开南京，回新建故乡小住数日，即由九江去汉口，借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与赵荣声、刘毓衡（即陈其五）办过一份叫作《活报》的刊物，仅出了一期。12月，因范长江的介绍，他到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工作，主要编印团宣传科发行的一种油印报，开始使用流金的笔名。这年，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离散之前》《平津道上》《记绥远》《给一二·九运动中的朋友们》等文章，真实反映了卢沟桥事变以后人民的流离失所和慷慨纾难的情景。
1938年4月，柯华从八路军总部来到686团，他打算搞一个火线通讯社，刊发八路军战地消息和照片，邀请程应镠参加。征得领导同意，他们同去延安。延安有关方面同意他们去武汉，一方面向国民政府办理通讯社的登记手续，一方面采购通讯工作所需的器材。南下途中，在耀县碰到周游，便邀他一道参加通讯社工作。5月，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他们，认为国民党不会批准通讯社立案的，要求他们等延安电示再定行止。在武汉待命期间，程应镠写了一些记述八路军抗战的报道、散文和小说，主要有《汾水的西岸》《我们怎样在这里生长着》《黑夜的游龙》和《姑射山中的风雪》等，他还以八路军的战地生活为题材，写过一本名为《一个士兵的手记》的小书。6月底7月初，他趁待命的机会回家省亲，在故乡组织大塘读书会，举办过农民识字班，教唱救亡歌曲，刷写抗日标语，还演出过短剧《放下你的鞭子》。其后，读书会有些成员分别去了延安和新四军，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当他返回武汉时，柯华、周游已奉命北返，他便由江西经湖南、贵州辗转到昆明。
自1938年9月起，程应镠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国历史要籍，为以后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大约10月，经友人徐高阮的创议，他参加创办了联大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这是一份同人刊物，作者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其中王永兴、李宗瀛是北平学联的负责人，徐高阮、丁则良是地下党。第一期的主要文章由徐高阮执笔，丁则良写了一首七言古诗，题为《哀联大》，诗中有讥讽，有对学海无波的忧虑。这批年轻学子，对联大也不满意，与前线血肉搏战相比，这里犹如一潭死水，他们渴望波澜壮阔的生活。课余，程应镠继续向报刊写稿。1939年，因沈从文推荐，他参加了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的编辑工作，结识了凤子和孙毓棠。不少联大的学生在这一副刊上发表他们的处女作。他自己也发表了《秦皇岛上》《副官》《故乡小景》和《澂江小记》等大量文学作品。他在联大两年，除了学习，便是写小说和散文，内容多与抗战有关，也充满了对故乡的思恋。这些文章，一部分收入《一年集》。这个集子作为章靳以主编的“烽火丛书”的一种，由沈从文推介，1942年由烽火社出版；1949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将其列入“文季丛书”改版重印。
1940年夏天，程应镠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之前，他已在联大所属师范学院的史地研究室参加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师范学院有意留他担任助教。就在这时，燕京大学同学赵荣声从洛阳来信，他当时是共产党员，正在洛阳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当秘书，希望程应镠也去那里。于是，程应镠决计重返抗战前线。8月初，由昆明间关赴洛阳，行程十分艰苦，从重庆到宝鸡几乎走了一个月。到西安时，他因痢疾猛袭，几度昏迷，多亏途中结识的国民党某军副师长蔡剑鸣将他送入医院，才转危为安。到达洛阳后，他担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同上校秘书。1941年夏季，转入第一战区第13军任同上校秘书，仍驻洛阳。这一期间，他到过叶县、郑州、登封、密县、新郑，招待过记者，参观过名胜古迹。工作之余继续小说、散文、旧诗的创作，有的寄到重庆《大公报》，有的则在洛阳《阵中日报》和《北战场》上发表。在《北战场》上，他发表了长篇小说《京儿与小庆》的部分章节。洛阳的军旅生涯离他的追求相去颇远，他在诗里抒发内心的不满：“萧条山市堪沽酒，寥落军书好醉眠”；“何时弃此冷官去，独向湖边赋索居”。同时，他对抗战前途和民生疾苦依旧投以殷切的关注：“民困应知征调久，边烽频报捷书迟。诸公好画平戎策，莫任苍生靡孑遗！”(4)
1942年年初，他为了营救军中一位受迫害的女译电员，避居第13军在临汝的办事处。3月，化名上官灵亡命安徽太湖县，匿居赵荣声故里半年有余。在大半年避匿索居的日子里，他读了《宋元学案》等大量史籍，一种对历史专业研究的向往之情油然而生，《病余》一诗反映了这种心境：
病余岁月似还山，得意希罗古史间。
损益可知千载事，蹉跎已负一官闲。
希罗多德真吾业，凯撒庞贝失旧颜。
怀古怀人情不浅，短灯挑尽意犹悭。(5)
10月，他结束避难，返回洛阳担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张雪中的私人秘书。1943年初，他将战区政治部所属抗日宣传演剧一队和原第13军政工队的演员合并，成立了《北京人》剧团，在洛阳连续演出《北京人》一剧达20天。后来还准备排演《蜕变》，被政治部主任秘书等造谣诬指为共产党。见洛阳已难立足，而赵荣声夫妇正从太湖经过洛阳去成都燕京大学复学，程应镠便与他们同赴成都，然后经重庆去贵阳花溪清华中学任国文教师。这一选择决定了他今后将转向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当时他很满意自己的角色转换：
三年奔走空皮骨，到此能安且作家。
止酒不愁贫无俸，著书可待笔生花。
溪山有约行千里，学殖何须富五车？
羁绊一官抛弃早，报书应向故人夸。(6)
1944年8月，程应镠与李宗蕖在贵阳结婚。不久，他携妻移居昆明，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助教，并在私立天祥中学任教。因丁则良的介绍，他与闻一多、吴晗相识，和民盟发生了关系。由于吴晗的介绍，他与丁则良虽都不是盟员，但参加过民盟邀集的座谈会。《民主周刊》发行后，程应镠写过《一二·九回忆》和《一个十九岁的上等兵》等文章，都是交给闻一多，由他拿去发表的。1945年6月起，因沈从文的关系，他开始编辑《观察报》副刊《新希望》。闻一多认为这个副刊脱离政治，不赞成他编这样的副刊。闻一多和沈从文原来是老朋友，这时，闻一多转向激进，认为沈从文还是老一套，没有进步。程应镠对两位师长都十分尊敬，认为他们都是好人，还打算调和他们的关系。回顾程应镠后来的治学与为人，不时可以看到这两人对他的深刻影响，追求慷慨壮烈的事业与向往潇淡自然的情趣，是他性格深处看似矛盾却依傍共生的一对因子。
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政治现状并不符合程应镠所追求的民主社会的理想。这年岁末，昆明“一二·一事件”深刻教育了程应镠，他与广大学生一起投入了民主运动。1946年，他曾任天祥中学训导主任。不久，学校迁往距昆明七、八里地的小坝，迁校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都是由他主持的。他请当时在校任教的冯契写了一首迁校的歌词，以后成为这个学校的校歌。他在天祥中学时，向学生大力宣传“独立不惧，朴质自然”的人生精神。(7)1946年4月，闻一多希望程应镠也能和他一样勇敢地过问政治，他因而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7月16日，闻一多被暗杀的次日，他去医院瞻仰了尊敬的师长的遗体。他后来指出：“这件事对我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对国民党反动派如此无耻地暗杀一个正直的学者，充满了愤恨。”(8)一时传闻他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在学生协助下，他只身匆匆飞抵武汉，把妻儿都留在了昆明。在武汉等待亲人的日子里，他写诗吊唁闻一多，抒发他的哀悼和愤慨：
西南漂泊佳人死，忍泪脱从虎口来。
契阔死生诚梦寐，斗争文字疾风雷。
望门投宿思张俭，酹酒临江吊楚闾。
家国阽危忠义绝，江声东去隐沉哀。(9)
8月，程应镠挈妇将雏回乡探亲，1947年2月由故乡抵沪，任新陆师范学校教员。8月起改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在这里他结识了孙大雨和戴望舒。这年秋天，他们介绍他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上海教育界当时发表支持反饥饿、反迫害和反美扶日的宣言，他与大教联成员都签了名。9月起，程应镠兼任市立师范专科学校的训育主任，因站在学生方面与贪污学生伙食费的校长董任坚作斗争，11月被当时的市教育局撤去兼职。从9月起，他兼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为生计所迫，他还在培明女中和越旦中学兼课。1948年，因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市立师范专科学校解聘，但仍在法政学院任教。这年9月起，因张芝联介绍，被聘为私立光华大学副教授，同时继续参加民主运动。1949年春，他由尚丁（孙锡纲）接上了民盟上海市组织关系。4月的一天，他正在光华大学上课，有人告诉他，国民党在市立师范专科学校贴出逮捕的名单，第一个便是他。他当即去找张芝联，请他用光华的车把自己送走。他蛰居了将近两个月，除了几个最亲近的人，谁都不见面。从1947年到1949年的三年间，他在《中国建设》和《启示》等杂志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路》《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论持久和平》《民主主义的真谛》《论新中国文化的创造》等长篇政论，还写了《帮忙与扯淡》《痴人说梦》和《停战乎？和平乎？》等杂文，宣传民主政治，抨击专制独裁，揭露国民党的和平阴谋。在避难的日子里，他迎来了新旧政权的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