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家的成功实践
（一）历史教学
相对于历史学家的声名，程应镠更重视他作为历史教师的身份。他多次对人说过：“我首先是一位教师，不是什么学问家”，可见教师生涯在其人生历程与自我评价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中学校长到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历史教育园地里耕耘了半个世纪之久，培育桃李无数。任何时候，在他身边都会聚集着一群青年学子，平时，他关心他们的学业和为人，关键时刻，他总是忘我地保护他们。他在传道授业的同时，以自身的道德风范和人格力量，教育、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作为长期从事师范教学的历史学家，程应镠对历史教学和学生培养有自己的见解和特点。他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学生对历史课没有兴趣？他以为，学校对历史教学不重视，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得不好，历史教师缺乏专业训练，等等，都是导致学生不爱上历史课的原因。而高等学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历史教学和研究又直接影响着中学历史教学。因此他特别反对把历史研究与教学简单化，“简单化的结果，就使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剩下几条筋，无血无肉，干瘪得像瘪三，青少年是不会有兴趣的”。他还反对以一成不变的理论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贴标签，在他看来，贴标签“是不会有说服力的，就会使得学生以为历史味同嚼蜡”。他主张历史课可以通过讲人物，使学生了解过去。比如讲秦汉，就要讲秦皇、汉武，项羽、刘邦，陈胜、吴广；讲均田制，就要讲文明太后、魏孝文帝；讲改革，就要讲王安石、司马光；讲淝水之战，不能只讲战争性质、双方力量对比，要讲苻坚、苻融、谢安、谢石……通过人物的讲授，使历史课变得津津有味，才能使学生从中获得教益，否则，“要激动青少年的心大概是不可能的”(23)。
程应镠在大学先后讲授过世界史、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国学概论、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学方法论等课程。很多学生说，听他讲课，如同一种艺术享受。他的历史课既有理论上的开掘拓展，又常常在关键处旁征博引，中西比较，信手拈来，适时点化，使学生在豁然会悟、欣然有得中感受其中的深度和广度。他讲课时，感情十分投入，有时激越雄辩，使人奋立；有时深沉低徊，令人感慨；或描摹人物，或引据诗词，高屋建瓴又挥洒自如，把学生带入应接不暇的不同境界。20世纪70年代末，他曾为中文、历史两系讲授中国通史，大梯形教室为之爆满，以致走廊、门厅处都临时加座。他对自己的历史教学的最高要求是：“每上完一节课，就像是写了一首诗，完成了一篇创作。”为了达到这种深度和魅力浑然一体的教学境界，数十年中，他始终要求自己把每堂课要讲的每句话写成讲稿，及至走上讲台却又不带讲稿，其中，需要付出多少创造性的艰苦劳动！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要上好历史课，最主要的还是学习，比在大学读书时还要学习得认真，为培养人而学，为未来的建设者而学，为那些将来要超过我们的人而学。”(24)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不懈的追求，正是他几十年历史教学常讲常新的源泉所在。
（二）筚路蓝缕创建历史系
程应镠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创立者。1954年7月，他从高桥中学调至正在筹建中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出任历史科主任，负责创建工作。1956年，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分为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与上海第二师范学院，程应镠担任第一师院的历史系主任。直到反右运动以前的短短三年间，他筚路蓝缕，不辞艰难，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历史学科的创建上。在此期间，程应镠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组建精干出色的师资队伍。
到任以后，程应镠一方面凭借自己广泛的学术关系，引进了不少骨干力量，包括著名的宋史专家张家驹，出身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季平子、朱延辉，还有李旭等教师，另一方面，他倚重比他略早到来的魏建猷，并把师从贺麟与金岳霖的徐孝通从中文系调入历史系，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人才大多出身于清华、北大、联大或燕京大学，当时颇有议论说程应镠用人只重学识，不重政治。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教师，构成以后上海师院历史教学与科研的领军人物。
其次，创建服务教学的图书资料室。
当时，诸事草创，资料室缺少基本图书，程应镠通过关系，购买了诸如《明实录》《册府元龟》等基本史籍。为了加强图书、资料、教具的建设，他一方面从当时的地图出版社聘请专职的历史地图绘制员，为历史教学绘制挂图，一方面物色了徐先麟、吴秉文等专业翻译人员，从事外文史料的翻译工作，为世界史教学与科研服务。这在当时，是相当有远见与魄力的举措。即便在被迫等待所谓“反右”结论时，程应镠为了资料室的建设，仍不计一己之荣辱，主动提议整理先前购入而未及整理的碑帖。他在“交代检讨”间隙，白天赴上海图书馆查核资料，入夜则伏案运思，挥毫作跋，终于一帖一跋，悉数完稿，交系资料室存用。
最后，筹备藏品丰富的文物陈列室。
与此同时，他认为历史教学必须充分利用实物，于是开始筹建历史文物陈列室。程应镠首先向学校领导力陈文物在历史教学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争取到一万元作为文物收购经费。然后，他通过已转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自己的老师沈从文，托他在北京收购博物院不拟收购的文物。当时文物收购价格低廉，再加上沈从文的关系，许多有价值的教学文物陆续从北京运来，入藏我校的文物陈列室。他还邀请沈从文来校，对文物陈列室与文物管理员作了具体的指导。沈从文也因程应镠的关系，把他自己珍藏的乾隆宫纸与数种丝织物赠给了我校陈列室。1957年，文物陈列室正式建成，其藏品至今为止仍是上海高校中最多最好的（现已改建为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
反右运动以后，程应镠被迫离开系主任的位置，这时候，历史系的建设已奠定了基础，初具了规模，走上了轨道。他对接任系主任的魏建猷说：“我们关于历史系教学工作的想法是一致的。由你来接手，我就放心了。”即使在遭到不公正对待时，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历史系的建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历史学科，程应镠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三）为振兴历史系而殚精竭虑
1957年反右以后，直到1978年复校以前，程应镠被剥夺了教学与科研的权利，当然更谈不上对历史系建设的发言权。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随着首届历史专业本科生的入学，程应镠也复出工作。这年岁末，他被改正所谓“右派”错划，出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一副主任（主任为魏建猷），并主持日常工作。他十分珍惜自己“忧患余生”的晚年，但仍把这最宝贵的生命余晖奉献给了上海师范大学，为振兴历史系与创建古籍研究所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程应镠主持历史系工作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历史系百废待兴。他主要抓了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健全教学秩序，推进教学改革。
程应镠首先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入学的新生制定了教学计划。为了培养出更多基础知识扎实、创造思维活跃的优秀学生，他在历史教学上推行了许多有力措施。他依旧主张：必须让最有经验的老师上基础课，让学生接受最好的基础教学，他为此亲自担任了历史本科专业《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他认为，不仅历史系，中文系的学生也应该学中国通史，于是亲自为78届历史系与中文系的本科专业上《中国通史》的基础课。他强调改革基础课，在削减基础课课时的同时增加选修课，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他把走出校门考察历史文化古迹，列入了教学计划；他主张实行真正的学分制，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多学早学；他多次主持学生的学术讨论会，引导学生积极思维，早出成果；他的课外答疑，使学生受益匪浅，以至启发他们走上研究之路。总之，他的办学主张与他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为的是培养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才，在提倡素质教育、开拓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今天，他的历史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也依然是行之有效、值得借鉴的。
第二，重建师资队伍，加强专业培训。
程应镠主持工作后，十分重视历史系师资队伍的建设。一方面，他采用或引进，或召回的方法，聚集起了一批骨干教师，其中包括江辛眉、李伯勉、王育民、李培栋等。江辛眉出身无锡国专，文史兼通，尤精古典诗学，因划为“右派”而未展其学。李伯勉是邓广铭推荐的宋史学者，长期困顿市井。王育民长于历史地理学，也因“右派”问题而沉滞在中学。李培栋原是程应镠欣赏的学生，留校作为助教，终因程应镠被划为“右派”，而被逐出了大学。他们很快成为复校以后历史系的主要师资力量。此外，还聘请了徐兴业、李家骥等为兼职教师。另一方面，程应镠采取送出去培养与老教师辅导的两手办法，加强对原有师资队伍的培训。他借助自己的学术人脉，让从事清史教学的老师北上中央民族学院，跟随王锺翰学清史；把从事考古文物教学的青年教师送到四川大学去进修。在系里，他先后请江辛眉、沈熙乾等老教师为中青年教师开《左传》《说文》等研读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他坚决主张通史课应该由一位教师主讲到底，这对提高主讲教师的业务能力大有好处。他还亲自多次听中青年教师上课，对于不能胜任大学教学的对象，坚决从教学岗位上将他们撤下来。总之，经过程应镠大刀阔斧的整顿与卓有成效的措施，短短几年，历史系的教学就回归了正轨，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崭新气象。
第三，培养优秀学生，发现学术尖子。
程应镠知道，恢复高考以后入学的77届与78届本科生与其后不久入学的第一、二届硕士研究生，是十年动乱中积存的优秀人才。在他看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历史学科的将来，应该在这些学生里面去发现人才，构筑梯队。对本科生，他鼓励他们养成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学风，常常在自己的客厅里与来访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平等地展开讨论。在研究生培养中，为了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他广请全国著名学者邓广铭、王永兴、胡道静、苏渊雷等前来举行专题讲座，并聘请王永兴、胡道静等作为兼职导师。他善于发现苗子，甘为人梯，及时扶植，严格要求，多方保护。经他推荐，本科生在学期间发表有质量的学术论文有刘昶、虞云国等人；研究生则更多，有严耀中、吕友仁、张荣明等人。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本校或外校相关学术领域里的知名学者。对留校拟任助教的几个77届毕业生，程应镠不仅逐篇调阅了他们已发表的论文或毕业论文，还都一一招来，亲自面谈，了解各人的业务与为人，最后才与系主任魏建猷决定去留。由他发现与培养的这些学术尖子，后来成为历史系承先启后的骨干力量。
（四）为创建古籍研究所而鞠躬尽瘁
程应镠复出以后，原设在上海师范学院的“二十四史”标点组改为古籍整理研究室，由程应镠主持工作。当时，《宋史》已标校结束，正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标校宋代要籍《续资治通鉴长编》。程应镠认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需要一支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力量，而通过对《宋史》的标点整理，上海师院已经形成了这样一支研究队伍。于是，他就开始了创建古籍研究所的规划工作。经过几年艰苦的努力，1983年，上海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成立，程应镠出任第一任所长。在这一方面，他主要做了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奠定了基本建制与研究力量。
程应镠以原有的研究队伍为基础，结合成员的研究专长与当时的研究需要组建了史学、文学、辞书三个研究室。史学研究室以校点整理宋代要籍与笔记为重点；文学研究室则以楚辞、唐诗以及宋代文学研究为主要方向；辞书研究室当时以配合《汉语大词典》的编纂为主要任务。同时，为了加强研究队伍，他还聘请我校中文系的马茂元，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陈伯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钱伯城、魏同贤以及中国科技史与文献学家胡道静等知名学者担任古籍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一方面大大推动了古籍所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古籍所的知名度。
第二，开创了古典文献学的本科专业。
程应镠始终把培养专业接班人放到战略高度去规划与运筹。在创建古籍研究所的过程中，他得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有意向在全国高校中设立四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便主动请缨，要求将其中一个设在上海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获得批准以后，他就在我校历史、中文两系低年级本科生中亲自遴选优秀学生转入古典文献专业学习。同时，他一面抓古典文献专业的课程设计，除了古委会规定的主干课程，他强调要多开古籍原典选读课；一面延揽合适的教师来为新生上生僻的专业课，例如音韵学，就请中文系许威汉来上。他还亲自讲授了国学概论，讲稿后收入《流金集》（学术编）。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的设立，不仅对我校文科的学科建设赢得了声誉，也大大提升了我校古籍研究所在全国同专业中的地位。
第三，抓好图书资料的基本建设。
古籍整理与研究，在图书资料上有不同于一般古代史研究的特点，而图书资料是古籍所赖以运转与发展的首要条件。程应镠一方面通过校图书馆，调拨了古籍整理亟需的图书资料，一方面派人从古籍书店或相关单位采购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与《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影印本等珍本丛书。其后，他又通过关系，辗转从台湾购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与《笔记小说大观》（全四十五编450册）等大型图书。同时，他还让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代为古籍所选购日本汉学著作，以供进一步研究之用。经过短短几年努力，古籍研究整理所需的典籍图书基本齐备，这些凝聚着程应镠心血聚集起来的图书，为古籍研究所资料室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成功申报上海市重点学科。
古籍研究所成立的次年，程应镠再接再厉，将我校的古籍整理专业成功申报为上海市首批重点学科。这也是我校文科第一个市级重点学科，极大提高了我校文科在上海高校中的地位。1986年，《续资治通鉴长编》由他定稿的那些分册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著作一等奖，由他与邓广铭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获得了著作类二等奖，这些成果也成为市重点学科建设的坚实内涵，使其后重点学科建设以优异的评价通过了验收。
从1986年起，程应镠担任古籍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但仍关心着由他亲自创建的研究所的发展。他先后创立了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这两个系所不仅构成了我校历史学科的全部基础，而且也成为我校文科的重要品牌之一。程应镠不仅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开创者，而且对我校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