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古史观及其对古史辨派的误判

章太炎数度客居东瀛，十分谙熟日本，也能阅读日文著述，且与彼地学界广有交往，故而对包括白鸟史学在内的学术表象与潜藏其后的政治取向了然于胸。作为曾经的革命家，章太炎思想里有着十分浓烈的民族主义成分。他的这种民族主义，在辛亥革命前既有对内层面汉族反抗满洲统治的因素，也有对外层面维护中华民族自尊而抗衡日本的成分，而后者一直延续到去世。他对日本觊觎中国的侵略野心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因而对白鸟为首的日本汉学抹杀中国古史的政治机心也洞若观火而深恶痛绝。早在1910年，他就痛斥白鸟：“自言知历史，说尧、舜、禹三号，以为法天、地、人，尤纰缪不中程度”；同时对罗振玉等“取东鄙拟似之言”，“延缘远人以为声誉”的言行就嗤之以鼻。⁽¹³⁾

对章太炎的古史观，也应从两个层面去把握。其一，在史学方法论上，他与当时中日疑古思潮大相异趣，认为“疑古未尝不可”，但“各国开化之有迟早”，而“今之疑古者，无所根据，遽尔相疑，斯真疑而成疾矣”。⁽¹⁴⁾其二，更重要的区别是在史学目的论上，基于民族国家的立场，他认定日本学者怀疑中华古史居心叵测，“觊以尉荐外交，不求其实”⁽¹⁵⁾，即出于其国家立场而罔顾史实。

正是基于民族文化与国家命运的考量，1924年，正当古史辨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他在金陵教育改进社演讲中颇不以为然：“疑古太甚，为一部分学者所独有”，含蓄提醒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古事致疑，本为学者态度，然若以一二疏漏而遽认为伪造，欲学者群束书不观，则未免太过耳。”⁽¹⁶⁾1933年，当日本侵华步伐日益逼近时，章太炎强调：“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有鉴于此，他虽仍不点名地把顾颉刚的古史辨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挂起钩来批判，言辞却已不假宽贷：

疑所不当疑，则所谓有“疑疾者”尔。日本人谓尧、舜、禹皆儒家理想中人物，优自以开化之迟，而疑中国三千年前已有文化如此。不知开化有迟早，譬如草木之华，先后本不一时，但见秋菊之晚开，即不信江梅之早发，天下宁有此理。……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必须扫除此魔道，而后可与言学。⁽¹⁷⁾

明白了章太炎的立场与语境，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对古史辨派的批判随着抗战迫近而不断升温。1935年，他声色俱厉地抨击古史辨派，先是说：“今人有不加思索，随他人之妄见，推波助澜，沿流而不知返者，其愚更可哂也。”继而说：“吾国妄人，不加深思，震于异说，贸然从之。呜呼！国家未亡，而历史先亡，可哀也已。”再则说：“日人不愿居中国人后，不信尧舜，尚无足怪。独怪神明之后，史籍昭彰，反弃置不信，自甘与开化落后之异族同侪，迷其本来，数典忘祖，信可哀已。”⁽¹⁸⁾

应该承认，以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的中日关系而言，章太炎对白鸟的“尧舜禹抹杀论”的警觉与抨击，从民族与国家的层面自有可取之处。然而，他由彼及此，认定20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在中国学术场域追随日本学风而自我扬弃民族历史文化”⁽¹⁹⁾，也无异于内引外力以亡国灭史，则对古史辨派的疑古动机显然存在着误读。下文讨论顾颉刚疑古思想的价值取向，应该有助于我们认识章太炎这一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