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方法的继承和借鉴

家学渊源给予陈寅恪的，首先是传统国学的良好训练，有关回忆和传记对此多有介绍。其父祖的维新思想也体现在教育方针上，四书五经以外，还为子弟开设了数学、英文等课程。直到后来留德期间，他对数学仍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种现代科学与人文的教育对其治学方法的现代化，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陈寅恪所继承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上，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见解。汪荣祖认为陈寅恪继承的主要是清代乾嘉学派的方法，因而他那部《陈寅恪评传》有一章标题即为“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王永兴则以为乃师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他那部《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有一节标题即为“陈寅恪先生史学主要渊源于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宋贤史学”。这一问题因关系到陈寅恪史学方法的来源，有必要略加辨析。

总体而言，陈寅恪确实对清代学术评价不高，对宋代学术则推崇备至。如果全面准确地把握他对清学的总批判，其要旨有四：其一，“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但清代史学地位卑下，“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其二，清代经学因其材料残缺寡少而解释难以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三，但清代朴学的考据辨伪方法用之史学仍可以多有发明，这是因为“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因而“阎百诗在清初以辨伪观念，陈兰甫在清季以考据观念，而治朱子之学，皆有所创获”，陈寅恪极其推重钱大昕，原因也在于此。其四，清代朴学方法仅能用作治史工具，而不能视为著述规模，还应融合其他外来方法，则成效庶几“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³⁰⁾由此看来，完全割断陈寅恪史学方法与清代考据学的渊源关系，似乎言之过分。

陈寅恪对宋代史学评价极高：“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³¹⁾。他还指出：“材料丰富，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功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³²⁾他对宋代史学高度肯定，出于两点考虑。首先是史识。对此，正如其入室弟子所指出的，他肯定并继承的是“宋贤史学的求真实、供鉴戒的史学思想”。他曾指出：“《资治通鉴》是为宋朝的治乱兴衰而作的，一定要用真的材料，存真理以为政治服务”；正基于此，他推许“《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³³⁾。其次是史法。他曾称赞杨树达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他所谓的宋贤治史之法，即司马光、李焘创立和运用的长编考异之法，其要点是汇集群籍中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史料，“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³⁴⁾。他在另一处认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赵宋史家著述“喜聚异同，取材详备”，“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诚乙部之杰作”⁽³⁵⁾。他不仅在自己研究中（例如李唐世系问题）借鉴了长编考异法的广搜群籍、参证研究、考订解释、折衷一是等具体方法；并在取材上推广到小说诗文、佛经道藏、医籍历算、考古资料和域外资料等，使长编考异法推陈出新，具备了20世纪新史学方法的时代光彩。⁽³⁶⁾总之，陈寅恪所服膺的“宋贤著述之规模”，也就是独具史识、通解史料。

当然，陈寅恪所处的已是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的时代，因而其史学方法决不仅仅是宋学与清学的简单复合，还有待于西方人文科学方法的滋润和融汇。在20世纪史学大师中留学海外时间之长，他是首屈一指的。⁽³⁷⁾借用余英时的说法，这是陈寅恪学习世界史的自觉阶段，他后来研究隋唐史所运用的民族集团、宗教势力、社会阶段、地域背景、经济制度、皇位继承、语言变迁、武力消长、通婚状况等基本概念，都折射出西方史学的深刻影响。⁽³⁸⁾陈寅恪称赞冯友兰“取西方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也正是他自己在史学方法上“实汇中西治学方法而一之”的自道门径。⁽³⁹⁾

留学经历使陈寅恪不仅精通了二十余种外国或异族的语言文字作为治史工具，而且深切体悟了西方历史文化的内在精髓。学术界一般认为，陈寅恪留学期间，主要接受的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的熏陶和洗礼。兰克学派在20世纪初叶以前执西方史学之牛耳，它对陈寅恪的重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自己也承认“既吸收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又结合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等西方的语言文字考据方法”。但这并不是说他对西方史学的借鉴仅仅局限于兰克史学的史料考据方法，西方史学中强调综合和会通的那一侧面，对他史学方法的影响更值得重视。在借鉴西方治学方法上，他是深信并服膺“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他对弟子说，自己研究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马克思的经济史观，也研究过孔德的实证主义、詹姆士及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罗素的数理逻辑。他在瑞士听过列宁讲演，也许还是最早研读过德文本《资本论》而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少数中国学者之一。⁽⁴⁰⁾唯其如此，他在后来的研究中虽然从不认为社会经济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却也相当重视其作用。例如，在论及明清之际盛泽“声伎风流之盛”几可比拟金陵时，指出“其故盖非因政治，而实由经济之关系有以致之”⁽⁴¹⁾。

在西方治学方法如何融入中国学术研究的问题上，陈寅恪明确反对那种因食洋不化而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的做法。他曾表示：在科研方面“不能硬抄苏联，要知道苏联科学来自西欧及美国，一切不能盲从”⁽⁴²⁾。无论在思想文化，还是在学术方法的中西借鉴融会上，他奉行的都是“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所昭示”的“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即“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⁴³⁾落实在史学方法上，就是他对学生所说的：“做学问的工具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这工具和主要研究工作要有联系的，不能联系的不要做。”⁽⁴⁴⁾

在具体研究中，他不拘一格，择善而从，借鉴了西方人文科学中的民族学、人种学和语言学的方法；在语言学方法中，他又根据研究，区别对象，灵活娴熟地运用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等不同方法。他的后期著作《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虽然形似传统朴学的笺证方式，但根本方法却是凭借构成作品的更大的单位作为理解的向导，更神似晚近西方的阐释学。总之，陈寅恪将西方学术方法如盐入水不着痕迹地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融为一体，在方法的自觉上，名副其实达到了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化境。

对陈寅恪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代学者一为沈曾植，一为王国维。沈曾植被陈寅恪推为近世通儒，但他对陈寅恪的熏染似乎主要还是在治学方向上，陈寅恪后来对包括蒙元史在内的西北史地寄予特别关注，似即与其有关；当然，沈曾植博学会通的治学精神对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也有明显的影响。陈寅恪与王国维有着“风义平生师友间”的关系，两人在为人与治学上都称得上灵犀相通、志趣契合，以至有学者以为“在二十年代中国东方学的领域内，王国维的旨趣与陈寅恪最多重叠之处”，因而王国维对陈寅恪史学方法的影响最为直接。⁽⁴⁵⁾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对观堂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作了经典性的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接着断言：“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在其后来的研究里，既不难发现他对王国维以上方法的继承，也能够指认他以诗文证史法对王国维的双重证据法作出的重大推进。

总之，在继承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和借鉴西方现代学术方法的基础上，陈寅恪融会贯通形成了他所独有的史学方法论体系。