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异同：“蹊径大同，差异也很大”
严耕望认为：二陈学术“蹊径大同，差异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允为定论。对二陈学术成就之高，毋须词费；对二陈学术同异，各人所见未必尽同，仍有必要一议。
二陈学术之同，主要表现在学术旨趣和学术方法上。先说学术旨趣。陈寅恪在序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时指出：“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正是二陈学术旨趣和学术重点所在。在这一方面，陈寅恪表现得更为自觉和专一，他的所有论著都是围绕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展开的。陈垣虽将部分兴趣和一定精力投到目录、校勘、史讳、年代等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上，但一则他是将此作为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研究工具的，二则确立他在新史学中地位的最具代表性成果毕竟还是《元西域人华化考》和《通鉴胡注表微》等中古民族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论著。综观二陈的全部学术论著，所论问题几乎都不出魏晋以降至明清之际民族文化的范围。
二陈不仅有着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的共同学术旨趣，而且在具体研究方向上也颇有相契之处。在敦煌学领域，二陈都是较早取用此新材料研究其新问题的开一代风气的学者，参与了当时世界学术的新潮流。在宗教史方面，陈垣最早以现代史学观点撰成完善的宗教史著作，有古教四考和宗教三书（《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名著传世，陈寅恪则以其《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和《武曌与佛教》等大量论文驰誉史林，二陈堪称这一领域的双峰。在民族史研究中，二陈的切入点似都集中在中华民族的融合问题上，陈寅恪除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还有《李唐氏族之推测》等一系列论文，用力甚勤，创获最多；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也是这一论题的传世力作。二陈在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研究中都对中外文化融会交冲表现出热切的关注，陈垣有《元也里可温教考》和《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等论著，陈寅恪则有《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和《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论文，各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冲突和摄取。
次说学术方法。有些现代史学史的论著将二陈共同归入新考据学或实证主义史学，虽然归类未必尽当，却也表明二陈在学术方法上确有其共同面。大体而言，二陈学术方法之同可从三个层次去把握。
其一，对传统史学方法的运用得心应手。陈垣自称其治学“参用乾嘉清儒考证方法”。关于陈寅恪的传统史学渊源，汪荣祖说其源自乾嘉诸老，王永兴说其继承宋贤史学方法，但从陈寅恪推崇钱大昕的学识为清代史学家第一人，乾嘉清儒考证方法的影响自不容否认。以蒙元史研究为例，足见二陈都无愧为传统史学方法的杰出传人。在这一领域，陈垣既有从大处入手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也有从考证入手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陈寅恪虽仅有《元代汉人译名考》和《蒙古源流研究》系列考证，但揣度其计划，当是先作具体考据，再作通贯发明的（后来或因资料散失而这一研究被迫中辍）。
其二，以新眼光利用一切新发现的考古文物、档案文献以及佛经道藏和域外资料。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的史料新发现中，二陈共同参加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编选工作，陈垣对敦煌文书的整理编目更有发轫之功。他们对这些史料新发现在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研究中的巨大价值，都表现出新史家的浓厚兴趣和敏锐识见。二陈是我国最早将佛经道藏作为史料运用于历史学科的现代史家。陈垣率先尝试将僧家语录和道家碑版采入其宗教三书；陈寅恪以佛典为史料时，更不限于通行本，还博采了敦煌本、西夏文本、梵文本等进行比较研究。
其三，重视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陈寅恪在其史学中不着痕迹地融入了现代西方史学方法，其中包括他在留学期间接触到的近代西方社会经济史学、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和欧洲现代东方学派的影响。归国以后，他依旧十分关注西方史学的发展状况，有人认为其晚年对《再生缘》和柳如是的研究，不乏有着与西方当代心解史学、心态史学、心智史学相通的思想。陈垣虽未留学海外，但借助日译本，他还是及时了解了西洋的史学方法论。他后来通过《通鉴胡注表微》和宗教三书，探索“有意义之史学”，突破了自己以往旧方法的局限。
二陈学术之异，也主要表现在学术旨趣、学术方法上。先说学术旨趣。二陈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个重要差别：陈垣对于传统的历史文献学的相关分支学科的发展颇为热心，做了许多沾溉士林的集大成的工作，而陈寅恪在这一方面则明显缺乏陈垣那样的强烈兴趣，而将全部精力投入了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的研究。但即便在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研究上，二陈仍有所不同。余英时有一个评价：“在二十年代中国东方学的领域内，王国维的旨趣与陈寅恪最多重叠之处，陈垣尚不免稍隔一间。”(69)也就是说，虽然二陈共同的学术旨趣都在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但是陈寅恪在把握问题的高度、涉略问题的广度和解决问题的难度上都超过陈垣。就把握问题的高度而言，陈寅恪对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研究显然有一个总体设计，后来虽然因图书资料的毁失和研究范围的紧缩，所完成的隋唐史三书仅仅是这一设计中的若干部件，但其高屋建瓴的总体观还是不难揣摩的。陈垣虽然也有从大处入手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但相比之下，他对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的总体把握就不及陈寅恪。就涉略问题的广度而言，如果说在宗教史、民族史、蒙元史领域，二陈还旗鼓相当的话，那么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民族文化史的研究，陈垣就显得薄弱。就解决问题的难度而言，二陈的差异更为明显。以敦煌学为例，陈垣的主要功绩在于文献整理，他将敦煌本摩尼教残经采入《摩尼教入中国考》，也只是史料层面的量的扩张；而陈寅恪的杰出贡献则在于解决问题，他不仅仅将敦煌文书作为史料层面的量的扩张，更将其与其他相关史料比较分析，所解决的都是有关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上高难度的硬问题。
次说学术方法。这一问题也可从三方面认识。
其一，二陈在史料的搜集处理上，风格手段迥然不同。陈垣以竭泽而渔式的史料功夫见长，每作一种研究必网罗所知的全部资料。据统计，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约8万字，用史料220种；《史讳举例》8万字，用史料117种；《明季滇黔佛教考》15万字，用史料170种；《通鉴胡注表微》20万字，用史料256种。(70)在史料的运用上，陈垣主要使用分类比次的归纳方法。他在成名作《元也里可温教考》里自叙方法道：“先认定《元史》之也里可温为基督教，然后搜集关于也里可温之史料，分类说明之。”对也里可温的解诂堪称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但基本还是从中日两国前代学者的众说纷纭里比勘归纳作出定谳的；而后再将元代也里可温的情况，分东来、戒律、人数推想、人物大概等十余专题逐一说明。其《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也是将四库馆臣讳改《旧五代史》文字按虏、戎、胡、狄、蕃、夷、贼、伪等字分门别类，以揭出清朝统治者阴暗的民族心理。因而杨树达收到《旧五代史辑本发覆》赠书后颇不以为然，认为“举例罗列，事颇寻常，而名为‘发覆’，似不免于张皇”(71)。这是因为在归纳方法中，作为论据的史料与作为推论的论旨之间往往只有一层之隔，容易给人以卑之无甚高论的感觉。但归纳方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其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相比之下，陈寅恪在史料搜寻上并不一味以多取胜，他更善于以常见史料得出新奇却合理的见解，令人有“我们怎么想不到”的感叹。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用史料虽不出《三国志》至两《唐书》的正史以及《资治通鉴》《通典》《唐会要》和《唐六典》等常见史书的范围，但他认为，尽管如此“亦可表见新知之创获”。陈寅恪重视史料的运用，善于对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由于“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烂，令人叹不可及”。(72)质言之，陈垣善于扩张与比次史料，据未见书，道人所未曾道；陈寅恪善于辨证与透视史料，据已见书，道人所不能道。
其二，二陈在与治史相关的语言工具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陈垣能阅读日译本的西方史著，但不懂英文，也不会其他外国和外族语言。相比之下，陈寅恪掌握的外国和外族语言之多，并世中国史学家中无出其右。因而与陈垣相比，陈寅恪在历史语文的考证上更能够广参博征，左右逢源，在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的研究上更显得新见迭出，叹为观止。
其三，外语工具的多寡和留学经历的有无，也直接影响到二陈对西方史学方法的借鉴和运用。陈垣常自谦自己是土法，希望弟子学会西洋史学方法来与中国史学方法相结合，可见他自知对西方史学方法终存隔膜。而陈寅恪对西方史学方法的深切了解和娴熟运用，已达到了融会贯通、得心应手和出神入化的境界，这也是导致陈寅恪史学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因之一。
最后，试将二陈的学术生命作一比较。倘若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两块界石，二陈的学术生涯都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37年以前为前期。在这一时期，陈垣在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和历史文献学各分支学科的两大领域里，分别完成了一系列传世力作，形成了陈垣史学的第一高峰期。而陈寅恪虽尚无专著问世，却在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各个方面都推出了享誉史界的重要论文，事证法和诗文证史法作为治史方法业已圆熟，向学术界显示了陈寅恪史学的实力和魅力。
1937年到1949年为中期。在这一时期，陈垣的学术重点明显集中在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研究上，撰述了宗教三书和《通鉴胡注表微》等名作，即便该期完稿的《释氏疑年录》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历史文献学的著作，也似是直接为宗教三书服务的。他对“有意义之史学”的探索，更是对自己原有方法的突破。无论在史学成果与史学方法上，这一时期都堪称陈垣史学的巅峰。这一时期是陈寅恪史学的第一高峰期，他出版了隋唐史双璧《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已大体完成而有待杀青，人格心态史的研究方法也雏形初具而牛刀小试。综观二陈学术的前期和中期，可谓是双峰并秀，各擅胜场的。
但在二陈学术生命的晚期，却形成了发人深省的鲜明对照。1949年以后，陈寅恪坚决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73)，毅然捐弃故技，进行衰年变法，用新方法和新材料，以一失明衰翁撰著了《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等论著上百万字，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和毅力最终完成了人格心态史研究方法的杰出范本，使其史学跃登上了巅峰。
1949年以后，陈垣对过去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自我批判可谓不遗余力：“学术思想，应从新生的路上走，余甚悔往日之懵然妄觉也”；“旧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它基本错误的”。与此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服膺也堪称虔诚执著：“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史学工作者的最大幸福，就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这是我这几年来切身的体会。”(74)1949年以后，以其长校的地位而言，陈垣的治学条件显然要远比陈寅恪优越。再据其1963年发表的《钱竹汀手简十五函考释》和《跋西凉户籍残卷》，虽年逾八旬，却行文严简，考辨精审，思路明晰，足证他完全有继续从事史学研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陈垣本人也十分渴望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来为现实政治服务。但遗憾的是，在晚期的二十余年中，他信奉的主义和思想并未使他的史学飞跃到一个新水平。相反，他竟没有完成过一种堪与前期、中期相媲美的学术新著，倒有五十余篇类似《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续前进》的应景时文，其数量超过其同期学术短文的一倍以上。
二陈晚期学术成就的显著差异，引起了后人深沉的思考。其原因无非可从社会与个人两方面去探寻。社会原因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就个人因素而言，性格即命运，二陈晚期学术的那些差异，实为其个人性格所决定。先说陈寅恪，诚如严耕望所论，为“纯净学术人的风格，而强毅独立，不为名利诱，不为威武屈”，“所以衰暮之年仍能奋笔写成平生所未有且可视为奇迹的大著作”。再说陈垣，早年即热心世务，后来虽移心学术，但累任教育文化界要职。据《陈垣来往书信集》，1935年，他曾将《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著作分赠给政界闻人（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考试院长戴季陶），表明他并未完全忘情于政治与声名。这种经历和个性，与他晚年的转向，是不无关系的。尤其时代需要这样一个知名学者做带头羊的时候，尤其是新政权的领袖赞誉他为“国宝”以后，他便抛弃了旧有的自我，成为自由知识分子自觉脱胎换骨的典型。这不仅仅是陈垣个人的取向，也是那个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于是，严耕望论陈垣道：“亦唯其与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为政治洪流所覆没，在学术上不能再有所作为。”(75)
严耕望说二陈“立身处世，各走极端，绝不相侔”。二陈所信仰的那两个极端的是与非，这里姑不深论；但他们却通过自己的出处大节，把沉重的思考留给后来的知识分子。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里自信地宣称：“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这是陈寅恪一生立身处世坚持气节操守的写照。无独有偶，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出处篇》里也发过类似的议论：“出处之于人大矣，迫于饥寒，怵于威力，炫于荣利，皆足以失其所守也。”陈垣是认识到坚守出处大节的重要性和艰难度的，唯其如此，他才能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占领者的威逼利诱，凛然正气，大节不亏。
然而，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操守从来就有着多层面的丰富内涵。作为研究历史的史学大师，二陈在不同时期与各个层面的进退出处已经成为了历史研究的对象。而当今学术名家们的言行，日后也将必然构成研究素材。
（原载日本《百年》1999年9月号，此次入集因故有所删改）
(1)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1页。
(2)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379、721页。
(3)同上书，第373—379、643、650页。
(4)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77页。
(5)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240页。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77页。
(6)方豪：《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传记文学》第17卷第4期。
(7)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8页。
(8)牟润孙：《敬悼陈寅恪先生》，转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89页。
(9)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57—673页。
(10)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6页。
(11)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12)蒋天枢：《师门往事杂录》，转引自《陈寅恪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13)陈垣：《〈通鉴胡注表微〉重印后记》，《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42页。
(14)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励耘书屋问学记》，第41页。
(15)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53、667、673页。
(16)杨伯峻编：《积微居友朋书札》，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17)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78页。
(18)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79页；方豪：《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传记文学》第17卷第4期。
(19)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16页，给席启駉函。
(20)参见本书《陈垣：不为乾嘉作殿军》。
(21)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重印后记》《〈清初僧诤记〉后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重印后记》，《陈垣史学论著选》，第481、496、502页。
(22)参见本书《世间已无陈寅恪》。
(23)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82页。抗日战争结束的当年，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批评梁启超撰《戊戌政变记》和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似乎正可为其避免在历史研究中宣传与抗战有关的民族大义作一注脚。
(24)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
(25)陈寅恪：《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0页。
(26)陈寅恪：《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页。
(27)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212页。
(28)实际上，陈寅恪在旧体诗里将这种失望哀怨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陈寅恪诗集》第21—45页所载其抗日战争期间诗作中颇多这类诗句：“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谁挽建炎新世局，昏灯掩卷不胜悲”。
(29)余英时：《文史互证显隐交融》，《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182页。
(30)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23、26、29、35页。
(31)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74、75页。
(32)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
(33)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0、241页。
(34)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30页。
(35)谢泳：《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377页。
(36)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55—73页。
(37)陈寅恪：《艳诗及悼亡诗》，《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2页。
(38)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40页。
(39)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09、710页，给陈约之函。
(40)同上书，第191—195页。
(41)同上书，第698页，给陈乐素函。
(42)余英时：《陈寅恪与儒学实践》，《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306—308页。
(43)此为笔者面询陈智超先生所知。补记：据刘乃和撰《陈垣年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说：“这封信是陈垣及其弟子刘乃和、柴德赓、刘乃崇一起讨论写成的”（第174页）。
(44)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05页。
(45)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61页。
(46)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92页。
(47)何广棪：《从陈垣先生之一通函牍谈起》，《传记文学》第48卷第3期，1986年。
(48)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67页。
(49)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2、112页。
(50)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62、79页。
(51)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82页。
(52)其后，陈寅恪把北归之梦深埋进心底，只是在诗里时有表露而已。例如《甲午岭南春暮忆燕京崇孝寺牡丹及青松红杏卷子有作》曰：“天涯不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抵死赊”；《咏燕郊旧园》曰：“园柳愈青头愈白，此生无分更重游”。参见《陈寅恪诗集》，第85、89页。
(53)刘乃和：《励耘承学录》，第92、94页。
(54)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66页。
(55)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96页。
(56)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16页；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63页；杨伯峻编：《积微居友朋书札》，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57)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16页，给席启駉函。
(58)陈垣：《祝教师学习成功》，见《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7日。
(59)陈垣：《教师们要努力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见《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日。
(60)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页。
(61)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75、76、83页。
(62)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104、106页。
(63)参见本书《自序》第10页笔者对其内心纠结的补述。
(64)陈垣：《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见1959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坚决走十月革命道路，忠诚为社会主义服务》，见1957年10月31日《光明日报》。据知陈垣嫡传弟子刘乃和向纪念陈垣诞生110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过题为《陈垣先生政治上的三次困惑》的论文，却未见收入研讨会论文集，也未收入刘氏的《励耘承学录》，故不知究竟指哪三次政治困惑。而今刘氏也已去世，笔者希望有保存刘氏那篇论文者能促成其发表，同时也希望陈垣后裔能提供直接的文字或口传资料，以利于陈垣与现代史学史的研究。
(65)陈垣：《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见《人民日报》1956年1月20日；《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见《人民日报》1959年3月12日。刘乃和：《励耘承学录》，第71、95页。
(66)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107、108页；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276页。
(67)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511页。
(68)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60页。值得指出的是，陈垣在鼎革以后两次再版《明季滇黔佛教考》时都依然保存陈寅恪之序，亦见他仍珍惜昔日的学谊与友情。
(69)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345页。
(70)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71)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140页。
(72)严耕望：《治史三书》，第178页。
(73)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第111页。
(74)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74、193页；陈垣：《史学工作者的今昔》，见《光明日报》1959年10月22日。有必要指出，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发刊词》中主张：“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有人有不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或者不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他还是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还是值得肯定的。
(75)严耕望：《治史三书》，第179页。参见谢泳：《逝去的年代》，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