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研究：深得张荫麟的神韵
1933年，丁则良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标志着他走上史学之路。但自一二·九运动后，他在投身革命与沉潜学问之间一度举棋不定(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随校南迁，次年在西南联大历史系最终完成了学业。最后一学期，他在史学名家张荫麟指导下研治宋史，写出了毕业论文《秦桧传考证》(4)。这年8月，姚从吾致函傅斯年，评价其论文道：“说到《秦桧传考证》作者丁君则良，据弟所知，他是反对秦桧的，彼意谓：秦桧误国之罪有三：（一）言行前后不一致，其主和不是为国为公，而是揣摩投机；（二）和议以后粉饰太平；（三）诛戮不必要的异己。”(5)姚从吾以治宋辽金元史见长，明确肯定他的结论。
毕业以后，丁则良留任联大所属师范学院史地系助教，后来还在联大师范专修科文史地组任教，讲授过“西洋通史”。1943年为云南大学文史系专任讲师。这一时期，他还旁听了陈寅恪讲魏晋南北朝史、雷海宗讲欧洲中古史。除了“认为他们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和精通多种外语的史学大师”(6)，关键在于丁则良已确立了今后治学应探究中西历史的异同，故对西方历史也颇用功。在中年教师中，他最心折于张荫麟。作为宋史研究的早期拓荒者，张荫麟在史法上强调中西会通，理论与实证并重，识见超拔，文字俊逸，都影响了初入史林的丁则良。他显然想追随张荫麟，走研究宋史之路，故教学之外，将时间都用于宋史，前期论文也都与宋史有关。(7)据其好友王勉回忆：“则良初治宋史，某次与他谈话，使我惊叹他学识之渊博。”(8)
这一期间，丁则良广泛研读了宋代史料，关注到王安石新政时曾著有《日录》，但全书亡佚，便立志辑佚，以期“为治《宋史》者添一部不可不读之书”。他勾稽群籍，辑成了多达千余则计四万余言的《王安石日录辑佚》。在此过程中，他索隐比勘，在“逐则之考订，年月之稽审”上下足了功夫，写出了《王安石日录考》，1941年刊于《清华学报》。丁则良通过考证指出，《日录》全名应是《王安石熙宁奏对日录》，原书约八十卷，确系王安石朝对的真实记载，临终前交付其侄王防；哲宗绍圣时，蔡卞重修《神宗实录》用以为据；所谓《日录》经蔡卞删改事未能确断，但即便有之，“必不甚严重”；故仍具“第一手”的史料价值(9)。
丁则良对《王安石日录》有一段总评价：
日记一类为当事人直接留传之史料，虽易陷主观，未可轻信，而参考比较，慎作推理，要不失其“第一手”之价值。近世西国史家，据日记、回忆录、自传以核验，订正其正式史籍者，盖繁有徒。矧荆公为北宋一巨子，即令所记未必全符事实，亦未可弃置不顾。而况其中所载，多为一代要典，举凡财政、军事、外交、教育、用人诸端兴革之动机、结果，大都可以窥见。兼其文字平实无华，字里行间，于荆公之音容笑貌，多所流露，较之《宋史》本传之呆板舛误，相去诚不可道里计也。抑《日录》一书，所记虽限于熙宁奏对之语，然其影响则历绍圣、崇宁以至南宋。荆舒为新党之祖，《日录》遂成宗派之书，每有更张，尊为经典。(10)
在这段总论中，他对日记类史料在研究中的功用，《王安石日录》的史料价值及其具体影响，把握得真确、全面而平允；而援证西方史学应用日记类史料，也见其涉略广泛，视野开廓，展示了超越侪辈的史料基础与史识视野。
张荫麟对他也青睐有加，从西南联大转往浙江大学后仍牵挂这位弟子。1941年3月3日，张荫麟将新作《宋太宗继统考实》邮寄云南大学李埏，特嘱“阅毕请并附札转致丁则良君为盼”，希望听到他的意见，将其作为能够切磋的对象，足证丁则良的宋史研究起点之高。次年，张荫麟英年早逝，他写了《追悼张荫麟先生》，感铭启导其学术路向的导师。
为丁则良赢得学界普遍好评的，还推论文《杯酒释兵权考》。他独具只眼地选择了宋初颇具戏剧性的传闻作为研究对象，乃鉴于这一事件“为宋室奠三百年文治之基，其关系之重大，不言可喻”。但他坚信，“实际政治之中，奇迹例不多有”，便试图究诘一系列“甚可怀疑之问题”：诸如“石守信辈之解除兵柄，果由太祖推诚感召所致？抑别有其不得不遵行命令之原因？此迹近传奇之杯酒释兵权一事，有无附会夸张之处？”其最终目的，不仅“旨在考证杯酒释兵权一事之不可信，并进而推求宋初军队国家化（或中央化）所以得告成功之根本原因”(11)。
丁则良在论文中展现了娴熟精到的考史功夫与治史眼光。首先，他比勘考证各种记录，指出收石守信等禁军兵权，事在建隆二年（961），而非《宋史·石守信传》说的乾德初（963）。接着追溯史源，抽丝剥茧，运用古史辨派“治中国古史，特申古史为层累的堆积之义”，令人信服地指出，“杯酒释兵权”事件也再现了“时间愈晚，故事愈多”的演进轨迹，到南宋中期“乃正式定形，遂成为国史上一大佳话，权力政治中一大奇迹”(12)。随后，他顺便考证宋太祖义结“十兄弟”之说，指出宋代“将太祖（有时赵普在内）故事化的例证甚多，初不限于杯酒释兵权一事”(13)，遂令前一考证突破了史考的局限，兼具了历史认识论的价值。
这篇论文的重点还不在于考据，而是为了探究宋初的兵制变革。他认为，为此“至少亦当追求五代兵制变迁之迹”，便考察了五代兵制变本加厉地沿袭了晚唐以来骄兵悍将的割据之风，而出自藩镇兵制的侍卫亲军制经五代演变扩大终于变为宋代中央禁军体制，禁军兵权则完全操控在两司（殿前司与侍卫司）与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12员高级将领手中。随后他将宋太祖朝禁军诸将的史料一网打尽，逐年排比其选任递嬗，制成详密的年表，有力揭示了太祖自北宋立国起在禁军大将开缺后新委命的继任者都是其后周典军时的中下级部下，成功推行了“擢用亲信中下级干部，屏斥其高级长官之政策”(14)。他还指出，远在代周之前，赵匡胤就着手破坏部曲私兵，多年一贯地交结中下层军校，立国后更因其纵容，“累有军士或军校告讦主将之现象”；及至建隆二年，石守信等禁军大将“乃握有有名无实之兵柄，势固不得不交出也”(15)。惟其如此，丁则良指出，所谓宋初释兵权，“为太祖多年之准备与布置。其间虽无一事足与杯酒释兵权一类佳话媲美，而中央集权之趋势乃造成于潜移默化之中，其意义之伟大，乃更非世人所认识者矣。”(16)
据丁则良之见，“太祖不愧为周世宗之继承人”，宋初军事改革实肇始于周世宗，“其威棱所及，且有甚于太祖。拟另成周世宗之军事改革一文详加考证”。(17)他还附带考证了开宝二年（969）“欢宴罢节镇”故事，认为亦非事实真相，太祖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藩镇权力，既基于中央政权已极稳固，禁军问题完全解决，也由于全国骁勇兵卒悉隶禁旅，藩镇兵力已无抗衡禁军之可能，交权自属必然，“其真相盖亦一势力消长之激烈斗争也”(18)。
在出色论证了宋初释兵权的史事后，丁则良提示两点：其一，两事“均为多年准备布置之结果”；其二，“由是吾人乃知实际政治中固无奇迹出现之可能也”(19)。这篇论文选题之有见，考证之缜密，史识之超迈，深得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的神韵。
丁则良接武张荫麟《沈括编年事辑》，对大科学家沈括也有一组考证文章(20)。其首篇《跋〈沈括编年事辑〉》纠正了乃师推测的生卒年，张荫麟的审阅按语对其结论“很表同意”。(21)但他其后重加考证，“意见有变动，又曾函浙大告知张先生，并将论据一一提出，张先生回信，也颇以这新的意见为然”(22)，遂写成《沈括生卒年考》发表。徐规同为张氏弟子，对丁则良新考提出商榷。丁则良作《读〈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重申己见时审慎指出：“因现存史料有限，而且文辞笼统，不易作肯定的结论”，“希望徐先生和世之治宋史者有以教我”(23)，秉持了史家的求实精神。丁则良是继张荫麟后推进沈括生卒年考订的宋史学家，既表明他追随乃师的学术旨趣，也直率补正了其阙失。
1950年暑假前夕，丁则良结束海外留学，返回清华大学历史系，负责中国通史教研组，与周一良合开中国通史。暑期里，他参加了系里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活动，新拟宋史讲授的详细提纲交付讨论。在讨论中，他就整个宋代农民起义作报告时指出：“宋代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关于方腊起义，更可看出在起义前夕曾举行有声有色的鼓动大会，史料虽少，而价值甚高。这是提纲中应予增补的。”(24)其间，他还在清华以及与北大历史学系联合举办的教学讨论会上两次作“宋代土地问题”的专题报告。这篇报告在其生前始终没有发表，显然认为尚未成熟。报告主要探讨宋代究竟实行庄园制还是租佃制，提出了两个讨论原则：其一，两种制度都有关生产关系，“不能跟生产力的问题分开”；其二，应该关注“各地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因而影响到各地生产关系也有了不同的表现”(25)。他认为，宋代生产力最低的地区存在着旁户与地客；生产力较高的地区已有租佃制；生产力处于前两者之间的地区则存在着“庄”（既包括地主的庄园，也兼指一般的村庄）；“这三种方式加上自耕农，可以说是宋代四种生产关系的表现”。对庄园制是否宋代的主导形式，他坦承“现在我还没有充分的材料来下这样的断语”(26)。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两年间，他编辑了3册《宋代土地问题史料选辑》，第3册内容即为庄园制与租佃制，他讨论宋代土地问题显然以此为基础的。
据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50年度下学期计划，丁则良负责“中国通史第四段的讲授（明史部分）编拟详细提纲。就宋代明代几次农民起义中，选择专题，搜集材料，写出专文”(27)。50年代，他在宋史领域仅发表过《关于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此前张荫麟有《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是探讨其事原因与性质的唯一专文，丁则良承其余绪，补充其未用材料，对乃师的解释提出不同意见。他的结论是，“不论起义的领袖的职业是什么，起义的诱因是什么，起义军的主力恐怕没有疑问地是当时的农业劳动者”；他也关注到旁户“形成了起义军的主力”，表示“将来拟另文讨论”(28)。他的结论是成立的，但此文刊布的年代以及张荫麟题中的“王小波李顺之乱”变为丁则良题中的“王小波李顺起义”，都与农民起义蔚为史学热点息息相关，足见他自觉追随主流史学研究农民战争的主潮。
在清华历史学系存档的“1951年度上学期概况”里，丁则良填报的专长排序是中国近代史与宋史，似已表明治学的转向。50年代初期，他完成了两篇宋史论文与三册史料选辑，无论是否联大时期旧库存的新出炉，终究只是治史方向转轨后的一脉余波，他主动撤离了宋史领域。《丁则良文集》卷首有一幅“则良自书”手迹，编者推测“约写于建国初期”：“近来愈知读史之要，愿得人赠一部二十四史，从头读起”。其时他对中国古代史似仍难割舍，其转换治学领域应该仅为国家与时代计，而非出自内心爱好的自发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